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雁-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乔惠民敬书
国土名片网钤印：王子盧
小编芬儿注：于光远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首任理事长
孙冶方和于光远同志加朋友
《文存阅刊》 2016年2期
作者：竹方斌
2015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揭晓时，媒体曾披露此奖是1983年由于光远、薛暮桥、姚依林、宋平等人共同发起设立，被誉为是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只因于光远名列四人之首，加上他的经济学观是人、工具和自然的二要素观点，而孙冶方的经济学观是人、工具、自然的三要素观点，而且相互间有学术争论。鉴于此，就有不知当年情况的年轻人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有一些误解，故此，笔者特作此文加以介绍。
孙冶方年龄比于光远大，投入经济学术研究也比于光远早，所以孙冶方在经济学术界成名也早于于光远。而于光远在大学读的是物理专业，参加革命工作后，多数时间是从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搞学术研究一般在业余时间，而且他早期也只对哲学研究有兴趣。对经济学术研究是在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是进北京城之后，于光远先后在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和科学处担任领导工作，又曾经组织编写干部学习读本。他不是一个就事论事去编撰他人学术观点的人，他喜欢用哲学的观点进行论述和研究。当时，国家正是从结束战争年代过渡到经济建设年代的时期，大批干部需要学习搞经济建设本领，需要懂得经济建设的知识。为此，于光远这个奉命编写干部学习读本的人，从此钻进去搞起了经济学术研究，自己也开始写起经济研究的学术文章。并且，他的文章曾经得到当时的大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好评。当年，马寅初曾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聘于光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历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活跃期，同事间、师生间为点小事都可以争论不休，何况是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应该说，孙冶方的人、工具、自然的三要素经济学术观，同于光远的人、工具和自然的二要素经济学术观差别并不很大，无非前者用纯经济学来论述，后者加进了哲学的辩证观点去论述。加上两人都是学术界的相关领导，自然是带头积极参加“双百”工作。只可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有所变化，而孙冶方、于光远这两位在中科院担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职务的中共人士，没有像一些风派人物那样随风向而转。在那个特别时期，于光远是作为中宣部派到学术界的联络员，在他反映学术人士讲话要点时，有风派人物指责他站脚点偏向另一方，为此曾经有人要把于光远打成“右派”，幸亏直接领导为他讲好话逃过一劫。可是，在于光远出国访问时，他的第一任夫人被打成“右派”，有点成了“替罪羊”。而孙冶方是完全站在多数学术人员位置上，批评当时一些指标数字统计不实，自然是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处分。
孙冶方和于光远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的经济学术观点差别，但在对待“实事求是”上都有“伸直腰板身不弯”的相同处。大跃进时，国家各种经济指标大幅出现水分，孙冶方站出来说话。对立方指责他“右”，朋友方劝他“你可要注意风向啊！”。而孙冶方听后幽默地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注意风向做什么？”而于光远玩文字游戏，一会儿用经济学文笔，一会儿用哲学腔调，用辩证方法坚持，仍说“实事求是”的那些话。
风派人物中也有很多秀才人士，他们看到孙冶方的三要素经济学观和于光远的二要素经济学观间的不同，立刻想到可以利用来各个击破。只是孙冶方和于光远这两人不但都腰板硬，头脑也一样清醒，双方都坚持学术之争，谢绝上升到政治路线高度去批判对方。只是孙冶方的直来直去说，比于光远的辩证说吃亏，孙冶方从“反右”开始被批判到文革初，已经被批得奄奄一息。一方面是于光远多次坚持在对孙冶方等同仁的“小批大帮”的学术上，另一方面说“自己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兼职，实职在中宣部科学处长，处长不能算当权派”的辩词，激怒了中央文革掌管理论的要员，把棍子转向尚有活动能力的于光远。不想于光远不识时务，同那要员争论起来。自然，于光远便尝到武斗的滋味，被发配到宁夏去养猪。这时候，中央文革的秀才想到用“死老虎”去批“活老虎”，动员孙冶方“刑场”立功去批判于光远。可孙冶方的答复却是：“于光远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同政治路线挂不上号。”
孙冶方和于光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的学术之争。而到狂风吹来，有人要他们批判对方时，都会变得闭口不言，或者是小批大帮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成中国社科院，于光远担任社科院副院长，孙冶方担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双双回娘家，年长的孙冶方对于光远说：“你我双双回娘家，那是经历磨难幸存下来的大好事，只是学术界经历政治运动太多，学术气氛已被压抑得不活跃，是不是我们相互争鸣带个头，让学术园地回到‘双百’气氛时期。”于光远当即表示同意，只是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尚未交办完，又有参加筹办十二大起草政治报告经济部分的任务，是不是等待到十二大之后，我们两人立即展开学术争论。”孙冶方对此表示理解，两人订下口头君子协议。
中共十二大时，于光远和孙冶方双双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接着，他们在社科院也双双退居二线担任顾问。这样，年长的孙冶方又向于光远再次提起君子协议的事。而且，在重提君子协议的同时，孙冶方给于光远寄去了一份资料。于光远打开资料一看，资料分列十大类，每一大类资料都有利于光远的二要素经济观点。于光远觉得有来无往非礼也，赶紧也收集资料，归纳有利三要素经济观点的十大类资料寄给孙冶方。遗憾的是，孙冶方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于光远赶紧前去医院看望孙冶方，看到眼前这种实际情况，说：“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证明我们两人是同志加朋友。现在你这样的病况，我们的学术争论就免了吧！”孙冶方确已病得不轻，但说话声音仍坚定：“正因为我这病况，我在世时日已经不多了，在当前学术园地枯木逢春的时候，我们应该各自给自己的学生做个榜样。这学术争论不能免，我希望在自己闭眼前能见到你的大作。”
面对这位在死神面前不弯腰的硬汉，于光远感慨万千，心想在大跃进时期，虽然自己没有随波逐流去高喊不实的数字，但也没有像孙冶方那么硬顶，安慰他的最好办法唯完稿文章。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从那之后有好多天，于光远在日常工作之余，接连几个晚上加班写稿。当时于光远提出以同死神赛跑的毅力和速度，在死神还未到达孙冶方病床前的一瞬间，就把文章写好。当时确也这样，就在孙冶方谢世前日，于光远拿着撰写好的文稿前去看望孙冶方。孙冶方一边挂氧气，一边看完于光远的文章，十分欣慰地说：“你不失约，不愧我们是同志加朋友一场。这文章建议在《经济研究》上发表。”
于光远这人很少流眼泪，在孙冶方病床前，他看着这位“同志加朋友”式同行的病情，回想着以往百花阳光下的争鸣，和风风雨雨时期的互相关照，不觉眼眶泪含难忍：“冶方兄……”而他知道这位冶方兄要的是学术园地有璀璨的亮光。所以，在孙冶方逝世之后，于光远到处呐喊，呼吁给孙冶方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有幸的是他的呼吁很快得到像薛暮桥、姚依林、宋平等当时在经济学术界和经济管理高层有份量的人物支持，很快成立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组织机构。不但如此，在那之后的各类经济学术会议上，于光远又曾多次向孙冶方生前所带过的学生们呼吁接过导师的遗愿：“你们的导师孙冶方生前同我有约定，为了活跃百花园中的学术气氛，我们之间的学术争论要继续，你们可不要辜负导师的遗愿，向我的学术观点开炮呀！”笔者参加经济学术会议不多，但多次听于光远如此呼吁过。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吁是1985年4月下旬，在浙江大学校园内举行的生产力经济学理事会的年会上。后来在上海延安饭店举行的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又一次听于光远向孙冶方的学生们发出过呼吁争鸣的声音。现在孙冶方、于光远这两位大牌经济学家都已作古，过去那种无限上纲，把学术争论上线到政治路线斗争的事是不会再出现了。可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不但需要百花齐放，更是需要百家争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