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解放前夕的潜伏故事
《北京观察》杂志 2011年8期
张雅晶
平津解放前夕的潜伏故事
张雅晶
已届86岁高龄的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奠基人之一的魏宏运教授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为国内外史学家所敬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求学期间，魏宏运已经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为北平、天津顺利解放贡献了一份力量。
成立“革命青年联盟”
魏宏运的家乡在陕西长安魏寨，12岁时随父迁至西安，先后就读于师范附小、兴国中学。抗战胜利翌年，因自小受父亲影响而酷爱历史，又加之仰慕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魏宏运报考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并被录取。
1946年至1948年，正是北平学生运动高涨时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运动此起彼伏。魏宏运和同乡同学同室的哲学系童世杰（童凡）等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毅然投身到时代洪流之中。
1946年12月，美国兵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激起抗暴运动。在辅仁大学校园里，魏宏运和童世杰、郭丕霄、潘树仁等进步同学连夜书写大字报，翌日，他们冲破学校禁令，加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抗暴游行队伍中。
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广场，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地方，魏宏运多次去红楼广场听名家演讲，看大字报、扭秧歌、唱革命歌曲，那里的新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烙记。他开始研读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制历史观的发展》等进步书籍。
1949年前平津风貌
1947年，魏宏运的同学童世杰赴解放区几个月后，又奉冀热察城工部之命，回到北平开展地下工作，改名为童凡。通过童凡的介绍，魏宏运和岳麟章、李若谷、韩应民、韦江凡等人相识，他们志同道合，决议成立“革命青年联盟”。
关于“革命青年联盟”的称谓，韩应民介绍说：“魏宏运提出，‘革命青年联盟’这个名称，简称‘革青’，大家同意通过”，并选出岳麟章为“革青”负责人。童凡向冀热察城工部汇报了“革青”的情况，获冀热察区党委城工部主任王子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监委书记）的批准。后来“革青”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学院、美专、朝阳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校先后建立了支部。北平几个中学，如汇文中学、四存中学、女子一中、女子三中也成立了一个联合支部，还在《华北日报》、《新民报》发展盟员。其中，魏宏运在辅仁大学和华北学院、南开大学发展了近20位盟员，后来魏宏运担任了“革青”南开大学支部书记一职。
转移“黑名单”人员
1948年，童凡通知魏宏运：城工部已经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是地下工作，魏宏运的党员身份一直保密，结果，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宁姓女士，认为魏宏运思想进步，还曾多次约他谈话，启发他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魏宏运善于思考，又机警谨慎、镇定从容，紧急状态之时也能晏然而若，具有一名潜伏者的特殊素质。地下工作复杂多变，魏宏运手边有众多马列主义书籍，他发现窗外面对高墙，是无人去的地方，便将书籍捆好，从后窗用绳子悬于窗外，以躲避特务的侦察和检查。
由于在校内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加之同寝室四人中，已有三人奔赴解放区等原因，魏宏运自然成为中统特务、北平师范大学刘毓贤的监视对象。刘毓贤指定辅仁大学国画系李维邦盯梢跟踪，定时汇报。而李维邦本是有正义感之人，加之魏宏运的启发帮助，李维邦反倒向刘毓贤编造假象，以示应付，实际上常为魏宏运他们开会来放哨。
据《北京革命史简明辞典（1919～1949）》所载，1948年，冀热察城工部决定建立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作委员会，谷全一被任命为书记，鲁刚、岳麟章、魏宏运、王祖陶为委员，崔绍麟为秘书。同年11月补韩应民为委员，岳麟章为“革青”总书记，委员有李若谷、韩应民、魏宏运、韦江凡、陈正纬、王祖陶。
北平学生联合会为促进平津各大学同学间的广泛团结，增强革命意识，组织平津学生春季大联欢。魏宏运到沙滩北大民主广场听许德珩、樊弘、袁翰青演讲，还参加哀悼开封10万冤魂控诉大会。据现存于北京市委党校的王泓（时在华北学院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国家计委）日记记载：“5月3日，星期一，早，宏运来，我和李景贤都未上自习，我们三人在一起起草并书成挽联，带到北大民主广场，参加17院校举行的追悼大会。我们挽联好像写的是：‘民主还是煮民，戡乱还是乱戡？’，吴晗教授写的是：‘美弹美机十万冤魂椎心美国；民权民主五亿百姓痛哭民主’。费青、费孝通二教授写的是：‘依靠人家飞机，乱炸自己人民，云何戡乱；制定临时条款，贯彻手令政治，即是行宪’。”
1948年8月19日，《华北日报》刊登了“中央社”讯，标题是《传讯匪谍今开始》。当天，北大、清华、师院、燕京、中法、辅仁、铁道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学院、艺专、中国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所有的校门，突遭军警宪特包围封锁。100多名各高等院校莘莘学子被投入草岚子监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大逮捕。
面对突来的大迫害，魏宏运他们沉着应战，进行了反逮捕斗争。杨丹在“八一九”大逮捕前半个月，从国民党16军司令部处获得108人的黑名单，岳麟章得知后，及时转告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青”和“民联”负责人，并送给两个组织50张有民政局盖印的身份证，帮助上黑名单人员迅速撤离学校，转移到解放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戴秉衡也被列入黑名单，当时，恰好戴秉衡回江苏老家休假，因担心他返校被捕，“民青”派人到天津火车站截站。这样，戴秉衡经杨柳青直接去了冀中解放区，后改名戴逸。“逸者，逃脱也”，这位逸者，就是人民大学教授、清史专家，现任北京市文史馆馆长的戴逸先生。
收集天津城防信息
辅仁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生活费一直是魏宏运的难题。入学时的学费是父亲的朋友及亲属、同学解囊相助，而生活费则是魏宏运在青年会办的夜校兼课，以此来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第二学年，家中仍无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8月，魏宏运转考声望颇高的国立南开大学，插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1948年11月25日，魏宏运到北平参加“革青”总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与南开大学化学系王祖陶初次见面，会议决定成立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作委员会天津支部，由他和王祖陶、姜丁铭三人负责，原隶属鲁刚领导的北洋大学9名成员也归入他们领导，并决定每周派人向总部汇报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国民党在天津各方面情况，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争取在津国民党的一些重要部门起义，为解放天津做准备。
天津解放前夕，魏宏运接到调查天津守城国民党军队城防等任务。先是北平岳麟章委托王黎（原名王庆璨）去往天津，把天津国民党军队城防调查表交给魏宏运。王黎时为北平华北文法学院的学生，她是辅仁大学教育系学生王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于苏州大学中文系）的妹妹。王迈是魏宏运好友，在“八一九”大逮捕中曾被国民党投入特刑庭。
为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魏宏运和王祖陶、姜丁铭、丁佛恩、张尔泰等人做了大量实地考察，收集到很多情报，如天津军火储藏及转运情况、海河航运及轮船业的现状、联勤仓库物质器材的数量以及天津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状况，细微到天津市街区所设碉堡和路障、关卡的数目和所在的路口，墙子河上的桥梁等。他们把调查情报写好，再由王黎带到北平，交给住在红楼的岳麟章。王黎聪明机智，身穿时髦皮大衣，将调查表缝在名贵的手笼内。很难有人想到，这样一位气质典雅高贵的小姐，竟然是在给共产党传递情报。新中国成立后，王黎成为魏宏运夫人。
向解放区转送干部
解放前夕，香港和上海等地很多进步学生以及爱国人士都渴望去解放区，但由于国民党层层封锁，陆路交通受阻，这样一来，天津就成为从海上进入华北，转道解放区的中转要道。魏宏运他们在收集国民党在天津各方面情况的同时，还肩负着帮助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奔赴解放区的重要任务。
“从1948年秋天到1949年解放的半年时间里，我最起码亲手送走70人到解放区。就读复旦大学的吴怀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江西师大历史系书记），是我中学同学。他先后介绍两批进步学生北上前往解放区，共十四五人。其中有袁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发言人）、田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学洁（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党委宣传部部长）、高有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原商业部）等。袁木等青年学生抵达天津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找到南开大学，我负责接待，安排他们一行的食宿、安全，和送往华北解放区。我先把他们秘密安置住在学生宿舍里，再找人借来服装，帮助袁木等人装扮成做小生意的外地客商，躲过中统特务的搜查。然后，又找关系办来通行证，把他们安全送出天津城，介绍给下一站——北平岳麟章，带到位于顺义的城工部，再转抵华北解放区。”
魏宏运他们有三条路线通往解放区：其一，通过冀东唐山；其二，由北平到顺义；其三，经天津至泊镇。至泊镇这条路线，由华北学院“民联”组织负责人朱宝书掌握，魏宏运与朱宝书关系甚密，彼此之间绝对信赖。魏宏运先后介绍了数十人，经朱宝书处去往冀中解放区。其中，华北学院人数最多，大多是学生也有职员，南开大学也有几位。
魏宏运夫妇近照
迎来平津解放
1949年1月15日，在隆隆枪炮声中，天津迎来解放。1月31日，北平也和平解放。魏宏运和师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欢呼胜利。他从此不必潜伏从事革命工作了。
这一年3月，他和王祖陶赴北平东四六条韩应民住处，在平津工委书记谷全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北京市财税局）、平津工委组委鲁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北京市文化局）、平津工委宣委岳麟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政治系）领导下，同地下“革青”各支部负责人一起，汇总地下党员、“革青”成员的花名册。魏宏运和王祖陶还写了天津“革青”概况，向组织汇报天津“革青”工作。
从西安师范附小、兴国中学到辅仁大学、南开大学，魏宏运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有共产主义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学者。如今，每天清晨或黄昏，于南开马蹄湖畔、芝琴楼前，魏宏运偕夫人散步，蜷曲疏发迎风轻拂，超然之致，清绝忘尘，人皆尊称“南开一号”。回首往事，这位播芳海外，桃李天下的耄耋老人，无限感慨地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直是指引我前进的信条。”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