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敬文，汤 洪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中国史载第一次文化思想繁荣发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其前提是文字及语言的成熟发展。两周礼乐制度与人文思潮形成的“雅言”传统，决定了后世书面文言的历史走向，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由周至秦，华夏各诸侯国先是共同宗周，然后列国争雄，卒归于秦，从此开启了华夏文明大一统时代。文字语言的规范统一是政治、文化及社会得以成熟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周秦之际历史发展进程可知“书同文、语同音”既是时代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研究先秦文字音韵者甚众，然限于“文献不足征”，难以描摹其具体形态；学界对“雅言”的界定与是否存在“通语”亦争议颇多。本文拟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来考察周秦之际“书同文、语同音”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此研究有所补充。

一 从“赋诗言志”到“纵横捭阖”：先秦文化活动的语言文字基础

(一)文字规范统一是“赋诗言志”的前提

周公“制礼作乐”赋予西周政治活动以人文色彩，流风至于春秋，表现为“赋诗言志”在诸侯卿大夫交往中颇为盛行。以《左传》为例，共记录33次赋诗活动，其中发生在宴饮场合的有26次。《诗》何以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及政治交往媒介？首先，《诗》在先秦并非作为文学作品存在，而是以政治意义受到重视。从《尚书·舜典》“诗言志”(1)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开始，《诗》便主于“言志”且多与政治活动相关。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2)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5、668页。皆强调《诗》的政治价值。春秋时人“将赋诗作为传达某种政治、伦理、外交、军事观点的工具”，或“将诗歌作为讽谏、游说、著述时的理论证据”(3)陈桐生《先秦文学十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国语》载召公谏周厉王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4)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献诗”即意在政治劝谏。《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1756页。可知，“赋诗言志”是时人“揖让”之时富含礼仪意味的政治交往形式。

其次，列国之间有通行的“雅言”是“赋诗言志”盛行的关键前提，否则以“断章”形式所赋之诗句就很难在赋诗者与听诗者之间达成一致。《左传》所载参与“赋诗”者有鲁人、晋人、郑人、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宋人等，其中以鲁、晋、郑三国为主，“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6)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郑州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25页。。《毛诗序》定义《雅》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7)《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页。赋诗以《雅》为主，知西周礼乐文化在春秋各诸侯国依然颇具影响力。“赋诗言志”以“断章取义”为主要形式，即“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5页。。这一形式凸显了所赋诗句的字面语义，与诗乐舞逐渐分离的发展趋势也相照应，如《左传》载“季札观乐”即是将“诗乐”与“舞”分开评论。有学者认为：“在‘赋诗断章’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诗与乐的疏离，以及诗语言义即字面义的凸显。《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事例中，我们可以断定大多数的赋诗是不用乐的。”(9)曹建国《“赋诗断章”新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4页。剥离乐、舞的形象展示，则“观诗者”欲知“赋诗者”之志，必须仅从所赋诗句的文字语义来揣度“赋诗者”欲言之“志”，二者达成一致，方能使“赋诗言志”有效开展。从《左传》《国语》所载众多以《诗》句为交流媒介的现象来看，可知以《诗》为代表之“雅言”在春秋列国间具有相当之共通性。“赋诗言志”还突出“慎辞”之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06页。“慎辞”说明重视文字的表达功能，也促进了文字的规范化发展。正如论者所言：“《左传》中……还有一些言辞，并非发生在外交场合，只是一些非正式的类似日常的交流，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使听话者理解得更加深刻，或者听出了话语的言外之意。”(11)李青苗《〈左传〉辞令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孔子云“辞达而已矣”(12)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42页。。欲求“辞达”，则文字的表意必须规范统一，并在各国间具有共通性，二者缺一不可。故无论是“赋诗断章”对《诗》句文字本身表意的凸显，还是“慎辞”态度，皆可推知春秋之际的文字已相当成熟。

此外，还可结合出土的先秦古文字作更为直观的考察。从甲骨文来看，“商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通行的文字体系”(13)刘志基《中国文字发展史：商周文字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此观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有学者从周秦汉出土文献研究中得出结论：“隶书实际上在战国时代的秦国就已初步形成”，“秦至西汉前期的隶书，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14)朱德熙、裘锡圭《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第10页。。可知从两周到秦汉，文字是沿着逐渐简化并规范统一的轨迹在发展。古人很早即重视文字，“仓颉造书”之说在先秦即已流行，如“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15)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1页。，“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1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0页。等等。儒家经典亦多有对文字的重视之说。如《周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7)《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页。；《周礼·司约》载“司约”之职“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18)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80-881页。；而《尔雅》“所记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很多是新造的形声字，倒很像是西周前期的”(19)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中国文字绵延两千余年使用至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也颇有关系。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2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页。。先秦诸子多倡“师古”之说，在主观文化心理上促进了对文字语言规范的尊崇。“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字起源较早，时至今日仍有鲜明的系统性延续着，发达的书写制度和史官记录制度可以证明中国很早就进入书写的时代”(21)魏玮《先秦口头叙事的概念、类型及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2期，第139页。，《春秋》《左传》《国语》等现存先秦史书便是佐证。

春秋各国交往多“赋诗”，是对西周礼乐文化及雅言传统的推崇与继承，《左传》所赋最多之《雅》乃“是用更规范的‘雅言’写成的，赋《雅》能增强言语的权威感”(22)毛振华《〈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6页。。时移世易，战国之际，策士的“纵横捭阖”便逐渐取代“赋诗言志”。如顾炎武所云：“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2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页。战国争雄的时代环境需要的是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即策士铺张扬厉的“纵横捭阖”。

(二)有“通语”方能成就“纵横捭阖”

战国之际，“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24)刘向辑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6页。。列国争雄意在“王天下”，故天下之士多据时势言纵横之术，即孟子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25)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6页。。战国策士承接春秋诸子周游之风，唯其“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26)刘向辑录《战国策》，第115页。，而非宣扬道义罢了。文质彬彬的“赋诗言志”让位于铺张扬厉的“纵横捭阖”，既是时代发展所致，也建立在列国存在“通语”的现实基础之上。虽因文献不足，无法全方位构拟上古读音，且是否存在规范统一的“通语”，学术界也尚有争议；但从策士在列国间频繁的游说活动来看，当时必定存在一种“语同音”的“通语”，否则此种游说盛况将无所凭依。

1.战国策士游说及仕宦诸侯皆自由无阻

战国时诸子游说、策士纵横风气甚盛，诸子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策士如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策士以“游”的形式自由往来于各国，朝秦暮楚、来去自如，或宣扬王道，或拯危救乱，或干求富贵，揭示出战国各诸侯间文化交融之频繁。史书所载策士往来各国并无语言交流障碍，更无需随行携带翻译，亦多有在短时间内游说多国君主者。《史记》载春秋时子贡游说齐晋吴越四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2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1页。苏秦为洛阳人，先后游说周显王、秦惠王、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连横之说不行，便转而为合纵之策；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未提及语言不通的现象。战国策士还多有与国君面谈乃至“屏间独语”者。《史记》载范雎游说秦王：“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8)司马迁《史记》，第2406-2409页。此虽有向壁虚造之嫌，但不能否认不同诸侯国人能单独交谈之可能。因对面而谈，故需察言观色以揣摩听者心理，并根据听者反应随时调整说辞。韩非子《说难》、《鬼谷子》之《捭阖》《反应》诸篇，对此皆有论及。策士游说多是口头方式，“当时，诸子之‘说’，乃是以口头方式传播而得名”(29)安宝罗《战国游说与诸子之“说”》，北京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既然是口头交流，又未见有翻译之记载，可推知当时必定存在一种“通语”。

策士往往仕无定国。秦国吞并六国，亦多“借才异国”。李斯《谏逐客书》云：“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30)司马迁《史记》，第2541-2542页。《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游说楚、韩、齐、赵、燕，先相秦而末年相魏，苏秦以言合纵而“并相六国”。除策士外，战国之际人才，流动也极为频繁，史书中甚多因得罪君王或权臣而奔仕他国的文臣武将，如伍子胥、吴起、乐毅、廉颇等。重用异国人才，既凸显了“士”之价值，也反映出列国文字语言并无太大差异，即便有方言音调之不同，应不影响正常交流。士在诸国自由流动仕宦，又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融与统一。

2.战国策士所用语言成熟完备

《战国策》所载策士之语或经过汉人润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较《战国策》文辞略显质朴，但依然具备高超的论辩技巧。春秋诸子散文多言简意赅，或间用韵语，目的是便于记忆传诵；战国策士意欲以言语倾动人主，故在说辞上与诸子散文明显不同。为打动人主，策士们早已抛弃春秋“慎辞”观念，转而以铺张扬厉、气势恢宏的辞令，辅以譬喻、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或多用形象生动的寓言，以设问或反问增强说服力。刘知幾《史通·言语》云：“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31)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策士语言华丽雄辩且极富感染力，故能以三寸之舌折冲诸侯之间，震动人主。章学诚云：“文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诙奇焉”，故为“行人辞命之极”(3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文字语言的成熟是文辞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策士能在不同诸侯国间雄辩折冲，若无通行的语言断然不可。由此可推测当时应存在一种大致符合“语同音”标准的“通语”。

(三)“重译”：域外交流的语言途径

先秦两汉文献多次提到“重译”一词，用以记载同域外交流过程中语言不通的现象。《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33)《尚书大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6-87页。“音使不通”即语言文字体系不同，汉文字与域外(汉文字圈以外国家)文字差异较大，交流需经“重译”。“重译而朝”还多含政治隐喻。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3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69-670页。，即含有德政通于天下之意。汉代文献如《新语》《史记》《盐铁论》《说苑》《新序》等皆有“重译”记载，多重在彰显政治隐喻，即“汉儒艳称‘重译’事，自有当时外交形势、民族关系、国家意识在发生作用”(35)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第53页。。《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遣张骞通使西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6)司马迁《史记》，第3166页。，也隐含此意。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一文对周秦汉之际的“重译”有详细论述，可以参看。“重译”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同域外交流之际，在华夏及“夷狄”交流中未有提及。虽间有“戎言”记载，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质问时答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戎子虽自道“言语不达”，却能“赋《青蝇》而退”(3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07页。，以“雅言”相交通，可见其受周文化影响之深。两周时期，华夏与“夷狄”从政治、经济乃至婚姻等都交流频繁。如“周族统治者娶羌族、狄族和戎族之女，秦襄公妹缪嬴出嫁西戎丰王，晋献公娶戎女狐姬、小戎子、骊戎女骊姬姐妹，晋文公娶狄女季隗，周襄王娶狄女为王后，晋景公姊出嫁潞子婴儿，赵简子娶狄女，赵襄子娶西戎女，赵襄子姊出嫁北狄代君，秦女出嫁义渠君，以及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等”(38)崔明德《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的政治婚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8-9页。。联姻的频繁，既建立在思想文化以及语言相通的基础上，又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从先秦两汉典籍来看，“重译”主要用于同域外交流之际，华夏诸国间交流未见有此记载。虽不能断言必无，然既无须载诸史籍，可推测先秦时期华夏各国间交流之通畅。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诸子散文质朴古拙，战国策士滔滔雄辩，反映着文字语言逐渐成熟完备的发展过程。春秋“赋诗言志”表明对同一诗句的字面义有一致的理解，即“书同文”的展示；战国策士“纵横捭阖”反映不同诸侯国人以口语交流的畅通无碍，即是“语同音”的反映；“重译”只见于同域外交流的记载，亦可佐证华夏各国间存在共通的文字及语言。

二 语言文字的差异与统一

中国地域广阔，山川阻隔造成了形态各异的地方风俗及地域文化，即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39)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页。。《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40)班固《汉书》，第1640页。，道出各地“风俗”不同的原因之一乃是“音声不同”。应劭《风俗通义》云：“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41)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似与《诗经》以地域分“十五国风”隐相呼应。然“音声不同”“言语歌讴异声”是地域之间的小差异，而“书同文、语同音”则是华夏文明发展的主线。差异与统一并不截然相悖，而“‘书同文’，亦言其大略耳”(4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258页。。从先秦史籍记载及出土古文字来看，当时文字语言虽略有差异，然规范统一是大势所趋，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大传统”，为秦汉的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及思想基础。

(一)战国文字混乱之由

中国文字经秦汉隶变，形成了此后两千余年相对规范而统一的汉文字体系，被历史淘汰的各种异体字逐渐变得难以识别。秦并六国前，列国文字即多有差异。一方面，有特定时代的人为变乱因素，“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4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7-758页。有学者认为，“由于周王朝对诸侯国控制力较弱、文字传播的不发达与书写避复”(44)赵云泽、杨启鹏《“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与媒介变革影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9页。，导致战国文字的多样化，出现大量同字异构现象。刘志基《中国文字发展史：商周文字卷》对“文字避复”论述甚详(45)刘志基《中国文字发展史：商周文字卷》，第466页。，此处不赘。然而，语言文字发展亦自有其规律，非人力能左右。如《诗经》中草木虫鱼名称在后世逐渐变少，诚如吕思勉所言：“野蛮人的语言，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凡文字，总是大众合力，于无形中逐渐创造的，亦总是大众于无形之间，将其逐渐改变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颁诸公众，令其照用，古无此事。亦不会两个时代中，有截然的异同，至于不能相识”(46)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48页。。

后人评价先秦文字发展过程：“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47)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7-758页。即文字发展遵循着由复杂繁乱到简洁规范的轨迹。

此外，“文字避复”与汉字“六书”之“假借”亦多有牵连。“假借”法体现早期汉字尚未规范统一之特征，许慎言“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6页。，由当时所造之字未能适应社会发展，故“在书写时，本来有该用的字却没有写出，于是临时借用另一个形义不同的字来代替它，用后即还，不影响二字在通常情况下的使用”(49)黄耀明《古籍用字考论》，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3页。。假借字多见于先秦，汉以后文字逐渐规范化，假借字便大为减少，并形成约定俗成的使用规范，因文人的拟古情结而部分保留着。

(二)方言与通语

方言从古至今都存在，史籍中多有因方言导致交流不便的记载，但汉字作为标准的书面文字却自汉代以来一以贯之。此外，方言与通语间并无鸿沟，因为有统一的文字作为语言基础。郭璞注扬雄《方言》时序云：“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周秦之季，其业隳废，莫有存者。”(50)扬雄《輶轩使者绝代释别国方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扬雄在比较各地方言时屡言“通语”，有学者认为，“凡语、凡通语、通名、通词、四方之通语等。这是指周秦至汉代一直流传的汉民族共同语”(51)曾佳《扬雄的〈方言〉述评》，《文学教育(上)》2013年第9期，第148页。。此说虽可商榷，然不可否认扬雄是在既有“通语”基础上来比较各地方言的，其基础或即为官方“雅言”。

《吕氏春秋·用众》云：“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5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1页。《史记·秦本纪》载：“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53)司马迁《史记》，第192页。上述“戎言”“楚言”“晋言”皆指方言。又《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榖，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实为令尹子文。”(5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83页。由此知楚地方言不同于“雅言”，楚国文献多有楚语，似楚贵族受当地方言影响之故。有学者认为两周各诸侯国贵族使用“雅言”，当地原有民众则使用方言，随着诸侯在封国统治的加强，便形成以“雅言”为主、“方言”为辅的特点，突出代表如屈原作品以周文化为核心，并染有浓郁的楚地风味。降至战国，楚、戎等曾经的“蛮夷”之国皆已融入华夏文明，各国间交流极为频繁。鉴于此，有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古代存在“通语”，“即先秦书面语的词汇、语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口语中必有普通话才能做到。如周祖谟先生说春秋战国有‘共同语’，理由是‘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文言书面语的统一是‘书同文’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口语是完全一致的；恰相反，正因为当时‘言语异声’，才出现了书同文的政策”(55)孟昭连《古代的“通语”或“雅言”是普通话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1日，第3版。。“言语异声”是指各地方言音声不同，与“通语”并不矛盾；“通语”似应为官方通行之“雅言”，此种语言体系应具有很高的共通性。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云：“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又云：“自周至后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56)陈第《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201页。并举出多例，以论证《说文》与《诗》之韵读相通。汤炳正先生认为：“《诗经》地涉十余国，幅员数千里，而用韵基本一致……方言的不同，往往是依音系为单元，而不是在个别字上漫无规律的演变……而且音系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音值的变化则较快。”(57)汤炳正《〈楚辞韵读〉读后感》，《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21页。孟子也讲过楚人学齐语需“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58)焦循《孟子正义》，第438页。，但孟子并未说齐楚两国交流有碍，故所谓楚语、齐语，似主要表现在音调音值上的差异。

古代汉语书面语为文言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说的文言”(59)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又如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训”“诰”“誓”等文体却带有鲜明的口语特征，“《尚书》中很多文告，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如《盘庚》，是盘庚迁都时动员百姓的讲话，如果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语，老百姓都听不懂，那还能起什么作用？”(60)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页。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能更直观了解殷商语言：“殷商的书面语多半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卜辞。那些卜辞距我们已几千年，但读起来并不难懂，同现代汉语的差距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从这一点可以推想到，它们是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口语。即是说，商代的书面语言同官方口语大致是一致的。”(61)吴进《论雅言的形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07页。洪迈《容斋随笔》云：“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62)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3页。《论语》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63)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69页。其中的“雅言”，既指文字，也指一种文化传统。虽不能由“雅言”通行便武断先秦确有“通语”(64)李中生《〈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78-80页。，但从古汉语中颇多的口语词汇来看，书面语与口语在先秦应颇为相似，后世的文言与口语隔阂乃文人拟古所致。

对于“方言”与“通语”，较合理的推测应是在各地域方言并存的同时，有类似官方“雅言”的“通语”存在。“商周时期，随着交际范围的扩大，战争与迁徙的频繁，通婚与经商的需要，这种跨方言的交际工具，如‘雅言’(通语)等应运而生。通语是某种汉语地域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最小公信数’，其整体面貌是汉语各方言的重叠部分，只不过使用范围有所扩大。”(65)汪启明《中上古蜀语与相邻方言的接触》，《中国训诂学报》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8页。有学者也认为：“从现有文献材料看，上古汉语各方言之间，方言与通语之间，其语音和词汇都是大同小异，并无鸿沟。任何一部典籍都是用通语雅言为主，能表现方音特点的例子数量很少。”(66)黄易青《上古后期秦晋、中原与齐鲁、楚、吴越方言之间舌面音与舌根音的相转——兼探讨现代闽语泉州话若干词舌尖、舌根音两读之古音来源》，《励耘语言学刊》2009年第2期，第257页。也即“通语”与“方言”有很高的重叠度，故能并行而不悖。

三 “书同文、语同音”与政治“大一统”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虽“其文不雅驯”(67)司马迁《史记》，第24、46页。，然“同律度量衡”观念应由来甚早。《中庸》也托名孔子云“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6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同律度量衡”与政治“大一统”相为表里，作为构筑意识形态基石的文字及语言，规范与统一尤为关键。

(一)文字语言是政治文化融合统一的基础

文字语言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政治文化的融合更依赖于文字语言的规范统一。姬周实行分封制，“春秋时期的各国诸侯，虽然是一国之君，但他统治的根基所在是其自身的宗族”(69)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而各诸侯之宗族往往受周文化“大传统”影响较大，受分封国当地文化“小传统”影响较小。以屈宋辞赋为例，除部分楚地语气词、名物及奇丽幻想外，其“忠君爱国”“讽谏”等精神与所用典故皆属宗周文化。战国虽征伐频仍，但统一实为大势所趋，从政治管理角度出发，亦需要规范统一的文字及语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征伐，各国内部对例如郡县的治理，也需要可据以问责的交流工具，跨越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来有效组织和协调精确统一的政治军事行动。虽不能说有文字就一定是大国，但有稳定疆域和有较高程度中央集权的大国的统一有效的政治治理，则必须借助文字。”(70)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80页。政治统一的进程既依靠文字语言的规范统一，又促进了文字语言的发展成熟。

文化统一往往是政治统一的思想准备，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71)司马迁《史记》，第2510页。，便是为秦并六国提供思想支持。任继愈先生认为：“秦汉创建的大统一的政治格局得到中华民族的认同，继历几千年不断完善，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维系这样一个大国的统一，主要的文化工具是汉字。有了汉字，才把全国众多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假若中国没有‘书同文’这样得力的措施，古代中国采取拼音文字，中国将不会是今天统一的形势，也许分成多少个独立割据的小国。”(72)任继愈《从“书同文”到“语同音”》，《群言》1995年第12期，第31页。中国自秦以来，历代士人都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这与文化的凝聚力密不可分。“‘书同文’既是秦统治者对于文字的规范与简化的过程，也是秦依托这一变革实现文化统治和制度重塑的过程。文字统一使得秦朝‘以吏为师’的思想得以推行，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思想自此得到确立；同时，作为媒介革命的‘书同文’也为高效率的文官统治提供了条件”(73)赵云泽、杨启鹏《“书同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化与媒介变革影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9页。。“书同文”促进了列国文化的融合，进而为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官私教育促进文字语言规范统一

春秋战国之际，官学教育促进了宗周文化的传播，私学教育则将文化从贵族阶层拓展到整个社会之中。文字语言作为教育的最重要载体，也伴随这一过程逐渐规范与统一。

1.官学教育促进周文化的传播

春秋时期，宗周文化及“雅言”传统对列国影响深远，官学教育作用甚大。《尚书·舜典》载：“(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注云“胄子”为“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孔颖达正义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皆造焉。”(74)《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页。虽三代之事多为后人追述，然注重对王室及诸侯(即群后)子弟的教育必由来甚早，后人所言并非全无依据。《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75)班固《汉书》，第1720页。，《周礼·秋官·大行人》载“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76)《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92页。，可见对“言语”“辞命”“书名”“声音”的重视程度。《周礼·大师》载“大师”负责“教六诗”(77)《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6页。，《国语·楚语》亦载楚庄王教育太子：“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78)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85-486页。楚国在当时虽属蛮夷，然其所选教材包罗《诗》《书》《礼》《乐》等宗周典籍，楚国贵族教育受周文化影响可见一斑。此外，齐国稷下学宫聚集各国谈辩之客，说明当时官方学术的繁荣、“士”所受之礼遇，此类活动亦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宗周对诸侯国贵族的礼乐教育尚具执行力，其后周室衰微，诸侯力征，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形同虚设；但宗周文化早已传播开来，如上述所引文献中对文字语言教育的重视，促进了“书同文、语同音”发展趋势的形成。官方对文献的整理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统一了文字。有学者认为，先秦存在两次较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西周时期，重点是早期书类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东周时期‘春秋类’编年史著文献的整理和编定”，结合出土文献可知，先秦“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涉史文献，有所交叉、分离或者整合，但各系统所依据的史料源头，却有高度的‘同源性’，彼此之间呈现为‘同源异流’与‘多元共生’的复杂态势”(79)于凯《早期古史书写及其体例的流变与分衍——以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第116-117页。。从文字语言教学到文献整理，都可见官方教育对先秦文化传播的重大价值。

2.发达的私学教育促进文化在民间传播

自“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开门授徒，私学逐渐盛行，文化在民间得到极大程度地传播。“进入春秋后期……说诗的场所由朝廷转移到私学，说诗人员由朝廷大夫变为儒家成员，诗歌讲说的接受对象也以私学的生员为主。孔子所创立的私学，承担起延续说诗风气的责任”(80)李炳海《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第149页。。诸子为宣扬思想，必然要使用通行于各国的文字语言。先秦诸子有“名家”一派，司马谈云：“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81)司马迁《史记》，第3291页。“控名责实”即据其名而察其实，“名”即是对文字的表意，须在辩论双方统一，否则便如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绮辞……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8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93-94页。，就丧失了辩论基础。诸子周游列国、广收门徒，如孔墨孟荀等先哲之弟子多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学成后又游仕于不同的诸侯国，亦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融合。从后世出土的先秦诸子典籍来看，其文字亦并无太大差异，诚如顾炎武所云，“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8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257页。，可知文字语言在古代教育中地位极重。官学教育培养“国子”的文化素养，体现于“赋诗言志”与“雅言”之运用；私学教育侧重宣扬学说，既提升了士阶层之影响，也将文化传播到民间，为文字的规范统一拓展了更加宽广的维度。

先秦时期书写不易，“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84)钱基博《经学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同音异字”也源于“三代典籍皆用篆籀古文缮写，但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8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战国末年，政治、文化皆呈逐渐统一趋势，秦始皇并六国后施行“书同文”政策实是对既有文字的简化与规范，即“李斯以周朝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是为‘书同文’”(86)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文字语言的规范统一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大融合：“民族语是由方言上升为共同语的……夏商周三代，逐步形成了较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语言经过多次集中统一与分散歧异的对立斗争……经过几次反复，才形成共同语的较稳定形式，这就是‘雅言’。”(87)周双利、李民佑《略论汉民族与汉民族语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5期，第71页。秦始皇“书同文”本以统一政令为目的，“书同文，良以教之，不可杂。犹之一国之中而共事一君也”(88)靳辅《文襄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4-685页。。文字统一是政令畅通的前提，可有效防止官吏随意曲解政令，此举为秦吞并六国贡献甚大，“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89)吕思勉《中国通史》，第323页。。可见，政治统一与“书同文、语同音”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四 结语

春秋行人委婉多讽的“赋诗言志”体现了宗周礼乐制度与“雅言”传统的文化魅力，而战国策士铺张扬厉的“纵横捭阖”则是文字语言高度发展成熟的结晶。由周至秦，政治、经济、文化、文字及语言皆大致经历着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发展轨迹。从文化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条件看，先秦各诸侯国间应有“通语”存在，否则“赋诗言志”与“纵横捭阖”势必难以顺利进行。“书同文”在秦并六国前即具备成熟的现实基础，故秦始皇得以顺势而为。文化融合消弭政治统一的思想阻碍，度量衡及文字语言的规范统一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两千余年来，我国士人皆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虽割据屡次发生，但在“书同文、语同音”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凝聚力及精神归属感始终保持一致；从更宏大层面看，东亚汉文字文化圈的形成，也反映出汉文字发展历程中绵延而稳定的生命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