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口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入滇进程

闰　峰　王兆辉

1949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南京进行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随后，西南服务团一万七千余人，陆续分批次随人民解放大军挺进西南边疆。在这个过程中，由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率领的云南支队的行军路程最为遥远、最为艰辛，先后途经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行程八千里，历时四个月，特别是从湘潭开始的三千余里的徒步行军，山高路险，跋山涉水，可谓风餐劳顿，历经沧桑，邓小平称之为“小长征”。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组建

西南服务团下设的十余支队伍，云南支队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规定：去往云南的南下干部从“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人”的布置中抽调，但由于中央原定为云南调配的这批干部被中南等新区分配，因此，云南的干部改由二野从中央“川、黔两省大约一万六千个干部”的布置中统一调配。这样，云南支队的干部、学员的来源与二野的西南服务团筹建战略决议相一致，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在新解放区公开招收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作为云南支队的主要人员构成，二是从老解放区和部队抽调的干部与职员，他们则作为支队的骨干领导力量。云南支队的这两部分干部、学员成为新中国到云南省的第一批南下干部，同时也是开发与建设云南的第一批地方干部。

1949年9月26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南京举行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云南支队支队长一职由原东北骑兵支队长、大革命时期云南籍老党员刘林元担任，原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马继孔任支队政委，李旭、周贤任副支队长，同时李旭兼任支队参谋长，副参谋长由侯保锐担任，此外，陈方、黄天明分别担任支队政治处正、副主任。

云南支队成立之初，下设支队部与六个大队。支队部下设政治处、行政处、供给处等职能部门，以及直属技术队、警卫连、后方留守处等后勤保卫部门，总计有四百六十九人。在南京组建期间，云南支队共有两千六百三十四人，除支队部外，分属六个大队：

第一、四大队是学生大队。1949年6月下旬开始，在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协助下，主要是通过政治审查与文化考试，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招收的青年学生，包含进步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以及一部分教师、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等。其中，大专生约占一半。带队干部则都是从皖南区党委、军管系统、老解放区抽调的老党员、老干部。第一、四大队均编为三个中队，分别有四百一十七人和四百一十一人。在第一、四两个大队的八百余人之中，大专文化程度占百分七十，其中有一大队宣传队队长杨训焕等地下党员27人。

第二大队是1949年8月在南京进行集中组建的以从事广播、报社、邮电、书店等工作为主的专业干部队。其中，广播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广播电台、济南广播电台等单位，报社专业人员来自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北平解放报等单位的，书店专业人员分别来自新华书店北平总店、新华书店南京分店等单位，邮电专业人员则是分别从山东战时邮局、华东支前司令部邮局、豫皖苏交通总局、南京邮局和邮政学校等单位抽调的干部与职员。第二大队编为两个中队，计有二百二十一人。

第三大队是由青年工人组成的职工大队。1949年5月，南京工人政治学校成立，并公开招生学员，以培训南京工厂企业中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工人，学校也招收了少部分的学生学员。云南支队第三大队的成员主要就是南京工人政治学校的学员。三大队带队干部来自野战军与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第三大队编为三中队，约三百余人。

第五大队是在皖南地区组建，主要由到皖南的河北、山东的南下干部和皖南干部学校学员组成，以及从新四军抽调的十余名干部，还有一部分的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第五大队编为四个中队，计有四百五十九人。

第六大队为干部大队。1949年7月，山东分局遵照党中央决议，主要从山东老解放区的中共山东分局直属机关、胶东、鲁中南、渤海等地区，以及三野华东支前司令部等单位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百二十二人的南下干部大队。7月中旬，山东南下干部大队在济南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南下干校进行了两个月的集中学习。10月5日，山东南下干部大队在周贤的带领下，由济南到达徐州，并正式编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期间，山东南下干部大队的部分干部调整到川南支队、贵州干部队以及学员队伍中担任领导工作。这样，云南支队第六大队实际共有三百五十人，编为三个中队。

此外，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中央还抽调原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原滇军起义军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等东北解放区的云南籍干部一百余人，以及岳肖峡、毛更甦等领导干部随队到云南工作。

云南支队行军路线

从1949年10月1日起，在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诞生地隆隆庆祝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各支队陆续离开总团部所在地南京，向大西南进军。10月3日凌晨，云南支队的同志冒着潆潆秋雨，踏着泥泞的道路，伴着《走，向着大西南走》、《解放军进行曲》等歌声，登上拉货的火车，开始了漫漫征途。

云南支队总体行军路线，首先由上海出发，经苏州、无锡，抵达南京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后由南京下关车站乘坐闷罐火车或敞篷火车北上经蚌埠抵徐州，又转陇海路西行经商丘、开封，到郑州，再由京汉路南下经许昌、漯河、信阳、孝感等地，到达武汉。

到武汉后，西南服务团分为几条行军路线到各自的目的地。其中，云南支队的主要行军路线则是从武汉、经岳阳，过汨罗、横渡洞庭湖，于10月24日转平汉路抵达长沙。在长沙，云南支队进行了短暂休整，主要是补充新员、调整编制，听野政首长、省委领导的讲话、报告，开展相关政策与行军纪律的学习，轻装前进。这样，云南支队再从湘潭开始徒步行军，沿湘黔公路西进，历经湘乡、邵阳，11月下旬翻越雪峰山。12月上旬，云南支队到达怀化县，由此西行，经芷江、新晃，于12月中旬进入贵州境内的玉屏县。此后，云南支队历经镇远、贵定，于12月底到达贵阳。在贵阳过了1950年春节，队伍再经平坝、安顺、镇宁、普安等地，于1月下旬抵达盘县进行休整后，1950年2月初，云南支队到达沾益，并在沾益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性的联欢会师大会。2月下旬，队伍抵达目的地昆明，然后分赴云南各地州市县。从湖南湘潭以后，云南支队开始长途步行行军。进入湘西以后，沿途人烟稀少，崇山峻岭，山重水复，道路愈发不堪。11月下旬，云南支队翻越了邵阳西海拔达1934米的雪峰山。一路上，宣传队在沿途设了

很多鼓动棚，鼓舞士气，有的队员还在悬崖上用白粉刷上标语：“凭着一双铁脚板，踏遍青山进云南”。打前站的同志与炊事员提前出发，负责踩点、寻找水源、粮食供应等。支队领导、老干部则以身示范，多与学员一道步行，他们配备的马匹，也多以驮运物资、伤病员。12月中旬，云南支队走到湖南榆树湾(今属湖南怀化市)一带，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致使三大队二中队打前站的崔进先同志壮烈牺牲。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行军进程中严格执行《约法三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行军纪律，因此，部队所经之处，与当地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处理非常的和谐。在贵州普安修整期间，云南支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总结、评定、评模活动，原云南支队第一大队事务长何俊就曾被评为一等行军模范。

同时，为了加强行军中的思想政治学习，云南支队政治部还抽调了部分学员，创办了行军快报——《前进报》，并通过行军快报传达支队党委的指示。

从休整扩编到团结会师

10月24日，云南支队抵达长沙，并在长沙进行休整扩编。在南京组建时期，云南支队下辖六个大队，计2600余人。在行军整编时期，云南支队的规模进一步扩编，先后加入了三批人员：一是在长沙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大、中学生新干部，约一百余人，分别编入第一、四、五大队。一是二野军政大学第一团的两个营，约九百九十余人，编为军政大学队。再者是在长沙休整结束后，云南支队历经湘潭，穿越湘西，过贵阳、安顺等地，于1950年1月25日到达贵州盘县。于是，在盘县新成立的财经大队，列入了云南支队建制。财经大队是从华北各地抽调的财税、银行、贸易三个系统的干部组成，下设五个专业队，约250人。财税专业的干部是主要从河北省财政厅和北平、唐山、石家庄等财税部门抽调，由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作民带队；银行专业的干部主要是从河北省人民银行系统抽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副行长李铁亚带队；贸易专业的干部主要是从北平市、河北省、天津市等贸易部门抽调，由河北省税务局局长翟昌宗带队。

至此，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编制基本确定完成，全支队下设七个大队和二野军政大学学员大队，共约3897人。其中，共产党员975人，青年团员703人。从来源上区分，老解放区和部队干部有1016人，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百分之十七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地师级以上干部35人，县团级干部135人。学员有1864人，大部分是大、中学生。此外，还有战士和工勤人员1017人。

1950年2月6日，在盘县整编之后，云南支队继续向云南进发。终于，经过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步行三千余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终于到达了贵州、云南等目的地，与当地人民军队、地下党等组织胜利会师。

经过数千里路的长途跋涉，云南支队历经贵阳、盘县，逐渐靠近云南境内。在这期间，云南支队按照党中央、邓政委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指示，开始筹备会师工作，以搞好会师，增强党内外团结。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投向人民革命阵营。12月29日，宋任穷在贵阳市召开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进军云南的方针与任务》即指出：“我们进入云南，首先在思想上确定，与卢汉的团结是内部问题，不是外部问题。云南有四部分干部即野战军、外来干部、地下党、卢汉的人员。12月9日起，卢汉的人就是我们的干部了……这四部分干部在待遇上、地位上、生活上都无分别，但在政治上有分别，在前三部分中，有老干部、老党员，在云南要成为骨干，起领导作用，……要负起责任，要好好团结，实现领导责任。”1950年1月27日，云南支队在贵州盘县休整时，宋任穷再次强调了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要搞好团结会师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进入云南后第一件事就是会师，云南支队一定要搞好会师，增强党内团结，这是搞好云南工作的基础。因此，宋任穷等西南服务团领导多次召开会议予以贯彻。不仅如此，为了更好的接管云南政权的工作，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还与进入云南的陈赓四兵团、滇黔桂边纵队、云南省地下党组织等举行了多次会师会议与会师大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次。

1950年1月11日，在贵州盘县，西南服务团总团长宋任穷与云南省地下党工委书记、滇黔桂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进行了初步会晤。2月7日，宋任穷与云南支队领导陈赓、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郑伯克、滇黔桂边区党委书记兼滇黔桂边纵队政委李明，原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籍的革命家周保中等各方面领导汇聚一堂，在贵州安龙召开会议。这是一次领导会师会议。会议由宋任穷主持，周保中传达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关于云南工作“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指示，并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即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并根据中央指示，由宋任穷宣布成立云南省委员会，由宋任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周保中、郑伯克、刘林元、郭天民、李明等为委员。而且新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由陈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此外，安龙会师会议还对云南的下一步会师与接管等工作统一了思想，作了研究部署。

1950年2月3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越过云贵两省交界的胜境关，开始进入云南境内。2月5日，云南支队到达沾益，受到滇黔桂边纵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3日，举行盛大的会师大会。这次会师是群众性的会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滇黔桂边纵队、和二野四、五兵团及四野部分队伍等一万余人一起参加了会师大会。并且，地下党组织了昆明市的工、农、青、妇及各行各业的代表到沾益慰问。会师以大联欢的形式，由云南支队与慰问团的同志共同演出了文艺节目，载歌载舞。会师联欢在热烈、真诚、融洽的氛围中进行，从而增进了各方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并增强了在云南团结协作的工作精神。

1950年2月24日，云南省委组织再次在昆明市喻园召开会师会议。参加这次会师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任穷、陈赓、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领导、滇黔桂边区党委与滇黔桂边纵队负责人及二野四兵团驻昆师以上干部等百余人，因此这次会议是领导高层的会师会议。这次会议了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并由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陈赓宣布：从今天起，云南全境获得解放。同时，这次会议也仍是一次着重针对团结工作的会师会议。在会上，宋任穷、陈赓等省委领导反复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当前云南要以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中心工作，首先搞好党内团结、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并对卢汉及其部属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同时，省委明确了团结工作的原则：在处理团结问题上，如果部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出了问题，部队干部要负主要责任；如果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出了问题，外来干部要负主要责任；如果老干部与年新干部出了问题，老干部要负主要责任。3月4日，省委又召开了党员干部两千多人参加的会师大会，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一系列指示。

除了这几次会师会议外，二野四兵团干部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各大队分配到各地后，又多分别与当地人民革命组织会师一次，如罗平会师会议、宜良会师会议等。通过这些会师会议和会师大会，从而统一了云南的各方思想，贯彻了中央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不仅增进了云南省党内团结、党外团结及各民族的团结，也为以后全省的接管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思想基础，并对云南省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