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原有的安全体系产生动摇。1964年，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据此，中央重新定位了国家安全政策，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判断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拉开了帷幕。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奔赴三线艰苦奋斗，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立下了不世功绩。

横空出世的三线建设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5月27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谈话时郑重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据此，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五”计划的重心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

一、二、三线主要是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线，指沿海和沿边省份；二线，指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指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6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称“大三线”；一、二线省份的腹地又是本地的三线，称“小三线”。三线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在内地建起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为了加快三线建设进度，毛泽东果断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个年代，这两句话迅速凝聚起全国的力量，把最好的物资设备配置给三线，把最好的人员输送到三线，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和行动。

中央决定，对一线和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集中人力物力加强三线建设。

“好人好马上三线！”全国各地400多万解放军官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上千万民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三线建设大军。当初被选中上三线的人员，都感到无比光荣。他们扛起背包，跋山涉水，迁徙到西部的荒塞之地，开始了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风云壮举。

自此，一场持续15年、涵盖13个省区、投入2000多亿元及千万人力的三线建设宏伟战略开始实施。

“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

三线建设工程之艰苦卓绝，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从三线建设的重点“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和成昆铁路）可见一斑。

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毛泽东高度重视，曾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建设大军，集聚金沙江畔这个“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芜村落，“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白天棒棒（抬东西的木棒）压，晚上压棒棒（木棒搭成的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他们充满感情地说：“攀枝花建不好，毛主席睡不着觉，我们能睡着觉吗？”大家慨然表示：不想爹来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花，不出铁不回家。

随着一声声爆破巨响，攀枝花建设工地沸腾了。按设计标准，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要5平方公里平地，可攀枝花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建设者硬是在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山坡上，搬走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采用台阶式布置，螺旋式地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3个大台地上。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号令，要求攀枝花1970年7月1日前出铁，向党成立49周年献礼。“七一出铁”成为攀枝花建设者的共同目标和动力。当时攀钢铁矿主要由兰家火山矿提供，但矿山海拔高达1600多米，如果修建铁路，肯定影响工期。工程兵群策群力，从矿山顶部挖掘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隧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矿车运走，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节约了资金。1号高炉当时仅完成工程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建设者吃在工地，住在现场，日夜加班连轴干，用布满厚茧的双手托起了1号高炉。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六盘水煤炭基地是与攀钢配套的煤炭供应地，在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开发建设。基地取三个地名的头一个字，诞生了“六盘水”这个地名。

1965年，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13万名基建工程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50多万吨物资、4000多台机器设备，齐聚贵州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國”。油毛毡棚、芦席棚、草棚之类的简易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群山的沟壑之中，他们自嘲为“五风楼”，即地面和四面都透风。不少地势低洼的简易房，碰到下大雨，早上鞋、盆漂了一层。但大家乐观面对，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一个个时代奇迹。

煤矿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架电线的水泥电线杆有一吨多重，全部靠人力一根一根地抬上山。有一支20多岁的女兵组成的架线队，把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为赶工期，女兵们不顾摔伤的危险，把25公斤重的一捆捆电线套在身上，然后从山坡上往下滚，滚到山下，电线也就放完了。她们用这个办法，很快就架起了高压线，把电力送到各个矿山和施工现场。

1965年夏天，六枝矿区建设碰到第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修建一条10公里的地宗铁路专用线。这条专线经过的地形极其复杂，需要打2条隧道，跨5座大山，填8条深沟，架4座桥梁，筑10孔涵洞。矿区指挥部发出号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设者高呼“战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加快建设大三线”的豪迈口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1965年12月31日，地宗铁路专用线正式竣工通车，第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在一片欢呼声中缓缓驶出六枝矿区。

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原定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结果1968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提前了整整两年时间。

“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成昆铁路是“两点一线”中“资格”最老的一个，早在1958年就动工兴建了，但受经济条件制约，时建时停。1964年，三线建设上马之初，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穿越地质大断裂带，是一条在世界筑路史上都堪称奇迹的铁路。1964年9月，40万筑路大军重新开赴成昆铁路建设工地，铁道兵以“天高我敢攀，地厚我敢钻”的大无畏精神，在那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千山万壑中安营扎寨。

开凿隧道是最辛苦的活。按工序，在隧道里打风枪需接上水管，以减轻粉尘的伤害，但铁道兵为了抢进度，直接打干风枪。风枪的粉尘使很多铁道兵患上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不仅如此，许多战士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打炮眼一人掌钎，一人抡锤，突遇塌方，坐在地上掌钎的人来不及躲闪，当场被掩埋。那时铁道兵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掩埋烈士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七八十人，整个成昆线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建设者长眠在青山之中。铁道兵就这样用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中，铺就了一条钢铁大动脉。

1970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攀枝花首次出铁，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六盘水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成昆铁路，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变成现实的三线蓝图

从1966至1980年的15年间，广大建设者在火热的三线建设战场，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战略大后方的建设蓝图基本变成现实。

国防工业得到重点发展，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总产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设备水平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达到了建设战略大后方的目的。

三线建设改变了全国生产力布局，建成的一大批工业交通项目，带动了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显著提高了中西部生产力水平，改变了工业集中地区远离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到1978年，内地和沿海的工业总产值已形成四六开的格局，内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56%，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先后建设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基地；建成了湖北葛洲坝、四川龚嘴及陕西秦岭、四川夹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和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自贡、河南中原油田等8个油气田。到1975年，三线地区年煤炭产量达2.12亿吨，年发电量达635亿度，形成了500多万吨原油、5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开釆能力。

同时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三线地区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资金大投入、人员大流入、资源大开发，带来了要素大集聚，形成了兰州、湘中、西宁等以原材料和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区，成渝、关中、鄂西等制造业工业区；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基地；兴建了刘家峡水电站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这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积蓄了强大能量，催生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中西部的荒山僻野上拔地而起。

城镇化迅速辐射和影响了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横断山区等落后地区，促进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改变。据当年四川甘洛县一位彝族老人讲，成昆铁路修筑前，他们连牙膏都没见過，随着大量职工的进驻，他们才知道牙膏是洁牙的必需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实地考察后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当年曾多次实地考察指导贵昆铁路建设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被三线建设者的精神所感动，他说：“大家公认我是一个数学家，多难的数学题，我都能把它解出来，但是，我无法解出铁道兵战士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三线建设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仍留居三线地区，他们的子孙后代为第二故乡的建设继续奋斗着。世人感叹：“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