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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团与报馆遗址中的鲁迅
《北京纪事》杂志 2024年1期
作者：萧振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涌现出众多的文学社团。在北京有成立最早的文学研究会，还有新月社、语丝社等，在上海有创造社等。这些文学社团都有相应的报纸或刊物用以发声。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支持过很多社团，并与很多报馆刊物交集密切，并留下过鲁迅的足迹。
《新青年》杂志社位于东城北池子大街路东的箭杆胡同。北至智德北巷，南至骑河楼南巷。箭杆胡同曾是著名《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陈独秀故居。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而迁居到这里，《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1919年1月第6卷起《新青年》改组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轮流编辑。在五四运动前后，以反对封建礼教，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鲁迅在1933年出版《守常全集》时作的《题记》中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从此处可以看出鲁迅是曾经到过箭杆胡同9号的。鲁迅从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起，至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期止，共发表了小说、杂文、通讯、译文、新诗54篇。
箭杆胡同９号后改为新门牌２０号，现辟为《新青年》编辑部遗址供开放参观。
新潮社位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沙滩红楼内的一层图书馆内。
1916年，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重大改革，他鼓励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鼓励学生组织各类学会，两年后北大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大国文系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系学生罗家伦，哲学系学生等，联络同学江绍原、顾颉刚、孙伏园、杨振声、俞平伯、郭绍虞等，在19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成立了新潮社，成为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1919年1月《新潮》月刊创刊。
新潮社是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成立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影响力的社团，他们与《新青年》杂志互相呼应，在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伦理与封建文学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新潮》杂志社。首届编辑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还有3位干事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鲁迅在新潮社成立初期，给予《新潮》月刊以很大支持，积极给他们供稿，曾在上面发表小说、杂文和译文。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还有翻译作品《桃色的云》都是在新潮社出版的。
由于新潮社主张政治改良，全盘西化，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罗家伦公开反对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鲁迅对他们提出过严肃的批评。
新潮社设在红楼一层的图书馆，鲁迅在北大讲授小说史时常去小坐。鲁迅日记载：1921年2月4日，“午后往大学讲课，复在新潮社小坐。”1923年6月9日，“往大学新潮社，旋与李小峰、孙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食堂午餐，伏园做东。”新潮社经常赠送鲁迅书籍，还为鲁迅代售过译著《苦闷的象征》。
1922年3月，《新潮》终刊。
现北京大学旧址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当年的图书馆依旧貌陈列展出。
语丝社的旧址即在新潮社的旧址上。1924年11月30日，鲁迅日记载：“晚往新潮社取《语丝》归。”
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社团，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7日。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等。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12月在上海复刊，为第4卷第1期。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语丝社随之解体。
鲁迅从《语丝》创刊起就给予语丝社大力支持，语丝社创办之初，孙伏园邀来16个撰稿人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和到场的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语丝》第一期出版后，鲁迅就主动付了10元印刷费。鲁迅是1926年8月离京南下的，这期间，鲁迅在《语丝》发表的散文、杂文、小说、译文等有60余篇。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文艺论战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语丝社的旧址现在沙滩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作为国家重点文物被保护。
春光社为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文艺社团，1923年春成立，成员有许钦文、董秋芳、龚宝贤等二十余人。鲁迅日记载：
1923年4月13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
1923年4月15日，“下午同耀辰、凤举及二弟赴学生所集之文学会。”
鲁迅连续出席春光社的集会，说明了他对青年文艺社团的支持。董秋芳与许钦文都是绍兴人，在绍兴浙江第五师范时就是同学，1922年同在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春，发起组织春光社，请鲁迅、郁达夫、周作人和日本文艺评论家小泉八云等给予文学方面的指导。1924年6月14日董秋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春光社的过去和将来》，文中说：“我们春光社的社员，虽然不敢希望戴诗人的荣冠，在沙漠似的中国文学里却要做尽力呐喊的一员。”“我们要有和煦的春光，必须经过坚忍的长冬的斗争；换句话，春光不是侥幸获得，不是可以随便享受。这是象征我们社员在这种冷酷枯槁的状态下，在文学方面也是在社会方面，要努力奋斗。”他在北京大学常去听鲁迅的课，亲受鲁迅的教诲。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大屠杀以后》《吊刘、杨二女烈士记》《响应打狗》等文章；在《语丝》上发表了《陈源教授的报复》《反说难》等文章，坚决地站在鲁迅的阵线上。后来董秋芳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争自由的波浪》一书作为《未名丛书》之一印行，鲁迅亲自为该书写了《小引》。许钦文与鲁迅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从1922年起，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晕》，后经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和杂文，受到鲁迅的很多指导。后来经鲁迅选校并资助，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故乡》，小说主要描写浙江家乡的人情世态，鲁迅将其列入“乡土作家”之列。他们在文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业绩，以他们的激情和进取精神，成为鲁迅亲自培养的五四时期青年的优秀代表。
关于春光社，现存史料不多，具体的活动地点及终结时间不详。
莽原社旧址在西城锦什坊街96号。
莽原社于1925年4月在鲁迅领导之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高长虹、向培良、章衣萍、韦素园、荆有麟等。因出版《莽原》周刊而得名。1925年4月11日，《鲁迅日记》载“钦文来。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此前一天荆有麟向鲁迅提到，《京报》社长邵飘萍想请鲁迅为《京报》主持一种副刊，鲁迅爽快地答应了。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也有这段回忆：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当时到场的，我记得的有：许钦文、 章衣萍、高长虹、 向培良、 韦素园，等等。在我报告了同飘萍接洽经过之后，当时便想到刊物的名称。最后还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报头是我找一个八岁小孩写的，鲁迅先生也很高兴那种虽然幼稚而却天真的笔迹，次一个星期五，《莽原》 第一期，就在京发刊了。”
位于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红楼
《莽原》周刊开始由鲁迅主编，鲁迅在《两地书》中曾说明创办《莽原》的目的：“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作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还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莽原》周刊自1925年4月24日出版第一期，随《京报》附送三千份。同年11月27日因《京报》停刊，共出32期。鲁迅共在《莽原》周刊发表作品19篇，第一期就刊载了鲁迅著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后又陆续发表《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在《莽原》周刊上发表作品最多的是高长虹，共35篇。鲁迅说高长虹为《莽原》周刊“奔走最力者”。《莽原》周刊因内部分裂等原因而停刊，1926年1月鲁迅又创办了《莽原》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共出48期。
锦什坊街96号莽原社旧址北面正对白塔寺，离西三条鲁迅旧居很近。当时只有两间房，荆有麟住其中一间，另一间做会客、办事、吃饭之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曾到那里避过难。现在莽原社旧址已被拆除不在。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8月，最初的社址在新开胡同5号。未名社的主要成员韦素园当时就住在那里。胡同的对面，是鲁迅执教的沙滩北京大学红楼。鲁迅常常在北京大學下课后，夹着一个灰色书包，直奔对面的胡同来找韦素园。
未名社是由鲁迅发起，成员为鲁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6人。1925年8月30日，鲁迅日记载：“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这一天是在鲁迅居住的西三条21号，未名社就在这里发起了。
鲁迅当时正在编辑两种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回忆了未名社成立之始：“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鲁迅这里说的“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新开胡同5号，鲁迅还在文章中戏称之为“破寨”。
“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由此可见，“未名”之名为鲁迅所起，而且是先有“未名丛书”，后有未名社的。
未名社成立后，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李霁野翻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1926年春天，未名社迁址到北京大学第二院对面的西老胡同（原名为西老虎洞）1号院，在这里租了北房3间作为未名社的新社址。
鲁迅在北大下课后也常到这里小坐并指导编辑工作。1926年8月鲁迅离京南下后，仍与未名社保持着联系。1928年4月7日，未名社被视为共产党机关被查封，李霁野、台静农被关押了50天。这时鲁迅在上海，仍保持着与未名社成员的书信往来，将书稿寄给他们出版，对他们提供支持。
1928年10月未名社迁到景山东街40号。这里有东西两个院子，东院3间北房成立了门市部，销售本社及上海等地进步出版社的书刊。未名社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29年5月，鲁迅回京探亲时，到未名社去过3次。还探望了在西山住院治病的韦素园。
鲁迅与未名社共存了6年，这6年的时间里《未名丛刊》先后出版外国文学译著20多种，还以《未名新集》为名，出版鲁迅及其他成员新创作的作品集。1926年，又将《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先后由鲁迅、韦素园主编，由未名社发行，出至第48期停刊。1928年1月10日《未名》半月刊创刊，李霁野等编辑，北京未名社出版发行。1930年4月30日出至第 2卷第9至第12期合刊号后停刊。
1931年春，未名社因经济困难和思想分歧，鲁迅声明退出。1933年春，未名社宣告解体。6年的时间里，鲁迅与未名社大部分成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鲁迅在《忆韦素园君》给未名社作了一个小结：“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 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未名社原新开胡同5号，现已成为普通民居。
未名社原西老胡同1号，现也成为普通民居。
未名社原景山东街40号，现已拆除改建。
《国民新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国民党左翼在北京的机关报，1925年8月25日创刊，“以主张国民救国，宣传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锄除黑暗势力为宗旨。”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琉璃厂东街东侧延寿寺街30号。
《国民新报》副刊创办于1925年12月5日。1925年12月2日，鲁迅日记载：“往国民新报馆。”这一天，鲁迅应该应主编邓飞黄邀请，到《国民新报》馆讨论编辑副刊之事。邓飞黄在1918年与罗隆基、傅斯年等投身五四运动，192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主编《国民周报》《国民新报》。鲁迅在编辑《国民新报副刊》期间与邓飞黄交往非常密切。《国民新报副刊》分甲乙两种，轮流出版。甲刊刊载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乙刊刊载文艺类稿件。从即日起，鲁迅与张凤举同任乙刊编辑，按月轮流值编《国民新报副刊》乙刊。鲁迅在该刊先后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死地》等抨击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杂文共10篇，译文2篇。还编辑发表了许多进步青年的作品。从鲁迅日记中可以得出一些鲁迅编刊的信息。1926年1月10日，“上午国民新报馆送来上月编辑费卅。”鲁迅编刊的薪酬是30元，稿费约4元。1926年3月17日，“往《国民新报》编辑会。”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到《国民新报》馆。第二天，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3月25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死地》，表达了对请愿的看法，并指出：“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告诉中国的青年“为中国计”，不要“轻死”。《京报》《京报副刊》《语丝》等被段祺瑞政府禁止发行。《国民新报》《国民新报副刊》也在被禁之列。鲁迅得知后作《大衍发微》予以揭露。北京国民党党部被北洋军阀查封后，1926年4月28日《国民新报》被迫停刊，《国民新报副刊》也随之在1926年7月停刊。
延寿寺街《国民新报》旧址现已成商业街区。
《晨报》馆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
《晨报》的前身为北京《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晨报》第7版为文艺专版。1918年12月《晨钟报》改为《晨报》。1919年2月7日，《晨报》改革第7版，增加“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明显倾向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第7版由孙伏园主编，改成4开4版的单张，鲁迅为之命名为“晨报附刊”，报头由总编蒲伯英题写为《晨报副镌》。1921年10月12日起独立发行。
1919年12月1日，鲁迅在《晨报·周年纪念周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1921年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以后还发表过小说《兔和猫》《肥皂》《补天》以及杂文、译文。到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为止，鲁迅共在该刊发表60多篇作品。《晨报副刊》在鲁迅的支持下，起到了推进新文学发展的作用。
据鲁迅日记，鲁迅第一次到《晨报》馆是在1924年1月17日，“访孙伏园于晨报社，许钦文亦在，遂同往宴宾楼晚饭，买糖包子十四枚而归。”又1924年5月11日，“往晨报社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后又到《晨报》馆多次访孙伏园。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早年在山会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都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北京期间与他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1924年他还陪同鲁迅赴陕西西北大學作夏期讲演。在他编《晨报副刊》时，鲁迅给予他有力的支持。
《晨报》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终刊。
如今的《晨报》馆旧址犹存，只是已变为民居。
编辑 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