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第一次看到肖全的作品是那张著名的易知难的照片。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幅多么令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它对得起所有涌向它的赞美和它所引起的轰动，对得起“让很多女孩发疯”的评价，对得起展览时候围着照片不肯走的那么多女孩儿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易知难很美，但她的美还不足以成就那张相片的美。那种美不在于被拍摄者本身的美，而在于那一瞬间的神情、光影，甚至整个空间中的气流。我更相信每一个哪怕姿色平庸的女人，一生中都有过几个这么美得惊心悸魄的时刻，不过，然而，但是——只有易知难遇到了肖全。

肖全对自己捕捉人物神韵的能力不是没有自负，从他在书中引用别人称赞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还说这是“公论”就可以看出。但他小小的自负也就到此为止了。更多时候的肖全，是认真、谦卑、温和的。

许多人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见证了时代。这是很棒的一位时代见证者，但是我看到的不是那些热得烫手的名人，而是隐匿在镜头之后的肖全。

你可以有千百条理由喜欢一本影集，但是我喜欢的理由跟影像无关，我喜欢肖全的文字。一幅好的照片是会说话的，如果摄影师再开口娓娓道来些什么，那就是很棒的一出话剧了。肖全的文字远远够不上美，然而胜在朴实生动，不耍滑头，像他的为人。饶是他在文字中全说着别人的事儿，我还是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里拼凑出一个大约的肖全。

这个肖全，特别诚实，诚实到你一定会怀疑是不是从没有人交代他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说最好。他坦承自己在贾平凹家不敢喝水，因为听说作家患了肝炎。他也特别善良，拍过一个人物就有了感情，再也听不得对他（她）的闲言碎语。肖全不愿意在码头的民工中摆弄相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向农民摆谱的权利”。他懂得感恩，清楚地记得人家待自己的好——在孙甘露家留宿的夏天，孙甘露夫妇二人在一间小屋子里挤挨挨地蒸了一夜，让他“独享了一晚的空调”。他也有点儿较真，当王安忆让他不要找女孩子结婚否则会害了别人的时候，他一点不掩饰自己对这话的不服气，还觉得这个王安忆不是从前的王安忆了。

摄影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一件严肃的事儿了。你看看四处拿着动辄几万块单反相机的小青年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拍出让人很难欣赏的照片，经过修图软件的加工，图片发到网上就有无数人上来讨论器材。我并不是说摄影是多么高贵的一种艺术，我认可所有人都有权利用相机找乐。但是和画画、写作、演奏乐器一样，我总觉得坚持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点点天赋，或者没有天赋，至少要有一点态度才可以为之的。和模特儿握手寒暄以后就摆造型拍下来的照片，跟在与对方促膝长谈、散步买菜以后拍下的照片，是截然不同的。肖全对每一个拍摄对象都是那么认真，认真到有点怯生生的卑微的意思。这份认真给了镜头以“人味儿”。我是极其偏爱美人的人，但是我并不特别中意肖全拍的杨丽萍巩俐或者陈冲。她们真的好美，但是她们自身的美冲淡了肖全生出来的“人味儿”，反而是相貌普通一点的人在他的镜头里别具张力。

肖全的人物没有色彩，很多时候甚至不讲究构图，一张脸大喇喇地戳在画面中。但它们就是抓人，就是好像掀开了纸面就要走出来，就是比那些昂贵器材拍出的精心修饰构图精准而色彩绚丽的照片都要永驻人心。

它们是活的。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

在茶馆里，北岛、舒婷讲他们在国外的事。舒婷说，在西方，妇女冬天也露着小腿，进大厅有人给脱大衣，当然你得给人小费。

顾城只得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还没出过国门。

太阳西下，天色不早了。我们坐上一辆小中巴，大伙儿余兴未减，北岛、李刚带头唱起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护送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笑语飞出窗外，警察和路人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一百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顾城回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1987年1月，北京

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

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一百万元。

这天晚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

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

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三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大音箱传出的巨大音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最高极限。

画家张晓刚的妻子唐稽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

当《南泥湾》的歌声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素不相识的人们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摇动着，他们和崔健一起唱着。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这歌声中，最普通、最麻木的人也被唤醒了。

这种力量，只能在战争年代和足球场上才能感受到。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一些留学生打出标捂：崔健俺爱你！

一个女学生冲上台给崔健献上一支挂笔，幸福地吻了崔健。

崔健看了我的照片，说很喜欢，他最喜欢的是一张小样：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瞪大了双眼注视着台上的表演，他的身后是一排严肃的公安战士。

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有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张照片。

崔健想了想，下了车。我操起机器，按了21张，老崔不停地改变着身体姿式。一分钟后，我心里有数，一幅好照片刚才已经诞生了。

…………

199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张艺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的家。

我们的车穿过长安街，往南郊方向驶去。张艺谋脱下了那件温暖的军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显得十分精神。这是我近半年来第一次与张艺谋独处这么长的时间。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你下面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有一个计划，我想为我拍过的其中几个人做终身拍摄。张艺谋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想拍哪几个。

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你。他点点头表示认同。

出租车在一片别墅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

这是一幢非常宽大舒适而华丽的住宅。不知为什么，我脱了鞋，跟他走进房间，踩在干净冰冷的木地板上，心里便一阵酸楚：张艺谋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张艺谋对我说：“我先给我女儿打个电话，你自己倒水喝，想吃东西冰箱里什么都有。”

张艺谋的声音从二楼传下来：“爸爸实在对不起你，说好了星期六下午给你打电话，可爸爸事情太多，身不由己，我想暑假带你去玩，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用功学习……”

后来他又让孩子的妈妈替他找《一个和八个》的电影剧照……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

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他把我放大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装在镜框里，我们一起布置工作室。

他从楼上抱来一大筒招贴画，有《秋菊打官司》《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巩俐的照片。这些是小姐的，保管好，他说。大家心照不宣忙碌着，要是小姐在家里，这工作室该有多少笑声呀！

1995年2月17日，上海的军用码头，张艺谋在这里拍了一场大戏。这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中的第一场戏。

大家都知道了，前一天的《新民晚报》向全世界发布了张艺谋和巩俐分手的消息。

一些记者像“特务”一样混在人群中，冷不防冲到张艺谋面前采访。制片主任像警卫员一样保护着张艺谋，拒绝一切干扰。

戏拍到黄昏，张艺谋已精疲力尽，随着他的一声：“停！”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刚刚还在风里雨里的群众演员，把这位穿军大衣的导演团团围住，请他签名，那场面感动了所有的人。制片主任说，让他去吧！也许他会好受一点！

黄浦江水，滔滔地流向远方，夜幕开始降临。

“在你的这项长达10年的拍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有不少人这样问我。

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不高明。怎么可能没有呢？我拍王朔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很不顺心。

1991年的那次，我给他打电话，他很客气地推掉了，说他太忙，正在搬家。我相信他一年四季要接很多类似的电话，打发记者的本领是从头学起的，这是一种保护自己正常生活的本领，我现在也时不时地学着用上点儿。

说实话，我不是像批评家杨小彦讲的那样，拍照片完全凭“感性”，顺着性情来，还有什么“温存”之类的。温存是得有，不过要用对地方。面对杨丽萍这样的大美人，谁愿意板着脸？

后来，李媚也说我，肖全拍照片，恨不得跟每个人谈一次恋爱，拍谁就爱上谁了。

李媚的话多少有些水分，不过事情还真是这样。凡是我认真拍过的人，我都用心去爱他们，把他们“占为己有”。希望他们好，听不得别人说他们的坏话。说心里话，我刚开始并不怎么喜欢王朔，尤其不喜欢他的红遍大江南北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玩艺儿。

后来我拍了他，我们相互都接受了对方，我就再不愿听别人对他说三道四的。

现在想起来，拍王朔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开始他还是那样地绕着不愿意：“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他们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片，何况咱俩又不认识。如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一帮哥儿们吃饭喝酒，这样顺理成章地认识了，我喜欢用这种很自然的方式认识你。”

仍然是早春的二月，北京的夜晚，寒气袭人。我放下电话，别人说的没错，是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便，何必要让别人为难呢？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