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古彝文渊｜古彝文记忆文化遗产文选要目专辑（七）

谢莹莹摘要：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呈现形式之一，是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文章以贵州民族文化宫2007年开展至今的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为例，思考在民族古籍保护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工作方法、措施，为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新思路。关键词：民族古籍;开发利用;有效措施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致力于贵州境内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与收藏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征集工作积累，现有馆藏彝文古籍、水文古籍、清水江文书等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料2700余册（份），其中水文古籍收藏量位居全国第四，馆藏民族古籍中有8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文5部，水书3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彝文古籍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古籍工作重点逐步由征集转向保护、利用、开发馆藏民族古籍。2008年至今，笔者负责、参与了馆藏民族古籍的征集、整理、编目、翻译、编辑出版等工作，发现在民族古籍保护中存在一些问题，结合馆内工作进行总结，为今后古籍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经验借鉴。1民族古籍整理开发困境1.1保护机构众多，缺乏管理民族古籍除散落在民间的以外，主要收藏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科研院所等单位，仅贵州省彝文古籍收藏机构就有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研究院、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等十余家。笔者2016年在毕节市彝文古籍收藏机构调研中发现，众多基层收藏机构因保管和征集经费严重不足，缺乏现代化的保管设施。这样势必会加快已收藏民族古籍的老化、损毁。各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使用古籍时更无法实现互通有无，给古籍分类、编目工作带来不便，也给古籍的开发利用工作增加了难度。1.2缺乏民族语言专业人才整理、编目工作除了对古籍的页码、尺寸、版本等基础信息进行整理外，还须提炼出古籍的内容提要、年代等重要项目。民族古籍的文字记载多为少数民族文字，对其编目应具备文献学相关知识，同时要认识少数民族文字。实际上，很多从事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同志不一定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征集到馆的古籍文献也不是单一类别的民族文献，其种类繁多，要做到熟知每一种民族语言显然无法实现，整理、编目工作缺少民族语言专业人员支撑。1.3民族古籍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在整理内容提要的基础上，贵州民族文化宫积极开展民族古籍的翻译工作，完成对一千余份清水江文书、一部彝文古籍、一部水文古籍的全文翻译工作。清水江文书是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用汉文书写的林业契约文书，是研究清水江地区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史、法制史、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官民关系、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珍稀文献①，文书原文的全文翻译只需要按原文直译就能正确表达其真正含义。而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古籍对译者的要求，除了精通少数民族古文字以外，汉语水平也要有一定的造诣，翻译作品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字与汉字艺术性的融会贯通。实际翻译工作中，译者与评审专家对原文的直译意见一致，却对同一句原文的意译出现不同的解读，有的倾向于尊重原文本意，有的结合民族习俗翻译，有的期望追求文采艺术性表达，没有标准衡量孰对孰错，想要做到民族古籍翻译的“信、达、雅”并非易事。2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有效措施2.1整合资源统一管理贵州民族文化宫按照《国家古籍书库基本要求》对古籍文献特藏室的温湿度、空气净化等进行科学规范管理，相较于基层收藏单位和个人收藏，能给民族古籍提供较好的保存环境。民族古籍的保护可采取寄存的方式，签订古籍收藏保护协议，保留原收藏单位、个人对民族古籍的所有权，将古籍寄存在收藏条件更为优越的收藏机构，由代保管机构分类、编目，有条件的收藏机构可对古籍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整合资源统一管理让更多民族古籍得以面世。2.2整理编目合作模式以收藏单位+专家的合作方式，遵照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从古籍特点出发，开展古籍系统整理。结合本馆实际需求，以专家顾问的形式聘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使用者对整理编目工作予以协助，指导完成古籍的年代界定、内容提要工作。同时馆内工作人员结合古籍普查标准对古籍其他信息进行整理录入，两者汇总后形成较为完整的古籍文献目录信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贵州民族文化宫已完成对馆藏水文古籍、彝文古籍、清水江文书的清点、编目、档案信息数字化，系统全面地了解馆藏民族古籍文献的数量、种类和大致内容，正确反映馆藏古籍基本情况，方便民族文化研究工作者迅速、准确地检索古籍，让蕴含在民族古籍中有价值的资料得到充分利用，也为古籍的安全、完整保存打下基础，有利于古籍的长期使用。2.3加强翻译工作专业性民族古籍文献的编目工作开展为研究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线索，但在他们需要古籍中记载的资料又不满足于内容提要时，古籍全文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就凸显了。贵州民族文化宫坚持优先开发的原则，在编目数据的基础上，将破损程度不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古籍列入优先开发或重点开发项目。以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阿哲君长世系》《金堂卷》两部民族古籍的全文翻译为例，采用原文加注国际音标、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能使读者读懂原著，又能让研究者评鉴译者的翻译水平，使原文意思能够得到正确的表达和理解，翻译中重点知识点加上注释，对原文内容加以考释和说明，翻译工作结束后聘请多位省内外专家开展评审，汇总多方评审意见对译文进行校对、修改，最终形成了科学化、规范化的翻译作品。总的来说，对民族古籍文献的翻译归根到底还是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救书、救人、救学科”是民族文化保护中的重要理念，許多高校开设了民族语言课程及民族古籍专业，贵州三都成立水书文化研究院、贵州毕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把毕摩文化的传承以学校的形式进行规范教学，以多样的方式培养热爱民族文化的年轻一代，使其汉语水平和本民族语言文字水平都得以提高，让民族古籍整理翻译工作后继有人。作为民族古籍的收藏保护单位，加强与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才能开启民族古籍保护的新思路、提升民族古籍工作的业务能力，开展多方评审确保翻译作品与原文思想内容的一致性、完整性、完美性，做到民族古籍翻译工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民族负责任。2.4重视民族古籍形式多样的数字化工作2009年7月，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指出：“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调查登记工作，对濒危少数民族重要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加大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力度，加快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进程。”①民族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融入现代科技因素，目的是让民族古籍可长久保护、及时传播。这也是对民族古籍保护最快的方法。古籍数字化在图书馆、博物馆层面一般可进行原物扫描、原样复制，现阶段贵州民族文化宫已完成对馆藏水文古籍的部分扫描、清水江文书全文拍摄。同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对其馆藏贵州珍贵古籍文献进行复制，将一比一仿真复制件作为展品陈列于“贵州世居民族历史文化展”中，作为研究清代贵州少数民族风情的重要文献资料。为立体展现、直观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贵州民族文化宫聘请水书习俗国家级传承人在专业演播厅录制水文古籍诵读视频，作为贵州民族文化宫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影像资料加以保存。形式多样的民族古籍数字化方式不仅解决了古籍保护与使用的矛盾，也能满足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阅读和研究需求。充分利用数字化这一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现代化手段，既能永久地保存民族古籍完整原貌，又能对图文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及网络共享，达到延续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目的。3结语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汉文古籍文献保存了大量的汉族历史文化，少数民族古籍涉及的文字、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艺术等领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两者结合构成完整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对民族古籍进行的整理、开发、利用工作，使民族古籍所记载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展现在各族人民面前，消除隔阂，增强民族认同感及凝聚力，是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

王明贵，王亦欣（1.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贵州毕节551700；2.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珠海519000）彝文书法的概念问题，至今还未确立一个明确的学科、学理的规范。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几篇讨论彝文书法的文章，但也是罗列了一些资料，仅是泛泛而谈。没有把这个问题剖析清楚。于是，概念作为讨论、研究彝文书法的基本问题突现出来，因而在学术上有必要作出回应。一、厘清彝文书法概念的重要意义陈振濂在《书法学概论》中，把书法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核心部分，以中国汉字书法篆隶楷行草为主体的‘书法本体’部分。第二，是中间部分，这是中国书法的延伸部分，包括日本假名书法，也包括西方书法画中一些较注重汉字造型符号的作品。第三，是外围部分，包括西方抽象画中的一部分作品和‘书法画’。第四，是更外围部分，它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大家都是文字艺术，但它在美学上更接近美术字而非书法。如西夏、藏、满、维、蒙文或朝鲜谚文、伊朗文、印度文以及还有西方的电脑文字艺术。它们离书法核心的距离，我想绝不会比绘画离书法更近些。”[1]这里虽然没有提及彝文书法，但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与作者列举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一样，其范畴自然属于第四的更外围部分。这就是前述彝文至今尚无明确书法概念术语的原因之一种揭示。把彝文书法定义为彝族文字的书写艺术，是目前发表的几篇讨论彝文书法文章普遍的概念解析。参照核心层次汉字书法，因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字体演变的历史也清楚，因此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书体，都在书法这一大范畴中各适其名、各得其所。但是，彝文虽然发展了数千年，字体的形式还是以一种正体字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字体的名称也有几个，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从书法上给予的称谓，这也阻碍了书法实践与理论探讨。从根基上把彝文书法的概念厘清，其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二、彝文称谓及其隐含的书法内涵彝文是记录彝语的符号。起源甚早，目前发现于古夜郎故地贵州省赫章县的西汉时期的青铜器《祖祠手碓》上有5个彝文，在贵州省大方县发现了蜀汉时期的彝文纪功碑，在云南省昭通也发现了汉代时期的古彝文印章，至少可说明西汉时期彝文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彝语称彝文因为方言不同，有“署哪母”“司”（有专家认为彝文是神鸟滴血成字教会毕摩而传承，因此与血的彝语“司”同音）、“署”等，同样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称谓。关于彝文的称谓，如果学术界还有争议的《白狼王歌》中使用的白狼文暂时不定，那么最早可以溯源者，乃是晋代常璩在其名著《华阳国志-南中志》里的记述：“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号书组，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的“夷经”，显然是已经定型的经书，而这些“夷经”是用“爨字”书写的，可知，爨字，是对彝文最早的称谓。唐代樊绰著《蛮书》也就是《云南志》中记载：“阿田可唐时纳垢酋，隐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号称韪书，即今夷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这则记载，后来成为许多著述经常称引的内容，如道光二十九年付梓的名志《大定府志》卷十三“风土志”，就有“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田可唐时纳垢酋……”等相同的内容。而用“倮倮文”“倮语”称呼的，在明朝廷四夷馆编印《华夷译语》时，就有“倮倮译语”在使用；清朝时期也在沿用这一称呼。清末彝族土司后裔安家元有诗云：“闲课儿童读爨书，千年虫篆复虫鱼。莫嫌言语侏㒧陋，水木根源见太初。”这里的“爨书”有两层含义：既指称彝文也指称彝文书籍。直到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丁文江还在编辑出版《爨文丛刻》（甲编），而此时的一些彝族精英人物如岭光电、曲木藏尧等，已经开始用“夷文”称呼彝族文字。如此，除了白狼文，则从晋、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关于彝文的称呼，已经有8个：爨字，韪书，书组，夷字，倮倮文，爨书，爨文，夷文；比类的称呼一个：蝌蚪文。另外，因为彝文主要是彝族知识分子毕摩使用，民间也称呼彝文为“毕摩文”“呗玛文”“西波文”“呗耄文”等，甚至有的人认为彝文是一种“巫师文字”，这是误解。由于彝文在用字方法上，通用字、假借字特别多，造成传统彝文一字有若干个异体字乃至别字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在《彝文字集》收录的“水”的彝文，在彝语北部方言凉山的字集里就有200个以上文字。[2]因此在编纂彝文字典时就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常用的字作为代表字。根据《彝文字集》的统计，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彝文字典、字集、字书中的字集中起来，一共有87046个。选择文字最多的一本字集统计，有22000多个。因此，规范彝文成为一个重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经过筛选，选择了819个加上一些符号共1165个，报经国务院1980年批准，成为“规范彝文”，至此，就出现了“老彝文”“传统彝文”“古彝文”与“规范彝文”“新彝文”的称谓区别。这一批规范彝文，是高度简化、并且从字形上已经变异的字体，其变异的主要情况是：把其中绝大多数传统彝文右转90°。这样，彝文又多了一种字体，也多了一种称呼——规范彝文。规范彝文称呼的出现，把此前对彝文的称呼，渐渐变成了“老彝文”“传统彝文”或“古彝文”，使用前两个词时是为了表明这种文字还在继续没用，使用后一个词时则多带有已经作古不常用的意思。如此，彝文就开始有古今之别，传统与当代之分，规范与不规范之形，甚至在书写的行款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体现出彝文丰富和发展了，但也复杂了，甚至有的是左右颠倒了。文字是文字，它只是书法的基本根子而不是书法，这是常识。然而没有文字，也就无所谓书法，这也是辩证的统一。因此，彝文的发明和使用，成就了彝文作为书法的前因。但是要使之成为一门形式艺术，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按照陈振濂先生的划分，从更外围走进核心，还有三个层级。在此之前，先把彝文书法的概念界定清楚，就是一项基础的学术工作。三、彝文书法概念的出现及其所指从以上的简要梳理中，我们知道彝文的称呼虽然有多个，包括传统的7个，民间的若干，加上后来的规范彝文、老彝文、传统彝文、新彝文等，至少也已经有14个以上，但是没有一个是用来称谓彝文书法的。从文献检索和公开的报道看，1992年在北京举办并随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举办的“首届全国彝族文字书法展”，首次提出了“彝族文字书法”的概念。1993年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的“彝文书法研究会”首次提出了“彝文书法”的概念。1996年，笔者在《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中首先对“彝文书法”的概念进行了学术解析。[3]李乔以《试谈汉彝文字的产生、衍变、发展》为题为《中国彝文书法选》作序时提出了“彝文书法也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说法；罗正富为该书作序时也使用“彝文书法”的概念；而该书的名称也是使用“彝文书法”的概念和标识。[4]这本《中国彝文书法选》与1992年举办的“彝族文字书法”展览，从作品的角度为彝文书法提供了实证。之后，1998年丁诗建、李玉平、王继超主编出版了《明清彝文书法汇辑》和《彝文书法字帖》，[5]第一本彝文字帖出版。这样，“彝文书法”从作品层面的实证到理论意义的概念正式形成。但是从这些创作与理论探讨中也发现，一是作品的杂糅情况比较严重，在一些书法选本中，既有大量的传统彝文字体，也有不少规范彝文字体，行款也出现了不一致情况。传统彝文书写的行款格式，是有史志记载的“左翻倒念”，即每一行字从上到下书写，每一列字从左到右排列，整幅字排列好后左侧装订如现代的书籍装帧。而当代的大多数规范彝文书法，则是完全学习汉字的行款和排列方式，基本上汉化了，除了字是彝文，已经没有彝文传统书写规则。究其原因，是当代用规范彝文书写的人，既没有采用当今规范彝文出版物的格式从左到右一字接着一字写、从上到下一行接着一行排列，也没有按照传统彝文的书写与排列方法，而直接“接轨”于汉字书法。询之，反而说过去的彝文就是这样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它反映的只是北部方言区一个时期所见的彝文“横写竖读”的误解。北部方言彝文传统书写方法的“横写竖读”，是从一面纸张的右边开始写到左边，就像阿拉伯文的书写方式，而阅读的时候要把这页纸左转90°，这样，实际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左翻倒念”的情况，也就是说，回归到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传统行款格式上来。深究其源头，是这些彝文在规范的时候，没有向左转回90°，在排版或电脑输入时显现不出其问题来，在书写的时候，就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规范彝文书法，既没有继承传统，也没有按规范后的现代出版物模式，而是走了一既无传统渊源也无学习依据的食古不能、食汉不化的道路。这样写出来的字，不论怎样观看、阅读，都感觉这些字是反的，书写的时候线条安排既不符合人体工学原理而便于掌握，阅看的时候也感到十分别扭。而这样的书法作品，在一些展览上大量展示，在报刊等媒体上不断出现，让外界对彝文发展历史不知晓的人，认为彝文书法就是这样一种形式艺术，产生了许多误会，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这就像用现代横写的汉字书法称为书法一样，直接影响人们对从上到下竖写、从右到左排列的传统汉字书法艺术的认知，如果人们只见到这种横写的汉字书法，对书法的认识就会少去90%的崇敬，积之既久，就会深深地伤害这门传统的形式艺术。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彝文书法来说，这也许会是灾难性的。规范彝文与传统彝文之间的关系，不像简化汉字与汉字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化汉字只是笔画简省了、字体合并了，规范彝文则是将字体也向右旋转了90度，因此其行款的布局一但脱离传统彝文的书写方式，或者脱离“横写竖读”的方式，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彝文书法，还是一种全新的书法形式，都成了必须重新界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作理论上的厘清，它会在另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字是一种新字，款也是一种新款，直到完全背离传统彝文书法而“自成一体”。因此，参照“书法”一词从学术上而言，是专指汉字篆、隶、楷、行、草为核心的书写艺术的定义，给彝文书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要给它一个比“彝文书法”四字更为准确的称呼，以区别于当前“彝文书法”实际上的强势话语主要指称规范彝文书写的情况。检阅和审视历史上用以称呼彝文的各种称谓，有“爨文、爨书、爨字、韪书、夷文、夷字、倮倮文、书组、毕摩文、西波文、呗玛文、彝文、传统彝文、规范彝文”等，其中爨文、韪书和夷文是三种比较普遍的称谓，如果从称谓文字而言，以“爨文”称呼“古彝文”“老彝文”，以“彝文”称呼“传统彝文”即当下还在使用的古彝文，比较妥当；以“规范彝文”称呼已经变形和简化的彝文是符合实际的。从时序上划分，在称为“彝文”和“规范彝文”之前的所有称谓，都属于历史的范畴。因为“彝族”作为一个“这个”群体正式的有法律地位的统一称谓，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此前也不可能产生关于彝族文字即彝文的称谓，因此它的涵盖范围，虽然可以指称此前产生的彝文，但是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决定其本体是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此，要选择一个能够指称传统彝文书法的称谓，在过去产生的词汇中进行选择符合历史逻辑。而从书法的角度上讲，以“韪书”称谓彝文书法，是一个适当的称谓，其中的“书”，既代表了文字之意，又代表了书法之意，比单纯称呼文、字，或“彝文书法”的多字繁复，显得更加简明扼要。这里没有选择“爨书”，是因为爨氏统治南中时期，其族属并没有被历史学家们肯定为彝族，只是阐明爨氏集团后期也融入了当时的乌蛮等彝族先民，因此用“爨文”“爨书”称谓彝文或彝文古籍的情况虽然常常出现，但是其比类、指代的意义十分明显，在有条件为一种以彝文为书写形式的艺术门类进行命名和定义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需要慎重移除。而使用“韪书”这个名称，还有诸多理由如次。韪书即平正的书体。《说文解字》指出：“韪，是也，从是韦声。”“韪”就是正确，“韪书”可理解为“正确的文字、正确的书法、正书”。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黄建明教授在为《韪书编年史》作的“序言”中，也肯定了这种说法。在汉字书法中，正书也就是楷书、真书，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写出来的，有平正、正确之意。考察彝文书写的发展历史，从汉代可考证的《祖祠手碓》铭文，蜀汉时期的《妥阿哲纪功碑》，唐代的《马鞍山摩崖》，宋代的《懒龙桥岩刻》，明代的《罗婺盛世史》和《华夷译语》中的《倮倮译语》夷字，清代《大定府志》所附录的《夷字释略》，直到民国的《爨文丛刻》和当代的传统彝文，其字体基本上都一笔一画、平平正正地写出来的，很少有像汉字的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那样的字体出现，从总体上看都是一种平正的楷书一样的字体，也就是正书，与历史上用“韪书”称呼彝文有内在的脉络呼应与逻辑上的契合。韪书是正确的书体。审视当下一些已经背离传统很远的书写形式，传统彝文书法作为正确的参照是历史存在，也是当代必需坚持的正确的事物。相比于北部方言传统彝文书法“横写竖读”，同样是符合正确传统的。因此，韪书仍然是正确的书体，普遍适用于正确的书写方式也是唯一正确的传统彝文书写特色的艺术形式。韪书是正体字，不是美术字。彝文的发展史上，不乏有一些美术字，当代的一些书写形式，也是美术字，但是作为给彝文书法以学术定义的概念，要明确，韪书在发展过程中会有美术字，但它的核心是正体字，方向是独具美学价值的传统艺术形式。韪书是具备真理标准尺度的书体。它作为一种千百年来被古人和大部分今人所坚持的书体，是一种必需坚持的真理和标尺。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符合这一标尺的就是真正的传统彝文书法艺术，否则不是，无论其暂时显得如何强势，由于没有历史的渊源和理论的支持，也都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最终还要回到这一标尺之中来，正如不符合平仄格律的诗不能称为近体格律诗一样。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在拥有统一的称谓之前，传统彝文的称谓也是多种多样，彝族有了统一的称呼之后，所有此前对彝文的称呼也统一成“彝文”。但是，在彝文向彝文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传统彝文到当代规范彝文的转型，对彝文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选择一个具有历史和艺术特质的称谓来包括古今彝文书法，“韪书”就是一个最好的遴选。要用韪书来涵盖古今彝文书法的方方面面，则有必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与描述。韪书，是对彝文书法的总称，它是以彝文、主要是传统彝文为书写符号创作的一种线条艺术形式。韪书的行款，是每个字之间从上到下排列，每行字之间从左到右排列的布局格式。韪书在历史上用来称呼彝文，由于彝文的书写具有艺术美的特质，韪书也是古代彝文书写形式艺术的指称。规范彝文出现之后，作为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书写美术形式，韪书也包括规范彝文书法。四、韪书作为彝文书法整体概念的科学性这里要区别几个概念。一是“韪书”与“彝文书法”。为什么用“韪书”而不用“彝文书法”，除了前面所述问题之外，强调韪书的历史发展历程而区别于彝文与彝文书法的当代性，强调韪书的传统性质而区别于当下的所谓“创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彝文书法的指称具有迷惑性和模糊性，让没有彝族历史文化常识的读者往往认为只是当代的规范彝文书法，而忽略了对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关注。关于主要所指。这里强调了韪书主要的书写符号是传统彝文，是因为传统彝文各种字体集中起来，有87046个之多，即使是以一地如四川省为例，其字符也有22000多字，字数众多、便于在书写一幅作品中出现同一用字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字，这是艺术作品表现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本质要求。就单个彝文而言，根据已经公开出版的《滇川黔桂彝文字集》的载录，如“胃”的传统彝文有40多个，“水”这个音的彝文在北部方言的字集中就有200多个，提供了书法用字的广泛选择。而规范彝文的目的就是简化、使表意的文字变成表音的文字，其819-1165个用字的有限性不能提供给书法艺术以广阔的选择。韪书从专指彝文到总称彝文书法。在历史上韪书只是彝文称呼的一种，在有了彝文书法的概念之后，选择它来作为一个总称，使其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得到演化，发展为表达一种传统艺术形式，而其外延也得到拓展，包括了当代规范彝文。同时，还使它的历史性专指得到发展，包括了对当代彝文和彝文书法，并且对未来出现的彝文书法形式进行了囊括。整体上，韪书因为用来指称全部彝文书法，它从过去式的死词一下子变成活态的概念，将在彝文书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存续下去。五、《韪书编年史》的价值与意义对彝文书法概念进行历时梳理、内涵解析与外延界定，有助于厘清彝文书法概念的模糊性，从而认清当下彝文书法一种简化用字和错误行款格式，给予必要的纠正。而作为一部蒐集了传统韪书作品精要并进行历史编年的重要著作，《韪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韪书编年史》“是首部研究彝文书法的专著，在彝文书法领域具有开先河性的作用与意义”。[6]同样地，这部专著，是第一部用“韪书”这个概念来指称彝文书法的著作。这部专著的“导言”部分，专门对“韪书——彝文书法的概念”进行了概念界定与初步解析，对“彝文的起源、分布和称谓”进行介绍，对“彝文书法的构成要素”从“线条、部首、结构、写法即书写规则”几个方面给予阐释，对“彝文书法的文具”作了结合彝族传统书写实际的介绍。然后，按照彝文创造、发展及其书写的历史发展先后顺序，在“先秦时期疑似古彝文的刻画符号”部分介绍了有专家研究过的、认为可以用古彝文进行翻译或释读的一些刻画符号；“秦代到元代时期的韪书”部分选择的是彝文创制之后部分金铭、石刻、摩崖等的代表作品，逐个进行分析和介绍，梳理彝文成熟后的文字发展与书写的历程；“明代时期的韪书”部分介绍彝文定型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字遗存作品和书写规律与作品的艺术性，肯定了明代时期韪书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时期的韪书”部分，再根据实际细分化地介绍了清代韪书繁荣的盛况，对其作为颠峰时期的重大贡献进行分类、分析和总结；“民国时期的韪书”部分对其发展的衰落与转型原因进行了探讨；“未能辨识年代的韪书”部分是为避免有遗珠之憾而将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进行归类与分析；“当代彝文书法”对当代情况进行介绍，至此，“韪书”的传统概念逐渐淡化，出现了“彝文书法”概念。在代后记中附了作者一篇“论彝文书法章法中行款的发展转变及其标准”的论文，对从韪书即传统彝文书法行款格式的发展与转变作了历时考察，提出标准格式，以之为基准校正当代彝文书法中普遍出现的一种错误格式。由于该专著注重的是发展史，因此把韪书与当代彝文书法在不同时段上分开称谓，这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在没有出现“彝族”这一统一称呼之前，当然不会出现“彝文书法”的称谓，这是常识。所以，严格地说，彝文书法只能包括当代一切彝文书法形式，而无法涵括古代至现代的韪书。故而用“韪书”称谓当代之前的彝文书法，是实践的总结，有其历史性、实践性与逻辑性。《韪书编年史》是第一部以“韪书”之名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彝文书法的著作，也是第一部把“韪书”与“彝文书法”作出正式区分的著作，对读者区别认识彝文书法在古代起源、形成、发展与流变，以及在当代应该如何称谓都作出了开创性的概念上的定义和实证，对彝文书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指导彝文书法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作用无可代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六、结语象形字发展到形意文字、形意文字再发展为意音文字后，只剩下丁头字、圣书字、玛雅文、汉字和传统彝文5种，丁头字、圣书字、玛雅文等3种文字已经不再使用，当代还在使用的只有汉文和传统彝文，这两种文字都是有很高书法美学价值的文字。彝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多种称谓，包括“韪书”“爨字”“爨文”“毕摩字”等，如果从这些称谓中选择一种作为彝文书法的名称，“韪书”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一种（它本身就有一个“书法”的“书”字，也容易识记）。提出用“韪书”指称彝文书法，既有其历史发展的依据，也有一定的科学内涵，其中有正确、正体、标准等含义，同时也包括了很长的历史，包容性很强。对彝文书法概念进行必要的研究、定义，厘清其内涵与外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韪书编年史》的编纂，也是从这个方面考虑，希望系统整理和编纂一部历时性的传统彝文书法著作，提供给书写者和研究家有用的研究资料和参考文献，推进彝文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时纠正一种错误的书写行款格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摘要：保护和尊重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明确的宗旨之一，也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义务。对古彝文的保护与传承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以毕摩文献申遗成功为背景，希望为推动古彝文申请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提供一定的帮助，对已经申遗成功的其他古文字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与传承也起一定的借鉴意义。关键词：毕摩文化;古彝文;保护与传承1古彝文记录下的毕摩文献1.1古彝文与祭司毕摩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六个方言区。虽然各种方言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方面较为一致，表现出共同的历史渊源。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彝族社会中毕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能侵犯毕摩的财物和人身。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被称为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彝文创制于何时无从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祭司毕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彝文亦称为“毕摩文”。1.2古彝文与毕摩文献古彝文记载下的毕摩文献（即凉山彝族毕摩文献）被金沙江南北两岸两百多万诺苏支系的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毕摩文献主要用于相关的祭祖送灵、祈愿、诅咒、占卜、求育、丧葬、占算和历法等，种类繁多，多以诗体形式来呈现，载体有竹简、木牍、皮张、棉纸、布书等。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羊皮经卷、布面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现今能见到多為纸制文献。古彝文作为毕摩文献进一步保护与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在彝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着基础作用，犹如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细胞构建起一座座民族文化的宏伟大厦。古彝文在彝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但其书写奇谲、深奥艰涩，令人已无法做出解释。彝族远古文化中关于“天地形成、神话传说、婚姻氏族、战争迁徙、族群分支、祭祖仪轨、历史人物”等内容彝文抄本古书种类众多，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科学价值。2保护与传承古彝文所面临的困难2.1毕摩人数急剧减少，毕摩传承人匮乏建国初期，美姑县各个彝寨都有不少世袭的祭司和歌舞传人。个别还在世，但记忆力不断减退，更没有再创作的能力。就目前来看，能够完整的吟诵各种风俗礼仪经词的人，几乎找不到。老毕摩不断去逝，其子孙大多不愿意传承毕摩职业，几乎无人誊抄、收藏和传承毕摩文献，而原有文献任其流失现象又日趋严重。保护和修复、解读、整理、译注毕摩文献的人才匮乏，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特别是随着老毕摩的去世，许多文献面临失传的危险或者成为无人能识读的天书。2.2古彝文献征集工作无统一组织管理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个人抢征乱征、文献贩子随意征购、高价征购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外地、甚至外国文物“爱好者”利用各种身份，凭借其雄厚的财力，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大肆采集、收购彝族文献。2.3古彝文研究队伍参差不齐从目前研究古彝文的学者来看，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汉族学者，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苦于不懂彝语彝文调查研究，面临许多困难;另一部分是彝族学者，他们虽然熟悉彝族的宗教文化，懂文字通语言，但学术素质较高的还不多，外语水平还不够好。且研究地域比较局限，主要在云南、广西、贵州（因为研究队伍较小，四川的可忽略不计）。古彝文研究要出成果，研究队伍的数量和素质是决定研究是否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的关键。古彝文研究队伍的建设值得我们重视。2.4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不全面从目前来看，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关键。立法能从根本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保护规章和政策，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范围，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明确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落实保护机构、保护制度和保护经费的根本性问题。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长期以来，古彝文在缺失法律保护和受到政策限制的条件下艰难生存，致使其所承载的彝族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拷问。2.5缺乏后续经费保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2月由川威集团在美姑基伟村投资建设的中国彝族毕摩文化园项目搁浅至今，如今已荒废多年。如果仅仅想依靠美姑这样一个县级财政显然力不从心，资金问题至今无法解决。3进一步保护与传承古彝文的可行性建议3.1加强毕摩文献重要性的宣传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传于偏远的山区，拥有毕摩文献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都很低，民间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保存还没有明确意识。各级相关部门应该努力做好宣传的工作，特别要引起当地彝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这会为政府参与保护提供极大的方便，也为那些还未被挖掘的文献提供更为安全的生存环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古彝文资料的收集与保护之中。3.2发展毕摩文化的创意产业毕摩的著述，涉及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特别是地理、文学等学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和以民俗为主题的旅游热的兴起，特别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四川省的“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对少数民族资源开发提供了有效的契机。笔者认为古彝文的进一步保护与传承，应注重挖掘文化特色，以发展文化特色产业。3.3普及《彝文文字方案》多年来在彝语文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彝语文在立法、教育教学、信息处理、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广大彝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做好彝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正确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依法规范使用彝语言文字;加大彝语言文字的保护、保存、开发利用工作，建立彝语言文字使用的监测研究机制;积极发挥川、滇、黔、桂四省区协作机构的作用，共同为彝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作出努力是当前的主要目标。普及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更长久的实施。也只有从掌握彝语文这一基础阶段抓起，才能推动古彝文的进一步保护与传承。3.4加强古彝文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保护规章和政策，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范围，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明确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落实保护机构、保护制度和保护经费的根本性问题。笔者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制定一个《古彝文保护条例》，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立法能从根本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4结语彝族的语言文字，是彝族的根源和灵魂，是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凝结着彝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体现着彝族人民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彝族同胞自我认同的“共振磁场”，是千百年来彝族同胞生生不息、團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更是今天和未来彝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保护好它。参考文献[1]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四川大凉山[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2]安学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龙倮贵.毕摩文化在彝族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凉山彝学，2000（4）.[4]蔡华.对彝族毕摩宗教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5]沙志军.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社会功能及其变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5）.[6]王京川.我国彝族文化“非物”遗产保护取得突破.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8036，2010-06-08[7]朱文旭.彝文的历史与现状.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13825.2011-11-27作者简介庄莉，女，硕士，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学语文。

⊙普梅笑(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云南蒙自661199)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古籍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彝文古籍的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了从不断发展创新的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中寻求一种既能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体现古籍文献价值，又方便读者阅读、研究者深入研究的古籍翻译体例，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中选取了八部作品，通过介绍和分析每一部作品的翻译体例特征，发现在古籍翻译整理过程中古籍原件、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要素每增加一项，翻译作品呈现的内容就更加丰富，附加值就更高。为了更全面、深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彝文古籍文献，我们在今后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选取要素，以满足彝文古籍在保护传承、学习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需求。一、彝文古籍翻译体例的研究意义彝文古籍内容涉及彝族的历史、哲学、宗教、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医药等诸多学科领域，记录了彝族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生产生活、民俗信仰、节日庆典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对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记忆，是彝族先祖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翻译整理古籍的目的是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古籍文献，让本民族人民可以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云南省红河州彝族民间散存着3000多卷彝文古籍文献，但目前民间古籍传承人才越来越少，翻译人才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古籍抢救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在当下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古籍抢救保护方式多样化、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多媒态背景下，什么样的古籍研究模式和体例格式才能充分体现古籍在诸多领域的学术价值，是我们在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彝文古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为从翻译作品对内容的展示方面来讲，只有古籍的图、文、音、意都齐全，才能满足读者对彝文古籍原件、彝文字形、彝语发音和汉语语义等全方面的理解。翻译整理古籍的过程中，译者调查了解其流传和使用情况，对原文、原句字斟句酌地识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很多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了解和研究古籍内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但是，不同的翻译体例对字、音、意等各要素的选取不一样，其翻译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会不同。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中选取八部作品，介绍、分析它们的翻译体例特征，希望从不断发展创新的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中，寻求一种能够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体现古籍文献价值，同时方便读者阅读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古籍翻译体例，以期彝文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二、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翻译体例分析1.《尼苏夺节》《尼苏夺节》[1]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五辑，198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是从1982年开始收集整理，红河州民族语文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翻译整理出版的第一部古籍作品。李八一昆、白祖文、白刊宁等负责彝文部分的收集翻译，孔昀、李保庆负责内容整理。该作品为汉彝文对照版，全书双栏竖排，汉文与彝文分成两个部分独立编排，页码也是独立编排。第一部分为汉文意译，并附有脚注；第二部分为彝文手写。第一部分的汉文意译遵从彝文古籍五言诗体的格律，加标点，分段落，便于读者了解彝族创世史诗的内容。例1：《尼苏夺节》翻译体例(依次为汉文意译、彝文原文)这种体例汉文和彝文独立分开，不便于对照阅读。彝文部分没有注音，对于没有彝文基础的读者会有阅读障碍。早期的古籍翻译作品大部分都是单行体格式居多，主要是学科还不健全，民语文翻译专业人才比较少，翻译的目的也主要以民汉文对译推介作品、双语文交流为主。2.《尼租谱系》《尼租谱系》[2]为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第一辑，记录了当地的语音，是南部方言区早期的一部佳作，由云南省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1989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作品包括新平县发掘的《尼租谱系》、峨山县发掘整理的《阿松黑》《白夺书》、元江县发掘整理的《吉纳》等四部彝文古籍，文本结构上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彝文五字一句，逐句注音直译，三行竖排。二是意译+注释，两部分分开，注释为文后注。三是译注说明，解释译注的主要内容、流传、翻译整理情况。例2：《尼租谱系》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长差畜放命皇帝光绪帝孙差曾孙抱命二十四年满时书呢人写的这本写是的书本这本呢[2]278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之第二辑《哀牢山彝族医药》后记曾介绍道，“我们已用彝文铅字印刷出版了彝文古籍《尼租谱系》，该书已被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三系作试用课本。”[3]301这句话反映出两个信息：一是彝文铅字印刷出版，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印刷技术水平和出版单位对彝文古籍的重视程度；二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将其作为试用教材，体现出了该译注的翻译水平、学术价值。《尼租谱系》在翻译整理过程中保持了古籍的原貌，这样的翻译体例在印刷技术相对落后的当时，文字排版上容易控制版面，比较清爽好看。但是这种意译和注释同彝文、国际音标注音、直译分离的结构体例，读者对照阅读时要同时关照到彝文、直译、意译，而且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得查看注释，还可能需要几个书签做标记，十分不便。3.《哀牢山彝族医药》《哀牢山彝族医药》[3]为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第二辑，由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1991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选择了哀牢山中段新平县老五斗流传的彝族医药抄本和哀牢山下段元江县洼一带流传的两部彝族医药抄本作为底本。参与人员在该作品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包括识别文献中的彝族医药名称、采集和辨别药物标本，还精确计算出各种药物配方的剂量，这些都是非常繁杂的专业性工作。“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开始，新平县科协、新平县民委、元江县民委和元江药检所组织力量，相互配合，用业余和节假日时间，对老五斗本和元江两本进行翻译。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拜毕摩，访彝医，查资料，采标本，从直译、意译到整理，最用(应为‘后’)又经过统一的校译和统一注药物拉丁学名名录，先后五易其稿，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资料之后，才整理出这本《哀牢山彝族医药》。”[3]3《哀牢山彝族医药》不仅忠实于原文，还考虑到了彝文古籍及彝族医药的学术意义和临床研究意义等诸多因素，对研究彝文古籍、彝族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作品的彝文部分专门请了晋永康先生用铅字模刻，一次性排版。由于受当时的出版条件等影响，这些重要的过程只在前言和后记里一笔带过，这对于现在的实证研究是非常大的损失。在章节体例上，按照彝族医药的传统分类方法作了技术性处理和划分。章节内是按照药方的彝文原文+汉文意译+整理的三段式排列。彝文原文横排，句与句之间有彝文三角符号断句。汉文意译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各种药名和用法。整理部分分析出病因症状和具体的方剂疗法。最后是“哀牢山彝族医药药物名录”，名录里的汉文和拉丁文相对应。例3：《哀牢山彝族医药》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汉文意译、整理)刺天茄根吃好；柞腮树根煨吃好；大黑蛇骨吃好；活螺蛳用来包好；蝙蝠包好；牛屎上长出的那种菌好；白花细辛吃好；田里面的糯谷草包好；生土包好。方一：刺天茄根，适量(15克)，水煎服。方二：柞腮树根，适量(20)克，水煎服。方三：大黑蛇骨，适量(5)克，焙黄研末服。方四：活螺蛳，适量(6个)，捣烂包病灶。方五：蝙蝠，适量(1个)，捣细包。[3]101由于没有给彝文注音，也没有在名录中保留彝文的药物名，所以这种翻译体例给专家学者研究带来了不便。特别是很多对彝族医药感兴趣的他民族学者想研究彝族医药，但受到语言文字的障碍，学习和借鉴彝族医药时会耗时费力很多。可能是囿于当时的出版技术和经费，《哀牢山彝族医药》没有提供最重要的彝族医药药物标本图片，也是相当遗憾的事情。随着老毕摩和民间老彝医的离世，很多药方都人亡技失，没有传承下来。4.《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4]由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元阳县彝族研究学会编，201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根据元阳县毕摩藏书中发现的彝族医药古籍(清道光八年)翻译整理而成。全书铜版纸彩印，第1～93页是彝族医药常见药物图片，共采集了187种动植物药物标本，图片下方标注彝、汉文药物名称。第94～155页是古籍记录的99个常见病症和116种珍贵药方。该作品后记中提道：“为了挖掘、抢救散藏于民间的优秀、经典的民族文化，彝学会老会长，曾任副县长、县政协常务副主席，已退休的白文光带着学会的同事，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拜访彝族毕摩、倾听民间传说。”[4]157毕摩李永光翻山越岭寻找药物标本拍照，还在途中骑摩托车不幸摔伤导致腿骨折。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他对彝族文化的热爱，继续拄拐杖上山采集标本拍照。李永光、王上忠、杨正忠三位毕摩丢下家中的活计，无偿翻译整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下去，也为了让《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大家都积极贡献出了力量。例4：《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汉文意译)八、皮肤过敏验方：红糖、大蒜、老麻、木树窍主洞内土、火麻叶、水冬瓜叶、七叶树、娘蛋佩(彝语)。用法：煎服和患处外搽。[4]98《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从内容上分为病症、验方、用法，章节结构简单明了。图文并茂，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常见的彝族医药。很多药物都是我们常见的野菜和山间常见的动植物，但是年轻一代很多都说不出名称，更不知道它们的药用价值。该作品的翻译体例为彝文+汉文意译形式，两行对照翻译。这种彝汉文对照翻译体例便于读者识别药物、药性，结合验方了解配伍方法，是非常好的医药书。但由于彝文没有标注音标，对不懂彝文和不熟悉汉文药物名称的普通群众还是会有识读障碍。5.《红河彝族道德经》《红河彝族道德经》[5]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第七卷，普璋开等翻译，2007年4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由楚雄州州委、州人民政府牵头实施，先后收集、整理、出版了106卷，包括彝文文献与口碑文献两类，类型齐全，篇幅宏大，汇聚自古以来彝族人民的精神和智慧，是当代滇川黔贵四省区彝语文工作者优秀作品之大集成。《红河彝族道德经》的彝文部分采用手写扫描，在章节结构上分为古籍篇目彩页、总序言(中英文)、前言(中英文)、凡例子(中英文)、目录(中英文)、正文。正文的翻译体例有两个层次：《凡例》部分说明了正文四行体译注格式，即“彝文文献译注为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即四行对译，后面加汉文意译整理及注释；……彝文文献译注卷首彝文影印插页，为该卷文献原本部分页面。”[5]凡例例5：《红河彝族道德经》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穿美吃香要莫争书文万卷性要知顺治皇帝话这多穿新食甜要礼让读书万卷要明义顺治皇帝训示语[5]22这种四行体对照翻译体例在彝文古籍翻译中被普遍采用。汉文意译部分保留了彝文古典的五言和七言格式。总序、前言等部分的中英文互译，便于向海外学者推荐彝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彝文手写扫描方式保留了优美的手写体，版面也干净整齐，读者看着也舒服。但是这种文字处理方式需要把文字先抄写好再扫描裁剪编排，文字抄写和扫描排版工程量大。6.《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6]，普梅笑翻译，2017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石屏县龙武镇脚白母、雨梯村邱氏彝文家谱》《石屏县哨冲镇竜黑村罗氏彝文家谱》《石屏县龙武镇柏木租村李氏彝文家谱》《石屏县龙武镇雨梯村普氏彝文家谱》。《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全书的文本框架结构为总序、前言、目录、正文、附录、后记。为使各姓氏家谱编撰体例、内容梗概一目了然，根据每份家谱情节内容分出了小节。章节内部结构为：一、家谱调查实录；二、彝文家谱影印件；三、家谱译注：分段落逐句注音句译、脚注、白话文翻译；四、氏族男系祖先、迁徙路线的介绍。《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的翻译体例是五位一体的结构，即古籍影印件+读音+句译+白话文+注释。其中，彝文部分采用原件影印件，真实反映古籍原件内容。译注部分严格遵循原件，按读音、句译、进行了逐句翻译。读音采用拉丁字母逐句注音。逐句翻译遵循原书体例，兼顾彝文与汉文的对应关系。白话文部分将五言体的格律诗翻译成故事性的白话文，把隐含在诗体语言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挖掘出来，概括了原文意思，便于读者掌握家谱内容大意。注释部分是对正文中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对原书中出现的错误的校正。例6：《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拉丁字母注音与句译、白话文、注释)MasiesujitzoGgupggepvitwopddopKopdasutleipssiepsietqeirphlurplepDdirmeirpwopxeiplepJjeibbapzzopzzolepTupdosietzietlepSsossurjjipsepyeipNyeitssurhopsepbboplezzePudanossiepsietqeirphlurplepbbipzze这本亡神谱编写好之后无论何人供让其长命百岁发展无止境让钱粮富足让藏金储银生儿似太阳育女像月亮一样①让供奉祖谱者长命百岁今后，无论家谱由何人供奉，保护其健康长寿，发展无止境；让其钱粮富足，藏金储银；生儿子像太阳一样亮堂堂，生女儿像月亮一样纯洁靓丽；让供奉族谱、祖灵者长寿安康。①“生儿似太阳，育女像月亮一样”：这是彝语中常用的比喻。太阳象征光明、温暖、勇敢、正直；月亮象征美丽、纯洁、贤淑、婉约。这是彝族人对子女性格、容貌、品格的期望，体现了彝族人的审美观念。[6]7，33-3该作品将民间习俗调研与翻译相结合，全方位展示家谱内容与家族状况，在每个章节的第一部分都简要介绍了家谱概况和调查实录，为文献学、史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真实材料。家谱概况部分以图片形式展现各家谱姓氏目前的自然生存空间，用数字描述家谱的抄本规格，详细介绍了家谱内容和过世祖妣登谱情况等。调查实录部分则记录了课题组寻访、采录家谱资料的经历和本书作者多次下乡调研的情况。7.《彝族阿哩》《彝族阿哩》为普寿有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在2013—2016年相继出版的一套丛书，包括生辰长诗卷[7]、爱恋长诗卷[8]、念想长诗卷[9]、寿终长诗卷[10]四卷。彝族“阿哩”作为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能够完整传唱“阿哩”的民间艺人大多年事已高，“阿哩”不断失传。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民宗局通过大量的摸底调查，了解到龙武镇阿迷拉可村80多岁高龄的彝族民间艺人邱忠贵老人掌握彝族“阿哩”最多，且内容完整。为了抢救保护邱忠贵老艺人掌握的“阿哩”叙事长诗，从2011年开始组织十多名精干人员开展收集采录工作，共采集磁带162盘，翻译整理约12万行，最终形成四卷长诗。通过对邱忠贵口述的阿哩叙史献长诗进行收集整理和翻译出版，为抢救保护和传承彝族的其他口传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套丛书的翻译体例为汉文意译，加标点，有脚注。由于全都是彝语对唱和口述资料，演唱者年纪大，又不能用汉语解释，翻译整理工作十分艰难。三卷后记中提到了其翻译整理方式和难度问题。“翻译整理中注重三个问题：一是注重民间讲述风格，只要不影响情节的连贯性，尽量保持原貌，不去做大的增删调整；二是在反复静听录音的基础上，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先逐字逐句翻译，然后连字成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三是注重阿哩的五字句特点，虽然彝语翻译成汉语时难度很大，但在翻译整理时为保持风格一致全书用五字句。”[9]467-468例7：《彝族阿哩念想长诗卷》翻译体例(依次为汉文意译、脚注)地上金竹高，就来种金竹；金竹种哪里，金竹种高山①，地上树棵高，就来种高树；种竹高山上，高山竹更高。地上公山高，就上公山来。高山生竹节，竹节在山上，上天金竹子，种下此一蓬。①竹为彝族男性的象征，葫芦为女性的象征。[7]7但可惜的是，这162盘磁带录音内容并未与书一起出版发行，12万行的彝语口头文学也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录下来，汉文整理经过了语言的转写和美化之后，很难回译成原来的话语，从而失去了本真的内涵。8.《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待出版)由普梅笑收集整理，属于贵州民族大学张学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19JZD031)子项目，目前已收集整理翻译古歌6000余行。古歌是口传古籍，没有文字记载，以往的古歌类翻译多为单行体汉语意译。《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根据古歌录音转写出古彝文，采用滇南古彝文电脑输入法输入。滇南古彝文电脑输入法由红河学院李金发副教授根据普璋开等编著的《滇南彝文字典》研发，字库容量大，并对古彝文作了形、音、意的固定，适用于整个滇南彝区古籍研究和古彝文教学。输入法采用拉丁字母输入，有彝语基础或懂国际音标的使用者可以根据国际音标、尼苏口语、纳苏口语对照表快速掌握，方便快捷。该作品对古歌词采用了四行体译注翻译体例，即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除了古歌的彝文转写，还计划拍摄演唱和诵读古歌的视频，可以为丧葬习俗歌研究者提供哭腔和古歌韵律等音视频资料。例8：《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大厅堂儿里闹厅绸正屋大堂里买闹厅绸缎尼苏儿礼数绸缎买回来尼苏大礼数绸缎买回来①古歌词记录转写成古彝文、彝文电脑输入、彝文音形意固定这三个特点是《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的最新体验。唱词的彝文转写把口碑古籍以文字的形态固定下来，彝文的电脑输入法让我们告别了彝文手写扫描的时代。彝文音、形、意固定使彝文不再使用同音、近音替代，避免了语义混乱。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对照，方便读者学习和阅读。三、对彝文古籍翻译体例新模式的探讨(一)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体例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上述八部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变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符合现代读者和研究者对于素材的需求。具体来讲，彝语南部方言古籍常见翻译体例呈现了以下的发展变化趋势：1.从单行体到多行体，翻译体例越来越完善我们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彝族古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认识和了解彝族社会历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优秀文化资源，实现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实现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从单行体到多行体，体例越完善，信息量越大，可读性和参考价值就越大。单行体翻译文本，没有彝文对照，虽然保留了彝文诗体语言的格律，但若把翻译文本作为研究诗体语言本身的内容，就失去了语音的部分，并不可靠，只能作为理解作品大意的内容。彝文、注音、汉文意译的三行体，可以实现彝汉文的对照阅读，让读者对彝汉两种文字体系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注音可以作为学习、研究彝文和彝语方音的基础。如，《石屏彝族家谱文献译注》将原件图片、读音、句译、白话文、注释这五个层次相结合，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翻译体例。与彝文古籍翻译常用的四行体、三行体、两行体和单行体相比，这种翻译体例更尊重文献资料，展示了文献原貌，增加了资料的可信度，帮助专家学者发现更多彝汉文化交流交融的痕迹和语言文字变化规律等。民俗调研与翻译相结合，对家谱内容与家族发展状况的全方位考察，为文献学、地方史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真实材料。白话文翻译部分解决了五言对照翻译体例无法展开的故事情节，理顺了事件的发展变化，挖掘了彝族诗体语言的深层内涵，拓展了外延。2.从无到有的古籍原件展示由于过去的技术限制和成本控制，翻译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做到把古籍原件真实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古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但现在照相机、手机都有高清像素，记录采集资料相当方便快捷。印刷技术也进步了，即使不能完全彩印展示，也可以实现部分黑白印刷展示。特别是在医药古籍的翻译整理作品中，药物图片对于药物真假的鉴别非常重要。有些纯粹以古籍原件展示为主的古籍典藏类，其价值在于收集保存了古籍原件数据资料，期待更高质量的翻译整理能让其价值进一步升华。3.记录方式多样化，越来越全面方便在文字记录方面，古籍翻译整理曾经历了从复写纸刻写、铅字排印、手写扫描、原件拍照、电脑输入等阶段和形式。在素材收集方面经历了手写记录、磁带录音、录音笔录音和音视频拍摄等技术手段和方式。这些方法、技术和手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对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研究和成果展示作用。当下，科技发展迅速，各种记录方式可以并举使用。从书面到电子屏幕，从文字翻译到音视频结合的民俗实况记录，从单一平面到立体多维视角的多媒态展示，为我们的研究扩展了时间和空间，也提高了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古籍的效率。(二)彝文古籍翻译体例新模式本文通过对列举的八部作品进行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发展变化和规律的思考，归纳出了能够体现古籍内容和价值的十个要素：原件图片、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调查实录、音频、视频。如下表所示：表1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十要素我们可以发现单行体只注重彝汉文之间的意思转换；彝文+汉文意译的体例，关注文字的语义对照；彝文+音标+汉文意译的体例，关注字形、语音和意思，可以拓展到方言方音研究；彝文+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这个体例是运用最多最广泛的古籍翻译体例，既为彝族诗体语言的结构、修辞等研究提供了依据，增加诵读、演唱的音频视频，又为音律研究提供了素材，并且保留了古籍运用的场域情境。古籍原件、彝文、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这些要素每增加一项，古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也会增加，它的价值就会不断增长。四、结语现代社会研究设备齐全、技术先进、信息获取方便快捷，研究人员都能掌握并运用。学术上跨学科、跨区域的协作研究很普遍，在同一个课题中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个要素的作用，使研究成果多样化。笔者认为，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彝文古籍翻译作品价值的最优化、最大化，关键在于对古籍原件、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各要素的选择和成果展示方式。为了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彝文古籍文献，我们在今后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选取更多要素，以满足彝文古籍在保护传承、学习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需求。注释：①引自《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待出版)。

罗焰王泊宁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写作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叙事模式。大部分双语叙事写作，往往只在汉语文写作、民族语文写作之间轮换、交替，要么以民族语文写作发表出版之后再翻译，要么以汉语写作发表出版。这种模式的双语写作，只是在两者之间交替进行。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海雀青松谱》却是两种语文同时写作同时出版的新模式，“在传统彝族史诗向当代叙事的转型中，这部‘新史诗’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创新”。《海雀青松谱》的作者王明贵在2021年又创作出版了《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对彝语文、汉语文双语格律诗歌创作以及文化的交流交融又迈出新的一步。少数民族传统格律诗歌以彝文汉文两种形式表达并且描写海外题材，进一步开拓了双语叙事的新领域，其间的族际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意涵，以新的语文形式传播出丰富的信息。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写作：新的国家叙事模式。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已经被赋予了本民族的精、气、神，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可称之为第二母语或第二汉语。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时，这种汉语已经是被内化为本民族文化载体的一种新叙事语言。同样，民汉双语写作中的民语，在与汉语同时作为叙事工具的时候，也是被少数民族作家赋予了汉文化内涵的叙事载体。在作家的叙事文本中，同时使用两种语文便已经承载了两种语文的传统意涵与创新意涵，是两种文化交融并置的承载物，既没有脱离母语传统，又已经融汇彼此语文及其内涵，它已经不只是一种直观的语文呈现，作家蕴涵其中的精神寄托是文化交融与彼此认同。同时，汉语与民语并置于一个文本，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成果，还包括了深层次的国家认同内涵。以彝汉双语交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叙事。彝汉双语共文的文本，过去一般出现在译著中，如《西南彝志译注》、《彝族源流》（汉译散文版），创作作品中并不多见。《海雀青松谱》和《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的双语表达形式，已不是常规的彝文翻译成汉语和汉文翻译成彝文的表述形式，是作者对双语创作的一种新的认知，最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彝、汉文化交融互见和相互认同思想，以及从双文创作表现中对国家认同的一种深层次表述。以彝汉双语交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叙事，是《海雀青松谱》与《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的重要特色。《海雀青松谱》五言诗句式。《海雀青松谱》用彝语传统的五言诗句式，叙写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脱贫攻坚典型人物、贵州省赫章县海雀村党支部书记、彝族汉子文朝荣的叙事长诗，可堪称描写新时代英雄楷模的“新史诗”。全诗长3300多行，彝文文本与汉文文本同时进行创作，双语形式在同一文本中并置。长诗叙写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历程中，平民英雄文朝荣带领苗族、彝族群众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把一个“苦甲天下”、生态破坏严重到处是“和尚坡”的海雀村通过连续多年植树造林、科学种田、努力办学，最终摆脱贫困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典型和小康村的事迹。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共贵州省委向全省发出了“远学焦裕禄，近学文朝荣”的号召；2015年1月，中央宣传部授予文朝荣“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19年，文朝荣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整部长诗由“朝歌”、“正歌”、“荣歌”三段式组成，包括“天地乌蒙山”、“特纪撮泰吉”、“支格阿鲁裔”、“贫穷司署恶”、“武夜郎之痛”、“诺苏阿木亲”、“京城与祖摩”、“党的指路经”、“召唤庄稼魂”、“献山养龙树”、“阿维弃长官”、“鲁朵踞山林”、“控制迷努精”、“耕牛换布吐”、“海雀青松谱”、“经诗颂汝卡”等16章，生动描写了支部书记文朝荣在艰苦条件下的思想斗争、感情困苦和成长历程，赞颂他“站起一棵树，躺下一片林，林中百年路，脚印在人心，松树青油油，守护海雀魂，乌蒙高天上，闪耀一颗星”。《海雀青松谱》的第一部分为朝歌——即是早歌，相当于诗序；第二部分为“正歌”——表现文朝荣的主要业绩；第三部分为“荣歌”——文朝荣的哀荣，挖掘了的民族历史文化对当代人文化自信与建功立业的影响力。三部分有机结合，文朝荣的名字巧妙融入其中，在总体布局与具体章节中前呼后應。为便于群众接受与传播，从章节标题到内容中也融会了若干彝族历史文化典故与相关用语、词汇。从口头程式的传承与历史文化内涵的融入，把民间口头传统与文本创作格式及其内涵融合贯注使其更加自洽，打破民间之俗与诗歌之雅，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五言三段体。《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则是作者用彝族传统格律诗五言三段体的“叟口咪”即“三段诗”形式、彝文与汉文同时创作彝汉双语诗集。三段诗是彝族特有的传统的诗歌形式，历史悠久，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成熟的诗歌理论，讲究格律、对仗与押韵。彝族古代文艺理论这样概述三段诗：“如上要有天，中间要有地，末尾要有人，这样才成诗。”不仅在形式上分三段，内容上也三层推进，这种表达形式是彝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作者王明贵先生是高校教授，该诗集所选的题材——受国家教育部派遣前往美国访学期间的所见所闻，这些原本是彝族社区不熟悉的，但是作者以传统格律诗的形式加以表达和传递，片刻间拉近了距离，并且为彝族读者喜闻乐见。比如《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中《渴望远行》：“种子梦幻长，土地其所想；骏马厩居长，草原其所想；久居大学里，远行其思想。”看似不相关的“种子”、“骏马”、“大学学者”，用“土地”、“草原”和“思想”来说明作者对远行、交流、学习的渴望。这是彝族典型的“讲道理”形式，通俗易懂，但是哲理深刻。又如《私立大学》：“宇宙未出现，啥额先产生；天地未出现，哎哺先产生；公校未出现，私校先产生。”这里的“啥额”、“哎哺”是彝族古代哲学思想中先于宇宙和天地的两种物质，用在这里说明美国私立大学早于公立大学的历史。再如《小费》：“日帮雨成虹，金黄分一片；毕帮主祈福，美酒分一瓶；帮客清房间，小费分美元。”由于阳光的照射，雨形成彩虹，太阳也因此呈现出金黄色；毕摩为主人家祈福，作为酬谢，得到一瓶美酒；在美国的旅馆里，服务员为客人清理房间，客人要付1美元作为感谢，这是习俗。作者在这里把彝族人并不理解的“小费”用“虹”和“美酒”来解释，彝族人自然明白了。可以说，《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是当代第一部以彝族传统的格律诗形式——三段诗范式创作的现代诗，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彝族社会在节庆、婚丧以及其他的一些集会活动上，有以赛诗形式传播见闻或者知识的传统，《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里的篇章一定会成为某位赛手的赛说内容。更加发自肺腑的是亲历亲见美国人各种生存状态之后对自己生长在中国的自豪，发出了“华人去美国，钱财赚得少，生活就不好”的感叹。“双创并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现实意义。文化传播交融与国家认同内蕴的书写表达，是《海雀青松谱》和《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的深层意识。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面临的是“是否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和身份”、“是否倾向主流群体并参与其活动”两个基本问题。以教育平等、语言平等为宗旨的共同语，对促进文化交融、增加政治认同、保留传统价值、立足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根据研究，双语教学对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隐性构建作用。也就是说，从文化适应与交融到国家认同的多重层面上看，双语交流、双语教育与语言平等，本身就是在传播与融汇中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从而在保留传统价值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交流、交融到书写表达，是情感接纳并转为外化表述，是在心理上经过多番熔铸之后形成新的语言、艺术表达方式，它超越了以一种语言写作、又以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或者把这一种语言艺术单向度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艺术，能够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是一种“母语——第二母语，汉语——第二汉语”深度融通之后的“第二母语——第二汉语并置”的新艺术表达形式，已经脱离了单纯的一种语言对照另外一种语言的简单对照形式，是从“对照”到“并置”，从“翻译”到“创作”，从“显性”叙事到“隐性”认同的跨越。这一跨越，已经不是翻译经常追求的“信、达、雅”，而是在“第二母语”与“第二汉语”之间进行“双创并置”，两种语言文字的诗句可能意义相近，也可能完全不同，但是表达的却是艺术交融中的精神内涵，这是更高层更深入更稳定的价值观认同。这种“双创并置”作品的出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这种类型的出版物，已不仅仅是在文字层面上表达思想意识，其喷薄欲出的是感情上的主动接纳与融入、意识上的主动交流与交融、心灵上的多重愉悦与认同。全球化时代，信息充分流动，技术全面融通，双语表达的技术门槛逐渐被解除，很少有人封闭于一域抱残守缺，获得更多的信息、获取更多的知识、扩展自己的文化形态、充分与世界交流共享，已成为当代人的主动追求。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历史的写照也是当代的真实。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双语交融甚至多语交融都存在着，而双语写作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认同的生动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雀青松谱》、《彝文格律诗新探：新泽西花园》是双语叙事的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的新模式，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作者单位罗焰民族出版社王泊寧中央民族大学3470500338245

□钟楚宇/文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民族古籍资源丰富，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整合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地域特色鲜明、技艺方法独特的修复技术，善于解决云南气侯环境造成的古籍虫蛀、霉变、板结及民族风俗习惯导致的火烧、水渍等问题。基于多年汉文古籍修复的经验，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的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性修复，在国内开创了先河。截至2021年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共抢救性修复汉文古籍1748册100720余叶，彝文古籍250册14220叶，藏文古籍2566叶，傣文古籍9册360叶，东巴经古籍40册491叶，修复拓片90幅（68m）、拓印拓片741幅（约300m），复活濒死的文化记忆，赋予古籍新的生命，奠定了云南省民族古籍修复在全国的地位，为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贡献。1云南古籍修复技艺源流古籍修复技术在中国至少拥有1500年的历史，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书有残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痕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这是关于古籍修复技艺最早的记载之一。由于早期古籍在装帧形式上大多为卷轴装形式，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有关古籍修复的论述都与装裱技艺分不开。直到隋唐时期，册装开始广泛应用于书籍的装帧，此后依次出现了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各类装帧形式，有关古籍修复的论述才逐渐丰富凸显。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悠久，经过历代发展变迁，古籍修复这项技艺不仅继承了历史上的风格和技法，也因地域环境、文化内容的不同，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流派纷呈的盛况。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地域特色鲜明、技艺独特，善于解决云南气侯环境造成的古籍虫蛀、霉变、板结及民族风俗习惯导致的火烧、水浸等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藏文古籍、彝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修复，在国内开创了先河。通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逐渐辐射全省各地，目前，全省各州、市（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内通行的古籍修复技法几乎都源于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因此，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法也承载了云南深厚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族和25个少数民族（15个独有民族）共同生活在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南海拔纵深76.4～6700m，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4%，国境线长4060公里，25个边境县、374个抵边村寨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47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3%，其中有14个民族使用23种文字或拼音方案（有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民族古籍文献遗产，是民族文化和历史典籍的富矿。云南古籍是承载古滇人智慧和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除传统汉文古籍外，以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纳西东巴经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典籍文献异彩纷呈，与汉文典籍交相辉映。云南在解放前就有古籍修复技艺流传，清朝末年，昆明本土装裱社“含英阁”的书画收藏家刘文藩擅长书画修裱，1909年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之后，刘文藩常应邀到馆内对从事书画修复的工作人员进行教授和指导。1952年，云南省图书馆第一批专职修复师张保善、杨福入职，专门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工作，他们的师父正是装裱大师刘文藩。之后，杨福之妻杨敬仙也入职修复室，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第一位女性修复师。1979年，杨福、杨敬仙之子杨利群继承父母技艺，入职云南省图书馆，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的第三代修复师。自少年时起，杨利群就跟随父母从事书画装裱和汉文古籍修复工作，90年代，随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推进和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的发展，云南省图书馆开始投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研究，并尝试探索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保护工作。2008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在云南省省图书馆成立，给古籍修复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多年的古籍修复实践当中，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逐渐壮大，目前，专职古籍修复师已达8人。通过多年到全省各地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长期接收省内各州、市（县）古籍收藏保护单位人员到馆学习，逐渐培养出一批分散于省内各地的修复骨干，为全省各古籍保护收藏单位贡献了技术力量。多年间，云南省图书馆在深入巩固汉文古籍修复的基础上，加大投入，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技法，在国内开创了先河。云南省图书馆是最早开始尝试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性修复的地区之一，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材质和特点，因材施救，成功抢救彝文古籍《百乐书》《记脑更早》《猜考书》等。在修复纳格拉洞藏经时，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彝族毕摩经、纳西东巴经和傣族贝叶经的抢救修复。经过多年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独具云南特色的古籍修复技艺。2古籍修复技艺内容2.1运用范围古籍修复技艺主要用于古籍、拓本、舆图、书画、档案文书等纸质文献的修补和还原。2.2技艺原理古籍修复的原理与传统造纸的方法一脉相承。中国传统造纸方法是将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悬浮液平铺、脱水、加压，最后形成纸张。而古籍修复过程也是使用浆水使纸质纤维疏松膨胀，将文献原纸和修复用纸纤维粘合，填补书叶破损部位，最后晾干水份，恢复纸张平整。2.3修复原则（1）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原则。修复古籍时，应根据古籍的破损程度，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集中力量优先修复破损严重的古籍。（2）整旧如旧原则。对古籍实施修复时，选择的材料应与原件基本相同，并保留其原有的装帧形式。（3）最少干预原则。对古籍实施修复时，摒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尽量少地在古籍上添加修复材料，保留古籍文献的原始信息，尽量少修或不修。（4）可逆性原则。修复所用材料和技术方法必须是可逆的，可重复的。便于在将来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修复技术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重新修复。2.4修复工具常用的古籍修复工具有毛笔、浆碗、镊子、棕刷、起子、锥子、刮子、木锤、刀具（美工刀、马蹄刀、剪刀、手术刀）、喷壶、砑石等。2.5修复材料古籍修复材料有纸张、染料（植物染料、矿物染料）、浆糊、绢、绫、丝线、锦、清洗剂、脱酸剂等。2.6修复流程（1）拍照建档。在修复前对整部古籍或整册古籍的整体面貌进行影像记录，并将文献的基本信息（题名、版本、开本尺寸等），破损情形（虫蛀、老化、缺损、絮化、粘连、破损级别等）进行详细记录。档案建立是古籍修复的第一步，且需贯穿修复过程始终，在修复中及时发现记录问题，在修复后对经验及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总结。（2）制定修复方案。根据书叶的纸质特性、破损情况、破损成因，选取相应的工具与材料，同时考虑修复中可能用到的修复方法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3）备料。1）浆糊制作。将淀粉加水放进容器中充分搅拌后加热。浆糊制好后，要马上用手蘸水把浆糊表面抚平，沿容器边缘加入一些冷水使浆糊和空气隔离，以免浆糊表面起皮、变干变硬。也可将刚制好的浆糊用勺舀出成球状，立即放进冷水中。2）配纸选取。根据书皮、护叶、书叶各部分的材质分别选配纸张。在选配纸张时要注意纸张颜色、帘纹、厚度以及材质和书叶近似。配纸时最好在自然光线充足的环境中进行，补纸的颜色遵循“宁浅勿深”原则。（4）书叶拆解。将订在线装书表面的丝线拆下，对书叶进行页码标识（一般选在书叶背面）后，将书本分解为单叶。（5）书叶修补。根据书叶的纸质特性、破损部位、破损程度等进行综合分析，选取适合的修复方法。云南古籍修复常用的书叶修补的方法有搭补、掏补、夹接、人工纸浆补、托裱、惜古衬、镶衬、挖衬等。1）搭补。将浆糊涂抹于古籍破损部位背面，采用与书叶颜色、帘纹、厚度以及材质相仿的补纸粘贴在书叶破损部位，把多余的补纸剔除。2）掏补。用于无法拆解或需要保留原有装帧的古籍，将毛笔伸进对折的书叶中间涂浆糊，用镊子等工具撑住书叶进行补书。3）夹接。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古籍纸张较厚的破损古籍修复。先用手术刀将书叶破损边缘作斜口处理，将破损书叶覆在所配补纸上比对好，用铅笔沿破损边缘勾出线条，用剪刀沿线条外3～5mm剪下所需补纸，剖开剪口处进深10～15mm，将破损书叶夹到剖开的补纸中，调整好位置，涂浆糊把两面的补纸与书叶刷平粘合在一起，用镊子剔除多余补纸，保持接缝宽度2～3mm即可。4）人工纸浆补。将选配好的纸浆或纸质纤维与水混合，放入搅拌器搅拌成纤维状悬浮的纸浆溶液，用量杯、滴管取适量纸浆浇、滴于书叶缺损处，书叶上下各垫一张化纤纸，再铺上毛毡，用压书板夹住，放入压书机内重压10—15分钟，取出书叶晾至水份八成干即可。纸浆的浓度以倾倒时能保持连续流动为宜，浇补时要求慢速、连续浇补。5）托裱。如今较少用此法修复古籍，一般用于纸张强度很差、老化糟朽书叶。在整张书叶的背面贴纸加固，若只是局部纸张强度丧失，则局部托纸加固。6）惜古衬。技法名称取爱惜古书之意，俗称穿袍套、金镶玉。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记载清初曹溶旧抄本《绛云楼书目后序》中有介绍金镶玉装订的方法：“古本狭小者，补缀后用白纸为里，四面放大，北京人谓之金镶玉，扬州人谓之袍套衬。”以白色较宽大的衬纸，衬入对折后的书叶中间，超出书叶天、地及书背部分折回与书叶边平齐，以使厚薄均匀，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叶订在一起。注意衬纸接出部分要和书籍厚度基本一致。7）镶衬。这种方法适用于书脑特窄，使用金镶玉方法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古籍。在书叶四周粘接宽度在3～5cm的宣纸条，将书叶加长加宽，然后再衬纸。操作时要注意粘接处宽度控制在1mm左右。8）挖衬。用于规格不一的小幅拓片或信札类文献的装订。将拓片或信札展平贴在用宣纸制作的书叶中间位置，加衬纸，然后将文献压住的衬纸部分挖去。操作时注意衬纸的薄厚要和粘在书叶上的文献薄厚基本一致。（6）书叶压平。根据书叶修补情况在背面适量喷水，补丁较多的书叶可适当增加用水量。注意将书叶按顺序铺在吸水纸上，一定要展平，再盖上吸水纸和纸板，用重物压平。（7）书叶剪齐。用剪刀沿书叶边缘将四周多余的补纸剪去、剪齐，注意不要将书叶剪坏。（8）装帧复原。包括：书芯订纸捻、上护叶、包角、装封皮订线、贴签等，注意保留书籍原有的装帧形式。2.7修复质量要求古籍修复现以国标《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21712-2008）为标准。3古籍修复技艺存续及运用情况3.1机构概况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至今发展已逾百年，是文化部命名的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首批唯一具有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现有古籍修复室总面积500m，专职古籍修复人员8人。每年根据馆藏的破损情况抢救性修复古籍文献，年平均修复50余册，4000余叶古籍。2009年，文化部在云南省图书馆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4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被设立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多年来，云南省图书馆修复了大量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在修复的古籍中，还包括了许多珍贵古籍，其中有宋刻宋元明递修本《汉书一百卷》、元大德间饶州路儒学刻明正德嘉靖间递修本《隋书八十五卷》、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刻明修本《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清同治初抄本《肇域志不分卷》（明）木公撰明嘉靖刻本《雪山庚子稿不分卷》《雪山始音二卷》《仙楼琼华不分卷》等珍贵古籍文献，其中数种入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文古籍《记脑更早》《百乐书》《查姆》《历算书》，傣文古籍《驱祸》等民族古籍也有部分入选。3.2传承概况云南省图书馆1909年成立之初就有专门的书画修复人员。1952年，云南省图书馆第一批专职修复师入职。2004年，馆内正式组建古籍修复组，2009年，云南省古籍修复中心成立后古籍修复专职工作人员增至8人，为保障馆藏珍贵古籍的修复质量，修复组成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考核合格后，从个人意愿、技能水平、岗位适应程度等多方面综合双向选择遴选而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日常，以师带徒的方式跟随国家级修复导师杨利群老师学习，进行馆藏古籍修复工作。自中华古籍保护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云南省图书馆修复组又通过巡回办班、集中培训等方式，在全省各地州、县市范围内培养出了一批30余人的修复骨干，云南省古籍修复人才已形成梯队发展的良好态势。3.3修复成果截至2021年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共抢救性修复汉文古籍1748册100720余叶，彝文古籍250册14220叶，傣文古籍9册360叶，东巴经古籍40册491叶，藏文古籍2566叶，修复拓片90幅（68m）、拓印拓片741幅（约300m）。3.4创新发展3.4.1技艺创新2010年纳格拉洞藏经发现之后，经过数年整理研究，制定合理修复方案，在修复纳格拉藏经时，云南省图书馆修复团队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藏文古籍、彝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修复，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得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认可。将狼毒草根汁液加入纸浆进行修补的方法，不仅沿袭了了藏区造纸的传统工艺，还能使补好的书叶具有良好的防虫性和耐腐蚀性。人工纸浆补书法与传统的手工补书法相比有很多优点：（1）解决了古籍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特殊，修复用纸难寻的问题；（2）补书不用浆糊，可以减少虫蛀、生霉的问题；（3）补洞准确，不存在搭茬，真正实现了对文字的最小干预；（4）书叶平整，修复后不用捶平。3.4.2传承创新（1）举办古籍修复现场观摩体验活动。在一些特殊的文化宣传日，如“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期间，开展“古籍修复和传拓技艺现场观摩体验”活动。由修复组人员和传拓研习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古籍修复及传拓技艺，读者通过体验古籍修复传拓技艺，近距离体验纸墨融合、历史再现。（2）在云南省图书馆内建云南省典籍博物馆，设置古籍修复展示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指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拓展古籍修复的社会教育职能。（3）参与文旅合作项目。将古籍修复引入图书馆与华侨城古渔村文旅合作项目，通过长期展示和定期活动，吸引游客了解、参与、体验古籍修复。（4）创新文创开发。参与图书馆系列文创开发，将书本、文具等实用品列入文创开发目录，融入馆藏珍贵古籍元素和民族特色古籍元素，协同开发，创新发展。4古籍修复技艺的重要价值4.1延长古籍寿命，发挥古籍价值通过对古籍进行修整与复原，延长古籍的使用寿命，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亦可以让后世欣赏到珍贵的文学作品，达到艺术美学效果。使古籍能够继续发挥其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4.2彰显文化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古籍修复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技艺，伴随着中国书画的发展而发展传承。古籍修复技艺的原理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密不可分，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因此，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将文物古籍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2008年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传承和保护。保护古籍就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保护古籍，传承技艺，使修复成果惠及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4.3促进民族团结，协同地区发展古籍修复技艺不仅保护汉文古籍，依托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源丰富这一特点和优势，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技法，狼毒草汁液造纸、纸浆补书法在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中都取得了成功，为保护云南各地少数民族古籍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已走出云南省，与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宁夏、西藏等地都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5技艺传承中的问题与发展建议5.1存在问题（1）社会认知度有限。虽然随着近年来文物行业的火热，古籍修复这项工作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为大众所知，但大多数人对这项技艺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一项文物修复手艺活”和对“工匠精神”和“择一事终一生”的向往，实际上，对古籍修复技艺的操作流程和实际意义认知不深，认识的途径也不多。（2）专业人才不足。1）现有修复人员人数与破损古籍数量相比有很大的缺口；2）当前设有专门古籍修复专业的院校不多，针对修复专业的高学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也尚在建设；3）由于修复技艺的特殊性，多以传统的师徒授受和家族相传方式进行传承，这就造成传承群体过小，传承速度缓慢；4）修复行业这类慢工细活的火热，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对慢节奏的向往，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接受、从事这份工作，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这份工作。（3）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域发展的差异，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情况也有较大差别。在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和古籍保护中心，大多数设有专门的修复场所、修复人员和传习场所，但往往古籍存藏越是丰富的地区，越是因为偏远地区而没有特别好的保护修复条件。这就造成许多文献古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抢救。5.2发展建议（1）加强古籍修复技艺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大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提升群众认知水平，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古籍修复仍是小众行业，人们对行业的认知大多只能通过其他媒介来听和看，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今天，我们拥有更多渠道和机遇去宣传古籍修复，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2）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与高校联合，完善古籍修复专业学历提升机制，在现有的学历机制上推进更高层次学历建设，培养兼具文献知识、版本知识、档案知识、化学知识、美学认知和专业修复技能的专业人才，发展壮大古籍修复传承人队伍；在修复人员招录中建立培养考察、业务考核机制，兼顾自愿与适配两个考量因素，选择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才。另一方面，提升现有修复师水平，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班、技艺竞赛等方式提高技艺水平；完善修复师职称评聘机制，修复作为一项操作性极强、主要以修复成果体现工作水平和工作内容的工作，应当将修复成果纳入职称评聘考量范畴，提高修复从业人员科研创新的积极性。（3）投入平台建设。一方面，推进搭建实体传承平台，扶持技艺宣传、传承类项目建设，积极探索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方式，引入文旅、科教项目，使古籍修复技艺有专用实践场所和体验馆，使修复技艺能够兼具科普性、教育性、观赏性、娱乐性；利用好这些场所和平台，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抢救修复工作，继续在全省推进“民族古籍抢救修复”志愿服务项目，重点加强对彝文、藏文、傣文等民族文字古籍的抢救，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培训基地”和“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另一方面，参与构建网络学习平台，近年来，线上学习平台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下地区、馆际交流学习的主要方式，这样资源互通、优势共享的学习方式，解决了现场学习时间、空间、人数限制等常规问题，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的机动性，也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覆盖面，在疫情防控形势之下，值得继续推广，构建更加便利的学习交流线上平台。（4）加强修复技术研究。当代古籍修复发展历经了从经验至上到经验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进步与发展，经验性技术修复是古籍修复技术的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科学性修复技术在当代古籍修复技术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古籍修复处于经验性修复技术和科学性修复技术并存而以经验性修复技术为主时期，科学性修复技术有待加强。通过对近三年来210篇古籍修复相关论文（论文来源：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等）研究方向的分析发现（见表1），技术研究类论文在古籍修复相关论文中所占比重不高，其中，具有明显地域、“派别”、个人特色的技法研究和纸张研究占绝大部分，而材料、机器（科技）研究则占比很少，这说明，虽然如今的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经验与科学相结合的发展阶段，但由于技术难度和条件限制，如何科学利用创新科技，解决传统难题并保留、优化、发扬传统技艺仍是如今技术研究的难点。表1近3年（2019年—2021年）古籍修复相关论文方向（部分）6结语云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地，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独具云南特色的古籍修复技艺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和少数民族修复技艺的发展传承中发挥了主要阵地作用。今后，云南省图书馆将在传承修复技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科学有效的古籍修复技术，在传承发扬自身优势特色的同时，积极整合融入系统化的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整体，丰富中国古籍保护技术体系。复活濒死的文化记忆，赋予古籍新的生命，继续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贡献。■引用[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三十——治书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2]杨敏仙,张庆尧.藏文古籍修复的探索与实践:以纳格拉藏经的修复为例[J].古籍保护研究,2020(2):89-97.[3]徐晓静.浅谈传统技艺古籍修复之“金镶玉”[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11):120-121.[4]杜伟生.阐释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3):19-25.[5]王国强.古籍修复最小干预原则、技术及其应用策略[J].图书馆论坛,2021,41(7):141-148.

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民族古籍资源丰富，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整合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地域特色鲜明、技艺方法独特的修复技术，善于解决云南气侯环境造成的古籍虫蛀、霉变、板结及民族风俗习惯导致的火烧、水渍等问题。基于多年汉文古籍修复的经验，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的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性修复，在国内开创了先河。截至2021年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共抢救性修复汉文古籍1748册100720余叶，彝文古籍250册14220叶，藏文古籍2566叶，傣文古籍9册360叶，东巴经古籍40册491叶，修复拓片90幅（68m2）、拓印拓片741幅（约300m2），复活濒死的文化记忆，赋予古籍新的生命，奠定了云南省民族古籍修復在全国的地位，为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贡献。1云南古籍修复技艺源流古籍修复技术在中国至少拥有1500年的历史，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书有残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痕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1]”这是关于古籍修复技艺最早的记载之一。由于早期古籍在装帧形式上大多为卷轴装形式，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有关古籍修复的论述都与装裱技艺分不开。直到隋唐时期，册装开始广泛应用于书籍的装帧，此后依次出现了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各类装帧形式，有关古籍修复的论述才逐渐丰富凸显。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悠久，经过历代发展变迁，古籍修复这项技艺不仅继承了历史上的风格和技法，也因地域环境、文化内容的不同，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流派纷呈的盛况。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地域特色鲜明、技艺独特，善于解决云南气侯环境造成的古籍虫蛀、霉变、板结及民族风俗习惯导致的火烧、水浸等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藏文古籍、彝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修复，在国内开创了先河。通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逐渐辐射全省各地，目前，全省各州、市（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内通行的古籍修复技法几乎都源于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因此，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法也承载了云南深厚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族和25个少数民族（15个独有民族）共同生活在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南海拔纵深76.4～6700m，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4%，国境线长4060公里，25个边境县、374个抵边村寨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47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3%，其中有14个民族使用23种文字或拼音方案（有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民族古籍文献遗产，是民族文化和历史典籍的富矿。云南古籍是承载古滇人智慧和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除传统汉文古籍外，以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纳西东巴经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典籍文献异彩纷呈，与汉文典籍交相辉映。云南在解放前就有古籍修复技艺流传，清朝末年，昆明本土装裱社“含英阁”的书画收藏家刘文藩擅长书画修裱，1909年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之后，刘文藩常应邀到馆内对从事书画修复的工作人员进行教授和指导。1952年，云南省图书馆第一批专职修复师张保善、杨福入职，专门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工作，他们的师父正是装裱大师刘文藩。之后，杨福之妻杨敬仙也入职修复室，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第一位女性修复师。1979年，杨福、杨敬仙之子杨利群继承父母技艺，入职云南省图书馆，成为云南省图书馆的第三代修复师。自少年时起，杨利群就跟随父母从事书画装裱和汉文古籍修复工作，90年代，随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推进和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的发展，云南省图书馆开始投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研究，并尝试探索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保护工作。2008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在云南省省图书馆成立，给古籍修复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多年的古籍修复实践当中，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逐渐壮大，目前，专职古籍修复师已达8人。通过多年到全省各地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长期接收省内各州、市（县）古籍收藏保护单位人员到馆学习，逐渐培养出一批分散于省内各地的修复骨干，为全省各古籍保护收藏单位贡献了技术力量。多年间，云南省图书馆在深入巩固汉文古籍修复的基础上，加大投入，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技法，在国内开创了先河。云南省图书馆是最早开始尝试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性修复的地区之一，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材质和特点，因材施救，成功抢救彝文古籍《百乐书》《记脑更早》《猜考书》等。在修复纳格拉洞藏经时，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保护性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彝族毕摩经、纳西东巴经和傣族贝叶经的抢救修复。经过多年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独具云南特色的古籍修复技艺。2古籍修复技艺内容2.1运用范围古籍修复技艺主要用于古籍、拓本、舆图、书画、档案文书等纸质文献的修补和还原。2.2技艺原理古籍修复的原理与传统造纸的方法一脉相承。中国传统造纸方法是将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悬浮液平铺、脱水、加压，最后形成纸张。而古籍修复过程也是使用浆水使纸质纤维疏松膨胀，将文献原纸和修复用纸纤维粘合，填补书叶破损部位，最后晾干水份，恢复纸张平整。2.3修复原则（1）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原则。修复古籍时，应根据古籍的破损程度，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集中力量优先修复破损严重的古籍。（2）整旧如旧原则。对古籍实施修复时，选择的材料应与原件基本相同，并保留其原有的装帧形式。（3）最少干预原则。对古籍实施修复时，摒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尽量少地在古籍上添加修复材料，保留古籍文献的原始信息，尽量少修或不修。（4）可逆性原则。修复所用材料和技术方法必须是可逆的，可重复的。便于在将来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修复技术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重新修复。2.4修复工具常用的古籍修复工具有毛笔、浆碗、镊子、棕刷、起子、锥子、刮子、木锤、刀具（美工刀、马蹄刀、剪刀、手术刀）、喷壶、砑石等。2.5修复材料古籍修复材料有纸张、染料（植物染料、矿物染料）、浆糊、绢、绫、丝线、锦、清洗剂、脱酸剂等。2.6修复流程（1）拍照建档。在修复前对整部古籍或整册古籍的整体面貌进行影像记录，并将文献的基本信息（题名、版本、开本尺寸等），破损情形（虫蛀、老化、缺损、絮化、粘连、破损级别等）进行详细记录。档案建立是古籍修复的第一步，且需贯穿修复过程始终，在修复中及时发现记录问题，在修复后对经验及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总结。（2）制定修复方案。根据书叶的纸质特性、破损情况、破损成因，选取相应的工具与材料，同时考虑修复中可能用到的修复方法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3）备料。1）浆糊制作。将淀粉加水放进容器中充分搅拌后加热。浆糊制好后，要马上用手蘸水把浆糊表面抚平，沿容器边缘加入一些冷水使浆糊和空气隔离，以免浆糊表面起皮、变干变硬。也可将刚制好的浆糊用勺舀出成球状，立即放进冷水中。2）配纸选取。根据书皮、护叶、书叶各部分的材质分别选配纸张。在选配纸张时要注意纸张颜色、帘纹、厚度以及材质和书叶近似。配纸时最好在自然光线充足的环境中进行，补纸的颜色遵循“宁浅勿深”原则。（4）书叶拆解。将订在线装书表面的丝线拆下，对书叶进行页码标识（一般选在书叶背面）后，将书本分解为单叶。（5）书叶修补。根据书叶的纸质特性、破损部位、破损程度等进行综合分析，选取适合的修复方法。云南古籍修复常用的书叶修补的方法有搭补、掏补、夹接、人工纸浆补、托裱、惜古衬、镶衬、挖衬等。1）搭補。将浆糊涂抹于古籍破损部位背面，采用与书叶颜色、帘纹、厚度以及材质相仿的补纸粘贴在书叶破损部位，把多余的补纸剔除。2）掏补。用于无法拆解或需要保留原有装帧的古籍，将毛笔伸进对折的书叶中间涂浆糊，用镊子等工具撑住书叶进行补书。3）夹接。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古籍纸张较厚的破损古籍修复。先用手术刀将书叶破损边缘作斜口处理，将破损书叶覆在所配补纸上比对好，用铅笔沿破损边缘勾出线条，用剪刀沿线条外3～5mm剪下所需补纸，剖开剪口处进深10～15mm，将破损书叶夹到剖开的补纸中，调整好位置，涂浆糊把两面的补纸与书叶刷平粘合在一起，用镊子剔除多余补纸，保持接缝宽度2～3mm即可[2]。4）人工纸浆补。将选配好的纸浆或纸质纤维与水混合，放入搅拌器搅拌成纤维状悬浮的纸浆溶液，用量杯、滴管取适量纸浆浇、滴于书叶缺损处，书叶上下各垫一张化纤纸，再铺上毛毡，用压书板夹住，放入压书机内重压10—15分钟，取出书叶晾至水份八成干即可。纸浆的浓度以倾倒时能保持连续流动为宜，浇补时要求慢速、连续浇补。5）托裱。如今较少用此法修复古籍，一般用于纸张强度很差、老化糟朽书叶。在整张书叶的背面贴纸加固，若只是局部纸张强度丧失，则局部托纸加固。6）惜古衬。技法名称取爱惜古书之意，俗称穿袍套、金镶玉。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记载清初曹溶旧抄本《绛云楼书目后序》中有介绍金镶玉装订的方法：“古本狭小者，补缀后用白纸为里，四面放大，北京人谓之金镶玉，扬州人谓之袍套衬。[3]”以白色较宽大的衬纸，衬入对折后的书叶中间，超出书叶天、地及书背部分折回与书叶边平齐，以使厚薄均匀，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叶订在一起。注意衬纸接出部分要和书籍厚度基本一致[4]。7）镶衬。这种方法适用于书脑特窄，使用金镶玉方法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古籍。在书叶四周粘接宽度在3～5cm的宣纸条，将书叶加长加宽，然后再衬纸。操作时要注意粘接处宽度控制在1mm左右。8）挖衬。用于规格不一的小幅拓片或信札类文献的装订。将拓片或信札展平贴在用宣纸制作的书叶中间位置，加衬纸，然后将文献压住的衬纸部分挖去。操作时注意衬纸的薄厚要和粘在书叶上的文献薄厚基本一致。（6）书叶压平。根据书叶修补情况在背面适量喷水，补丁较多的书叶可适当增加用水量。注意将书叶按顺序铺在吸水纸上，一定要展平，再盖上吸水纸和纸板，用重物压平。（7）书叶剪齐。用剪刀沿书叶边缘将四周多余的补纸剪去、剪齐，注意不要将书叶剪坏。（8）装帧复原。包括：书芯订纸捻、上护叶、包角、装封皮订线、贴签等，注意保留书籍原有的装帧形式。2.7修复质量要求古籍修复现以国标《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 21712-2008）为标准[4]。3古籍修复技艺存续及运用情况3.1机构概况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至今发展已逾百年，是文化部命名的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首批唯一具有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现有古籍修复室总面积500m2，专职古籍修复人员8人。每年根据馆藏的破损情况抢救性修复古籍文献，年平均修复50余册，4000余叶古籍。2009年，文化部在云南省图书馆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14年，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被设立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多年来，云南省图书馆修复了大量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在修复的古籍中，还包括了许多珍贵古籍，其中有宋刻宋元明递修本《汉书一百卷》、元大德间饶州路儒学刻明正德嘉靖间递修本《隋书八十五卷》、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刻明修本《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清同治初抄本《肇域志不分卷》（明）木公撰明嘉靖刻本《雪山庚子稿不分卷》《雪山始音二卷》《仙楼琼华不分卷》等珍贵古籍文献，其中数种入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彝文古籍《记脑更早》《百乐书》《查姆》《历算书》，傣文古籍《驱祸》等民族古籍也有部分入选。3.2传承概况云南省图书馆1909年成立之初就有专门的书画修复人员。1952年，云南省图书馆第一批专职修复师入职。2004年，馆内正式组建古籍修复组，2009年，云南省古籍修复中心成立后古籍修复专职工作人员增至8人，为保障馆藏珍贵古籍的修复质量，修复组成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考核合格后，从个人意愿、技能水平、岗位适应程度等多方面综合双向选择遴选而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日常，以师带徒的方式跟随国家级修复导师杨利群老师学习，进行馆藏古籍修复工作。自中华古籍保护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云南省图书馆修复组又通过巡回办班、集中培训等方式，在全省各地州、县市范围内培养出了一批30余人的修复骨干，云南省古籍修复人才已形成梯队发展的良好态势。3.3修复成果截至2021年底，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共抢救性修复汉文古籍1748册100720余叶，彝文古籍250册14220叶，傣文古籍9册360叶，东巴经古籍40册491叶，藏文古籍2566叶，修复拓片90幅（68m2）、拓印拓片741幅（约300m2）。3.4创新发展3.4.1技艺创新2010年纳格拉洞藏经发现之后，经过数年整理研究，制定合理修复方案，在修复纳格拉藏经时，云南省图书馆修复团队创新性将狼毒草汁液运用于古籍修复，将“人工纸浆补书法”成功应用于藏文古籍、彝文古籍、傣文古籍和东巴经的抢救修复，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得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认可。将狼毒草根汁液加入纸浆进行修补的方法，不仅沿袭了了藏区造纸的传统工艺，还能使补好的书叶具有良好的防虫性和耐腐蚀性。人工纸浆补书法与传统的手工补书法相比有很多优点：（1）解决了古籍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特殊，修复用纸难寻的问题;（2）补书不用浆糊，可以减少虫蛀、生霉的问题;（3）补洞准确，不存在搭茬，真正实现了对文字的最小干预;（4）书叶平整，修复后不用捶平。3.4.2传承创新（1）举办古籍修复现场观摩体验活动。在一些特殊的文化宣传日，如“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期间，开展“古籍修复和传拓技艺现场观摩体验”活动。由修复组人员和传拓研习馆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古籍修复及传拓技艺，读者通过体验古籍修复传拓技艺，近距离体验纸墨融合、历史再现。（2）在云南省图书馆内建云南省典籍博物馆，设置古籍修复展示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指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拓展古籍修复的社会教育职能。（3）参与文旅合作项目。将古籍修复引入图书馆与华侨城古渔村文旅合作项目，通过长期展示和定期活动，吸引游客了解、参与、体验古籍修复。（4）创新文创开发。参与图书馆系列文创开发，将书本、文具等实用品列入文创开发目录，融入馆藏珍贵古籍元素和民族特色古籍元素，协同开发，创新发展。4古籍修复技艺的重要价值4.1延长古籍寿命，发挥古籍价值通过对古籍进行修整与复原，延长古籍的使用寿命，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亦可以让后世欣赏到珍贵的文学作品，达到艺术美学效果。使古籍能够继续发挥其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4.2彰显文化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古籍修复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技艺，伴随着中国书画的发展而发展传承。古籍修复技艺的原理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密不可分，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因此，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将文物古籍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2008年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传承和保护。保护古籍就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保护古籍，传承技艺，使修复成果惠及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4.3促进民族团结，协同地区发展古籍修复技艺不仅保护汉文古籍，依托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源丰富这一特点和优势，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重点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技法，狼毒草汁液造纸、纸浆补书法在彝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古籍等少數民族古籍修复中都取得了成功，为保护云南各地少数民族古籍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已走出云南省，与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宁夏、西藏等地都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5技艺传承中的问题与发展建议5.1存在问题（1）社会认知度有限。虽然随着近年来文物行业的火热，古籍修复这项工作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为大众所知，但大多数人对这项技艺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一项文物修复手艺活”和对“工匠精神”和“择一事终一生”的向往，实际上，对古籍修复技艺的操作流程和实际意义认知不深，认识的途径也不多。（2）专业人才不足。1）现有修复人员人数与破损古籍数量相比有很大的缺口;2）当前设有专门古籍修复专业的院校不多，针对修复专业的高学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也尚在建设;3）由于修复技艺的特殊性，多以传统的师徒授受和家族相传方式进行传承，这就造成传承群体过小，传承速度缓慢;4）修复行业这类慢工细活的火热，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对慢节奏的向往，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接受、从事这份工作，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这份工作。（3）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域发展的差异，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情况也有较大差别。在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和古籍保护中心，大多数设有专门的修复场所、修复人员和传习场所，但往往古籍存藏越是丰富的地区，越是因为偏远地区而没有特别好的保护修复条件。这就造成许多文献古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抢救。5.2发展建议（1）加强古籍修复技艺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大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提升群众认知水平，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古籍修复仍是小众行业，人们对行业的认知大多只能通过其他媒介来听和看，在傳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今天，我们拥有更多渠道和机遇去宣传古籍修复，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2）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与高校联合，完善古籍修复专业学历提升机制，在现有的学历机制上推进更高层次学历建设，培养兼具文献知识、版本知识、档案知识、化学知识、美学认知和专业修复技能的专业人才，发展壮大古籍修复传承人队伍;在修复人员招录中建立培养考察、业务考核机制，兼顾自愿与适配两个考量因素，选择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才。另一方面，提升现有修复师水平，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班、技艺竞赛等方式提高技艺水平;完善修复师职称评聘机制，修复作为一项操作性极强、主要以修复成果体现工作水平和工作内容的工作，应当将修复成果纳入职称评聘考量范畴，提高修复从业人员科研创新的积极性。（3）投入平台建设。一方面，推进搭建实体传承平台，扶持技艺宣传、传承类项目建设，积极探索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方式，引入文旅、科教项目，使古籍修复技艺有专用实践场所和体验馆，使修复技艺能够兼具科普性、教育性、观赏性、娱乐性;利用好这些场所和平台，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抢救修复工作，继续在全省推进“民族古籍抢救修复”志愿服务项目，重点加强对彝文、藏文、傣文等民族文字古籍的抢救，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培训基地”和“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另一方面，参与构建网络学习平台，近年来，线上学习平台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下地区、馆际交流学习的主要方式，这样资源互通、优势共享的学习方式，解决了现场学习时间、空间、人数限制等常规问题，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的机动性，也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覆盖面，在疫情防控形势之下，值得继续推广，构建更加便利的学习交流线上平台。（4）加强修复技术研究。当代古籍修复发展历经了从经验至上到经验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进步与发展，经验性技术修复是古籍修复技术的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科学性修复技术在当代古籍修复技术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古籍修复处于经验性修复技术和科学性修复技术并存而以经验性修复技术为主时期，科学性修复技术有待加强[5]。通过对近三年来210篇古籍修复相关论文（论文来源：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等）研究方向的分析发现（见表1），技术研究类论文在古籍修复相关论文中所占比重不高，其中，具有明显地域、“派别”、个人特色的技法研究和纸张研究占绝大部分，而材料、机器（科技）研究则占比很少，这说明，虽然如今的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经验与科学相结合的发展阶段，但由于技术难度和条件限制，如何科学利用创新科技，解决传统难题并保留、优化、发扬传统技艺仍是如今技术研究的难点。6结语云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地，以云南省图书馆为中心的独具云南特色的古籍修复技艺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和少数民族修复技艺的发展传承中发挥了主要阵地作用。今后，云南省图书馆将在传承修复技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科学有效的古籍修复技术，在传承发扬自身优势特色的同时，积极整合融入系统化的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整体，丰富中国古籍保护技术体系。复活濒死的文化记忆，赋予古籍新的生命，继续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贡献。引用[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三十——治书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2]杨敏仙，张庆尧.藏文古籍修复的探索与实践：以纳格拉藏经的修复为例[J].古籍保护研究，2020（2）：89-97.[3]徐晓静.浅谈传统技艺古籍修复之“金镶玉”[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11）：120-121.[4]杜伟生.阐释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3）：19-25.[5]王国强.古籍修复最小干预原则、技术及其应用策略[J].图书馆论坛，2021，41（7）：141-148.作者简介：钟楚宇（1991—），女，彝族，云南楚雄人，硕士，助理馆员，就职于云南省图书馆。

曾美海（中共毕节市委党校，贵州毕节551700）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资源利用的日益加大，各地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如北京、西安、济南等），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不仅传承了历史文脉，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毕节市虽未获得历史文化名城殊荣，但也有很多古老厚重、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在做好资源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简述梳理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首先要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有明确的把握。牛淑萍在《文化资源学》一书中，将历史文化资源分为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有形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是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无形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是无形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包括五种类型，分别是古人类遗迹、古城遗址、古战场遗址、名人活动遗址和古道遗址。历史建筑包括宫殿建筑、楼阁建筑、城防工程、古城镇、古村落和古代园林等类型。无形文化遗产则分为四个类型，包括表演类、技艺类、仪式习俗类、语言与口头文学。［1］也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出更多的类型，如按照时空维度划分，可分为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按照主题内容划分，可分为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按照属性和表现形式划分，可分为三种，即文物及相关衍生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古籍及历史文化类书刊。［2］无论怎样，只要标准统一即可。本文将历史文化资源分为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两个大类。首先是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历史遗迹中，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较多，据毕节市政协2019年的有关调研报告，毕节现已发现古人类或史前遗址共63处。其中，七星关区17处，黔西市16处，赫章县14处，织金县6处，纳雍县4处，大方县3处，威宁县2处，金沙县1处。七星关团结麻窝口洞、海子街大洞、扁扁洞、青场老鸦洞、朱昌牛鼻子洞、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组成了古人类在黔西北地区30余万年至5000年的史前发展轨迹。在古城遗址方面，据《毕节地区主要旅游资源分类表》（2010）统计，有七星关城遗址、隋朝信安县遗址、岩上宣慰府遗址、大木树宣慰府遗址、慕俄格城堡、九层衙署、慕俄格八层衙署、安邦彦旧居遗址、纳雍宣慰府遗址等9处。古战场遗址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岐山古战场、花尖营古战场遗址、古驯马场遗址、古营盘遗址、北镇关古战场遗址、红十七师战斗遗址、猪拱菁苗民起义遗址、平山红军战场遗址、集安营遗址、梯子岩战场遗址等。名人旧居有林青故居、周素园故居、丁宝桢旧居等。古道遗址有七星关古驿道、小天桥古驿道、石墁古盐道、黄沙古渡、阁雅驿道、千岁衢、宝桢盐道等。在历史建筑方面，毕节也有许多具有历史韵味的寺庙和楼阁。寺庙如灵峰寺、惠泉寺、凤鸣山寺等，楼阁如新庄亭、陕西庙戏楼、来苏亭、财神庙、东山寺、文昌阁、保安寺、斗姥阁、观音阁、三楚宫等。此外，毕节还有许多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乡土建筑，如大屯土司庄园、湾溪土司庄园、彝族和苗族传统民居等。这些历史遗址和历史建筑，都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重要元素，如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毕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大有裨益。其次是无形历史文化资源。表演类历史文化资源有彝族乐器演奏、苗族芦笙舞等；技艺类历史文化资源有大方县的漆器、苗族的刺绣和挑花等；仪式习俗方面，各民族都有特色鲜明的宗教仪式；语言与口头文学方面，彝族、苗族和回族等都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这些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厚重的历史性。可以这样说，这些文化资源既是历史文化资源，又是民族文化资源；既是“历史上的文化资源”，又是“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尽管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但实际上，这些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史前文化、古彝文化、夜郎文化、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几个方面。相较而言，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专题性更强，通常独立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因此，本文研究的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是史前文化、古彝文化和夜郎文化诸方面。二、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本身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保护是前提，但没有科学合理的利用，其价值也不能体现出来。关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作了归纳，认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存在四种模式：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为保护而开发和为开发而保护。［3］这些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只是被动地履行保护的职责，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资源的完整性，但几乎未体现资源的利用价值。第二种模式对资源的破坏性最大，最不具有可持续性。与之相比，后两种模式是各地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最常见的模式，只有当两者完美结合，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才能相互促进。（一）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关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含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布的文件《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中有明确的阐述。所谓保护，指的是“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4］实际上，这种保护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层面，主要是政府成立保护组织、颁布政策法规、建立保护场所和开展宣传研究等；二是技术层面，主要指采取技术手段，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抢救、修缮、保养，以及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在保护的手段上，当前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致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田野考古、博物馆建设、遗址遗迹保护、古籍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口述史等。毕节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上述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田野考古既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方式，也是其他保护措施得以开展的前提。毕节在历史文化的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以赫章可乐遗址为代表的夜郎文化考古和以黔西观音洞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考古。赫章可乐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是西南地区的重镇，上世纪50年代末，可乐遗址被考古部门发现，并出土了数百件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物，引起了学界的重视。2000年，考古部门又对可乐遗址进行了9次发掘，出土文物近五百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葬式奇特的“套头葬”，在古墓葬中独一无二。该发现入选“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乐遗址（古墓群）由此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毕节史前文化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有63处，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是黔西观音洞遗址。观音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1964年至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等先后4次进行发掘，共出土4000余件石器和23种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石器中刮削器占百分之八十，充分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特征，“观音洞文化”因此享誉中外。2001年，观音洞遗址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遗址遗迹的保护方面，据统计，毕节现有七星关区大屯土司庄园、大方奢香墓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有七星关猪拱箐苗民起义遗址、大方慕俄格城堡遗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有七星关惠泉寺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2处。2016年1月，毕节市公布了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5处，2019年公布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毕节市有国家级保护名录2处，即威宁撮泰吉和纳雍滚山珠，有特批国家级保护名录8处，省级保护名录3处，县级保护名录206处。此外，毕节市2016年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50个，2019年公布了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6个，2022年1月公布了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1个。在古籍的整理保护方面，现有毕节彝学研究院和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两个重要的彝族历史文献研究机构，这两个研究机构主要是翻译、整理和研究彝族的历史文献，如《爨文丛刻》《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保护和开发毕节彝族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口碑文献整理方面，近年来也涌现了不少成果，尤其是苗族口碑文献的整理，对苗族历史文化的保护贡献甚大。从整体上看，毕节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成效是明显的，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一是资金投入较少。以可乐文化遗址的保护为例，尽管赫章县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但财力毕竟有限，因此在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文物展示等方面缺乏资金保障，许多工作难以开展。二是保护不均衡。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对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较大，对史前文化的保护力度很小，甚至是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西观音洞遗址启动了保护程序，现已完成《保护规划》编制，上报国家文物局。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设置了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而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基本上还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三是专业人才缺失。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无论是政策设计、研究整理还是保养修缮，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尽管近年来毕节通过外送培训、自办培训、项目培训、专项跟师培训等方式，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但与人才需求量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二）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当前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旅游开发，目前有代表性的是大方县的慕俄格古城及贵州宣慰府的旅游开发。2008年起，大方县启动了慕俄格古城的建设，投资近2亿元，对贵州宣慰府进行恢复重建，对奢香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其中，贵州宣慰府总投资近1.2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设面积7969.8平方米，工程于2010年竣工，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贵州宣慰府开放以来，对大方县的旅游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织金县的平远古城建设也是毕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一个亮点。古城于2016年底开工建设，规划占地面积240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现已初具规模，成为毕节文化旅游的一大品牌。二是演艺开发。以彝族古戏“撮泰吉”和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为代表。撮泰吉有“人类的祖宗戏”和“戏剧活化石”之称，其产生年代十分久远，是彝族远古时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因此它不仅是民族戏剧，而且是彝族的历史文化。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主要再现苗族迁徙的历史，表演难度很大，技巧性很强，常在各种比赛中斩获大奖。滚山珠的文化元素，就是苗族迁徙的历史，是典型的苗族历史文化。三是影视开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奢香夫人》。2010年，大方县融资2400万元，以贵州宣慰府为实景地，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已在央视热播，吸引了各地游客来大方县观光旅游、考察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大方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大方县的古彝文化，已经成为毕节历史文化的一个品牌。毕节在历史文化的影视开发方面，目前已有《夜郎春秋》《丁宝桢》等一批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精品影视剧目在筹划拍摄。以上这些开发，都体现了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互促互进的特点，既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毕节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了毕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当然，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也比较突出。一是产品的竞争力不强。无论是古城开发还是演艺和影视开发，与国内知名品牌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许多产品在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屡屡获奖，但是市场竞争力并不强，因此很难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二是开发较为滞后。一些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资源，无论是研究还是开发利用，都落后于周边地区。如对鸡鸣三省会议的研究，云南和四川起步都要早得多，再如夜郎文化的开发，对“夜郎文化”品牌的争取已明显晚于其他地方。三是存在空白地带。如史前文化的开发利用，至今还是空白。全市6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除了发挥有限的学术价值外，几乎未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未发挥优秀文化遗产应有的价值。三、毕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措施自从历史文化的价值被发现，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从未中断过。早期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主要目的在于“资政、社会教育、启智，以及把汲取、宣讲、交流历史文化知识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2］因此，在开发的方式上，就显得较为单一。但随着文化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这种开发逐渐呈现多样化、产业化的特点。当前，旅游开发是较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形式，而且能做到综合利用。影视和演艺开发也是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形式，因其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更能体现开发价值，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形式，主要有历史文化知识的搜集编撰、历史研究、考古、历史文化教育、文化旅游、艺术表演、影视出版、工艺品、动漫等等。这些开发形式中，大多不能完全分割。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应体现综合利用的特点。（一）加强数字化存储与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是指在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采集、储存、处理、修复、展示、传播等过程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其进行转换、再现或复原，从而实现资源保护的现代化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当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已成为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首先是数字化保存。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中，有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仅毕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搜集到的“牛皮档案”“羊皮档案”和“麻布档案”等古彝文献，就有上千册之多。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目录》的就有《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十二部勾则》等49部。这些历史文献对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夜郎文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许多文献都属于孤本，具有唯一性，如果还用传统的保护方式，极易损坏，造成的损失将不可挽回。解决这一难题，现行的方法是可以将这些历史文化典籍进行数字化保存和管理，这样不仅有助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为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是数字化展示和传播。毕节博物馆和各红色文化陈列馆中，都有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展示和传播的部分。这些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对参观者最具有吸引力。但总体上看，数字化程度还不够高。尤其是在史前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利用上，几乎还是空白。这方面可学习北京周口店遗址，其数字化开发利用就很成功，它通过空中幻象、三维动画影片，特色游戏等数字化方式，系统地介绍了“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成为世界级的古人类活动展示窗口。黔西观音洞遗址能以这样的方式加以保护利用，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价值。再次是数字化开发。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中，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可以通过改编，以影片、动画、游戏等形式对其数字化开发，既可以提高其文化影响力，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二）科学规划文化线路文化线路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连接各旅游景点的路线。各景点之间在主题上可能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空间上有一定关联。这种线路的科学规划，不仅能促进景点之间的协同发展，还能降低游客的旅游成本，提升旅游体验感，因此备受青睐。二是作为旅游资源的文化线路。作为遗产保护的前沿概念，文化线路最早由欧洲学者于1994年提出。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魁北克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首次把“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写入文件。文件中规定，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称为文化线路。［5］这里的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资源类型，但形式上，它是一种线状的存在。关于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线路规划，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建设毕节文化旅游的六条线路，将毕节市内的各类自然和人文旅游景点与安顺市、遵义市、贵阳市和四川省等地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借力发展。作为资源存在的文化线路，在毕节有许多古代交通遗址，如七星关古驿道、小天桥古驿道、石墁古盐道、阁雅驿道、千岁衢、宝桢盐道等，无论是盐道还是驿道，都符合文化线路的基本条件。此外，七星关团结麻窝口洞、海子街大洞、扁扁洞、青场老鸦洞、朱昌牛鼻子洞、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组成了古人类在黔西北地区30余万年至5000年的史前发展轨迹，这也构成一种文化线路。毕节处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在此背景下，我们应抢抓机遇，促进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三）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自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Mcintosh）提出“旅游文化”这一概念以来，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国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较晚，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灵魂载体说”，即认为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二是“诗和远方说”，文化代表“诗”，旅游代表“远方”。三是“资源市场说”，认为文化是旅游最好的资源，旅游是文化最大的市场。［6］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之后，我国文旅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融合领域也进一步拓展。文旅融合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文化与旅游“两张皮”的问题，要切实做到“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只有这样，文化与旅游才能实现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文旅深度融合，首先是理念的融合。文化与旅游各有其特征和发展规律，两者的融合不是文化和旅游元素的简单相加，没有融合发展、互促互进的理念，生搬硬套只会适得其反。理念融合的要义，在于以融合发展的思维，处理好文化与旅游的关系，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次是资源的融合。文化资源能否转换为旅游资源，既取决于文化资源是否具有独特性、完整性和原真性，也取决于人们资源转换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毕节的史前文化资源和夜郎文化资源等，都是独具特色的，但没有创造性转换，就只是文化资源，而非旅游资源。有的地方只有一点文化元素，开发得当也能取得巨大的效益。因此，只有资源融合，才能将存量资源盘活，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最后是科技的融合。国务院《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18年3月）中提出要推动旅游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要借力大数据技术推动全域旅游发展。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是大机遇、大红利，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如能利用好大数据和其他现代科技，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定能拓展市场空间，成为毕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四）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产业园，或称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最初的形成往往是文化经营单位自发的集聚，逐步发展为政府的主导与扶持。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此后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称呼各异的文化产业园。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做了不同的分类。在产业视角上，可分为生产型、资源型与创意型文化产业园；在产业链视角下，分为独立主体型、单一型以及复合型产业园；从开发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导向型、艺术家导向型与企业导向型，等等。［7］无论什么类型，其目的都在于推动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率。毕节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起步较晚，在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下，目前规划建设有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分别是毕节阳山生态文化旅游园区、毕节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慕俄格古城）、黔西县水西古城文化旅游区、金沙县文化产业园区（金沙贡茶古镇休闲旅游度假区和贵州台金生态农业观光科技园）、织金县丁宝桢文化产业园、纳雍县“同心·文化产业园区”、赫章县夜郎文化产业园、百里杜鹃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双山新区贵州夜郎西民族乐园、毕节经济开发区贵州乌蒙山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园。这些文化产业园区都有一个明确的文化主题，发展思路也很清晰，但各园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取得明显成效，如大方县的古彝文化产业园；有的推进缓慢，面临各种发展困境，甚至处于停工状态。这些文化产业园区中，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慕俄格古城）、黔西县水西古城文化旅游区、赫章县夜郎文化产业园等所依托的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建设中都存在融资难度大、文化创意人才和管理人才缺失、产品竞争力弱等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中深入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才能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中找到机会，实现腾飞。（五）打造历史文化品牌文化，是地域特色的集中反映。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影响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打造地方历史文化品牌，既是一种良好的形象展示，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国内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品牌，在品牌效应的作用下，相关文化产品也很有竞争力。在《毕节市旅游产业创新提升规划》（2016—2025）中，对旅游发展的“文化目标”作了明确定位：突出古彝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史前文化、夜郎文化等特色文化，探索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有效提升毕节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里所指的文化品牌，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属性。就目前文化品牌打造的状况来看，认可度和辨识度都不高，比如史前文化，学界虽有“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之说，但说到周口店，几乎无人不知；提及观音洞，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再如夜郎文化，外界都知道是贵州的文化标签，但赫章县的可乐遗址，知晓率并不高。当然，任何品牌的形成，都必须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体验作为支撑，打造历史文化品牌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在基础研究、宣传推介上下功夫，又要在文化和旅游产品上想办法。比如毕节当前大力塑造的旅游品牌，形象口号为“洞天福地·花海毕节”，如能加上适当的文化元素，将有利于毕节文化品牌的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