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1期
作者：褚庆宜，赵晓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杨凌 712100)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分化、社会流动性增强，基层社区逐渐从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和半陌生社会[1]，这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响应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必然要求[2]。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载体[3]，建设的核心是要在不同主体间形成功能稳定有序且模式化的互动关系格局[4]。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历程，本质上是要将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融入日常生活治理实践，推动“共同体化”的实现[5]，让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
社区是社会治理系统中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细胞，其承载着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的基础功能[6]。基层社区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场域，党组织在此场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时，在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7]。而且，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拓展了制度空间[8]，也为基层公共性的秩序生长提供了重要支持[9]。在党建引领下，党组织的力量不断下沉到基层社区，其以“核心”身份介入社区治理，发挥联结、统筹、引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作用[10]，并重塑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11]。同时，党组织通过多种党建形式嵌入基层社区，提升了党组织的治理权能以及群众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12]，重建了党的领导权威，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13]，并激发了群众的自主性，最终实现“政党引领社会”的“一核多元”共治格局[14]。
以上研究指明了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背景及意义，并强调了在基层社区场域中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及其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和效果，但其都未能对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基础及其内在的运行逻辑进行细致探讨。在基层社区的具体实践场域中，如何通过党组织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以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本文将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为此，本文以永联村社区为例，尝试从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研究视角出发，探讨党组织如何根据社区转型发展需求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并深入考察其如何对各主体间互动关系、有效协作的制度规范进行塑造，从中进一步提炼在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
二、组织场域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新制度主义研究者指出，在将组织视作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行动者时，还要理解更大的组织网络和组织系统，要从以组织研究为中心走向以场域层次为研究中心[15]。当多个组织聚合起来进行互动时，一个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即组织场域便由此产生。在此组织场域中，由于受到共同文化—认知框架、规范性框架或规制性系统的限制，便会出现拥有共同意义系统的组织共同体，并形成一种互惠系统[16]。在制度视角下研究发现，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事务时，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亦构成一个组织场域。同时，在特定的场域结构中，各主体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竞争。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市场、职业、公司、家庭、社区、宗教、国家等多种制度逻辑在社会中并存[17]，党组织侧重于政治化逻辑、政府侧重于行政化逻辑、企业侧重于市场化逻辑、社会组织侧重于社会化逻辑、能人和普通群众侧重于多元化逻辑[18]，这些逻辑间相互矛盾又彼此依赖[19]，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组织与个体的行为取向。在多重行动逻辑的影响下，在组织场域形成阶段，多元主体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展开竞争，很容易形成零和博弈的现象[20]。因此，在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组织场域中，为促进各组织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则需要推动组织场域内部的结构化再生产，让各主体间的互动能在制度规范约束下运行，这也是组织共同体形成的前提之一。而在组织场域内制度规范演化过程中，拥有更多资源的组织主体在此场域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并起到主导作用[21]。
从当前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具体情境上看，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相对于其他治理主体而言，党组织拥有更丰富的政治资源、制度资源以及合法性权威资源[22]，在领导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是“一核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基本模式。“一核”是指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多元”是指社区服务中心、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6]。因此，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党组织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轴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利用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机制，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意识输入各主体内部，推动多元主体达成共识；其二，通过治理成果的共享和荣誉价值体系的构建，打造组织驱动的激励机制，解决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作动力保障问题；其三，依托党建网络将多元主体联动共治的制度规范嵌入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历程，以党组织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建立多元主体在共同体内部的互动协作机制。此三大机制分别解决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组织认同问题、组织运作动力问题以及组织制度基础构建问题，同时也推动了多元主体互动所形成的组织场域由“结构”向“结构化”转变[16]，进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并且，通过三大机制的提炼，厘清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形式和实践路径，也进一步探讨了在当前的党政体制之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经验。
三、村党委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历程
永联村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20世纪80年代，永联村开始创办支架厂、裁缝作坊等小型企业，并借助钢铁厂的发展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为了支持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永联村自1995年开始便进行了多次合村。目前其村域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村民人数11000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村庄。同时，为回应永联村社区治理需求，20世纪末永联村党支部被升格为永联村党委，村社区内的多元治理主体也逐步产生。
(一)凝聚共识，打造治理共同体认同基础
在永联村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村党委对村庄的全面领导，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目标始终贯穿于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具体行动中，并成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共识。永联村党委能够如此行事，是因为村党委不仅掌控着政治性权威资源，还拥有对村庄各类经济资源的调动权。在政治性权威资源掌控方面，村党委下辖着村企党支部、社区内部各党支部组织，其可以利用上下级权威关系、党建活动等途径对村企和社区提出具体要求。在经济资源掌控方面，村党委书记兼任村企及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重要职务，使得村党委能够调动村集体内部的经济资源来推动社区公共治理事务的开展。
其一，对村企发展的把控。在2019年之前，村党委书记和村企的党支部书记都为一人兼任，使得村党委能够及时把控村企的发展情况。村党委书记向村企管理层强调，村企的发展离不开村民长期的支持，并要求村企担负起对村社区的社会责任，为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其二，对社区居委会的领导。在开展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居委会需要村党委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方面的支持与统筹，其在村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社区治理工作。其三，对社会组织的统领。一方面，永联村社区的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均是由村党委利用村集体经济资源孵化而来的，其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区治理事务复杂化的难题。为了实现对各社会组织力量的有效统合，村党委还专门分派了一名村党委委员统管社会组织的事务，以协调各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村党委还根据社区的实际需求设置相应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然后让社会组织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去完成，进而使社会组织围绕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开展活动。其四，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引领。村党委依靠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来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运作与发展。永联村党委将整个社区划分为五大园区，并在每个园区内部建立党支部，将党员小组下移至园区，同时楼道议事小组也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开展民主评议活动，从而形成了“支部带动，小组联动，党员互动”的党群互动格局。
由以上看出，永联村在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实现了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使得各治理主体都围绕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优质服务的目标而行动。经过长期的互动，各治理主体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共识逐步形成，进而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认同基础。
(二)回应社区治理需求，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场域
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永联村的社会环境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并出现了村庄社会结构快速转型下的社区治理复杂化问题。首先，村改居所带来的治理空间、治理规则转变。永联村在1995年到2010年间，经历了前后三次大规模的集体拆迁安置，全村99%的村民都进行了房屋拆迁，并进入小区内生活，村民基本的生活形态完全改变。村民集中上楼居住之后，如何改造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村民能够理解、接受和践行新的生活规则，成为永联社区治理的重大难题。其次，人员的流动带来治理事务的复杂化。随着企业的发展，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永联地区内人员的复杂性、流动性特征逐步凸显。永联村在2010年左右便成为“三个一万”(1)“三个一万”是指，在永联村域范围内有一万多本村村民、一万左右的公司职工和将近一万的流动人口。的超大型社区。在外来流动人员加入的情况下，社区内部主体的复杂性、异质性不断增强，社区管理难度增大。最后，公共管理服务标准提升带来的治理权困境。在建设永联村社区的过程中，永联村党委始终坚持以让居民能够拥有与城市社区同等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为此，在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下，永联村逐步建成了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由于村级组织的管理权有限，永联村面临着如何让这些公共服务设施有效运转的困境。
2011年，村党委为了应对新的变化，向镇政府申请在永联村成立永合社区，并在2013年，经全体居民选举产生了永合社区居委会。此后，村民的基层自治选举政治权利被置于永合社区内部实现，并形成了村委会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明确分工，即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转向经济方面，以成立经济合作社的形式来管理村集体资产，并负责调解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永合社区居委会则专注于社区内部的矛盾纠纷处理、社区公共服务工作。
同时，由于社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居民的许多需求都难以得到回应，进而导致社区居民尤其是原村民产生不满。为此，在村党委的推动下，永联村尝试通过自行孵化专业社会组织来回应居民的需求。目前，永联村已经成功孵化永联公益基金会、张家港益邻社工服务中心、张家港市永联益民服务中心、永联志愿者联合会、永联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孵化和发展过程中都会伴随社区实际的治理需求而进行相应的分工，并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基层民主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
此外，永联村党委还积极推动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形式，构建基层民主议事平台。永联村已形成“村民代表大会议大事、能人议事团体议难事、居民楼道小组议琐事”的三级议事平台以及“媒体平台议丑事”的监督平台，实现了社区居民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充分参与。从表1的永联村社区治理主体的整体情况可知，目前村社区拥有村党委、永联村综治办、永合社区居委会、永联村合作社，以及村党委领导下的各类社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治理结构和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
表1 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具体情况
(三)统分结合，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运作机制
在社区治理共同体运作机制构建方面，通过村党委的领导，各治理主体间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协作模式。一方面，村党委通过为各治理主体分配服务权能，让各治理主体实现职责与资源的有效匹配；另一方面，各组织虽然都有自身明确的职责分工，但在处理社区矛盾纠纷、为居民提供具体服务的过程中，各主体又会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联合，协同处理相关的社会治理事务。这种“分”与“合”并行的运作机制，在永联村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关键人员的交叉任职、各组织间的联动治理、责任共担的机制构建三大方面。
首先，通过交叉任职实现多元主体间的高效协作。永联村能够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合作，其中的关键在于各个主体间的相互嵌套。即每个主体的管理都与其他治理主体相关联，实现了多主体的共建共治，推动各主体间资源和力量的有效整合。在社会组织的孵化过程中，永联村党委便十分注重将各主体的力量都纳入进来。在选择各社会组织的理事长、理事、监事会时，村党委都会充分考虑其他主体的参与情况，让相关联的主体都有相应的人员加入。如表2所示，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是村企董事局主任，秘书长是村党委委员，理事、监事中则包含了社区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为社区书记，理事会成员既有经济合作社的成员又有村企的管理层；益邻、益民、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的组织管理成员都有类似的特征，这就使得各个主体之间能够保持信息与资源的共通，在处理综合性事务时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进行低成本的协作，进而实现各主体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利用。
表2 各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
其次，设立“五联五挂”联动考核模式与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区域协同。在村党委的主导下，永联村创建了“五联五挂”的治理模式，推动区域内各主体间的协同治理。在进行积分考核评比的过程中，村党委将居委会、村经济合作社、公司单位、学校、党组织这五个主体都纳入考核体系，由这些组织共同监督居民各方面的行为表现。如居民在社区因行为不文明被扣了分，在公司单位、党组织、村经济合作社、孩子入学(2)永联的幼儿园和小学都采取了积分入学的办法，社区居民只有拥有一定积分才能让子女入学。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此外，在“五联五挂”的协同治理机制下，永联村还建立了永联区域治理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是在村党委的主持下召开的，会议上各治理主体的负责人会对各项主要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汇报，以了解彼此的情况。同时，各治理主体还会共同研讨下个月的重点工作内容，以统合各主体的力量，形成区域内的协同治理。
最后，坚持分中有合的责任共担机制构建。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产生和专业化发展的历程上看，其仍是以村党委意志为核心，构建一种分中有合的责任共担机制。其一，明确分工，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村党委的主导下，永联村范围内的各社会治理主体都进行了专业化的分工和责任的明确划分。经过不断调整，当前社区居委会主要负责对接乡镇政府所分配的行政性任务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性事务，社会组织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承担相应的职责。如表2所示，公益基金会主要负责社区居民困难帮扶和对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领导监督工作；益民社工组织主要专注于社区老人的养老与关怀工作，提升社区的养老服务水平；益邻社工主要负责社区内部的居民矛盾关系调解并组织各类社区公共活动；社会文明联合会主要任务是通过组织各类评选活动，如“最美家庭”“最美永联人”等活动，推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志愿者联合会则负责配合社区居委会、益邻、益民以及文明创建联合会开展各类志愿活动，通过志愿者的力量，推动各项社区活动的落实。因此，在村党委的统领下，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分工、工作流程得以明晰，呈现了兼顾专业特色的“分”治逻辑。其二，线上线下同时联动，构建责任共担机制。在社区的治理事件处理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并非各自为战，而是以共同协作的形式推动社区治理。永联村在数字平台的支持下建设联动工作站，永联区域内的各治理主体都被纳入此联动工作站。通过联动工作站，相关主体能够实时了解和参与社区内部具体治理事务，并可根据具体需求与其他相关主体进行联动治理，实现治理责任的共担。
四、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场域构建机制
根据前文对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历程的考察，可发现在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场域形成过程中，主要呈现了三大基础性机制：首先是政治引领机制，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利用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性话语对各主体进行引导，推动各主体的组织共识达成；其次是组织驱动机制，即通过构建荣誉评价体系和共享治理成果，激发各主体参与共治的积极性；最后是制度嵌入机制，表现为基层党组织依托党建网络推动多元主体间协同联动制度规范生成，实现党组织的政治化逻辑对多元主体行动逻辑的统合。
(一)政治引领机制：打造各主体组织共识
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各治理主体形成一致的组织共识，这是多元主体实现有效协作的基础。而党建引领的核心工作方法便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即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党的文化思想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思想教育并促成各主体的共识达成[23]。在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结构中，书记、主任“一肩挑”的形式使得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掌握社区内部的政治资源以及经济资源，并获得统领其他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权威[24]。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在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组织场域结构中占据优势位置，其能够将自身的意志灌输到各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中，促进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形成基本的组织共识，推进各方协同治理。
从永联村社区的治理实践经验可知，在村党委的全面领导下，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始终被作为社区各治理主体共同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在党建引领下，社会责任承担一直都被贯彻于村企发展的过程中。如村企每年都以福利分配的形式向村社区提供社区治理的活动资金，进而让社区公共服务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撑。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以及各类自治组织的建立和运作都围绕着如何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进行分工与合作，并均以为社区居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党组织引领下，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被灌输于各治理主体的实践中，使各治理主体的组织共识得以形成。
(二)组织驱动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共治动力
在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组织驱动机制建设一直都是基层党组织推动多元主体共治的重要环节。组织驱动机制的建设对于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在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组织的驱动机制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的设置上。一方面是社区治理效能提升对各主体发展所带来的回馈，即共享治理成果的激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基层党组织推动荣誉评价体系的建设。
其一，让多元主体共享社区治理成果。“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而“人人享有”则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25]。对于村企而言，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让企业获得了更加稳定友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员工能够享受到更高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进而让企业能够降低员工的流失率。据村党委干部介绍，村企员工基本都居住在永联村社区，提升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治理效能，亦是为员工提供额外福利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都能降低社区复杂化所带来的治理压力，进一步减轻其工作负担。而且，在高水平的社区治理服务下，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也会得以提升，社区居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因此，在回应社区治理事务复杂化需求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过程中，各主体都能够充分共享治理成果，形成了各主体间的利益互嵌，进而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持续的组织发展动力来源。
其二，构建荣誉共享激励体系。在荣誉共享机制的作用下，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事务的主体性、积极性被激发。如在永联村党委的主导下，永联村实行了“五联五挂”的奖罚评选机制。各组织通过信息共享共用一套评价体系，形成各主体之间的统一行动，使得各组织内部的成员能够充分地被此激励体系所引导。例如社区居民通过积极参与志愿活动而获得了“最美居民”或“最美家庭”的称号，其在工作单位的升职、加薪过程中，这些称号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因此，在荣誉共享体系的构建下，各主体能够在关联的荣誉评价标准下行动，并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三)制度嵌入机制：统合各主体行动逻辑
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多元主体间互动的组织场域结构亦会随之形成。布迪厄指出，场域结构空间并不是一直和谐、安宁和固定不变的，其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场所，各主体都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博弈[26]。在多元主体博弈的过程中，拥有较多资源的主体会获得优势位置，进而使其能够主导场域结构化发展的方向。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能人和民众等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其各自的行动逻辑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和行动逻辑差异的影响下，会导致多重“博弈”的负向效应，使得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效率降低[20]。由此，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便需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各主体有效互动的制度规范，以降低治理共同体的运作成本。
在党组织引领下，推动多元主体共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便是依托于党建网络所构建的跨组织协作机制。在党建网络体系下，党组织所推动建立的制度规范被嵌入各组织，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化逻辑对其他主体行动逻辑的统合。以党建网络推动协同治理制度规范的再生产，主要利用了党建网络覆盖面广和横向整合组织成本低的优势。一方面，党建网络不仅覆盖了社区行政治理组织，还覆盖了社区内部的各类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各类民间自治团体。以永联村为例，永联村党委的党建网络涉及村企党支部、小区内部各片区的党支部。村党委以党建网络为依托将各类治理主体吸纳到社区治理的平台中，通过党组织引领推动多元主体共治的制度规范再生产。另一方面，党建网络可以利用党员干部身兼多职的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对多元主体的整合。此外，党组织还通过引领多元主体协作机制的生成，让各主体间逐步形成相互的依赖性，推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最终，在党组织的统领下，各主体间实现了分中有合的互惠合作，并在持续互动中实现“共同体化”。
(四)系统联动：组织场域结构化的内在逻辑
以上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为党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共治的组织场域结构化再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支撑，进而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稳定化运行与发展。其中，政治引领机制凝聚了各治理主体的认同，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共识基础；组织驱动机制则有效激活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为治理共同体打造了组织运行的动力基础；制度嵌入机制明确了各主体间的分工协作模式，推动各治理主体间形成互补依赖关系，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建立了组织制度基础。这三种机制分别与党组织的意识形态资源、社会号召力、组织优势密切相关，是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同时，党组织领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组织场域结构化的再生产历程，亦是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本质上是对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重新再调整。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原有相对平衡的利益分配结构被打破，制度的变迁便会随之发生。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为了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制度则会主动参与制度演变的博弈，围绕着制度变迁的场域竞争结构就会生成。基层党组织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则是以其作为主导，即基层党组织以政治化逻辑引领各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制度规范建设。同时，经过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制度性协商，将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进行融合，降低社区治理阻力，实现社区权力体系与社会力量的双向赋权[27]。在此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支持，建立起多元主体联动治理的制度框架，推动了社区治理制度的演化。
其次，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体现了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换而言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立足于社会现实需求，建立起治理主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28]，为治理共同体建构总体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在发展过程中，各治理主体需要回应社区治理需求，并随社区需求变动调整各自的角色定位，其自身生存发展的合法化情境才能得以产生。由上文论述可知，永联村区域内的多元治理主体都是根据社区不同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治理需求而被逐步孵化。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外来的专业社工参与社区治理和建设活动，其将面临着如何获取总体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的问题[29]。永联村社区的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赋予的总体合法性，主要是在村党委的支持下获取。而自下而上产生的情境合法性，则是在社会组织解决各类社区事务、回应社区居民具体需求以及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运作的过程中得以构建。
最后，各主体形成统一的“文化—认知”是社区治理新制度规范实现再生产的基础。在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新制度规范从生成到稳定化运行，需要经历让各主体形成内心认同的历程。在各主体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各主体间才能形成稳定的行动预期，在组织场域内部互动的制度规范才能得以实现稳定化运行。因此，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时，各主体对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规范亦需要经历一个认识与适应的过程。在各主体未能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内在认同时，由于各主体间行动逻辑的差异，则会加大治理共同体的运作成本。由此，各主体间协作的制度规范建立与调整，需要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以党组织的政治行动逻辑统合其他主体的行动逻辑，让各主体间能够在组织场域内部实现高效互动。并且，在进行持续的互动之后，各方主体便会逐步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使得组织场域实现结构化再生产，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作制度规范也得以建立。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对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三大基础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发展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使多元主体能够在党组织引领下，进行分工协作，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在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互动的组织场域逐步实现了结构化的再生产，这也意味着基层社区治理的制度发生了新的演变。在此历程中，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支持的基层党组织主导了组织场域的再结构化过程，其以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其他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多元治理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及理念的引导下形成对社会治理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全面展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客观现实需求与运行逻辑，并从组织互动场域构建的视角进一步理清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内部的角色定位、分工以及运作逻辑。同时，本研究发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性。通过基层党建来推动社区治理，可驱使多元治理主体有效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有助于增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联，进而夯实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性权威基础。对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建设实践逻辑的考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认识。
需指明的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在乡土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乡村社会走向个体化、陌生化，乡村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乡村社会内部非正式规范对村民的约束力逐步降低。在此情况下，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主体，很难形成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约束。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要充分共享多元主体间的治理资源，形成连带式制衡[30]，以增强社区治理效能。同时，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以促进自上而下的正式治理组织力量与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治理组织力量进行有机融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