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伟（湖南 常德）

这是一方鳝鱼黄趟水池澄泥砚，长14.5厘米，宽10.2厘米，高31厘米。上世纪90年代我在成都四川省文物商店购得，砚形制规整，包浆厚重，泥质细滑，温润而泽，是不可多得的鳝鱼黄澄泥砚精品。最为难得的是此砚背款为“小苍山房藏，袁枚”，四周侧面铭文为：“泥成金石，温润而泽，品重文房，器珍三代，船山，张问陶。”二位清中期的大文豪、中华诗坛“性灵”派的领军人物，同在一方砚上刻铭留款，这里面隐藏怎样的玄机？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随园主人，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袁枚为文自成一家，是乾嘉时期颇有影响的诗人，位“乾嘉三大家”之首，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张问陶（1764—1814年），字仲治，号船山，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都察院御史、吏部郎中，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诗书画奇才，其诗被誉为“蜀中之冠”，著有《船山集》《船山诗草》等。

是何原因能够使年龄相差悬殊的张问陶、袁枚成为莫逆之交？相同的秉性、志趣、品德、操守、人生经历是前提。袁枚贤能爱民，到洛阳做官到任就开仓赈灾，减免税赋，治水建堰，恢复生产。他为政终日坐堂，治理有方，他与更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打成一片，心系民生，政绩甚佳，深得百姓爱戴。他生性疏淡，虽身居庙堂却心系山林，他厌恶官府之间的尔虞我诈，他认为做官是为人民谋福祉，并非是上司大吏的高等听差，三十三岁就辞官隐居随园。其自勉对联：“不做高官，并非福命抵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他对世人为追逐名利而送往迎来、失去自我的可笑做了深刻的讽刺。

张问陶嘉庆十五年出任山东莱州知府，赴任后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他为官清正廉明，不徇情枉法，其断案简切透辟，深得民心，后人奉为典范。嘉庆十七年他以病辞官。行前，他念记莱州近年歉收，民有饥馑，将己之历年积蓄捐谷七百石赈济七邑饥民。他在辞官前后写诗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弹，非才早愧不胜官……云衣久已轻如叶，虎背抽身也不难”“决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愤懑沉重心情。他忧国忧民，积劳成疾，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病卒于苏州寓所。二位大家经历、心境、崇高的品德操守如此同出一辙，奠定了他们之间有缘的基础。

袁枚、张问陶同为公认的乾嘉诗坛巨星，又是“性灵”派的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情趣信仰，尤其是对诗歌的理解看法惊人的一致，势必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袁枚主张写诗要直抒胸臆，要写出自己的个性，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倡导“性灵说”，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衣裳首饰后天也。”他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张问陶论诗亦如袁枚一样，一再标举“性灵”，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要有“自身真阅历”：如“性灵偶向诗中写”“传神难得性灵诗”“浓抹山川写性灵”“热肠涌出性情诗”等诗句。特别是“愧我性灵终是我”更显其与袁枚“独抒性灵”本质上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作为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的袁枚，暮年与船山神交，赞赏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

综上所述，袁枚与张问陶两人之间的交往情谊并不是空穴来风，是他们共同人生追求和向往的结晶。此方袁枚小苍山房藏砚，张问陶为之刻铭：“泥成金石，温润而泽，品重文房，器珍三代。”这里面除了对砚之赞美，更多的是隐含了张问陶对袁枚人品、文采的欣赏与尊崇。这样一方突显出袁张二位大家浓浓情意的古砚，厚德载物，实属弥足珍贵，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