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刘时平随王震来到新疆;王震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刘时平也随后调任铁道兵党委秘书;王震调任农垦部部长，刘时平也随后调任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时平曾在王震身边工作多年，经常得到王震的指导和关爱。为表达对王震的怀念之情，刘时平写下《回忆与王震交往二三事》。

进新疆的第一天，看到王震发脾气

1949年11月6日，王震率部分进疆部队指挥员，乘坐苏联飞机，从酒泉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那天随同王震同机前往的，有第一兵团副政委徐立清、兵团参谋长张希钦、王震夫人王季青、六军军长兼政委罗元发、副军长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我当时是六军宣传部副部长，六军进驻新疆后，饶正锡分工接管迪化的城市工作，他要我去协助他工作，所以我也同机前往。

早晨8时左右，王震和所有乘机人员都按规定时间到达机场。王震穿着一件很普通的黄布羊皮大衣，显得特别潇洒。飞机发动后，王震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也站个队，点个名啊！”大家立即在飞机旁站成一横排，按照王震的口令，立正、稍息、报数，王震高兴地看着战友们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指着过了一下数。我是站在最后一个，王震并不认识我，当即问道：“这个同志是谁呀？”未等我自己报告，王季青即把我的职务和姓名向他作了介绍，王震说了句:“啊，这样年轻啊！”挥手让大家登机。

那天天气特别晴朗，起飞不久，从舷窗里即看到巨大的机翼映着阳光从嘉峪关城楼上空一掠而过。过了嘉峪关，飞机开始升入高空。飞机上的苏联同志从前舱过来客气地打招呼说：可以吸烟了。这时，王震站起来点燃一支烟，凝视前方，踌躇满志。其他几位首长也同时站起来。王震高兴地称赞着：“哎呀，我们的祖国真辽阔，真伟大呀！”一番感慨后，王震坐下来和其他首长谈起进疆后垦荒生产的设想来，因为在进新疆之前，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指示他发扬南泥湾精神，建设出新的南泥湾来。那架飞机定员14人，面对面的座位，如同城市的有轨电车，相对而坐正好谈话，因此首长们谈论得非常热烈。

飞行了近2个小时，又一位苏联同志从前舱过来，用生硬的汉语说：“哈密！马上到达哈密！”大家重新活跃起来。王震又站起来注视前方，极兴奋并有所感慨地说：“新疆，过去都说遥远的边疆，在现在技术条件下并不遥远，以后应改称伟大的边疆……”

飞机在哈密一降落，尚未停稳，就有几辆绿色军用卡车满载男女青年，旗帜招展地向飞机旁开来，一看就知道是先到哈密的兵团文工团和自己部队的同志来欢迎了。飞机的排气声掺杂着欢迎的锣鼓声，气氛特别热烈，正迎合着人们胜利进军的兴奋心情，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王震和首长们都站起来准备下飞机，我想，在这种时刻，王震一定会非常高兴。

机门打开，兵团宣传部长马寒冰第一个登上飞机。他穿一件普通的军大衣，神情郑重地向王震立正报告道:“敬礼！报告司令员……”可以看出，他最为激动，似乎跑得气喘吁吁的。没想到，王震见到他后表情变得极为严肃，打断马寒冰的话，严厉地批评道：“你搞的什么名堂？”并挥手示意把汽车开走，马寒冰马上领会了王震的意思，立即转身走下飞机执行命令，让文工团的同志立即停止敲锣打鼓，并把汽车开到飞机后面去。

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在离飞机稍远的地方，有数十名身着民族服装的新疆各民族代表和众多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地向飞机拥来，一时机场上汇成了色彩鲜艳、群情沸腾的海洋。王震和首长们笑逐颜开地走下飞机，和民族代表们一一握手、拥抱，向广大群众招手、致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震发脾气，实在感到突然。我一向钦佩马寒冰的工作能力，当我看兵团文工团来欢迎的汽车时，内心里还正赞扬他善于抓住时机。王震一发火，我甚至也有些懵了，后来才意识到:我们来到新疆民族地区，任务是要使各民族人民从黑暗统治下彻底解放。今天，王震作为党中央和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新疆，各民族人民急切地要欢迎王震，而他也正要急切地会见各民族人民，这是象征新疆已胜利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种时刻，怎能把自己部队人员置于各民族代表之前、把王震等领导同志和民族群众隔离开呢？如果不是王震敏锐地察觉和果断地处理，肯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几十年来，每每忆起此事，我都会感慨不已：王震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家。

当天下午，王震等在哈密与各民族代表进行了谈话，检查了军队的防务。第二天，乘机由哈密飞抵迪化。从此，新疆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征程。

举办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训练班

1950年三四月间，新疆剿匪工作已获全胜，社会安定，新疆省政府已经建立，着手准备社会改革，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办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地干班），把我从迪化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调到该班当副主任。

我当即到地干班工作。那时工作说干就干，很快建立了机构，招生办学，第一期招收各民族学员300多人。

地干班开学不久，王震披着一件黑斗篷带着警卫员到地干班找我个别谈话。我向他汇报了情况，说各民族男女学员学习情绪很高，都认为到共产党办的学校来学习很光荣。王震说：“那就好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彻底解放各少数民族，为人民办好事，这个班为培养解放各民族的干部很重要！你是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要办成像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那样，将来就改为党校，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不在家时，可以找张希钦参谋长、曾涤主任，他们会全力支持的……”

从第二期起，分局和军区决定从驻疆部队抽调300多名营、团级干部到地干班学习，作为社会改革的骨干。因此，地干班即改名为分局干校，分为两个部，一部为营、团干部，二部招收各族青年数百人。第三期训练新疆各中、小学教员，除政治课外，加学文化课。到第四期，干校改名为新疆党校，增设了理论班，专门培养理论干部。

从第二期起，学校受到特殊优待。学员住宿遇到困难，新疆军区立即拨给干校宿舍若干栋；学员缺少服装鞋袜，军区按部队待遇，拨发了服装和鞋；民族学员过节（如库尔班节），军区向全部学员补助肉食和茶、糖等；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中生病的多，军区医院负责定期、系统地给予治疗。有时少数民族群众过节日，王震要我率队前往新疆分局大院去表演歌舞，王震亦同时参与，男女青年们一同欢快地歌舞，以示庆祝。

王震的重视，使新疆党校全体师生深受鼓舞，大家积极参与学校建设，打扫积雪、拆城墙、打蝗虫，并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到山上拉石头，建起了大礼堂。当时，党校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在铁道兵部队

1954年三四月间，王震由苏联治病回京，党中央任命他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和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我写信通过我的朋友杜鹏程，向王震问候。当时杜正在北京修改《保卫延安》的文稿。

4月初，我突然接到王震由地方邮局发来的电报，电文曰：“我已和王恩茂和西北局谈好，调你到铁道兵党委工作，望勿推却，并速来京。”4月中旬，王恩茂由京回到新疆。一天，分局开完会后，他把我留下说：“王震同志现正在宝成路勘察，要你立即动身到兰州会合。”于是，我仓促地办理了党校的工作移交，带着妻子孩子乘飞机到兰州转道天水与王震会合。

见到王震和铁道兵各首长后，王震问我：“调你到铁道兵党委任秘书，你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很愿意随革命前辈到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学习些新东西……他说：“那就好啊，一个人不能光当老大，有时候也要当老二……”他当即交给我一项任务，起草向西北局汇报的提纲，包括宝成铁路北段勘察经过、通车后此地区山货外运、铁道兵到达后的供应和动员民工参加修路等问题。这是我任党委秘书后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汇报提纲起草好后，王震即向西北局作了汇报，很受西北局的重视。

8月5日，王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铁道兵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命令铁道兵抢建黎湛、鹰厦铁路的决策，命令铁道兵部队立即从西北、东北向华南沿海地区进发。他亲自率各有关领导飞赴南宁，与广西领导商讨抢建黎湛铁路问题。为加强领导，他准备把铁道兵部队机关也搬到西南工地去。当时，各军兵种都在北京复兴路一带创建了自己的大院，而铁道兵还没有自己的大院，除司令部机关暂在北京前门的华安饭店办公外，其他机关和家属都暂住在几个大庙里，如圆恩寺、天宁寺等。机关干部正准备建设自己的大院 ，把生活安定下来。一说要把领导机关搬到前线去，不少人思想不通，风言风语。有的说这一来铁道兵司令部不成了游击司令部了吗？有的说司令部在外地，地位就低了，等等。王震说：“游击就游击，我们共产党和军队不就是游击出来的吗？喜马拉雅山地位最高，我们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上去。”由于他的坚持，经过讨论，部队机关最终统一了思想。

经过8个月的拼搏，黎湛铁路于1955年7月1日全线通车。黎湛铁路通车前夕，王震又率领领导机关于1955年5月下旬由广西、贵州移驻福建南平，指挥8个师及1个独立团以及闽赣两省区的民兵，投入到了抢建鹰厦线的战斗。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竣工通车。

关注开发荒地资源，再干南泥湾的老行当

1954年5月，铁道兵抢建国防铁路的任务尚未确定之前，我随王震去黑龙江视察部队。一到哈尔滨，住到国际旅行社，他就很专注地看地图，并约来黑龙江省土地利用局长房定宸、副局长王世英、省农学院院长刘达、副院长刘嘉璋等，商谈开垦北大荒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王震讲了几点意见：一是据廖鲁言部长说，1953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全国每个人不到1000斤粮食，还要准备打仗，这如何能行？二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还不稳定，我们办好北大荒农场，可为援朝部队提供一个后方基地，可以保证前线伤病员有肉、蛋、牛奶等供应；三是铁道兵已经组建起来，任务未定，大批的技术装备（如拖拉机、推土机等）可能修路工程用不了，这就可以用来开荒、工地施工，为铁道兵提供一个技术实地练兵场;四是北大荒地临国家边界，万一有事，还是军垦戍边靠得住一些。王震的意见，受到了热烈拥护。

1956年夏，忙于鹰厦铁路工作的我，正在石家庄铁道兵干校主持一次国家考试时，忽然接到王震由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接国务院令，决定由他组建国家农垦部，要调我到农垦部当政治部副主任。我接到电话后，立即从石家庄赶到北京见王震。那时部队已经授衔，我穿着军服佩带着上校的牌子，王震非常兴奋地说：“咱们就穿着这身军装带着牌子参加农垦，但这就要转业，我这上将要从每月500多元降到400多，你这上校也要按地方级别降下来，你干不干呀？”我当即干脆地说：“为革命，不是为钱，降多少都可以，坚决去开垦北大荒。”

成立农垦部这件事，使王震非常高兴，他当时兴奋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

1956年八九月间，农垦部成立，立即调集干部，在三江平原上建立第一个农垦管理机构，当时叫铁道兵密山农垦局。

完成机构组建工作后，我和王景坤等，陪同王震实地勘察三江平原三角洲。那时正值洪水期，我们租用苏联人驾驶的江轮，由佳木斯出发，到同江口转黑龙江，沿中苏边界而去，再转入乌苏里江。沿江看到一些苏联村庄和路上奔驰的汽车，感到他们比我们先进多了。经过达呼尔族和朝鲜族渔村时，渔村里的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吃生鱼片，十分新鲜。

到达抚远一带，我们随王震登上北岸勘察。大地上是一望无边的莽莽草原，草高没膝，人们一接近草原，立即轰起如蚂蚁大的黑蚊子漫天飞舞，遮天蔽日。那蚊子似乎有意识地追逐行人叮咬，我们穿着卡其布衣服，都被叮得生疼，迫使我们不得不手持树枝，边走边赶蚊子。王震手持两把树枝，边走边舞地走在前面，别有一种战斗情趣。

我们还到了德津口、得利市等地方，这里是中国的最东边，是全国出太阳最早的地方。记得到这里时，地方政府从一位采参老人处找到一棵好野参送给王震，他将这人参放在衣袋里像吃瓜子一样，随走随吃。结果吃得两天睡不着觉，蛮有精神，他说：“没想到人参有这么大的力量！”

视察中，我们饱览了三江平原上“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风土人情，至今难忘。这次勘察，为后来的10万官兵和40多万知青，物色了创业的基地。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是国家最大的粮、豆、肉、奶的生产基地，北大荒的大米、鲜奶等摆上了大城市的超市，备受市民欢迎。我作为王震的老部下，一个农垦老兵，也感到十分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