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武仁

40年前，大兴安岭是一个古老神奇的处女地。山连着山，山谷中河溪纵横，漫天遍野到处是苍茫的原始森林，山中蕴藏着数不尽的山珍奇宝，沉睡着丰富的地下资源。过去国家曾试图开发利用这块宝地，曾两次派员进山，都被恶劣的高寒逼出了禁区。山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静得没有人烟，望而生畏。禁区!禁区!ノ矣1962年底，由伊春林区应征入伍，加入了铁道兵队伍的行列，当年便投入家乡伊春林区的铁路建设。完成任务后，于1964年秋，随军第一批来到了加格达奇，与外界通讯地址是：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加格达气8678部队29分队。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板图上标有加格达气，是最小的圈圈，周边是广阔的无人区，苍茫的大兴安岭山脉。

我铁道兵健儿三、六、九三个师，九万余官兵奉命会战“高寒禁区”，部队直插密林深处，向纵深挺进。会战指挥部设在加格达奇。这时的加格达“气”改成了大兴安岭特区政府的所在地——加格达奇。

静悄悄，静悄悄的山林，被我铁道兵各支部队的进入，建点，整个林海沸腾了，会战打响了。

铁道兵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早在抗美援朝战役中是一支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曾是我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将军曾是我铁道兵的政治委员，当时任铁道兵司令员是李寿轩将军，政治委员崔天民将军都是我军的高级将领。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成任505部队司令员(会战总指挥)，政治委员罗玉川(林业部副部长)，统领三个师拉开了会战的帷幕。打开绿色宝库是全体将士们共同的心声。

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条件异常艰苦，过惯了铁道兵生活的老兵，再苦再累也能适应。可难以入睡的新兵，有时半夜常常被冻醒，索性大家坐起来唱唱歌，围着熊熊燃烧的用废汽油桶改成的铁炉子聊聊天，新老兵结对谈谈心。这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啊!帐篷内冷热不均，经常当“团长”，很多战士患了关节炎。后来发明了地火龙，帐篷外烧火，烧火灶上放上汽油桶，还可以烧热水，既卫生又保暖。为防止意外，每天各班的值日生轮流负责在床下检查，防止冒烟及发生火灾。

国民经济由于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部队虽有定量，开始也吃不饱，成天是高粱米，脱水干菜、海带咸黄豆、冻白菜，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战士们视力下降，夜间站岗视力模糊。又冷又硬的高粱米饭，有的战士患了肠胃病。到1965年伙食有了明显的好转，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五好食堂”的四、五好活动。营、连后勤经常组织评比竞赛。师部从嫩江后勤基地给各基层连队调集了大批黄豆，炊事班生豆芽、做豆腐、养猪，粗粮细做，花样翻新，保证了官兵的正常需求。

在当时进军大兴安岭以来，从没有见过水果，八月十五吃月饼，那么奢侈的事战士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次上海籍战士顾阿毛过生日，家中给他邮来了糖果，他珍重地送到了连部，让全连战友共同享受。可见当时物资是何等匮乏。

铁道兵属于特种兵种，服役期为5年。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保持长期稳定，上级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了“劳动光荣，艰苦光荣，当铁道兵光荣”的“三荣”思想教育。“三荣”是广大指战员的座右铭。我六师师部所在地，取名为“三荣岗”(今林海车站)，三荣岗过去叫“西里尼”，鄂伦春语是：鄂家人打猎到此地迷路，便进入“死地”。

部队施工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全靠人扛肩挑。各班、排独立作战，条件好的地段，派用上胶轮手推车，时间紧，任务重，人人肩上有指标，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全员出满勤。部队施工季节性强，几乎是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各班、排挑、应战，不怕风吹日晒蚊虫咬，刮风下雨当流汗，同志们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初春两点钟，天刚蒙蒙亮，炊事班老兵刘小木同志到河边挑水，路过八班工地，他不由分说，操起小车自装自推，到部队上工时，他一人完成了5.5立方米土方。刘小木入川后，在大三线会战中，不幸壮烈牺牲，追记二等功。

将士们为什么士气这么高昂?部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向雷锋同志学习，将闪光的雷锋精神落实到行动上。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深入、扎实、卓有成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溶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田，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荣辱观”、“价值观”、“人生观”。每月一次军人大会，开展《关于爱兵双八条》、《内务管理条例》等活动，定期公布伙食帐目，达到了官兵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官兵平等，密切了干群关系。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党、团员骨干作用。

部队在远离人烟的密林深处施工，大宗物品都是冬天靠冻板道运进来的，夏季基本上与外界隔绝，团部设个军人服务社，战士们用的牙膏、肥皂等日用品均由各连司务长采购来的。小伤小病，连队有卫生员，团部有卫生队，师部有卫生科，师医院设在大乌苏，医院有为数不多的女兵医护人员。重患可转到哈市二二一和齐市的二二四医院。突然有一天深夜，战士常有文同志突发腹痛，经卫生员检查，患的是急性阑尾炎。于是，做个简易担架，由我们四人沿着崎岖的道影子轮流护送去团卫生队。常的老乡，入伍前在牡丹江林校的贺凌山，提着马灯，引来了好奇的山兔，一路上与我们结伴同行。贺凌山指着小兔喊，“常木匠(常入伍前是小木匠)，小兔”。小常在担架上也忘了腹痛，“快让我看看。”当太阳露出鱼肚色，我们抵达了卫生队帐篷后，又匆匆忙忙返回了连队，投入了紧张的施工。

连部与外界惟一联系的是一台专线电话机，只能通团部。连部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各班配有马灯。六五年冬连队才有了小型发电机，只能维持到晚九时熄灯。各班有《铁道兵报》。夜间站岗，炊事班窗台上有一个马蹄表，战士们全是无产者。除学习、施工、站岗、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很单调。连队有时开展兵演兵自娱自乐活动，也勿需化妆，全连围在一起，唱唱歌、讲讲故事。偶尔团部送来一场露天电影。安徽籍老战士扈振财同志自编自唱顺口溜：“清清的水，蓝蓝的天，我为人民扛起枪，架桥筑路人人赞，密林深处把家安……”几年内，只看到两次铁道兵文工团的慰问演出，正像小品即性发挥的那样，铁道兵是插了红旗又拔旗，再插下、再拔旗，意思是指我们当时正修筑“查拉巴奇”段。其不是刚刚把红旗插下，完工后，又奔向新的施工战场?我们没有终点，我们高举着红旗，将全中华织成铁路网。与外界联系，只靠通讯员送来信件、报刊。初春河水刚刚融化，执行任务的三名战士被冰水隔在了河对岸，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附近黑龙江省林业勘测设计队第十工程队有两匹马，帮了大忙，将战友安全接回来。事后我撰写《军民心连心，危急之中见真情》刊登在《大兴安岭报》上。

官兵们习惯了这种清淡寂寞的生活和紧张的施工环境。有一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五八年贵州籍老兵十班副邵老汪同志和十二班长王老丑同志不见了。好奇的上海籍战士许家平同志邀上老乡万镇山同志，尾随其后，转过一个小树林，发现他二人在山包上有说有笑地用苗语对山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近三十岁的人了，邵班副在教老丑班长唱苗歌，回地方后，好与姑娘们对情歌。

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经常“搬家”，官兵把生活战斗的地方，对外绝对“保密”。用书信告之家属，所以家属很少来队。说句实在话，自己睡的是小杆床，没有条件招待家属来队。超期服役的老兵一次次地推迟探亲的假期，推延婚期。父、母病危、病故的加急电报压在床头，默默地承受着内心的痛苦。夏天是施工的黄金季节，等到冬天再安排假期吧!可是苍山隧道施工，不分冬夏，更不分昼夜，战士们24小时轮流作业，头系安全帽，口戴防尘口罩，手捧风枪，只有两个黑眼珠在闪动，全身布满了烟尘。有的战士患了呼吸道感染，个别人得了肺矽病。死神对我们并不可怕，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颗赤胆忠心，没有今日的苦，换不来明日的甜，牺牲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只希望高山腹部早日变通途。

官兵们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早日完成任务。死任务，活时间，主动地加班加点，咬紧牙关，累弯了腰，拼命也要多修路，修好路。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祖国的壮丽事业，为打开禁区绿色宝库之门，甘愿默默无闻地做铺路石子，让时代的列车，全速开进沉睡的深山。

由于铁道兵英勇顽强拼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群体。其中，千斤巨石压不垮的，被中央军委表彰命名的——铁道兵硬骨头战士张春玉。将永远载入我军的光荣史册。

每当我望着一条条坦途和一座座桥梁，往事历历在目，永远难以忘怀火热的激情岁月。如果没有铁道兵当年做开路先锋，如果没有全国民众的大力支援和先期到达的广大林业职工先驱者们爬冰卧雪、生死与共、艰苦奋斗、通力合作、并肩战斗，就不能攻克高寒禁区之门。

我们告别了大兴安岭，告慰了长眠在深山的战友。青山处处埋忠骨。安息吧，战友——大山忠诚的儿子，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在高山之巅，耸立着高高的铁道兵纪念碑，铁道兵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大兴安岭人民的心中。

我们背起了行装，扛起了枪，又奔赴新的战场，会战大西北——四川。

如今与我共同参军的，来自伊春翠峦的14名战友，由于过去长期繁重的劳动，积劳成疾，其中六名已过早地走完了人生。我们幸存的人终于看到了大兴安岭40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40年来，数不尽的金梁玉柱，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有力地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40年光阴悠悠闪过，铁道兵的光荣传统将世代流传。一个老兵深深地祝愿，大兴安岭绿色宝库永远常青，今后将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永远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