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与李白
□臧磊
夜郎与李白
□臧磊
夜郎自古有之，一直以来与诗人李白之间的关联知之不多。自永王之变后，由于受到战乱、流放夜郎及年老等因素的影响，诗人李白的境遇发生了改变，他的诗歌亦随之有所流变。本文即从这一方面分析李白诗歌的这种变化，从诗歌的风格、情感等角度略作探究。
夜郎；李白；变化；风格；情感
最早对“夜郎”这个名词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二则是因为唐代的诗仙李白。
据说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邻近的地区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次，汉朝派使者来到夜郎，途中先经过夜郎的邻国滇国，滇王问使者：“汉朝和我的国家比起来哪个大？”使者一听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这个小国家，竟然无知的自以为能与汉朝相比。却没想到后来使者到了夜郎国，骄傲又无知的国王因为不知道自己统治的国家只和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也问使者：“汉朝和我的国家哪个大？”
就此以后便有了一个极富贬义的成语——“夜郎自大”：专指骄傲无知的肤浅自负或自大行为。夜郎这个词也就随之广为流传，让人见到它，就想到一片荒芜、封闭而又落后的区域。这样的地方自古以来似乎都引不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也就应该这么继续冷落下去了。可偏偏它与一位伟大的诗人有过一次邂逅，而因这次邂逅而再次知名。
他就是李白。李白的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经历与两个地名相关。一个是长安，一个便是夜郎，却是两重境界。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或者说一为天堂，一为地狱。
长安固不待言，李白曾在那里平步青云，讨得玄宗皇帝龙颜大悦，杨贵妃青睐有加。作为当时风靡一时的文坛大腕，“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即使后来失宠，被赐金放还，也还是一流的名人啊。游山玩水闯江湖，到处都有追星族，记得那首《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时的李白过得何等的潇洒自在。
那夜郎与李白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说起来，就得提到唐朝中期爆发的那场安史之乱。当时大乱初起，天下纷乱，连皇帝都吓得逃到四川不敢回来，所有的野心家们似乎都从地下冒出。玄宗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便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想跟自己的哥哥较量较量。兵过九江时碰见了正逍遥在外的李白，觉得这个诗仙的牌子可以利用利用，便征召他为幕僚。而这位怀才不遇的李白也真以为终于有用武之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答应了。可随着玄宗第三子，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即位，以大义之名恢复秩序，随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的从政美梦再次破产，并以附逆罪被逮捕。原本要被判为腰斩死刑的，幸亏当时的大将郭子仪在唐肃宗面前替这位李白说了许多好话，才改判为流放夜郎。
那么真正的夜郎在哪里？夜郎之名最早呈现于《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即楚顷襄王时（前二史误为楚威王），有云：“遣将庄，溯沅水伐夜郎。”史载唐时曾三置夜郎县。第一次是武德四年（公元621）于接近今湖南新晃的贵州石矸，但不过几年在贞观元年（公元627）便被破除了；第二次是贞观八年（公元635）析龙标地再置夜郎县，治所在今湖南新晃，至天宝元年（公元742）改为峨山县止，长达有百余年；第三次是贞观十六年于今贵州桐梓（或称治今贵州正定西北）置珍州夜郎县，和前置的今新晃夜郎县两县并存。在此之前还置有夜郎郡，治所在今湖南辰溪，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废。（见《隋书·地理志》）总之，夜郎这个地域都是在今湖南怀化西部和接近湖南的贵州东部这块地方。不难想象那时唐人对夜郎的概念，都是把它当做一块不毛之地，可以用来流放犯人的所在。
想一想真痛苦啊，夜郎是这么的偏远啊，一路上山高水险，李白可是写过那《蜀道难》的，这夜郎比之四川也差不多了，一路上的艰辛自不待言。加上此时的李白已是一大把年纪了，这幅身子骨能否走到那里还真难说，弄不好半道上就死了。即使真走到那里，谁知道要呆多久啊，自己又能熬多久啊，没准不久人们就把自己给忘了。在踏上去往夜郎的路上，那内心的悲凉与凄苦跟谁诉说！
还记得先前李白曾经写到过夜郎，有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原是安慰被贬官流放的好友王昌龄，表示无论天涯海角，我的思念都伴随那一轮明月与你同在。夜郎虽远，毕竟还有清风，还有明月。应该说当时的李白说这话的时候还是颇有点浪漫呢，现在想想，这有点矫情了。如今，自己落得比王昌龄还惨，也比他更需要安慰。可谁能像自己当年那般，哪怕是矫情地安慰安慰自己呢？遥想那走在通向夜郎的路上的李白，一定是格外孤单，哪怕往日诗情勃发，到此处也是难说潇洒了。
当然还是有挂念李白的人。杜甫有《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那夜郎远在天边，友人的生死充满忧患，诗中都浸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位未来的诗圣不仅在牵挂着、同情着落魄的诗仙，还在为着他鸣着不平，坚信着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跟屈原一样，虽然生前坎坷，但死后必将比长安城里那些速朽的权贵名流拥有恒久得多的荣耀。
也确实如此，李白一生中有很多转折点，其诗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其人生也如黄河九曲十八弯。之前的赐金放还，事业的失意让他迸发出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这样的名作，而流放夜郎这一大悲剧，也同样是李白生活与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人生中的这一大不幸，却给他的创作带来大幸运：李白真正地看破红尘了。之前“赐金放还”时他仍然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此时的他笔下诗篇中的人生境界开始朝大彻大悟转变，真正开始视名利富贵如浮云，更是多了种悲愤情怀。
李白诗歌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此时的诗歌开始采用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议论的手法，叙述用极其平常的语言，显得更加自然朴实。
如《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君为张掖近酒泉，我窜三色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玉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长句。昨日绣衣倾绿尊，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赖遇南平豁方寸，复兼夫子持清论。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诗歌要抒发自己被流放夜郎时的凄苦之情，开首没有直接将自己的感情喷发出来，而是先叙当时战乱和自己被流放的情形，然后写相见时自己的愁苦，再回忆当年天子脚下的得意，相比现在的自己情形，内心显得更加愁苦，美丽的山水也解不了迁客的苦闷，只有歌舞中暂消离愁。较之前期的抒情之作，那种汪洋恣肆，奇诡多姿的文风，已经大大不同，情感的内在冲击力度有所减弱，写法上叙事的成分增多，从而显得抒情和叙事结合的十分紧密。
再如《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回峦引群峰，横蹙楚山断。砯冲万壑会，震沓百川满。龙怪潜溟波，俟时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诗歌先叙扬帆前行却坎坷难行，中间十句写江上所见之景和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最后抒发自己流放的哀伤之情。表达上含蓄，语言精炼朴实。同期诗歌《赠从弟宣州长史昭》、《赠钱征君少阳》、《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赠汉阳辅录事二首》等诗抒发情感不再像前期那样采用直接呐喊或借助梦幻仙游等方式，而是多结合南方美丽的景色来抒发内心情怀。明显的与《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前期诗歌的风格有差异。
除了诗歌风格的变化外，李白诗歌的情感基调也变得低沉悲怆。当李白行至半途，遇赦北还，曾写下《拟古十二首》，其中第九首：“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活着的人象匆匆来去的过路行人，死去的人仿佛是投向归宿之地、一去不返的归客。天地犹如一所迎送过客的旅舍；人生苦短，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此同声悲叹！那么，天上仙界和地下冥府又如何呢？“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埋在地下的白骨阴森凄寂，无声无息，再也不能体会生前的毁誉荣辱了。苍翠的松树自生自荣，无知无觉，又岂能感受阳春的温暖？《日出入行》中所谓“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这不过是“万物兴歇皆自然”罢了。诗人纵观上下，浮想联翩，感到宇宙间的一切都在倏忽变化，并没有什么永恒的荣华富贵。“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悠悠人世莫不如此，一时荣华实在不足珍惜！前人也曾写出《古诗十九首》，但那些篇章在感叹人生短促之后，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享受的颓废情绪。李白在这首诗里虽也同样叹息人生短暂，却没有宣扬那种消极颓丧的思想，反而深刻地揭示出封建浮荣的虚幻。这是诗人对自己坎坷一生的总结，意蕴丰富，涵义深远。可以看得出此时的诗人心理的平衡已经被打破，高傲的诗人看到了现实外力如巨山狂涛般将一己之微躯压倒吞没，自信和狂放被消沉与压抑所代替。经历人情反覆和世故之无情后，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痛楚，他不再沉迷于自我的精神世界里，而多悲叹自我之无力和无情现实对他的身心折磨，由此给诗歌也染上了一层凄凉哀伤的色调，也开始带有沉郁顿挫的意味。
这趟虽未终行的夜郎之旅给李白带来的不仅是苦难，也是诗歌和人生的际遇与成熟。可以这样说，夜郎与李白，夜郎因诗仙而知名，诗仙又因夜郎而更深邃。
［1］顾芬：《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因素》，《学习方法报·语数教研周刊》2011（8）。
［2］高文平：《李白的精神世界》，《青年文学家》2012（23）。
［3］庞君民：《论李白晚期诗歌的变化》，《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刘维治译：《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6页。
（作者单位：安徽省和县第一中学）
［责编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