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玉敏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女书，系在我国湖南江永、道县一带妇女中流传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并使用的女性文字。1982年，青年教师宫哲兵在湖南江永一带进行民族文化调查时，得到了一份女书原件，结识了高银仙、唐宝珍两位女书传人，收集了三本女书。回校后，宫哲兵根据此次调查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三期上，此论文的发表视作女书作为文字被发现的标志。［1］29此后，女书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回顾既往的研究成果，考量其中的得失，对女书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何谓女书

女书，顾名思义，女人之“书”，从名称上就显示出了它的性别特色，在长期父权至上的中国，竟有这种专属女性的文字流传使用至今，堪称奇迹，这也是女书的魅力所在。一般而言，女书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女性专用的语言文字，又称“女字”，当地妇女把汉字称为“男字”，自己所使用的文字称为“女字”或女书;二是指用“女字”书写的作品;三指书写女书的载体，如扇面、巾帕、女红、纸帛等物件。在现实使用中，女书的这三层含义是并存的，在学术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女书作为“女字”的属性，其作品和物件往往标以“女书作品”、“女书物件”予以区分。

1.作为语言文字的女书

女书首先是一种语言文字。这种文字呈长菱形，右上角是字的最高点，左下角为最低点，主要笔画有点“·”、圈“○”、竖“|”、斜“/”“”和弧“)”五种，笔画两端粗细一致，没有笔锋，多斜笔。书写时按照从右向左，从上到下行款，字体修长秀丽，透露出一种女性之婀娜柔美，也称“蚁形字”。如:外:;午:;卧;岁。一般认为，女书是一种借用了汉字形体的借源文字，［2］7部分字体还和女红图案有关，属于“单音节的表音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是当地的一种土话”。［3］123

2.作为文学作品的女书

主要指当地妇女用女书“创作、改编和记录的民间口头文学”，［4］2多为七言诗歌唱本，也有少数五言体、七言杂五言体和长短句。“创作”即妇女原创作品，如“三朝书”、结交书、姊妹通信、传记等;“改编”是指将汉文唱本、唐诗宋词等翻译成女书;“记录”作品包括儿歌、哭嫁歌、山歌、谜语等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涉及结交姊妹、家庭婚姻、宗教活动、女红艺术、风俗娱乐、个人情感、社会伦理规范等方面，还有一些作品牵涉到社会现实话题。

3.作为载体的女书物件

女书物件主要有“纸、书、扇、巾”四大类，写在扇面上的叫做“歌扇”，写在布帕上的叫做“帕书”、纸片称“纸文”，还有绣在女红上的。其中较重要的为“三朝书”，它用布面作封面，宣纸作内蕊，上写贺词或者祝福语作为礼物送给出嫁的姊妹亲友。这些物件保存了大量的女书作品，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女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现在的女书载体形式有了很多创新，如女书书法、纂刻、雕刻、工艺品等，但是这些现代作品除了艺术和经济价值外，学术研究价值并不高。

二 女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工具书的编纂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刚接触到女书时，高银仙、唐宝珍、义年华等几位女书自然传人年事已高，年轻女性鲜有学习者，另外女书有“人死书亡”的习俗，妇女去世后部分女书要烧掉，部分送给亲友后代留念，女书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当务之急是抓紧对女书资料进行搜集保存，早期女书工作也多围绕此中心展开，成果较为突出。

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是女书发现者和研究带头人，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搜集、保护和整理女书资料，贡献很大。1986年11月至1987年元旦，他将高银仙和其孙子接到家中居住，高银仙手写了一万多字的女书作品，返乡后又寄来了一万多字的女书作品;1988年到1990年，他收集了很多义年华手写的女书作品，将二人作品翻译成汉字集结成册，是研究女书的重要文献。［5］1995年公开出版了《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在书中公布了《1985年女书调查原始材料汇编》，这部著作详细地介绍了女书生存的社会习俗、历史环境，以及当年发现女书的具体过程，是女书研究的奠基之作。［2］2007年宫哲兵和唐功暐出版了工具书《女书通》，采用汉语拼音对女书进行注音，并通过比较女书传人胡美月、何艳新、阳焕宜，以及宫哲兵、赵丽明、谢志民、周硕沂和唐功暐的女书字汇，从中选取字形较为一致的作为女书标准字，对推广女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6］

中南民族大学谢志民教授，对女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亦为杰出。1991年《江永“女书”之谜》三册出版，该书根据女书传人高银仙的读解录音，逐字标音、注义，所有资料一律采用原件复印，保持了女书字形原貌。［7］2002年出版了《女书发声电子字典》，［8］2009年出版了《中国女字字典》，所收女字都来自女书流传区1990年以前的女书作品，包括历史遗存的文本，高银仙、义年华抄录的女书书信抄件，高银仙本人撰写的女书作品，义年华前期撰写的女书作品等。［9］该书条目以单字为主，严格保持女书的字形原貌，注音以高银仙、义年华的实际读音为依据，是研究、学习女书的较好参考书。

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女书集成》，该书所收资料也获得了其他学者的相助。书中对可辨读的429 篇作品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注音释义和分类整理，是学习和研究女书的佳作。［10］2005年出版了《中国女书合集》，该书所汇集的资料占目前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11］2006年出版了《女书用字比较》，介绍了其文字系统内部研究(造字，用字，异体字)价值，女书交际用字研究(个体用字量，个体差异，共识度)价值，方言研究价值，理论价值等。［12］

中央民大陈其光教授收集了五百多篇女书的原件、复印件、摹写件，从中整理出女字三千四百多个，汇编出版了《女汉字典》。该字典除了“注明女字的形、音义外，还注明了每一个女字的汉字演变过程，从而更直观地演示了女书与汉字的演变关系”。［13］江永女书本地研究者、有“男传女书第一人”之称的周硕沂编著的《女字字典》(岳麓书社2002年版)也是较为重要的女书工具书。

三 女书语言文字学研究

早期学者主要从语言文字学方面对女书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女书研究的基础。女书的族属、性质、起源和产生时代的问题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和重点，也是历来研究的难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论断，推动了女书研究的进步。

(一)女书族属和性质研究

学界最早认为女书是与平地瑶有关的瑶族文字，后来又提出汉字说，得到大多数学者承认。如宫哲兵早年曾认为，“在上江圩流行的江永土话(女书)实际上是或古代曾经是平地瑶的一种语言”。［3］126后来他与严学宭合写的《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仍持此观点。廖景东、熊定春、赵丽明女、谢志民、李庆福、日本的小蟠敏行、百田弥荣子也曾持此种观点。［14］93随着研究的深入，宫哲兵、赵丽明等学者逐渐倾向于女书是一种汉族文字。赵丽明认为:“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于湘南、桂北、粤西北五岭(大庚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地区的汉语土话。”［15］16

关于女书的文字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宫哲兵首先提出了女书是一种“表音的音节文字”，这种音节文字大约有单字千余个，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义的语词，可以完整记录当地的方言土话;［3］123而谢志民则认为女书是一种“记号音节性质”的自源文字;赵丽明、陈其光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女书也是一种表音文字。目前女书“借源汉字的表音文字”的性质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二)女书起源和产生时代研究

女书起源和产生时代是女书研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学者们意见各一，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学术争论。其中最主要的观念可大致分为三种。

1.女书起源于远古文字说

李荆林“通过女书数词、量词、造字构件与陶文的比较，女书中的图案字与彩陶图案的比较”，［16］187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多字形相似甚至相同，由此他得出“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16］潘慎和梁晓霞认为，“女书”因其独特的女性文化特征，是母系社会的文化遗存，因而“女书”起源于原始母系社会，是古代刻画文字的母字。［17］但是其论证没有材料证据支撑，充满臆测，得出的结论比较草率，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

2.女书是商代古文字的孑遗演变

谢志民教授主要持此种观点。他从语言学角度，对“女书”的字体结构、发音、语法规则等方面对“女书”的起源时代进行了考证，并不断地修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总的来说他对“女书”起源提出如下论断:(1)“女书”中除借源楷书外，还存在部分源自先秦的甲、金文字的字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18］64(2)女书语法中除汉语语法外，还保留了部分百越语法并与古越人的鸟图腾有关;［19］24(3)“女书”流传地域最初并不在今江永县境，而是在齐国南部之夷、越地。［20］108

3.女书起源明清说

谢志民的观点一出，就受到了宫哲兵、容嗣佑、高彦鸣等人的批评。其中宫哲兵通过对“女书”的史志文献、“女书”物件及内容、“女书”传承等方面的综合考证，提出了女书起源明清说。他指出，“女书的实物和作品最早追溯到咸丰年间，读纸读扇的活动最早追溯到嘉庆年间，女书的传人最早追溯到乾隆年间，可见女书的产生期，很可能是清初或者明末”。［21］他进一步论证出，“女书”所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多为简化字，仅有部分为繁体字。简化汉字古代称为“俗字”，而宋元俗文学的流行正是俗字得以流行的前提，到了清代，俗字已经非常流行了，这也可证明女书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22］131

他的观点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赵丽明就从“女书”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进而得出“女书应该产生于中古以后，甚至是明代前后。就是说作为一套能完整记录语言的完整系统，女书大约有数百年历史”。［15］38杨仁里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史志对所载事件有所取舍遮蔽，过去文人对女性的偏见导致在其史志中失语是很正常的，因此不能作为考证依据。［23］202还有学者质疑“女书”“人死书亡”，不可能发现更古老的“女书”物件，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妇女临终之前会留一部分“女书”给子孙留做纪念的。在目前缺乏其他考古和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宫哲兵依据现有的材料进行的解读是比较科学合理的。［24］5

四 女书文本和女性主义研究

女书作品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它反映了当地女性真实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和历史环境，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史史料价值，其中蕴含的女性思想对今天女性主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宫哲兵在《女书所反映的妇女生活》一文中，通过对女书文本的分析，还原了江永女性的成长、交际、节日、婚姻、宗教信仰等生活状态。［25］张晓佳认为，女书文本中反映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祭祀”、“私人空间——结交”、“时间——历史参与性”三种空间的主体意识。［26］郭世佑认为女书作品《太平天国过永明》不加修饰地坦露了作者对于响应太平天国的升平天国暴动者乃至太平天国本身的真实态度，值得史学家的注意。［27］台湾中央研究院民研所刘斐玟女士以西方文本理论为基础，发表了系列文章来探讨女书中的“表意深度”这一课题，［28］藉以揭示其中性别、阶层、音声、权力、展演和史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认为通过女书的书写和吟唱，妇女们可以游移于传统礼法社会和权利结构内外，将女书在“展演文本的情境中，她们暗地里开疆辟土，为已婚妇女建构另类认同的表意空间”。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女书也是目前女书文本研究的重点。纪军认为女书叙事诗所显露出来的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唤，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以及对女性历史的重建，都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女权主义的核心思想。［29］彭阳认为“群体性的聚会交流，使得压抑在当地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改变、创造等元素苏醒，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30］207钟云萍认为女书是父权压迫下女性反抗的产物，“‘父权制’压迫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潜在的动力，江永妇女婚姻上的苦恼、生活中的烦闷有了排解的方法”。［31］40有学者批评这种“压迫—反抗”的传统女性研究模式极易忽视女书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研究者应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妇女“被压迫—被拯救—被解放”模式。［32］刘秀丽提出女书作品中抗议的内容“并不是‘吃人的’或者‘残酷的’礼制，而是与姐妹团体不相容的外婚制、从夫居的婚姻制度，进一步说，这种婚姻制度在‘五四’以来对儒家礼制的批判中，从来都没有作为一种批判对象提上日程，并且至今在广大的汉族人口中依然不容置疑地盛行着”。［33］31

傅美蓉较为关注女书和女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女书是“女性意识高度发展的产物，女书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身份建构的开始。在女书作品中，女性试图通过强化女性身份、颂扬姊妹情谊、再现女性生活、重塑女性形象等方式来实现身份认同，建构女性集体身份”。［34］119台湾学者郑至慧通过宫哲兵接触到女书后，积极推动港台学者参与女书研究，涌现出了顾雁翎、刘斐玟等知名学者，还资助出版了由当年宫哲兵收集、编著的高银仙和义年华女书手写作品《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另外她以女书为旗帜在台北建立“女书屋”，成为台湾女性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

五 女书的开发保护研究

女书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女书使用土壤的消亡，女书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此，从女书进入学术界的那刻起，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的工作也同时展开。2002年4月，女书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6月，女书习俗列入《中国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中国“女书习俗”抢救保护研讨会暨“女书文化记录工程”项目结题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二百多名专家学者出席，是历年来女书研讨会之高峰。这些活动基本由政府力量主导，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长期工作，短期内很难出现效果，更难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政府如不能短期内从女书开发项目上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此种保护活动或很难有步骤的持续下去，这也是女书保护和开发面临的难题。

从可搜集到的学术论文统计结果来看，自2000以来，有关各种女书保护开发的文章层出不穷，远远超过了研究女书的文章，看似一片繁荣。继续分析可知，很多文章多为应景而作，不仅对女书保护开发面临的问题重复早期女书研究者的成果，很多连最起码的社会调研都没有就妄提意见和建议。这些对策也多抄鉴他人，对女书保护和开发无甚帮助。也有一些科研成果，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实际调研，对女书的保护开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何华湘的博士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以女书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对女书的保护开发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与阐释，并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设计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传播策略。［35］贺夏蓉的博士论文《多重视角下的女书及女书文化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的危机，对当下作为民间文学的女书及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书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进行了现代性思考。［4］巧合的是，这两篇博士论文的作者都是永州本地女性，从中也可窥见永州女性对女书真挚的情感。

六 反思与展望

总体来看，三十年来女书研究的成果十分可观，除专著、资料集外，仅学术论文就有六百多篇(截止2012年5月7日，中国知网)。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女书的文字性质、起源、族属、性别特征以及产生这种文字的原因，成果也最为丰富。另外，女书研究的重要文章主要集中在1983年至2003年这20年，且以宫哲兵、谢志民、赵丽明三位“元老级”的学者成果居多，近年来有些研究基本是以此三人的成果为参考进行阐述，并未有新的突破，甚至做着同义反复的工作，以至于貌似众多的研究成果，实则并非那么繁荣。尤其是最近10年的研究成果中，除了女书开发保护领域看似发展较快外，其他领域研究鲜有进展，女书研究后继乏人。

具体来看，过往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在今后的女书研究中，应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1.女书起源问题依旧未能解决

经过学术界的努力，女书的文字性质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女书产生的原因依旧悬而未解。从研究现状来看，母系社会、商代古文字以及汉字借源改造是女书文字来源的三种说法，其中汉字借源说得到多数的承认。但是为何当地的女性不用社会通行的汉字，而专门借用或发明另外一套文字体系?单纯地从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来分析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此外，很多学者认为女书是由“女性仓颉”创造的，这个女性仓颉或是女性群体，或是某个杰出女性，但是同样忽略了促成这些女性借用改造或创制文字的社会动因。

2.研究方法单一

以往女书研究的方法，主要以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某一方法为主，且研究视域偏重于女书的语言文字性质和起源这两方面。而女书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涉及文字学、民间文学、女性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综合探讨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在女书文本研究中，“‘精神分析法’、‘读者反映理论’、‘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等等，在‘女书’研究中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可是，从前的‘女书’研究者对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研究方法运用得极少。当然以‘女权主义’观念研究‘女书’的还是不少，只是有的成果有生搬硬套的嫌疑而已”。［36］88

3.缺乏对女书与女性社会的整体研究

女性社会作为女书的生存土壤，除早期宫哲兵等学者外，鲜有人关注。江永女性们通过纺织、女红、唱歌、互访、节日等活动，形成了一个内部活跃、外部与男性隔绝的特色鲜明的女性社会，女书正是贯彻整个女性社会的交流工具。在缺乏相关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现实研究条件下，将以往研究由关注女书本身，转向其所依赖的生存土壤——女性社会，通过历史的综合考察，还原女性社会的发展轨迹，可以更加真实和清晰地揭示女性社会与女书之间的必然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清除掉附加在女书身上的种种“神秘”，将其还原为一种在当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发生的文化现象。

4.对女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

女书具有很强的宗教祭祀功能，这不仅在大量的女书文本中有具体的体现，历史上和当代的女书活动中心也是围绕着女神庙进行的，女书是整个宗教信仰活动展开的主线，也是沟通神、人的媒介。另外，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江永女性话语权争夺、女性参与公共领域事物以及加强女性内部认同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目前，从这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的仅有宫哲兵教授指导的祁岩的硕士学位论文《女性社会的女神信仰》，从宗教学角度，对独特女性社会的民间女神信仰及其与女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37］鲜有其他成果。

另外，道县、江华等地境内也存在着女书，部分学者对“江永女书”命名持有异议，这其中固有建国后行政区域划分的因素，李庆福等新版编著以《永州女书》［38］命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文章最后对女书研究不足之处的反思，希望引起学术界关注，共同努力，开拓女书研究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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