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青，曾 伏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实施作为新时期的重大决策部署。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相应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那么，我国及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及战略实施的成效如何？各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是否存在不平衡发展？是否存在某种显著的收敛特征？以上问题的解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乡村振兴的现状、发展差异及趋势，并有助于为乡村全面振兴这一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出科学的发展政策建议。

既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研究。张挺等从产业兴旺等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AHP法与熵权法的平均权重对2013～2016年我国35个实践调研样本村的乡村振兴水平加以测算，发现乡村振兴模式实施时间越久，村落取得的乡村振兴成效越显著。[1]闫周府等同样从产业兴旺等五个方面匹配和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专家打分的综合赋权测度了我国2016年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发现我国乡村发展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和不均衡现象。[2]韩欣宇等则从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三个方面，构建村庄发展度指标测度了山东淄博昆仑镇各村的振兴水平，认为该地的大多数村落都属于生产、生活的收缩乃至衰退型的较低发展水平。[3]毛锦凰等同样从产业兴旺等五方面匹配了26项二级指标，结合差异系数法与熵权法测度了2016年我国31省的乡村振兴水平，认为我国省份乡村振兴水平普遍较低。[4]陈俊梁等从产业兴旺、基础设施、城乡治理及人民生活四个维度，使用熵值法及因子分析测度了2018年华东六省76市的乡村振兴水平，认为浙江与江苏两省内市际乡村振兴水平较高于其他几省。[5]综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对目标方向的明确和相关研究的发展，现有的测度研究采用的评价体系更为完善，并通常结合权威的赋权方法测算乡村振兴水平。但是，既有研究仍普遍存在研究年份不足、数据获取困难、适用范围不广等问题。鉴于此，本文亦以产业兴旺等五方面为基础，匹配和构建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测度2006～2020年我国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二、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研究。徐雪等比较了测度出的2011～2018年西部12省乡村振兴水平，发现内蒙古和新疆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优于其他省市。[6]吕承超等[7]、薛龙飞等[8]均使用Dagum基尼系数法对测度的我国30省的乡村振兴指数进行考察，发现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和东-西部区域间差距相对较大，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卢风英等使用泰尔指数法进行考察也得到了类似结论。[9]尽管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市际或更微观层面的乡村振兴空间差异[10]，但该类研究的主体覆盖范围相对较小。综上，本文亦在测度的基础上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探求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差异的分布、交叉重叠及来源。三、乡村振兴水平的收敛性研究。基于Solow[11]的思想，经济发展存在一个稳态水平，收敛性则指经济发展会逐渐趋向于这一稳态。依照该理论，全国及各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也可能具有各自的收敛特征。然而，当前学者们更为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或与乡村发展与振兴相关方面的收敛性[12-15]，而关于乡村振兴水平收敛性的研究亟待开展。因此，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法考察了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σ收敛特征，并使用空间模型考察比较了乡村振兴水平的β收敛特征。

二、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研究方法

(一)乡村振兴水平测度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20年我国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基于体系构建的科学、有效性和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同样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选取了26个指标构建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

表1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托上述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测算得到的我国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如下表2所示，限于篇幅，仅列出部分年份结果。可以看出，2006～2020年全国各省乡村振兴水平的相对大小与直觉预期较为符合，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科学性。

表2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算结果

从全国层面看，乡村振兴水平由0.128逐年增长至0.260，实现了103%的大幅增长，特别在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两年的实施期内提升最大，这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全国及绝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振兴仍不充分，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需坚定不移地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争取在中长期稳步提升至较高水平。具体到省际层面，绝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同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提升最为显著，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在各省均得到迅速和深入的贯彻落实。从数值看，高值方面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东部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特征，乡村振兴水平靠前的省份基本出现在东部的上海、苏州、山东与中部的河南、湖南等地，西部则仅四川近年来最高进入全国前五；低值方面则呈现“西部为主，东中为辅”，乡村振兴水平靠后的省份在大多数年份以西部的西藏、青海、重庆、宁夏为主，东部的海南和中部的吉林的乡村振兴水平也相对较低；从分化特征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具有一定的内部差异，特别是近年来东部区域内乡村振兴水平靠前的省份较多，而海南、辽宁乡村振兴水平又相对靠后，因此其内部分化趋势相较于中、西部区域更为明显。

对比观测期内党的十八大前(2006～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2012～2017年)和党的十九大后(2017～2020年)全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变化。从全国层面看，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全国乡村振兴水平由0.128提升至0.156，再至党的十九大提升至0.191，党的十九大后至2020年则提升至0.260，三个阶段全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392%、4.180%和10.780%。可以发现，尽管我国乡村振兴水平随着增长会逐渐趋向于稳态，但提升速度反而不断加快，这反映出我国对于乡村振兴的探索不断完善，政策着力点更加精准，政策措施愈加合理，落实成效更加显著，逐渐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具体到省际层面，绝大多数省份的增长率变化规律也与全国层面类似，这体现了全国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的提升并非来自于少数省份的偏态增长，而是来自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完善。从数值看，三个阶段的高值方面始终呈“东部为主，中部为辅”的特征，西部则仅四川省乡村振兴水平排名有一定上升。低值方面则呈现为党的十八大前以“西部为主，东部为辅”，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则“西部为主，东中为辅”，党的十九大后再次呈“西部为主，东部为辅”特征。以上特征综合反映出三个阶段的乡村振兴水平高低值方面变化较小。从分化特征看，由于三个阶段各省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变化不明显，因此三个阶段的分化特征变化与观测期整体的演化特征类似。

(二)研究方法

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

假定总共有n个省份，划分为m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有nj个省份，则基尼系数G为：

区域间差异与用于衡量区域间交叉重叠现象的超变密度贡献的公式分别为：

Djh则反映了区域j和h间的交互作用，其公式为：

(8)

(9)

其中，djh为区域间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的差值，表示区域j和区域h中所有yji-yhr>0的数学期望；pjh为超变一阶矩阵，表示区域j和区域h中所有yji-yhr<0的数学期望；Fj和Fh分别表示区域j和区域h的累计密度分布函数。

2.收敛模型

(1)σ收敛。σ收敛是指不同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的离差呈现随时间缩小的态势，为剔除均值大小不同的影响，选取变异系数法考察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σ收敛特征：

(2)β收敛。β收敛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通常用于研究地区间发展水平是否逐渐趋同。本文将其模型用于研究全国及各地区不同省份间的乡村振兴水平是否存在趋同趋势。其中，绝对β收敛指仅考虑乡村振兴水平本身的收敛状态，条件β收敛则是在对一系列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后的收敛状态。基于Barro[17]的研究,传统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模型如下：

进一步地，由于各省份间存在各类要素的流动，同时一省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的变动可能对邻近省份存在示范或虹吸效应等作用，因此需同时考虑不同省份间乡村振兴水平变动可能存在的空间依赖性。若不同省份间的乡村振兴水平年增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时，应采用空间模型进行β收敛分析。综合Anselin[18]和Elrost[19]的研究，本文构建一般化的考察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的空间杜宾模型，形式如下：

(14)

其中，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γ(γ1)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γ2z(z=1,2…n)分别为z个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当γ=0(γ1=γ2z=0)时，SDM模型退化为SAR模型；当ρ=γ=0(ρ=γ1=γ2z=0)时，SDM模型退化为SEM模型(1)基于LM、Hausman、LR等一系列检验结果，本文最终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下均选取双向固定效应SDM模型，检验过程略。。Wij为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欧式地理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公式如下：

其余符号含义与式(11)和(12)中相同。

三、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进行测度和贡献率分解，图1呈现了一系列分解结果。

(一)总体差异

首先，图1描绘了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基尼系数G的演变情况。可以看出，其演变过程为：2006～2008年呈下降态势，2008～2016年趋缓波动，2016～2020年显著下降。综合来看，2006～2020年间，基尼系数值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观测期总计下降30.599%，年均下降率为2.186%。该结果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下，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特别是近年来的总体基尼系数值出现了更加显著的下降态势，表明新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地区差异得到了进一步收紧，反映出了各级政府实施和落实乡村振兴和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乡村振兴与协调发展并非一日之功，全国乡村振兴水平也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应继续砥砺前行，努力使相关政策落实更加高质高效，在长期上争取基本实现乡村振兴水平的协调发展。

图1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贡献来源

(二)区域内差异

其次，图1描绘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内差异的演变趋势。从趋势来看，东部区域总体表现为“小幅震荡-趋缓上升-显著下降”态势；中部区域总体表现为“明显下降-温和震荡-趋缓下降-显著上升-大幅下降”的演变过程；西部区域则表现为“小幅波动-趋缓下降-小幅回升-大幅下降”的过程。整体来看，东、中、西部的基尼系数值相比观测期初均有所下降，即三大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态势，但东部区域波动相对较大，下降幅度最小。横向对比来看，观测期内整体上西部区域内省份的乡村振兴不平衡程度最高，东部区域次之，最后是中部，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2177、0.1902和0.1858，但截至2020年西部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内差异得到了有效控制，区域内差异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区域中上海、江苏、山东等省份的发展水平较高，地理位置和气候更加优越，各类要素相对充足，这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这些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始终居于全国前列，而同为东部省份的辽宁、海南等省份在这些要素方面相对缺乏，乡村振兴水平与前述省份的差距较大，因此东部的区域内差异较为明显；西部区域内差异同样凸显，这可能源于其内部部分省份如四川、云南努力打破该区域省份普遍居于乡村振兴水平低位的困境，因此拉大了与后进省份的差距，而近年来逐渐有更多后进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得到提升，从而乡村振兴区域内差异得以缩小；中部区域的内部差距相对最小，乡村振兴水平更为均衡，表明该区域省份的统筹发展政策效果相对较优。

(三)区域间差异

再次，图1呈现了2006～2020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区域间差异的时序演变。从演变过程看，东-中部区域间差距在绝大多数年份呈现小幅波动的态势，仅2008和2020两年出现了明显下降；东-西部区域间差距则呈“小幅上升-大幅下降-波动下降-明显下降”的演变过程；中-西部区域间差距则呈现“明显下降-温和震荡-趋缓下降-小幅回弹-明显下降”的变化过程。整体来看，三大区域两两之间的差距均有所缩小，但东-中部的区域间差距缩小幅度相对较小。横向对比来看，观测期内东-西部区域间差距最大，中-西部次之，东-中部最小，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3319、0.2801和0.2040。出现该状态的原因不难理解：东部区域省份的各类要素禀赋、地理位置优势和交通建设带来的流动便利性等条件均优于中、西部区域，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与更充足的动力，因此东部区域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普遍较高，相对而言，中部区域次之，西部区域则相对最次。因此，东-西部的区域间差距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中部的区域间差距，始终保持相对最大，但同时可以看出，通过西部地区排头省份的不断努力，东-西部和中-西部的区域间差距也在随之缩小，西部区域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后追势头。

(四)差异来源及贡献

最后，图1展示了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的贡献来源及比例大小的演变情况。从差异来源的变化趋势看，区域内差异呈温和持续的上升态势；区域间差异呈现“小幅上升-大幅下降-波动下降-明显下降”的演变历程；超变密度经历了“小幅下降-大幅上升-波动上升-明显上升”的演变历程。从贡献大小看，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于2006～2018年的第一来源是区域间差异，第二是区域内差异，最后是超变密度；2019和2020年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则升至第二。从图1可以看出，三者间贡献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特别是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大幅下降，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则逐渐反超区域内差异。

四、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一)σ收敛分析

图2展示了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变异系数的动态变化。从演变趋势看，全国层面的乡村振兴水平总体表现为“明显下降-温和震荡-趋于下降”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观测期内其趋势以下降和温和震荡为主，总体则呈下降趋势。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变异系数则表现各异，具体来看，东部区域表现为“温和震荡-稳步上升-趋于下降”的变化过程，观测期内其总体变化趋势以稳步上升特征为主，但近三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使得总体变化持平。中部区域则表现为“明显下降-波动震荡-趋缓下降-明显回升-大幅下降”的变化过程，即观测期内其下降年份要明显多于上涨年份，虽然近年出现明显回升，但又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西部区域表现为“波动上扬-波动下降-小幅回升-大幅下降”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观测期内西部区域变异系数多数年份波动下降，近两年则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

图2 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σ收敛演变趋势

总体来看，相比于观测期初，全国层面的变异系数共下降了31.44%，即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分别下降了33.708%和36.379%，显然也均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东部地区长期的稳步上升和近年的大幅下降完全抵消，变异系数不变，即总体上不存在σ收敛特征。上述结论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观测期内全国、中部和西部的内部差异均明显缩小，东部地区则基本持平。

(二)β收敛分析

1.空间自相关检验。为检验2006～2020年间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测度(2)限于篇幅已省略，有需求可向作者索取。。可以看出，我国乡村振兴水平的Moran’s I指数在绝大多数年份为0.2以上的正值，且这些年份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余年份的Moran’s I指数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能够说明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2.绝对β收敛分析。通过LM、LR检验，选取双向固定SDM模型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绝对β收敛进行考察，如下表3。可以看出，当假定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各省的经济特征完全相同时，全国及三大区域的β系数均显著为负，即乡村振兴水平均存在绝对β收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收敛速度依次分别为0.019、0.017、0.038和0.025，半生命周期则分别为35.763年、40.218年、18.154年和27.348年。即中部区域的收敛速度相对最快，其区域内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省份要“追赶”上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省份的时间相对最短，西部次之，全国再次之，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相对最慢。

表3 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空间绝对β收敛

此外，全国层面的乡村振兴水平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说明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调控下，整体视域上乡村振兴各类要素的合理分配与“示范效应”对邻近省份乡村振兴发展增速的正向作用略大于资源集聚的“虹吸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从而一省的乡村振兴发展增速的提升会对邻近省份产生微弱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空间自回归系数ρ均显著为负，说明分地区视角下，一省的乡村振兴发展对资源产生的“虹吸效应”更为明显，从而显著地降低了邻近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增速。在前文关于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和贡献率的分析中发现，全国总体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趋于下降，但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却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这也为本结论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3.条件β收敛分析。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量：①财政支农支出(lnfsae)。财政支农资金通过减税、补贴、投资等手段改善民生，多方面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本文以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金额衡量财政支农支出。②财政文体支出(lnfce)。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体方面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同于财政支农支出。对于不同的地区，财政文体支出既可能促进乡风文明的建设，从而有助于提高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率；也可能因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的不匹配，更多地挤压了支农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支出，反而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文化体育及传媒支出作为测度财政文体支出的指标。③乡村就业活力(lnrev)。乡村人员就业活力的增加将直接促进乡村产业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生活富裕水平，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的攀升。本文选取乡村个体就业人员及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之和测度乡村就业活力。④贸易开放(open)。一省的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和政策目标不同的省份可能具有不同影响，对于农产品出口较多的省份，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可能会促使乡村产业得到比相对封闭时更快的发展，从而对乡村振兴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部分省份可能以培养先进产业出口竞争力和整体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更多地生产和出口先进非农产业的产品，但在不忽视对农产品出口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的背景下，贸易开放也不会显著挤压乡村产业的发展，最终贸易开放可能不会对乡村振兴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上述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和《中国统计年鉴》。

添加上述控制变量后的空间条件β收敛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考虑到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各省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的前提下进行考察，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的β系数依然均显著为负，说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分别为0.024、0.024、0.042、0.034，相应的半生命周期则分别为28.466年、28.308年、16.613年和20.092年。可以看出，在考虑财政支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后，全国及三大区域的收敛速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半生命周期也随之缩短，该结果表明上述控制变量的引入促进了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β收敛，使得全国及三大区域内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省份“追赶”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省份所需的时间更短。此外，全国及三大区域收敛速度也有一定改变，其中东部收敛速度的加快最为明显，使得收敛速度次序呈现中部>西部>东部>全国的特征。此外，与上文类似，在考虑控制变量的前提下，依然呈现全国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三大区域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负的特征，进一步验证了绝对β收敛分析中相应结论的稳健性。

表4 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空间条件β收敛

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全国及东、中部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财政文体支出对全国和中部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对西部则产生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西部文化的地域特色、原生态性和多元性在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下，更好地以整合和发扬西部文化资源的方式推进了乡村振兴发展的速度；乡村就业活力对全国、东部及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均具有正向作用；贸易开放则在大多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如理论预期，研究期内大多省份以优先出口和发展先进产品及产业，以及整体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这并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增长，但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宏观调控下，贸易开放也并未对乡村振兴的增长产生明显挤压，从而使得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首先，本文构建了五个方面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20年我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其次，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和贡献进行了分解；最后，使用变异系数法和双向固定SDM模型考察了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σ收敛和β收敛性。研究发现：

1.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明，2006～2020年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大幅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但各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从数值看，高值集中于部分东、中部地区省份，低值则多聚集于西部地区省份；从分化特征看，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内部分化趋势更为明显。分党的十八大前、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大后三个阶段看，全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速不断加快，高低值和分化特征则变化不明显。

2.Dagum基尼系数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各区域内、两两区域间的乡村振兴水平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非均衡现象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减弱；中、西部区域内差异均呈显著缩小，而东部不明显；东-西部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和东-中部；总体差异在绝大多数年份的最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其次是区域内差异，最后是超变密度，但三者间的贡献率差距随时间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近两年则反超区域内差异。

3.收敛性结果表明，全国及中、西部的乡村振兴水平呈现明显的σ收敛趋势，而东部区域发散，即全国、中部和西部乡村振兴水平的内部差异随时间存在明显的缩小特征，而东部区域的内部差异总体保持不变；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其中中部收敛速度最快，半生命周期最短，西部次之，全国再次，东部收敛速度相对最慢；引入差异化经济特征后，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条件β收敛速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加快，收敛速度由快到慢依次为中部、西部、东部和全国。

4.空间自回归系数及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整体视域上一省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的提升对邻近省份产生微弱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分地区视角下，一省的乡村振兴发展对资源产生的“虹吸效应”更为明显，从而显著降低邻近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增速；财政支农支出等因素则对于不同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具有异质的推进或阻碍影响。

依托上述主要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矢志不移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各级政府在后小康时代应矢志不移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强思想学习，筑牢以农民为中心的精神根基；[20]加大对农村农业工作的投入，提供坚实基础；做好上下对接，保障落实效率；健全治理方式，可通过建立专门机构、派遣专门人员深入基层，确保真正了解农民、农业生产的需求与振兴实现过程中的困难，以期打造农村社会有序、农民安居乐业、农业兴旺发达的乡村全面振兴格局。

2.坚持和深化全局性与协调性要求，重视并统筹区域内的协同联动。各级政府应树立和强化“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共生理念，充分重视和引导区域内各省的合作交流与互助，鼓励各省逐步实现资源、产业、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以此带动薄弱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提升，逐步收紧各区域内部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从而继续保持全国与区域间差异缩小的良好态势，并使区域内特别是东部区域内差异得到进一步控制。

3.强化乡村振兴理念，激发落后省份潜力。全国及各区域视域下，尽管要素禀赋和发展模式有所不同致使σ收敛性表现不一，但均存在显著的绝对和条件β收敛特征，因此，从整体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视角出发，可适当侧重关注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省份发展。从解决和强化乡村振兴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入手，优先鼓励地方政府在这些落后省份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知识宣传，提高农村居民认知深度[21]，从根源激发乡村振兴潜力[22]。

4.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推动要素分配趋于合理。各级政府应制定和采取符合当地现实情况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调控，并压实下游责任，保证落实效率，通过促进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强信息联通和联动互助等途径，推动要素的边际收益的总体提升和“示范效应”的增强，同时采取规划产业空间布局等方式适当抑制各地区省份乡村振兴增长的“虹吸效应”[23]，从而扭转各地区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的增长对邻近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的负向影响，使其更多地发挥先进省份对落后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

5.推进和改善各因素对乡村振兴增长的作用。其一，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提升财政支农效率。其二，因地制宜[24]调控文化支出。其三，激发乡村就业活力。其四，协调产业发展目标，推动农村产品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