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点睛：现代摄影 栏头署书：乔惠民（国土名片网总编辑、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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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往事 ——李媚
来自: 关山 组长
2011-09-18 10:08:06
河南往事
一
那年， 1985 年5月，我居然得到单位恩准，参加由于德水组织的黄河之行摄影活动。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完全投入地拍过照片。后来渐渐地也就不会拍照片了。没想到这次黄河之行，竟然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正式的摄影创作，没想到我的拍摄竟然结束在河南，一个从来也没有到过的地方。
我们同行有十多个人，多数是比我年轻许多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周口的业余摄影骨干，同行的还有当时非常活跃的摄影理论家宋聚岭、陈晓琦。那时候的周口，是河南摄影强力之地，于德水、杨峰是周口的领军人物。一个地区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就能带出一大批人来。
记忆中到周口的时候天已近黄昏，长途车带我缓缓进入一个与我家乡竟然有些相像的北方小城。瞬息间，我似乎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那是一种由于年陈久远积孕而成的气息。顿时，倍感亲近。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晓琦和聚岭，认识了李强、赵刚、冯伟光、张辉等人。当晚，在小于的文化馆那间用舞台布景搭成的小屋，我喝醉了…… 现在周口已经在记忆中模糊得收拾不起来了，不忘的只有那条穿城而过的大河，河岸两边是乡野的风景，稀疏散落着矮矮的平房。
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和小于沿河边散漫地走着，聊的话题全是关于摄影，那时候《现代摄影》创刊号已经进入印厂，我们满怀大干一番的激情憧憬着未来。那时候的人，只要因摄影而结识，除了摄影几乎不会谈别的。 永远忘不了的还有，出发那天，小于妈妈给我煮了许多茶叶蛋，热得烫手…… 我们一行沿着河南境内的黄河一直走到陕西与山西交界处。从始到终，断不了田野里随风飘摇的坟标和纸钱，四月，是奠祭故人的日子…… 每当我们站立在黄河滩上的时候，大家总是沉默不语。曾问过小于，你在想什么？小于的目光让我知道，他这一生，永远也离不去这条大河。果然，二十年过去，他的摄影始终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河。他是用一生的终了来完成一个我们现在常说的“选题”。
那天晚上，天是真是黑呀，黑得真是伸手看不见五指。我要小于陪我去壶口瀑布，我想感受黑夜中奔流激越的黄河。也就只站了十几分钟，无比的恐惧攫住了我，轰鸣的水声仿佛形成巨大的深渊吞没了我们站立的岩石，我们旋即沉入无底黑暗！我一把抓住小于，浑身颤抖……如果身边没有小于，我想，那一刻，我将被带离人世。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我们懂得了敬畏，敬畏的不仅仅是自然。人在世上，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超越的。摄影对于我们，是认可现实最好的视觉表达，我想，小于们完全克守于纪实的信念，也许就是基于生命与死亡的体验与认识？
前后几天，小于拍摄了《送葬》和《大河万岁》。《送葬》其实不只是一个瞬间的纪录，而是我们这一路从黄河厚土中看到的那生命与死亡并肩而行的路程。而《大河万岁》则记录了我们的青春激越，那一刻我们刚到黄河壶口，太阳把通体透明的我们送给了波涛翻滚的黄河。
那天，我们穿过风陵渡大桥从陕西到山西去拍麦收，在那个不知名字的村子里，经历了让我们一生都铭刻在心的事。中午，为了给两位自己从来都找不到饭吃的聚岭和晓琦带上两个馒头，让麦收回来没饭吃的老太太满村的喊着骂着找我们。原来，我带走了她家里仅剩的两个馒头！羞愧尴尬自我解嘲之后，我们在心底里沉默了……现在想来，这事的发生根本还是因为摄影者加上城里人的优越。无论如何，摄影者似乎天生地有看别人生活的权利与优越，仅凭这个，就足以让年轻的我们忽视了别人的日子，忽视那些生活中的琐事，其实事无巨细。更何况毛主席说过，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 后来我想，如果老侯在，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他一定知道麦收时节农民家的状况，他知道劳碌后的饥饿是什么滋味。农民的生活是他家常日子。
后来，整整一天的拍摄累极乏极饿极的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回住处，住处的路远得令人绝望。沉默许久之后，我突然开口大喊似地唱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唱，从儿时的歌一直唱到“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那天我们每个人大概是把会唱的歌都唱了个遍。就是这些歌带我们走出了遥遥路途。事后说起，如果没有歌，那天，也许我们真走不回住地。
黄河一路，聚岭、晓琦和我们这些所谓的作者不断讨论“摄影的特性”，摄影特性在那些年，一直是我们兴趣不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后来在《现代摄影》中关于真实性的讨论有直接关系。 后来，小于他们办了一个黄河行的展览。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小于的摄影是从这次黄河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反正后来他在《大众摄影九人联展》中的那些图式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抛弃了对于形式的表面追求，在凝稠混厚的黄河中，体会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沉重，体会到了人的无奈，他也许尝到了从未有过的矛盾与冲突。也许，至黄河行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与忍耐，用恒长持久的耐性去对抗巨大无边的混浊。
后来，于德水和杨峰调到省城，晓琦和聚岭去做电视，周口慢慢在河南摄影中沉寂了。
二
1988 年的初夏，我、老侯（侯登科）和河南的一大帮摄影朋友小于、晓琦、聚岭、朱清河等在卫辉相聚。我记不清当时的陈伟是河南省报驻卫辉记者站的记者还是卫辉宣传部的宣传干事，反正感觉他挺神通的。他找到了一处风景优美僻静的宾馆促成了这次聚会。 那时候正好是中国文化思想最活跃的年代，虽然“观念更新”是最常挂在每人嘴的词，但是更新观念常令摄影人困苦。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寻找自己的摄影方向。
住在卫辉的那几天，即便是游山玩水也一直在讨论摄影的问题。当捆绑与封闭不再成为横隔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时，自由反倒成了一个令苦恼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身体与心灵实在是被束缚得太久，一时间倒很难适应自由的奔跑，甚至，不知道自由为何？再加上我们与世界摄影史的隔绝看到的东西太少，大家常常陷入一种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既不满意传统也不知新的路在哪里？
记得小于问我：《现代摄影》刊登的“欧洲摄影艺术发展新趋势”中一组图片表现什么？我说：我也看不懂，只是想告诉读者，照片还可以这样拍。 也就在那回我第一次去了太行山。那天一辆吉普车坐了十几个人，我们说，如果要举行吉普车载人比赛，我们可能获奖，那车装得呀，真是没有一丝的空间，人摞人人贴人，每个人都提着气，尽量让自己的体积变得小些。我们不知危险甚至希望出点危险才记忆深刻才开心快乐。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玩的！
后来，来了几个闻讯赶来的年轻人，王凡是其中的一个。那是第一次见王凡，小伙子真美，眉清目秀，又不是那种小白脸似的奶油，王凡轮廓鲜明目光清洁明亮，加上一脸的羞涩，让人感觉这是个至纯的青年。没想到他拿出了一组货场的图片。虽然这组图片拍得还不到位，但是，有一种潜在的气质令人眼睛一亮。在这组图片里，货场只是个背景，明显感觉他只是在货场中找到了一种符合他内心表达的场景而已。那摊在地上的帆布隐约忽闪着一种死亡与废弃，那些图片既不是明确的沉重也不是轻浮的伤感，而是令你嗅到了一种似乎难言而复杂的含混，而那些形为稍感古怪的工人状态又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漂忽不定的不确定性，虽然这些照片还不成熟，但足以让人刮目相看。而且，王凡的这组颇具个人性的照片，也给了当时在困惑与争论中的大家一种模糊的提示。
这组照片让我看到了王凡敏感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河南的整体氛围是完全不同的。果然，他后来拍摄了残缺的“模特儿肖像”，再后来拍摄了“管道”，进一步在工厂废弃的管道结构中比较明确地表达抽象的观念，这组作品在《现代摄影》与抚顺摄影家协会组办的“首届全国探索摄影大奖赛”中获了三等奖，并且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些争论与微词。
王凡当时作为河南新锐摄影人一点点地体现着他的天赋与特质。后来，他去了深圳，因为实在不想呆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周口，他希望看到一个更敞开的世界，希望改变自己固定得看得到底的生活。去了深圳的王凡天赋中的那些灵性不知是被生存消磨了许多，还是埋藏在更深处了？总之，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不断令我们眼睛一亮的照片。当然，照片也只是生活一部份，每个人有权而且首要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现实。
我不了解在其他地方的河南摄影人，但是我知道在深圳的俊坡、海波、王凡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别处，他们依旧很河南。
三
小于调到《河南画报》以后，到河南就有了据点。从他第一次带我到纬三路大棚市场里吃过“杨记拉面”之后，每次去郑州到大棚吃拉面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而且到现在我还是固执地认为那是郑州最好吃的东西。后来大棚拆了，一种放肆的快乐没了…… 在那个大棚里一帮朋友围坐在矮矮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喝，说来说去都是摄影和因为摄影的苦恼，那时候的人几乎都很少想照片的出路，能在杂志上发表就是最终目标。
河南的摄影人大多数都一直坚持纪实，只有极少的年轻人一直在探索观念表达，早期的马宽就如同现在的王豫明、田野和更年轻的人一样。只是马宽没赶上现在的年代。而且马宽身上更多些与这个社会不相融的多余人姿态。马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拍了一组“夏日水库游泳的人们”，照片放出来之后，立即将底片烧毁。当时马宽对自己这种行为的解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只是觉得他的这种方式，倒更像是行为艺术。
老侯比我更常去河南，一是因为他的上司单位在郑州，二是他与河南的哥们情谊笃深。许多河南的摄影人现在还常说到侯登科对他们摄影的影响。 2004 年 10 月在北京爱普生影艺坊举办了侯登科遗愿展《黄土地上的女人》，河南的摄影人一下来了二十多个……
那时候，老侯、小于每每见我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现代摄影》还能不能撑下去？记得有一次，当我大谈理想与使命而忘形的时候，旁边从不太吭气的马宽突然说了一句话：“要负责就要有能力！”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和刺痛，我突然发现，自己实际上不是一个有多大能力的人，充其量唐吉科德一个。现在，每当要做事的时候，自然会想到马宽的这句话，会认真地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担当责任。
四
90 年代初我几次试图调整《现代摄影》杂志的办刊方向，而几乎每次产生重大想法自然而然的都会去郑州。也许在潜意识里，感觉河南的摄影朋友们对于杂志很重要。而每次到郑州都会为不同的内容与主题反反复复地游说。记得在《现代摄影》准备改为《焦点》的时候，我还曾准备动员朱清河到《焦点》工作，因为《人民摄影报》刊登的朱清河的图片报道《城市边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朱清河的这组报道我想应该算得上那个年代的佳作。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我也不想让朱清河冒这个险而作罢。
记忆中，姜健、新法好像就是在那些年认识的。记得当初我还曾经拼命地鼓动姜健长期地跟踪拍摄县剧团，总觉得这是一份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遗产，让它悄然没了太可惜。幸亏姜健当时没听我的，要不然他就不会穿梭于世界各国的办展览了。姜健是河南这几个中年摄影家中最聪明最有悟性的。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喜欢他的“场景”，但是，“场景”却是姜健摄影方式的初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当大家还沉浸在独幅照片观念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地知道了独幅图片的难度与局限。只有当摄影寻找到一个主题和一种相应的语言形态的时候，连续的、阶段的工作才是有成效和有整体表达力度的。姜健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对内容的寻找，而在于他在内容确定之后能够找到了一种相对应的语言形态，而这种语言形态是内容有效传达的根本保证。这一点许多摄影人不具备。其实，当一个人只是片断地，散漫地观看的时候，免不了目光也散漫，观察也随意。
第一次见新法，他没怎么说话。他是个需要时间的人，如果真亲近了，就是一辈子的朋友，作为他的朋友，你会有一种家里人的感觉。每次见新法其实并不特别的谈摄影，散散淡淡东东西西，人生况味就在这些散淡东西中成为有重量的东西沉入心底。“河南摄影百家”我编他的画册，发现图片中有一种新东西的萌芽，这个成天钻在地下仓库拍摄文物的新法，也许从那些千百年的物件中悟出了有份量的东西，并且酝酿培育了自己的感觉，他那张站立于黄河边的花瓶，有一种被凝止的非常独特气质，具体怎么来表述这种气质我还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按这个方向走下去，新法的影像会为中国摄影添上独特的一笔。 我曾对新法说，他应该把自己在农村拍的照片整理出来与文字结合出版一本与个人经历的书。新法因此寄给我看他写的散文，写的是他童年的生活，写得真好！
我发现许多摄影人都畏惧文字，但凡他们被逼提笔，文字都写得特别好，自然流淌，像溪水一样。
五
去了三次平顶山。 平顶山感觉不像河南的城市，没有那种强烈的河南味道，也没有听谁说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烩面一解思乡之馋。平顶山挺奇怪的，一直是河南最令人瞩目实力强健的摄影地区。牛国政、武强、王宪平、高鸿勋、王庆祥，钟为田还有离开平顶山而又与仍然与平顶山保持密切联系的王彤、杨俊坡、张惠宾，还有更早就离开的赵震海……平顶山摄影阵容整齐，实力雄厚，并且十几年一直推陈出新，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个摄影的平顶山。
记得第一次去平顶山，作者来了几十个，那时候在文化馆的专业摄影师赵震海是平顶山的灵魂人物，而武强却早已在全国名声赫赫了，可惜那次没见到他。我、侯登科、小于、晓琦、聚岭轮流发言，我讲的是摄影史。那时候刚开完杭州会议不久，范景中在会上强调中国摄影的发展必须补上世界摄影史这一课，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站在世界摄影史的基点上来说话。杭州会议之后，补摄影史的课就成为《现代摄影》的重要内容了。
我发言时，没想到听者中居然有好几位对摄影史是熟悉的，尤其是王彤，能如数家珍地谈到好多著名的国外摄影家。在那个信息仍然闭塞的年代，在那个远离省城应该更是闭塞的平顶山，居然有些年轻人已经掌握不少资讯了。
再看作品时，几十个作者水平的整齐程度更是令我惊讶。那一次我感觉不像是在一个河南的城市，倒像是一次全省作者的聚会交流。而且，王彤、王宪平的照片就已经有一种不安份的潜意识了。
第二次去平顶山已经是 2001 年了。在平顶山呆了五天，下了五天的雪。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看底片。这次基本上算是把平顶山作者的图片看遍了。虽然其中不乏集体行动似的拍摄，但是，每个作者基本都有自己确定的方向，大家都对自己确定的选题投以一种散漫而长期的关注，拍摄方式基本纪实。小煤窑、集市、矸石山、中原饭场、乡村交通、民间风俗……
最深的感触是，平顶山大多数作者似乎都有一种自然平和的草根姿态，尤其是牛国政、张惠宾等人。他们的照片与普通平民的生活姿态，每天买菜、做饭、上下班，一种平实自然市俗的苦乐，一种平静常态的耐性，一种不究其实地活着，朴素无奈安然自在，摄影者与照片中的人群，在一条平行线上，各自行走互不干涉，安然地淹没于芸芸众生中。
他们的镜头是没有优越的，尤其是老牛，看他的照片，活生生一个智慧老道而又不失幽默的老牛跃然影像之中，苦乐哀叹自嘲充满民间智慧。虽然老牛的工作其实并不如百姓那样平常，难得的是自觉保持平常百姓的心态与价值观。要真仔细说中国市俗情景中的市民生活影像，老牛要算是排在前几位的。这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真正是中国实力派的摄影家。
第三次去平顶山是武强以为他看照片为名，实际是想为平顶山的摄影人提供一个交流机会。武强是平顶山摄影圈的核心人物，因为他的人格，他的性格，他的大度，他的能力。有一个这样的人就能把一个地区的摄影人团拢来，形成一个小氛围，实在也是这个地区的福份，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促成外来交流，可以使人际环境变得和谐。
武强对摄影的方式可谓中国一怪，他把每次拍摄回来的胶片自己严格挑选之后，其余全部毁掉不张不留。二十几年下来，武强的底片只有几百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武强要这么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目光一定会有差异性，而且，据我这些年的经验，作者对自己照片的选择往往是有问题的。我看了他的这几百张照片之后，几乎一夜未眠。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武强说我的看法，我怕我的话对他太残酷给他带来太大的打击，这些二十多年的积累实在和他的劳动太不匹配了！没想到当我实话实说之后，武强异常镇定，这个敢于否定自己，能够重头再来的汉子，真是把我给震了！
这次到平顶山最明显的变化是，人还基本是原来那些人，可是影像风格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的差异明显地拉大，影像风格个性鲜明。其实，平顶山摄影人的独立探索在早年已经开始，只是现在，结果才得以呈现。高鸿勋、王宪平的观念摄影成为平顶山群体个别者，其实宪平的屠宰场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寄给过我，当时感觉语言完成度不够而没发。经过了这些年，他又把这组东西重新调整，再次面世。高鸿勋、王宪平和离开平顶山的王彤，在经历了许多年的寻找之后，终于明确定位了自己的方向。
六
继平顶山之后，洛阳也成了河南热闹的摄影城市。我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大多数的洛阳摄影人，交往最多的要算王豫明。建立图片库的机会我还认识了高均海、马宏杰、吕光伟、王立力。均海有点像平顶山的武强，他在洛阳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热心为朋友们创造条件张罗各种摄影活动，只是他的志向不在社会纪实，他的商业图片拍得细致精到。马宏杰和王立力热衷于人文地理摄影，尤其是马宏杰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可谓不一般，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到了《中国国家地理》当摄影记者。
看王豫明的照片时，感觉他跟社会纪实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他那种非常个人化的激情，只要土壤适合立刻张显飞扬。王豫明是河南摄影界的怪才，精灵鬼怪，叛逆传统天性不安。幸运的是，他终于在摄影中找到了一种自由、放松。王豫明年轻时候迷恋蒙胧诗，在这个缺少诗性的时代，照相机使他部份地实现了自己的天性与精神的自由也算得上他的福气。
王豫明、田野算是趣味相投之人，虽然他们的路数不一样。田野在开封，有一次走在开封的路上，一个朋友指着路边的一个门脸说，这是田野的影楼。影楼关着门，好像有些灰暗地紧缩在那一排商铺中间。后来见了田野，感觉他是个完全无心的经营者，当时还挺替他的生存担忧的。田野是个典型的北方大个，而图片却无比的细腻，甚至有一种优伤的柔情。他不像王豫明蹦级似地跳跃，他比较一致，无论拍摄内容是什么，始终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情绪与态度。
七
2001 年，小于要我帮着《河南画报》建河南图片库，我在河南前前后后大概工作了一个多月，这真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最后一趟旅程时我坐在车上不想下来，真希望这样永远地跑下去，没有终点。 我们跑了洛阳、平顶山、安阳，把河南几乎所有拍社会纪实的摄影师的底片看了个遍。其中看得最彻底的要算王明喜。
我眼中的明喜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大哥，他在河南的摄影圈里很有资历。明喜把他从开始拍照的底片一古脑儿全搬来了，卷着的，发黄的，什么样的底片袋都有。在看明喜照片的时候，我们又经历了一次与老侯相处的日子，因为他俩都是铁路上的人，常常结伴同行。
那天，小于把我送到王世龙老师家去看他的图片。老人资料整理的细致条理，陈年往事，一桩一件几乎没有遗漏。看王老的照片，听王老的故事，他真是个生命与意志坚强的人，虽不是九死一生，也是五死一生了。他说，每次他真的都听到死神叩门的声音了，不知咋的，又活了过来。后来看到他写的书，除了由衷的敬佩，真不知该说什么。
在魏德忠老师家看他的照片，有一张记忆极其深刻，那张照片是在文革期间拍的，整个屋子全部的墙面和屋顶密密麻麻贴满了十六开大小的小字报，最有创造性的是，屋顶的小字报不是平贴着的，而是竖挂着的，一行行非常整齐。这种情景惊呆了我和小于，我浑身一阵的痉挛，头脚发麻，经历过文化革命的我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杰作”。这种创举真让当代许多行为艺术大大逊色。遗憾的是，这张照片从未面世。不知在这本《河南摄影五十年》中，魏老师是不是贡献出了这张照片？
当时看河南图片的强烈感受是照片太雷同了，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图式上的。如果把马街书会、庙会的图片放在一起，完全无法分辨摄影是谁。摄影人历来喜欢集体出动，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其实到了现在，拍照已经退后，真正重要的人际交往与友情，朋友哥们儿相聚于某场合谈天说地一醉方休，那种痛快倒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只是，这样的谋杀胶片比较令人心痛。如果是现在，也倒无所谓了，数码无数，哪怕只是为了享受按动快门的快感呢。
当然，这次看到的《河南五十年》影像光盘，情况完全大不一样，除了有许多更年轻的人锐气十足，河南摄影的中坚力量也都展现了个性。几年时间，变化真是非常之大。
八
算命的人说我这人犯官，所以，我这一辈子都远远地躲开当官的人。没想到在河南居然与一个官员成了好朋友，因为摄影。范强笔名婴父，问他为什么叫婴父？他答：女儿婴子的父亲。
早在 98 年，由范强在郑州主持了一个城市研讨会，不知为什么邀请了我，还让我请了广东的美术批评家杨小彦、鲁虹、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侯登科和胡武功，那时候他们刚出版了《四方城》。当时觉得范强很官员，有学养。小于让我看范强照片时，他已转任旅游局局长。自打认识小于，凡他让我做的事我都做，基本不问原由。 范强的照片着实令我惊讶，一个官员，三个月时间，竟然有如此数量和质量的图片。
今年国庆到郑州，又被范强着着实实地震了一把。我从不把范强当成摄影爱好者，当然，也不会把他当成职业摄影师。摄影是他的工作手段，是他城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本来摄影就具有多样性的内涵，范强的天赋与智慧足以让他在文字表达与视觉表达之间自由穿行。我曾经在“婴父的公共空间??摄影作品集”的序言里写道：“这些影像是懂得城市的人才可能带给我们的，婴父以他的智慧和灵气，瞬间把神圣与神秘消解了，在他那里，照相就是照相，照相是服务于他的城市研究课题的一种手段，就这么简单。 婴父在读者、摄影者与城市之间构建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
婴父关于公共空间的理解为我们了解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好的文本。这个文本不是源自对影像的追求，而是取决于他对城市的看法与评价，取决于公共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存在，人与空间关系的变化。婴父把某种特定的信息在空间以及人的经验上拉近了……”
许多摄影人是拍感觉，范强是拍看法。其实真的很感谢范强，他扩大了摄影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摄影的认识，摄影在他那里，真正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份。在多学科的边缘地带，摄影的空间真的可以开得很大。
九
在《现代摄影》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跑两个地区，一是陕西一是河南。后来，不办杂志也没有公事可做了，河南几乎是除了与我还有着许多现实联系的广东之外，最爱也最能去的地方。实际以前杂志发河南作者的作品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去河南，似乎并不完全是为了组稿。河南是亲近安全的地方，不管发生什么，只要到了河南，一切都会好！ 这么些年，我相处的摄影人群中，河南摄影圈是最少人际纠纷的。
于德水、阎新法、姜健这三个河南摄影圈中的核心人物身上都有一种温和、宽容、不叫劲的品格。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想当旗手，没有一个人独断专横，没有一个人私心过重，也没有一个人偏执倔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他们三人经常合作策划实施了河南摄影界的许多大事。“ 95 ’摄影.中原”、“河南一日”、“河南五十年”，他们努力地与河南的摄影人共同梳理、总结和促进着河南的摄影。他们的行为往大了说是为了事业，往小了说是为了合伙做些事，做事的过程本身就有特别的愉快。而这些男人们的日子，缺不了这样的愉快。所以，他们重视友情而且沉浸于友情。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 1995 年小于、姜健、新法三人把没有被商海卷走而执着于摄影的人集结起来办了一个 14 人的大型摄影联展，名为“ 95 ’摄影.中原”。开幕的那天晚上，他们聚在一个小饭馆，小于举杯为大伙祝酒，他说：“这个展览是我们摄影信念的宣言，是我们坚持的展示。同时，这个展览既是摄影我们这些摄影执着者的聚会，又是我们的道别。从今天以后，我们应该告别群体的时代，转向个体。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寻找自己独立的方向，走自己的路，我祝大家一路走好！”这些因为坚持而倍感孤独的人们，刚刚沉浸于相聚的兴奋中，也许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足够的理性理解小于的话，也许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而没听清小于的话，总之，小于话刚落音，刹那间的沉寂之后，突然有人悲声大放，随即大家抱头痛哭，从小饭馆拥抱着哭到马路边……朱清河心脏痛突发晕倒，所有的人围在清河的病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这就是河南那个年代的摄影人。
无论他们选择的摄影之路怎样的不同，他们在情感上无法分开。 我熟悉的只是这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河南摄影人，而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出生的摄影人则非常的陌生。他们和我的这些朋友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属于城市，他们就像城市一样，充满了无法预知和把握的情绪和状态。而我的那些朋友们，是乡村的，泥土和田野的。我和他们之间的情感连结，是在土地上生成的。 这些拉拉杂杂的河南往事，也许不一定准确。其实所有的回忆都是现在的记忆，是不是能实在回到过去时光，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2005年12月5日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