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的训练及影响
《云南档案》杂志 2016年9期 作者：夏玉清
南侨机工是在中国抗日军事运输困难之时，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简称“西南运输处”）等部门之急需由“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统一招募而来。大部分南侨机工主要由负责军事运输的机构——“西南运输处”管理和安排。各批南侨机工抵达昆明后，并没有马上参加军事物资运输工作，而是被送入设在昆华师范学校的“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1］接受训练。本文主要以云南省档案馆的南侨机工历史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深入探讨西南运输处对机工进行训练的原因、内容以及影响，以深化学界对南侨机工支持中国抗战的认知。
一、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进行训练的背景
虽然南侨机工大多拥有驾驶证书或具有多年的技术经验，但“西南运输处”仍然对抵达机工分批进行技术训练，这主要是由南侨机工所承担工作的性质及其特殊身份等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是因运输军事物资的性质所决定的。西南运输处作为中国抗日时期最大的运输机关，属于半军事性质，“是抗战时期应运而生的机关，自负国际运输的重要责任，其所负的使命何等艰巨，担负抗战建国的军事运输的任务”。[2]因此，军事物资运输的性质决定了运输人员必须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抗战需要起见，故于交通技术以外，兼及军事知识之灌输，寓军人精神之培养，使其具备完全之人格，堪能担负重大之任务”。[3]此外，运输人员工作区域“临近前线战区”，必须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及技能，以便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等。
国民政府军政部认为，南侨机工“均非受有严格军训，于军队服务，殊不相宜”，[4]但担负的工作是输入抗战前线的军事物资，以及担负运输钞票、为前线运输武器乃至运兵的重任。可见，担任此项重任，除了技术水平之外，军事训练实属必要。正如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吴琢之在对南侨机工训词时曾说，“机工技术优良，本无需要训练，惟抗战必须统一步骤，始能有效一致，吾人必须养成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服从长官指挥，养成集团生活的习惯，然后分配各位到前线”。[5]由此可见，军事训练，实属必要。
其次是由南侨机工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西南运输处”管理人员认为南侨机工“言其性情，则爽直而热烈，言其举动，则活跃而放浪，且久居热带海岛之地，又因殖民政府但求其劳作，此外不加苛求，平日故与放纵，不加管教。”[6]有鉴于此，华侨机工参加抗日运输必须接受集体化生活和军事化管理，才能符合运输军事物资的要求。1939年4月22日，经仰光入滇的第四批华侨机工抵达仰光时，西南运输处副主任龚学遂向全体机工训词，强调集体化生活、军事化管理的必要性；“我国所处地位，仍在战期，一切生活环境须在于战时状态乃当然之事，故吾人之生活必须简单化、军事化，能吃苦耐劳，努力负责，实干苦干，决不能再如南洋海外之舒适，诸均须应明了。”[7]因此，为使南侨机工熟悉国内生活以适应中国战时运输机关组织化、纪律化，必须对南侨机工施以必要的培训和军事训练。
此外，效忠国民政府的需要。1939年，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洋地区活动以收买部分华侨与日本合作。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政府要求运输人员必须“严守秘密，切实主要保守国家秘密，言论行动切须小心谨慎，时刻提防汉奸，台奸敌人的间谍活动。”[8]正因如此，1939年5月6日，西南运输处副主任龚学遂在机工训练开学典礼中，强调机工爱国教育的必要性，“我们迎来了1500名朝气蓬勃的富于求知的华侨青年学生，无论是为着逾千的青年学生着想，抑或为求本处训练这批青年得受完美的成果，都需要充实他们关心德育、智育，体育的学识和技能，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爱国的国民，模范的运输员、尽职的优良员工”。[9]
二、南侨机工训练的方式与内容
1.返国南侨机工的编队
为训练及培训军事运输人员，西南运输处专门成立“运输人员训练所”。南侨机工抵达昆明后，直接安排进入“运输人员训练所”，并编入不同队别接受训练。例如，第四批返国机工抵达训练后，其编队及安排情况如下，“第三批回国服务机工五百九十六名，实到五百九十二名，该队于四月五日连同庇能机工三十一人合编为临时大队，第一队二百一十名，第二队二百零五名、第三队二百零六名，编调六大队一名。旋以临时大队各队人事过众，乃于四月十五日改编为第七、八大队，计七大队二百二十一名，第八大队二百一十名”。[10]
临时大队队长由温天一担任，下设5个中队，其队长分别为古国元、李金长、刘航导、姜自璋、陈自才、黄兴存担任。为管理方便，每个中队根据人数不同设班，如第一中队设立15个班，每班人数在12-30之间。[11]1939年6月1日后，抵达昆明的华侨机工，采取新的编队方式，“先考验技术，据成绩分别编队”。[12]
2.训练的方式
返国机工训练时间一般为1-3个月。训练期间，南侨机工身着统一制服进行训练。训练方式之一是生活集体化。主要体现“运输人员训练所”对南侨机工训练时间的严格安排。“每早五点半起床点名，六时半升旗，八点时早操及早餐，九点休息上课司机修械课程，十一点下课回宿舍，十二时午餐，十二点半午睡，一时半起床，一时五十分出发，二点二十分上课课程同上，三时二十分出操，五时收操，五时半降旗，六点半晚餐，七时游戏，八点自习，九点熄灯，睡眠”。[13]
从时间安排可以看出，南侨机工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时间安排极为紧凑，南侨机工在整个训练期间全部被封闭在“运输人员训练所”内接受训练，他们基本上没有个人外出和活动时间。
二是管理军事化。军事化管理可以从《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学员保证章程》的内容体现出来。南侨机工进入“运输人员训练所”后须签订《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学员保证章程》。该章程规定，参加训练人员“四人连环互保”，以“确保之四人应各负连带保证责任，不得相互推诿”。[14]而对于“在训练期间无故中辍者”，不仅本人受到经济上重罚（“赔偿训练费”熟练司机及机工100元，练习司机及机工200元）。而且规定，“如被保人不得履行时，应归联保人共同负责代为赔偿数目”。在抵达中国之前，南侨机工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接受艰苦的磨炼，因此，都能接受严格的管理和训练。“连环互保”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反映出西南运输处对机工训练之严格；另一方面，该项制度也使得南侨机工在训练所互相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南侨机工逐渐适应军事化、集体化的管理方式，从而为军事物资的运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训练内容
南侨机工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军事、技术、政治等方面。军事培训。主要是向南侨机工讲授必要军事常识及部分实践知识。“就是要懂得如何对敌人放枪，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神圣抗战，凡属国民都有拿起去杀死敌人、日本强盗的义务，何况我们担负运输的人员，更有拿枪杀敌的机会呢，将来我们必来一次大规模的总反攻，我们的汽车运输队要跟随大军追上前线去，我们有一天一定能够夺取敌人的很多枪炮，我们如不懂得放枪，不是失去杀敌的机会了吗？因此所有的华侨同学，我们教他上操，教他放枪，教他们打仗的方法，是准备将来他们能利用去杀敌人的”。[15]
技术培训。南侨机工抵达“运输人员训练所”后，首先按规定考核技术水平，“优良者偏重军事政治训练，低劣者照熟练司机课程训练一月，再行考核。”[16]大部分南侨机工对平坦易行的南洋路况早已适应，而对中国西南滇缅公路恶劣的路况较为陌生，因“滇缅公路之险，为世界闻名，驾驶机工，非体魄健全，技术纯熟者，恐难措置裕”。[17]因此，“运输人员训练所”根据机工技术水平的不同分别编队训练，训练地点主要是在昆明市周边山路，以练习山地驾驶为主。
政治培训。目的是培养和增强机工忠于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意识。培训途径有“除定期召集华侨机工开展精神训话外，并开设识字班，分为高初二级，每晚上课两小时，由教务科职员担任讲授”。此外，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专门为南侨机工编写政治常识讲义。[18]其次是借助升降旗仪式等培养机工政治意识。“运输人员训练所”利用每天早晚的升降中华民国国旗仪式对机工训话，训话由西南运输处官员轮流主讲，时间约半小时，随后全体华侨机工合唱《中华民国国歌》及《领袖歌》。其中，《领袖歌》的歌词是“大哉中华，代出贵龙，历经变乱，终能复兴，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途复兴，复兴。[19]
为确保机工的效忠国民政府政治意识，西南运输处还设有国民党党部，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安排定期举行“总理纪念日”、“新生活运动”等政治活动，根据规定所有南侨机工必须参加上述活动。”[20]
当然，对于习惯南洋舒适生活的机工而言，“运输人员训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足，生活较为清苦。首先是训练所设备简陋。抵达昆明的机工全部集中到“昆华师范学校”训练，但“课室工程，惟以云南工人工作迟钝，不能如期完成，其中桌椅，全付阙如，包工定造，为时竟需两月，先拟以大油桶作架，上铺木条，以为书桌暂渡”。而所建厨房“业经大部完工，已饬各队伙夫迁入应用，惟新增华侨八百余人，所需房屋，又感不敷亦”。[21]
其次是物质缺乏，生活清苦。“昆明地方，气候无常，加之一切需用物品不易办到，所以关于侨胞遽然回到国内，无论对于习惯，对于起居，及一切生活上的需要不能十分的充足来供应。”因此，机工在训练期间，生活极为清苦，“早粥时间，没有旁的菜，只有腌菜，白萝卜之类，大家胃口都不坏，起码三大碗稀饭是到肚的。吃快些的，有吃上五六碗的，菜完了只好不用菜，只好和啜白粥”[22]
此外，机工患病后难以及时医治。“学生大多来自远方，以不服水土，颇多患病。本处诊疗所又以房屋过狭，不能如数收容。而转到昆明各医院，又往往以客满见拒，近在本所左邻租到昆华实小校舍十四间，拟籍辟为本所疗养院，作为收容本所病生之用。以本所每月医疗费三千元拨作该院经费，现正积极筹备中”。[23]
三、西南运输处对机工训练的影响
通过“运输人员训练所”的短期严格训练，南侨机工基本上掌握了运输军事物资所需要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逐渐适应了中国运输军事化、集体化的管理方式。有的机工因其技艺高超而被“运输人员训练所”聘任为助教等职务。[24]当然，对于突然接受严格训练及清苦的生活，少数南侨机工难以忍受，但绝大多数抱着为国运输的信念和决心，抱有前来吃苦的思想准备，正如当时参加训练的吡叻机工队队长给吡叻筹赈会信函中所言，“不苦胡为是，然固知而来，且极愿为。”[25]因此，大部分华侨机工克服困难，完成了军事训练并顺利通过毕业考核。
［1］“运输人员训练所”是西南运输处为培养训练司机、修机、通讯而设立。所长由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兼任，副所长由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兼任，教育长为张炎元。下设教务科、训练科、会计科和总务科。另有管理受训人员的总队部，总队长为张炎元，但由总队副薛文蔚负责其事。
［2］《告本处全体同仁书》，《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公报》，第5期，民国二十八年八月。
［3］《训练所给总处函》，54-10-549，西南运输处，云南省档案馆藏。
［4］《军委会复办公厅函：为侨务委员会关于峇株巴辖回国服务团事》（1939年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西南运输处档案，54/6/546。
［5］《西南运输处吴琢之副主任对南洋回国机工训词》（1939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6］《郑琦拟华侨机工状况函（附件）》（1941年6月2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10/463。
［7］《西南运输处吴琢之对南洋回国机工训词》（1939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8］《西南运输处吴琢之副主任对南洋回国机工训词》（1939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9］《发刊词》，《西南运输处公报》第1期，西南运输公报编辑委员会编印，,民国廿八年四月1日。
［10］《运输人员训练所第三批回国华侨编调情形呈》（1939年5月1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546。
［11］《昆明机工训练所分队训练名册（一）》（1939年），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546。
［12］《西南运输处陈质平致陈嘉庚函：机工在昆明训练情形》（1939年6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13］《槟城机工领队致筹赈会函》，《总汇新报》，1939年6月5日，第3版。
［14］《军事委员会云南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学员保证章程》（1939年5月3日），54-10-22，西南运输处，云南省档案馆藏。
［15］《张炎元给南洋侨胞的一封信》，《总汇新报》，1939年6月3日第3版。
［16］《西南运输处陈质平致陈嘉庚函：机工在昆明训练情形》（1939年6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17］《复兴公司驻缅运输工程处有关侨工管理函》（1940年1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18］《西南运输处陈质平致陈嘉庚函：机工在昆明训练情形》（1939年6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19］《总汇新报》，1939年5月16日。
［20］《西南运输处党部对南侨机工的管理函》（1939年1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12/335。
［21］《西南运输处陈质平致陈嘉庚函：机工在昆明训练情形》（1939年6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22］《张炎元给南洋侨胞的一封信》，《总汇新报》，1939年6月3日第3版。
［23］《西南运输处陈质平致陈嘉庚函：机工在昆明训练情形》（1939年6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6/335。
［24］据统计，当时华侨机工在训练所任助教者27人。参见《昆明机工训练所分队训练名册（一）》（1939年），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运输处档案，54/10/537。
［25］《吡叻队队长致吡叻筹赈会函》，《总汇新报》，1939年5月18日，第3版。
试论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的训练及影响
■ 夏玉清
“南侨机工”是抗战时期应国民政府请求由“南侨总会”招募和派遣的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组成。根据西南运输处的安排，返回国内的“南侨机工”分批在昆华师范学校的“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受必要的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南侨机工掌握了在中国承担军事物资运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为此后运送军需物资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侨机工 西南运输处 军事训练
中国侨联课题《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39-1946）》（15BZK229）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