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圈模式的“成渝版”
《南风窗》杂志 2022年7期
作者：何子维
电话铃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
2021年12月1日的零点，重庆城市里的某个座机电话响了。
那是从500公里外成都的某个座机打来的电话，目的是要确认一则传闻是否属实。传闻内容是：在当日同一时刻，川渝两地取消了座机通话长途费。
很快，传闻被证实，成为一则落地的喜讯，这让成渝两座城市里的人们有些不敢相信。
或许有人会说，区区几毛钱的通讯资费改革，不足道矣。
未经世事不知难。川渝取消长途座机通话费，不仅是中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域固定电话通信资费一体化，而且距离川渝人上一次享受这一待遇已经太久了——那是1997年川渝分治前。
就像收到电话账单上的数字显示为“0”那般，历经24年，重庆与成都这两座兄弟城市再次欢欣鼓舞地拉近了彼此距离。
对于这对全国曾经竞争最激烈的兄弟城市来说，一个所谓“区区几毛钱”改革的静水潜流下，是两个相互怼了多年的城市如今决心合力上演双城记的新使命，以及覆盖近亿人口的大变局。
有双核
2021年10月20日，一份关于成渝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公布了。
成渝双城，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其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无可替代。
按照《纲要》，从轨道交通建设到金融中心规划，国家层面一系列相关支撑政策密集出炉。古老的巴蜀大地，向着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加速迈进。
事实上，从国家层面来看，推进成渝城市区协作一直是主旋律。这里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2007年，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同意重庆市、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1年，国务院在批复通过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勾画了“双核五带”的蓝图。
2016年，国务院发布《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依照“国家中心城市”建造规划，提出了成都、重庆“双中心”的想象。
2020年，国家决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顶层的步步指引，令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成渝这个圈或将成为继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为什么是重庆和成都？
作为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超大城市，重庆、成都无疑是这片城市群中当仁不让的“双核”。
首先来看经济实力。数据显示，即使在疫情叠加动荡的外贸环境下，2020年，重庆GDP与广州的距离在咫尺之间，成都与苏州的差距缩小至2400亿。
其次，从城市的门户枢纽功能来看，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受疫情影响，2020年，京沪等地之外，从吞吐量上来看，成都机场位居全国第二，重庆机场则位居第四。
数据和排名都体现了重庆和成都的“双核”位置。而除了经济实力外，要成为全国“第四极”，区位条件和战略地位十分关键。
如果将目光拉得更长远一些，地处内陆纵深腹地核心的四川和重庆的使命地位十分显眼。历史上，它们是国家大后方的重要依托，在国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保障着国家战略安全。
就近现代而言，抗战时期最為突出。抗战期间，四川一个省就贡献了抗日所需1/3的粮食、1/3的财政以及大量兵源。正所谓“无川不成军”，大后方四川没有遭受战争的正面摧残，但来自四川的士兵比例，却在全国各省士兵占比中最高。
相比之下，重庆、成都虽可以列为超大城市，但在它们之外，周边诸多地级市及区县的体量则是断崖式滑坡，缺少中等城市的过渡和支撑。
重庆，则更不必多说。作为当年国民政府的陪都，据守西南，统帅全国，御辱抗战。那时，重庆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身，扛住了日军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规划有着深远的国防战略意义。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就国家而言，一个经济圈的经济规模、整体实力是基础，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其在国家战略上的定位。
缺层次
现在的问题是，单就地缘政治学方面来看，所谓成渝经济圈，并不只重庆和成都。
从地理版图看，成渝双城经济圈范围包括了重庆市的中心城区、万州、涪陵等在内的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加上四川省的成都、自贡、德阳等15个市，总面积为18.5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18.5万平方公里的成渝经济圈的综合实力又如何？
我们仍以2020年作为观察时段。数据显示，这一年，成渝城市群GDP总量为6.82万亿，分别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7.9%、粤港澳城市群的58.8%、长江中游城市群的61.4%、京津冀城市群的68.9%。
而从人均GDP来看，成渝的表现次于粤港澳、长三角、长江中游、京津冀，排在第五位。
如果对标世界级城市群标准，也不乐观。数据显示，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仅是标准的40%，人均GDP仅为标准的30%。
不难看出，相比其它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成渝经济圈差距还不小。
仔细研究，便能发现成渝经济圈的问题————缺乏层次感。
简单来说，其他经济圈多以单核辐射为基础，即一个圈内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其中，长三角经济圈最为典型，其基本以“研发在沪，生产在外”的思路进行产业优化布局，过去是上海外溢苏锡常，现在则是上海外溢苏锡通。
相比之下，重庆、成都虽可以列为超大城市，但在它们之外，周边诸多地级市及区县的体量则是断崖式滑坡，缺少中等城市的过渡和支撑，没有旗鼓相当的“第三城”。
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从GDP总量来看，2020年，在2000亿级的城市只有四座，城市群内平均GDP为4264亿，除重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市外，无一市达到均值。其中，成都的总量基本等于第三到第十位城市的总和，而垫底的雅安还只有700来亿，不及东部地区一个发达的县。
人口方面亦然。2021年，成都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重庆超过3000万，且在持续增长。相反，次级城市却呈现出发育不足的情况——比如四川，超过500万量级的城市仅有南充、达州。
如果以官方给出的人口数量对城市登记标准来看，成渝经济圈尚未形成“大中小”金字塔式层级构建。
基于重庆主城和成都市区的吸附能力，以及颇有基础的交通基建水平，成渝经济圈内部建设缺少中间节点城市支撑，不利于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因此，如何解决成渝双城经济圈内的“中部塌陷”问题，成为了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任务。
正如《纲要》指出的，成渝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分工协同程度不高，还存在短板。
频竞争
中部塌陷，究其原因众说纷纭。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成渝双核“虹吸”了周边资源。但实际上，这样的指责并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我们不能指望大城市、小城镇、郊区或农村资源集聚达到的密度是完全“均衡”的。
应该怎么做呢？按照周其仁的观点，城市不能越摊越大、越摊越薄，没有辐射能力和溢出功能；正确的城市发展方略，应像上海和深圳那样，加密在前、辐射在后，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回到成渝经济圈身上，成渝经济圈要想拥有辐射能力和溢出功能，首要应该做的是打破重庆和成都长期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由于成渝兩地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工业方针的相似性，相同的工业在成渝两地聚集。这样，资源的争夺和扩张，成为区域竞赛的主题。
比如汽车产业。1997年，重庆直辖，划走了长安、力帆等汽车品牌，带走了原四川省约八成的汽车（含摩托车）工业产值。这样一来，四川省会成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结果，必须扛起重振四川汽车产业的重担。
2021年中欧班列（成渝）开行4327列、居全国首位，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拓展至107个国家（地区）。
随后十年，一汽大众与东风神龙等产品，吉利、沃尔沃等车企，都在成都建了整车组装生产的汽车厂，使成都一跃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车都之一。2019年，成都生产了102万辆汽车，产量已相当于重庆的七成，并且直奔更高档次的汽车而去。
传统产业如此，新兴产业亦不例外。重庆2018年的智博会，刚拉来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互联网头部玩家同台，签约了智能产业项目6000多亿元投资。紧接着，四川成都印发了《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
可以说，川渝分治20多年来，重庆和成都的较量从未停止。成渝双城对我国西部开发龙头位置的渴望，不仅呈现在两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互学互搏上，坊间还一度呈现多场口水战。这不只体现了民间对川渝分治的不适，也反映了成渝双城博弈的热度。
不可否认，以前在成渝双城间提产业融合时，概念太广泛了，没有具体落实到哪个工业，缺少怎么融合的细节。而随着在重庆和成都上空画了一个圈，缩短成渝经济圈的距离，不管政府还是民间，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过去几年，成渝老老实实承接着国内外产业转移，形成了比较扎实和均衡的产业结构，成为西南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双重中心。
现在，双城经济圈内的城市要做的是，找准定位，做好谋划，形成错位分工互补的形态。《纲要》就对成都和重庆做出了明确的差异化定位。简单讲，重庆需要侧重制造业、金融、交通枢纽，成都则主打区域经济、科技、文化。
正所谓“化干戈为玉帛”，重庆和成都还共同签发一系列文件、完成诸多基建项目，推动成渝一体化发展。
目前，成渝经济圈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链全域配套率超过80%，成立了全国首个河长制跨省市联合办公室，发布210项“川渝通办”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办理超过600万件。
此外，2021年中欧班列（成渝）开行4327列、居全国首位，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拓展至107个国家（地区）。
长期而言，打破竞争格局之后的成渝经济圈的联络将空前紧密，并产生有影响力的对外辐射，使得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活动明显加快，推进以国家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功用空间重构，疏解非中心功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完成城市群的崛起。
孤月独明，不如众星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