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大一统”实践再认识
李永超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文史论苑】
秦始皇“大一统”实践再认识
李永超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秦始皇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帝王，他的“大一统”实践在疆域、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均使“中国”的范围得到扩大，可谓首次实现了“大一统”。但是其“大一统”实践也存在局限，秦筑长城，建起“华夷”分界的地理坐标，自秦至清代废长城以前，难以真正冲破“华夷”之限。“焚书”愚民，烧毁了文化“大一统”的丰富与包容。可以说，秦始皇“大一统”实践的功绩是空前的，历代难以企及，但其历史局限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阻碍了历代的统一发展。当然，这一局限所造成的影响，并非秦始皇本人所能预料的，而是由时代因素造成的，因而无可厚非。
秦始皇；大一统；实践；局限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孔子实为第一人，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历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次就是秦始皇，他创立的君主专制体制为历代所承袭，他废分封，创郡县制，一直沿用到当代，其影响之悠久，不愧称为“千古一帝”！他建树的历史功勋，后世帝王无一人可以超越；而他的过失，以“焚书坑儒”为最，又使他获得了“暴君”的称号。千百年来，对他毁誉不一。迄至当代，主流评价还是肯定多于否定。比较古今评价，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秦始皇实践“大一统”，既缺乏认识，又未给予深入论证，也就难识秦始皇！本文以“大一统”的理论展开论证，作出新的解读，重新认识秦始皇，正确与否，有待学界检验。
一、两千年来对秦始皇“大一统”的评价
在具体论证之前，有必要回顾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评价，看看古今是如何认识秦始皇的，就从秦始皇自评说起。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已胜过开天辟地的三皇五帝，便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以“皇帝”自称，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自汉代以降，对其评论不断。西汉政论家主父偃认为：“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桑弘羊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晋人江统因关陇屡为氐羌所扰，担心四夷乱华，于是作《徙戎论》，写道：“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1]。不同的是，主父偃与桑弘羊以国家一统为视角，认为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分裂，使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功绩卓著。而江统的评价则是以民族为视角，区分华夷，认为秦始皇驱逐了蛮夷，安定了“中国”。至唐代，太宗李世民认为：“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唐太宗从开拓疆土作出评价，盛赞秦始皇的“一天下”之功少有人及。柳宗元在《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建立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明代李贽在《藏书》中高度评价秦始皇：“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但他又说：“以孔子之是非不足据”[2]，表明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来评价秦始皇。李贽确实还未看懂秦始皇关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实践，与孔子创立的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必然联系。
近代，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秦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亦有秦启之而汉未竟之者”[3]。他肯定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实践硕果，也指出其功利在后世，汉行秦政。毛泽东评价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4]。
一只翠鸟出其不意地从远处飞来，看不到翅膀扇动，像色彩艳丽的子弹，“嗖”地射向釜溪河那一湾秋水。镜亮的水面被凿开一个幽深的窟窿。水面律动的水波尚未扩散，翠鸟已经全身而退，稳稳落在小船支起的木桨上。
当代，对秦始皇的研究，为数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治亭首议秦始皇与“大一统”，并指出秦筑长城，将华夷之界定型化，历代少有突破，引人深思*李治亭的观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见诸论文是2001年，其具体论证可见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论文《清朝逊国90年祭》(李治亭，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第140页)。。其后，王子今在其《细说秦始皇》中写到“‘大一统’的实现”，指出秦始皇通过武力使“大一统”的理想得以实现，“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5]。张分田所著《秦始皇传》中有“‘大一统’观念的全面实现”一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从疆域上、制度上和文化上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大一统’”[6]，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认为：“秦始皇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对秦始皇的功绩，既表示认可与赞赏，对其“残酷无道”也予以谴责。
回顾两千年间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基本肯定他统一国家、创新制的功绩，却没有用“大一统”的政治理论来解读他统一国家的深远历史意义。至当代，一些学者开始引用“大一统”的理论来评价秦始皇，但很少对“大一统”的理论来源、秦始皇“大一统”实践与“大一统”理论的关系，进行专门的探究分析，秦始皇的实践，实际上是第一次实践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从古至今，除个别学者，大都没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局限性，更没有看到长城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以往评价秦始皇存在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大一统”之含义
认识秦始皇的“大一统”实践，首先应当明确何为“大一统”。“大一统”思想起源于孔子，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孔子之《春秋》以“王正月”开篇：“(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为元年？即君之始年，一岁之始是为春。而王者孰谓？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受命创制历法。先言王而后言正月，即王之正月，是政教归于周王的象征，也是天下定于周王的象征。《公羊传》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7]“统者，始也，抚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8]可见，“大一统”在本质上强调“万物始于一”，《礼记》解释为：“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9]，即大一统之义也，也就是“以一治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均应统于一个政权，统于一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保持其统一性。
据《公羊传》记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0]。既然《春秋》讲求的是天下为一，王者要统一天下，那么又为何要区分诸夏和夷狄呢？原因就在于“大一统”是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春秋繁露》亦有言：“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11]。根据“大一统”的涵意，“统”为始，王者最初受命进行改制，于天下布政施教，天下之大，从公侯到庶人，从山川到草木昆虫，遍及宇内，四海如一。“然则王者施政欲其远近，”“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12]。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意思是说，季康子为诸侯之长而行正道，谁敢不为正？所以是先正于近，乃始及远。
由《公羊传》《春秋繁露》以及孔子对叶公的回答来看，“大一统”的实现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对于国家之统一而言，没有族群区分，贵贱之别，按先“内”后“外”，次第展开。“大一统”的精华、本质在于万事万物皆统于一，无有等差，在政治上表现为疆域完整，没有分裂，全国统于一个政权，一个君主，政治权力具有集中性；在经济、社会上表现为经济市场的一致性，没有人为阻隔，各个社会文化虽形态各异，但却是一以贯通的，有一个连接各种文化的纽带，既强调精神上统一，又承认多元文化发展。
可以说，“大一统”是孔子也是其后儒家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自秦始皇始，至历代王朝，无不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显示出“大一统”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明确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也就是说，将“中国”扩展至长城脚下，实则成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即夷狄与华夏的分界线，长城以外为夷狄，长城以内为华夏，即“中国”。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42]。夷狄为被统治者，不得进入长城以内，亦不可在“中国”“主政”，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43]。华夷思想并没有因秦始皇的一统渐趋消泯，而是随着长城的筑建而明确、加深，相沿两千余年，最终沉淀为各自的民族心理特征，沉淀为中国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至清初。
三、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
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与“大一统”思想相适应，实现了普遍意义上的“统于一”，表现在其疆域的扩展与统一，其政治天下一主与集权，其经济成一体，其社会秩序与人的行为规范而有序，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
(一)疆域“大一统”
车体的主体材料采用碳纤维预浸料和蜂窝芯材，局部结构芯材采用泡沫芯材。为获得材料力学性能，进行了不同铺层、不同温度、不同湿度和不同工艺的6 000多个样件的测试和十余项材料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所选材料各项性能均满足地铁车体的使用要求。
流程1：构造EID1是节点X的源地址，EID2的LISP数据包是目的地址，并将其发送到入口隧道路由器上；
秦始皇“起诸侯，兼天下”[14]，吞并六国，实现统一，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15]。秦始皇自秦王政十七年(前 230)攻韩国，至二十六年(前221)灭齐国，历时近十年，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统一，结束了七国混战和分裂割据局面，“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海内为郡县”[16]。秦始皇横扫六国，六国疆土皆为秦有，原本各自独立的七国归为一主，在统一的疆域内，废分封，行郡县，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体。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采用χ2检验或者Fisher精确检验法。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E2与CRP、Lp-a、FIB的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分裂割据，诸侯争霸，礼乐征伐皆自诸侯，天子式微。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结束七国混战的局面，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开疆拓土，实现了在空间上的统一。天下之大，合为一体，秦始皇自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13]。可谓疆域“大一统”，实现了全国统于一个政权。
随后，秦始皇继续向南和向北发展，扩大统一。三十三年(前213)，南取百越之地，“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17]，“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18]。“百越”又称为“百粤”，是对名称各异的南方越人的总称。他们断发文身、筑铜为鼓，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标志。百越与中原地区早有联系，春秋时，楚国疆域的大部分取自诸越之地。根据《史记》卷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19]，但是楚国的行政控制其实并没有在岭南地方真正全面实现。秦灭楚后便趁势进兵，拉开南平百越的序幕。秦始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后，百越之地尽归于秦，使秦朝的南部版图到达今越南境内的“北向户”。秦始皇在百越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境内，郡治在番禺。、桂林郡*今广西境内，郡治在桂平西南。、象郡*包括今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南达越南中部。等郡，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百越地区正式归入秦王朝的版图。此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驻军设官、修道筑路、移民戍岭。大量迁徙移民，“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人足迹远布百越，秦文化也在更大区域内和其他文化融合。当时强制性迁徙的对象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秦始皇将其安置于边地，不仅扩大了秦文化的范围，也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发展与创新，促进区域社会的统一和发展。
质量监管组的总满意率96%，常规调剂组的总满意率72%，组间总满意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秦始皇在西南方向上也大力发展。自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开始大规模沟通西南夷。秦在蜀地固有领土的基础上，继续向外扩张，先后攻占邓、伟、徙、冉駹、白马等地，据《史记》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20]。秦始皇此举不但扩大了在西南方向上的疆土，还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夷的管控，实现了西南统一。
特别是在北方，秦始皇发兵三十万众，西北斥逐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地区。“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21]秦始皇命蒙恬在“北河”向匈奴发起进攻，巩固北部边防，又使其“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22]，“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23]。以秦人强烈的进取精神极力北扩，“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24]，又向北渡过黄河，推进至阴山，秦朝与匈奴的边界北移至黄河——阴山一线，秦的北部边防大大稳固。
从分类上看，互对对景、正对对景、侧对对景等类型均有涉猎.互对对景中各景物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关系，画面层次感强烈；行政建筑和重大交通建筑以正对对景突出其作为区域核心的地位，表现出较强的秩序感；侧对对景则运用于教堂等文教建筑对景中，突出景物的同时营造出相对自由、轻松的氛围.
秦始皇“大一统”对后世影响最重大的实践活动，就是修筑万里长城。秦统一前，北方的燕、赵，包括秦，各修长城以防匈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2)，秦始皇命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超出战国长城之北。随着长城北移，秦之疆土北向扩大延伸。长城的修筑使商周及战国时的“中国”范围扩展到了长城脚下，不再是以商周都城为中心的、信奉其文化的中心区域，而是长城以内所有地域，皆属“中国”。孟子有言：“天下恶乎定？定于一”[25]。秦始皇不仅实现了一统，结束了数百年间不断的战乱，而且极大地扩展了疆域，第一次将“中国”定型，此即东汉人所云：“筑长城，界中国”[26]，真正实现了“大一统”。
(二)政治“大一统”
秦统一后，秦始皇采取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掌控地方的一切，建立中央集权制，中央与地方达到统一，可谓政治上的“大一统”。
(三)经济“大一统”
秦始皇全面推行的郡县制，被历代王朝所承袭，无论是郡(州)、县两级制，还是路(州、省)、府(郡、州)、县三级制，实质上都是对秦代郡县制的继承与嬗变，直至当代。这一制度已经得以延续了两千多年，足以证明郡县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郡县制的创设实现了秦始皇在国家行政管理上的“大一统”。
Wade：That’s 1)IOI. So the 2)stacks are over there? we’ve been living this close to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天下初平，丞相王绾等进言秦始皇，建议分封诸子，对广大疆土进行管理。廷尉李斯提出不同看法：“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同，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27]。秦始皇认为天下苦战，统一初定，再复立国无异于树兵蕴战，遂采取李斯之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尉、监”[28]，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郡县制。又于百越之地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于辽东置辽东郡*关于秦朝设郡的数目，说法不一：有三十六郡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四十一郡说(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四十六郡说(谭其骤《秦郡新考》)，近人王国维考订为四十八郡(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郡考》)。其中，王国维的说法影响较大，“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秦郡考，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541页)。由于本文之目的不在于考证秦郡之数目，故不详述，以上综述引自张卓琳《秦郡县制度研究》第16页，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战国时期，各国彼此封锁，联系受阻，道路不一，货币与度量衡各异，完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统一后的秦王朝来说，更是难于控制，无法统一管理。于是，秦始皇开始实行经济上的“大一统”。
在灭六国后不久，秦始皇出巡陇西、北地，东行郡县，远巡至海，二十七年，秦始皇“治驰道”[29]。依据应劭之解释，所谓驰道者，即是天子之道。《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30]。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31]，“千八百里”[32]。《括地志》又载：“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堑山堙谷，直通之”[33]。根据始皇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回咸阳之记载*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265页)，九原至咸阳皆有直道相通。所修驰道与直道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多！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建立了联络与沟通。此外，秦始皇还命人在岭南地区进行道路的拓宽和整修，兴建“新道”。道路交通的便利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打通了山脉等自然阻隔，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了贸易交往，便于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产品在市场上互通有无。在全国范围内，以修筑交通设施，开辟新路为纽带，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也便于中央对地方尤其是边远地区的管控。
团队舆论是为多数人赞同的言论，公平、公正、健康向上的团队舆论是团队赖以生存的前提，对队员的言行有强烈的影响力。队员平时的训练、游戏、比赛能流露与表现其思想，年轻教师要善于抓住好的或不良的现象，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加强队员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充分利用团队合作培养队员的团队精神。如足球、篮球、排球的分组赛、男女混全异程接力赛、校园团队越野赛、“信任背摔”接力赛、“有轨电车”接力赛等，既培养队员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又可加强公正、公平的胜负观，集体观。通过队员身边的典型例子，因势利导，牢牢掌控好团队健康、阳光、正气的舆论主动权，培养良好的训风、赛风、队风，增强团队凝聚力。
秦始皇在经济上的“大一统”实践，还体现在统一全国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秦始皇通过法令的形式进行币制划一，改变了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本位制、单位以及铸币的形制、轻重和大小等均不一致的状况。尤其加强了对货币的管理，制定《金布律》及一系列相关法规，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货币金融法规。他宣布“一法度衡石丈尺”[34]，诏令丞相隗状和王绾主持确定度量衡的法定标准，对形制不一的货币予以统一，并对有争议的相关法令进行完善，使其更加明确，保证执行上的一致。秦始皇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的管理、控制以及干预，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制，设置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机构，诸如太仓、大内、少内啬夫、工室啬夫等等。
秦始皇在经济方面的统一实践，使得国家经济贸易有了制度标准和法制保障，起到了促进和巩固经济发展的作用。秦始皇在六国的旧有领土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便利市场交易买卖。广修驰道、直道，方便交通运输和人员流动，市场统一，渐趋活跃，可谓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
(四)思想“大一统”
秦始皇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法家，“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对文化实行专制，强调以君王的一切指令为主导，舆论一律，可谓思想上的“大一统”。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35]。此即“车同轨，书同文字”[36]。五帝三王之时，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商周有所规范，亦有所不同，至东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孔子极力主张“复礼”，“书同文”原本就是孔子的文化思想，其孙子思作《中庸》引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37]。诸如“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文化思想上的具体形式，亦是礼乐制度的体现形式，需要有德有位的人去完成，二者缺其一，是不敢制礼作乐的。战国散乱，诸侯并立，不能相一，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化不一，难于控制管理，更有碍发展。于是采取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使用小篆，推行礼乐行政、文教等各个方面的统一。秦始皇崇尚法家，统一思想，统一文字，其文化“大一统”的实践，也体现了儒家“大一统”的思想主张。
“中国”共同体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文字的统一，其影响之大，无可超越。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他诏令规范社会行为，“匡饬异俗”。秦始皇亲巡天下，宣省习俗，诸如“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等，以期实现“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38]，“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在秦始皇陵西侧一处修建皇陵的劳役人员墓地内，发现绝大多数的关东人不是其传统的仰身直肢葬，而是关中秦地屈肢葬，充分说明秦始皇在社会习俗上的统一。秦始皇修明法度，定律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所有，五帝所不及”[39]。秦始皇之于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及严格法治的实行，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与意识，无论天南海北，不论内地边疆，在长城以内，实现了空前的思想和法律一统，移风易俗，更在人的意识上扩大“中国”的范围，确立思想意识上的“大一统”。
所谓中国，即天下“中心之国”。商周时期，其王族所居的中心区域，被视为“中国”，尊奉周文化的非血缘的部族、异姓诸侯等亦属于“中国”的一部，是为华夏；而居住在“中国”之外且又不尊奉周文化的民族、部落、氏族等则属于化外之民，处于边缘，是为戎狄蛮夷。因而有“内中国而外夷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规定，也就有“华夷”“内外”之别。至宋代，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41]。即“中国”居于天地之中心，四夷位于天地的偏鄙之处，内为“中国”，外为四夷。
四、秦始皇“大一统”实践之局限
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今人与古人对此理解并不相同。本文认为，秦始皇“大一统”的最大局限，就在于他修筑的长城已成为区分“华”与“夷”的界标，郡县制贯彻着“华夷之辩”的思想，成为一种传统观念。其次是焚书一举，排斥法家以外的一切思想，因而扼杀了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
(一)长城：设置“内外”界标
秦始皇“大一统”实践的局限，集中表现在，他主持筑长城，已成为区分“内外”“华夷”的界标。秦始皇之疆域“大一统”只是实现了长城以内的“大一统”，将长城以外之地划入“中国”之外。修建长城，秦始皇本意为“北筑长城而守藩篱”，抵御匈奴内侵，消除边患。但东汉之人已正确认识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实为“中国之竟界也”[40]。长城虽然在当时起到了安定边防的军事作用，但却成了“内外之别”“华夷之辨”、界定“中国”的一个实际标志，而在这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地域界限。
郡县制使县成为中央统治地方的基本行政单位，而郡则处于中央与县之间，向上对中央负责，向下则对本郡事务进行管理，贯彻落实中央的各种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皇帝掌控着地方各级官吏的选用任免，通过分散职能以及强化监察，有效的制衡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各种力量，牢牢地控制着大小官吏，以保持其能动性与向心力，皇帝制下的中央对地方的驱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掌控一切。在中央，秦始皇创制了皇帝制，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对皇帝负责，在中央的行政权力上实现皇帝一统，实现了一人治全国，天下一主。郡县制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得到有效的衔接、联通，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辐散与权力收拢，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大一统”。政治上“大一统”的实现，对于国家正常有序地运行非常关键，它是政治统治得以稳定的保障，有力地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奠定了其后历朝历代之基本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但秦始皇的实践与成就亦有局限，而这一局限困扰后世两千余年，已成其不可逾越的思想观念上的巨大障碍。
供试品种为大力士苏丹草(Sorghum sudanense)作为旱区高产稳收的一年生禾本科优质牧草，其适应性强，饲用价值高，适用于调制干草、青饲和青贮等。
自埃塞加入国际竹藤组织以来，国际竹藤组织在埃塞执行了15个项目，资助方包括中国、加拿大、美国、欧盟、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项目内容涵盖竹林栽培、管理和加工利用。2018年国际竹藤组织发布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的埃塞竹子资源清查结果，主办了竹林碳汇和竹子标准培训班。
多边形数据试验结果中分别对含“岛屿”的常规面状多边形和线面混合多边形进行了中轴提取，并与基于Delaunay三角网的多边形中轴形态进行对比。结果表明Delaunay三角网方法的提取结果在“河心岛屿”区域Z字形波动较大，无法提取线状河流。本文方法则对其几何形态和拓扑特征都有较好的保留。试验完成后将其应用于河网数据的网络拓扑中，具体结果与分析如下。
“大一统”在本质上强调“万物始于一”，天下一家，无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然而实现“大一统”，需要一个由近及远，逐渐发展的过程，因而有近有远，有先有后。由此看来，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形成了“内与外”“华与夷”的区别符号，并定型了“华夷之辨”，其实质上隔断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成为了中原民族与“三北”民族“大一统”的障碍。自秦后，汉、隋、唐、明等朝对长城不断修葺即是明证。例如，炀帝大业三年(607)，“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至榆林，东至紫河”[44]，次年七月，再“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45]，抵御突厥、高句丽；明朝自建国初期大修长城，东北始自辽东，沿长城先后建成蓟镇、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直至甘肃等九座军事重镇，以辽东为首镇，称为“九边重镇”。直至明亡前夕，还在修长城！
清以前，历代筑长城皆为抵御夷狄，没有认识到长城内外为国家统一体，而这一认识上的局限，恰是因长城而形成的“华夷之别”的传统民族观念的反映。直至清康熙帝废长城、雍正帝提出合内外为一家的思想，长城界中国、分华夷的观念才发生根本改变*关于清康熙、雍正之“大一统”观念，因本文所论为秦始皇，故此处不再展开。详细研究请参看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明清鼎革与华夷之辨》(满学论丛，2015年第五辑)、《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第43卷第1期)、《论清朝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衣长春《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第44卷第2期)、《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012年1月第32卷第1期)。，由此，“清朝建立了历代王朝无法企及的空前‘大一统’多民族国家”[46]。
(二)郡县：贯彻“华夷”思想
据曹红梅介绍，医院已取得斐然成绩。医院连续多年位居全省患者满意度前列；2017年被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2015-2017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示范医院、示范科室、示范个人等荣誉；信息化方面，2018年通过HIMSS EMRAR六级评审，为全省第一家，也是全国首家使用新标准通过的医疗机构。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这固然是历史性的大进步，但郡县制的体制之内贯彻了“华夷”观念，亦如长城一般，长期限制着后世“大一统”的发展。
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将郡县均设在了长城以内的“中国”地区，亦即后来汉族聚居区。自秦后，历代王朝沿袭设治，皆以长城作为界限，对内设郡置县，对外则行“羁縻”之策，官其酋长，“以夷治夷”，“因俗而治”，宠络边疆民族而非管辖。例如，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地区，大量设卫所，将卫所不同级别的官职赏给部族头人，如都指挥、指挥等，由部落酋长进行管理，将少数民族隔绝在“中国”之“外”。东北如此，西南亦如此，实行土司制，任命当地部落酋长进行管理，其职世袭。这一做法并没有将边疆地区直接纳入中央的管辖之下，因而中央无法直接对其地区进行控制，也无法直接管理各部落的事务，没有管理的实权。以秦始皇为肇始，其“大一统”实践使“中国”的大一统长期徘徊在长城脚下，难以延展开拓。
(三)焚书：排斥多元文化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实现思想文化专制，排斥法家之外的一切思想文化，是秦始皇“大一统”实践的又一局限。
李斯进言秦始皇：“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所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为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以吏为师”[47]。秦始皇采其建议，收去诗书百家语，“焚书坑儒”以愚百姓，下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48]，严禁以古非今。秦始皇采取李斯这一建议——“焚书坑儒”，焚百家之说，确是他政治生涯和“大一统”实践中的重大错误。
所谓“焚书坑儒”，无疑是一种文化专制，思想控制，无以复加。其结果，焚书使得多元文化、百家思想变成单一，是对文化的致命摧残，也是对多元文化发展的空前重创。更为严重的是，世人思想被禁锢，人人自危，社会风气为之窒息。秦始皇焚书，禁绝法家以外的一切学说，不仅造成了对当世的严重危害，而且影响到了后世。诸如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其实是与焚书多有相似之处。明朝文字狱尤其在洪武和嘉靖时期为甚，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汉人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更甚于明代，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大一统”内容丰富多元，其“统”没有优劣之分，没有轻重层次之别，统于一，始于一，而文化的统一并非推崇一种文化，排斥和消灭不同的文化，恰恰相反，应包容各种文化各自发展，互不相扰，并使之交汇，而又相互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有借鉴，有融合，有争鸣。“大一统”是这一多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这应是秦始皇所行文化“大一统”给我们的启示吧！
如前所述，转型升级、知识服务与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于：转型升级是个过程，是个有起点无终点的过程，新闻出版业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融合发展是一种状态，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传统业态与新兴技术相互交融、通融、互融、共融的状态；知识服务是目标，是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只有当传统的新闻出版企业由资讯提供商、图书提供商成功转型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知识服务提供商时，转型升级的初衷才会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也才会达成，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状态也才会出现。
五、结语
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达到了地域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思想上等各方面的空前“一统”，这在秦始皇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是在秦之后的某些王朝在一些领域内又有所收缩，诸如历代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时常收缩，或搁置不问，或放弃不管。秦始皇的“大一统”实践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空前统一，真正成为一个空前新型的国家。虽然对秦始皇本人褒贬不一，对秦始皇之行为亦有不同的历史认识，但是对其“大一统”实践推进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事实是大家所公认的，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新局面，达到了时代的极限。同样，秦始皇的“大一统”也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而这种局限根源于对“大一统”观念的认识困顿，主要是对民族观念的偏见，一直影响了两千余年。直至清初前，均没能真正地跨过长城，翻越“内与外”的华夷观念。一句话，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既有历代难以企及的空前功绩，亦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而这一局限是肇始性的，延续性的，并演变为了长期束缚后世的思想观念。当然，其局限并非秦始皇所能预料到的，其局限也是必不可免的，因而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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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崇】
K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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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7-0222-09
2017-05-13
李永超(1993-)，女，河北邯郸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