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继忠

触摸夜郎魂

■ 文/史继忠

夜郎文化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值得贵州人为之骄傲。

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当汉文化在中原兴起时，边疆地区也出现多种民族文化，夜郎则是“西南夷”文化的代表。所谓“西南夷”，是指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少数民族，川西、甘南为“西夷”，云南、贵州为“南夷”。

中原长期以来并不知道夜郎的存在。夜郎的发现极富戏剧性，是“枸酱引出了夜郎”。那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朝为了制服在两广的南越国，派唐蒙去探虚实。在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吃到一种叫“枸酱”的食品。商人对他说此物产于蜀地（今四川），经夜郎沿牂牁江（珠江上游）运来，于是始知“夜郎沿牂牁江”。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案，借夜郎“十万之兵”，“浮船牂牁江”，直捣南越。由此引出了许多关于夜郎的故事。

《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说“西南夷君什以计数，夜郎最大”。这句话并不是凭空说的，而是基于对“西南夷”社会状况的分析。当时的“西南夷”有许多部落，分属七个民族集团。夜郎、滇（滇池一带）和邛都（今西昌）“耕田、有邑聚”，进入农耕社会，定居而有村落，有政权首领（即“君长”）。其东北的筰都（甘孜一带）、冉（今汶川一带）、白马（今甘南），尚处在游牧向农耕过渡阶段，故云“或土著，或迁移”。而滇以西的昆明等部落，还停留在“随畜迁徙”的游牧阶段。从社会发展阶段看，以夜郎、滇、邛都最高。故司马迁在篇末写道：“西南夷君什以计数，独夜郎、滇授权王印。滇小邑也，最庞焉。”显然，在众多部落之中，以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前后，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及旁小邑归附，派官治理，后来因汉朝集中力量对付匈奴，遂“罢西南夷”，而将夜郎、南夷两县划犍为郡（今川南）管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反，汉朝“发南夷兵”攻打南越，“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汉军顺势灭了且兰，夜郎诸部皆归附于汉，“遂平南夷置牂牁郡”。由此看来，夜郎的故土，当时应为汉代的牂牁郡及犍为郡的一部分。据史家考证，牂牁郡所辖17县在今贵州大部分，云南东部及桂西北一带，而犍为郡南部在黔西北，因此，夜郎故地的主体在贵州。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看，牂牁郡的北面是犍为郡和巴郡（今重庆市），东部为黔中郡（川鄂湘黔交界处），南为交趾刺史部（两广及越南北部），西为益州郡（云南曲靖、陆良、澄江、蒙自一线以西）。

神秘的夜郎之光，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仿佛不经意间就能触摸到夜郎之魂。图为贵阳夜郎广场上的图腾柱。（本刊记者 杨舰/摄）

从威宁、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及普安铜鼓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巴蜀及荆楚迥然不同，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异质文化”，颇具地方民族特色。赫章可乐的“南夷墓”不同于贵州各地的“汉墓”，将死者的头部置于铜釜或铁釜中，称为“套头葬”，在国内外是独一无二的。这里出土了铜釜、鼓形釜和竞渡纹铜鼓，表明夜郎地区铜鼓起源很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发现了数十件铸造的奇异兵器，有带钩的陶模、石范，还有灶、坩埚、泥芯和铜粒，说明夜郎地区可以铸造铜器，在贵州出现的这些神奇而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夜郎故土”的历史见证。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在“西域”发现市面上有巴蜀所产的蜀布和邛竹杖，认为西南有一条路可通印度和西亚，于是派王然于等到“西南夷”寻找这条古道。到滇国时，滇王因从未到过中原，便贸然问了一句:“汉孰与我大？”后王然于等在归途中经过夜郎，夜郎王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件事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事隔千年，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时，以这个典故创造了一句成语，用“夜郎自大”来比喻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的人。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历史上真实的“夜郎最大”不见了，而文学修饰的“夜郎自大”反而使夜郎蒙上了不白之冤，并延及“夜郎故土”上世世代代的贵州人。

（编辑/李姗、张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