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人书论看大字书法审美
《关东学刊》2016年7期 作者：苏显双
大字书法具有实用性强、审美特征明显和书写方法独特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特点，但历来鲜有人论及，至今尚存在着许多误读和轻视。本文试图是从明代专论大字书法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和《大书长语》入手，结合相关文献论析大字书法的审美标准，并透过表象分析这种标准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希望对当代大字书法的审美和实践有所启发借鉴。
大字书法；审美；方端均称；环境；教化
一、引 言
大字书法指凡直接书写的，与普通小字系统(以钟繇、王羲之小楷、书札、尺牍和宋代诸刻帖为代表的，人们平常所使用的大、中、小楷书法作品)的书写方法不同的数寸至径丈的汉字书法作品。又称榜书、牓书、署书、题署，其中题署书是就书写而言，榜书是就材料而言。唐以后榜书始成为大字书法之泛称，题署则少有人提及，后又有擘窠书，专指规整的楷书大字。大字书法不过是一种书法形式，凡真、草、隶、篆诸体，只要书写符合榜书大字规范均属榜书范畴。自颜真卿后，凡大字题榜才多以楷书为主，并延续至今。现在所说榜书，多指大字正楷书。榜书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一个富蕴中国传统文化又具备现代文明强大生命力的美学概念，在中国书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实用性强、审美特征明显和书写方法独特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过历代书家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断探索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现笔者翻检明代书论，仅就大字书法的审美问题予以探讨，疏漏处尚乞方家教正。
二、大字书法审美特征：方端均称为贵，偏斜放肆为忌
检讨唐宋以前书法理论史，罕有论及大字书法者，即使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相当发达的唐代，对这种艺术形式亦少有人问津。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和碑帖题跋中关于榜书的话题开始多了起来，但也只是只言片语，不成系统。至元李溥光《雪庵字要》*李溥光，大同人，自幼为头陀，号雪庵和尚，至大初授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赠号圆通玄悟大师。因善榜书大字而深享时誉，与赵孟頫名声相埒一时，所著专论楷书大字技法与鉴赏标准的理论专著《雪庵字要》在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生平事迹不详，笔者曾著有专文考证。一出，关于大字书法的技法和审美诸问题的研究才算规模初具，垂范后世不止一代，对明人有着尤为直接的影响，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李淳，明书法家。号憩庵，湖南茶陵人。著《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一卷，专论题署、擘窠大书间架结构之法，景泰二年进呈代宗，说明当时宫廷楷书已规范陈式到一定的地步。和费赢的《大书长语》*费赢，明书法家。字汝登，晚号艺林剩夫，明隆庆、万历间浙江慈溪人。著《大书长语》从“正心”“识字”“师授”“心悟”“通变”“结构”“神气”以及“署书”“匾堂”等方面详加论述，对作大书多有启发。便是受其启发而作。这两部专论大字书法的精心之作，承前启后，切合实用，在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专论大字书法的论述中尤显难能可贵。《大字结构八十四法》还于景泰二年(1451)进呈代宗，足见其价值和影响。二书在谈及大字书法审美问题时虽着字不多，却言简意明、切中肯綮：
盖大字以方端均称为贵，偏斜放肆为忌……收敛肢体，布置形容。(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堂匾)字体须端庄古雅，非比亭榭燕游之所，流丽情景，可恣跌宕也，且气数所关，尤忌偏枯飞白及怒张奇崛臃肿之态。(费赢《大书长语》)
二人如出一辙地道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字书法宜端稳匀称、忌偏斜放肆，这正是丰坊《童书学程》中所说的“端方雄伟，骨肉匀称，施于题匾大字为宜”*《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的颜体大楷风格。此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明显源自李溥光的《雪庵字要》：
大抵大字如王者之尊，冠冕俨然，有威严端厚之福相，倘犯粗俗飘欹之态者，即小人颠沛之状，岂足观哉？*《雪庵字要》“大字说”一节，涵芬楼秘笈本。
李氏认为榜书大字必须要有帝王般威严、端正、厚重、盛大的福贵之相。高高在上，不怒自威，望之能令人肃然起敬，而绝不是不端小人的粗俗、轻薄之状。此说更为形象直观地揭示出榜书大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和美感，堪为不易之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知道，颜真卿楷书大字深刻端严、方正雄厚，不仅适用于碑版、诏诰等官方正式场合，尤适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在历代榜书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堪称后世馆阁题署之正宗。故丰坊《书诀》中有“擘窠创于鲁公”，“题署亦颜公为优”*《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508、457页。之说。从颜真卿传世大字楷书作品看，其线条圆润浑厚，筋骨内含。字形宽博方整，结字法用外拓，字廓外凸，内宽外促，每字占满界格，丰满实在，雍容大度。扑面而来的是雄浑厚重之气，震人心魄。“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欧阳修：《欧阳修文集》，北京：北京书店，1996年，第1177页。为雅俗所共赏，楷体榜书大字以方整满密为美的风气即始于颜真卿。
那么，这种审美观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是什么呢？榜书大字是实用与审美的统一体，多应用于殿楼梵宇、厅堂高斋、名山大川、亭榭画栋及至商业店铺等场合，与建筑、民俗、文学艺术互相融合，相互渗透，具有体大型巨，端厚结密，气势磅礴的特点。榜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实用，它首先要满足醒目易认，长久不衰的功能要求。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榜书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内涵不断地增多，还要满足人们审美的、心理的、伦理的等多方面的需求。细究起来，榜书大字的独特审美大概要导源于以下二端：
(一)与环境相和谐，符合环境美学要求
作为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榜书匾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字书法，它涉足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应用尤为广泛，是中国建筑注重文化精精神的体现。古代题榜大字主要应用于皇家建筑和其它官方建筑。这些建筑壮观宏大，严格强调对称、严肃、方正，正是因为“中国建筑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互相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所以高悬于门首，作为整座建筑的重点装饰和视觉中心的匾榜大字尤重与建筑整体风格的协调性。首先要体大画粗，饱满填密，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如此才会醒目而利于远观，在高大建筑物的映衬下更显宏大。其次要严格方正，有十分明显的秩序性和严肃性。它不同于文人士大夫书斋里的自娱雅玩之作，而是更强调“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5页。的明确而实用的目的。此时书者主体精神和个性的张扬必须以符合环境美学要求为前提，以烘托出使用者所要表达的庄重典雅、正大堂皇的气氛。环境也就是展示空间的变化对字体、书风、创作方法及审美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做到了与环境亲和无间，榜书大字便获得了无穷的魅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榜书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审美重在共性，要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故其风格具有相对的稳固性。其标准一旦确立，便会一承不变地延伸下去，尽管会有微观的调整，但绝不会出格太远。纵观颜真卿书“逍遥楼”、苏轼书“六榕”、萧显书“天下第一关”、刘春霖书“状元”等匾，其风格何其相似。可见从唐至明清广泛应用于宫殿、城堡、庙宇寺观乃至于府第民居等人工环境的匾榜大字无不体现着“威严端厚之福相”，具有正大堂皇的庙堂气象。这种风格在视觉和心理上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趣味，已深入人心，可视为匾榜大字之正统、正宗。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芾的“第一山”题匾，其书法沉着痛快，洒脱秀逸，风格与绿水青山、茂林修竹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但若置于庄严肃穆、高大雄伟的官方建筑上则不免飘浮欹斜，势单力孤，格格不入了。对此元刘有定在《衍极·注》中有十分精当的评判：“米南宫(米芾)、黄太史(黄庭坚)辈，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游处”。*《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08、457页。米芾、黄庭坚之书虽骨格清纤、格高韵远，但以意趣见长，放错了地方就可能会圆凿方枘、适得其反了。再如苏州怡园山上六角亭中有一幅祝枝山写的行书对联：“竹月诵当局，松风时在弦。”因为考虑到了书法风格、文辞内容和整体环境的和谐统一、互相生发，故游人触目所及，均能倍感清秀可人、神清气爽。
(二)伦理意义确切，具有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在艺术形态的审美上往往以伦理纲常为准则，要求社会伦理意义确切。如宫殿建筑色调多以红、黄为主，富丽堂皇，具有皇家气，而文人士大夫建筑色调多倾向于清新淡雅，具有书卷气。*参见沈福煦：《中国建筑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同样，置于宫殿的匾额大字唯有“威严端厚”，才能传达出威严、富贵、崇高的感觉，俨然是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烘云托月的点缀可看作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形象注脚，“粗俗飘欹”和“怒张奇崛”之态是坚决要排斥抵制的。所以明詹恩于《雪庵字要》序中掷地有声地说：“盖大字之用不过殿堂楼观、馆阁祠庙、榜额牌匾所需耳，岂有书此而敢肆飘逸纵横之状哉？”*《雪庵字要序》，涵芬楼秘笈本。
“(环境艺术)不等于环境的美化，更重要的，它还要通过环境的构成，渲染出一种意境，一种氛围，能动地陶冶人们的性情，激起感情上的波涛，并由情感进至情理，使人得到教益。在古代，宫殿的威严壮丽，古刹的深邃宁静，园林的高雅亲切……都体现了环境艺术的目的性。”*萧然：《环境艺术的特征性和艺术家的任务》，《美术》1986年第3期。榜书作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是单纯地服务于环境，还反过来以丰富的形式和深邃的内涵传达着深刻的信息，有意无意地表述着书写者和使用者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取向，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自唐宋以来，以人论书的观念常被应用于书法批评中，人们从颜真卿、柳公权的作品中能读出忠义节烈、刚正不阿，完全是审美移情和联想的结果。朱光潜先生说：“我在看颜鲁公的字时，仿佛对着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觉地耸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紧张起来，模仿它的严肃。”并由此总结出“美感经验的直接目的虽不在陶冶性情，而却有陶冶性情的功效”*参见朱光潜：《谈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38页。的结论。
颜体大字施于匾额，能使人见其书，慕其人，其教化作用不言而喻，更何况在文词内容的暗示下还会使人受到更深层次的教化。如乾隆帝所书“正大光明”匾置之宫殿，其威严、端正、宏大的形式与文词内容互相生发，每能令观者肃然起敬，使其具有了震慑、规谏的作用。当然这种教益又往往是朦胧的，潜移默化的。匾榜大字是书法作品与环境的完美结合，构成最能表达思想情感、理念志趣、崇尚称扬、修身怡性之最具文化色彩的艺术空间。”
三、结 语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榜书大字同其他书法艺术形式混为一谈，忽视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技法要求。一相情愿式的误读或盲目轻视必将导致这一古老艺术的湮灭无闻。尊重传统，弘扬传统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作为引玉之砖，以唤起更多的专家学者们来一起关注研究这一艺术形式。如能对当代大字书法创作有所助益当然更好，用古人的话说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目前，由于电脑的冲击，书法艺术的生存土壤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榜书大字更是首当其冲面临着被电脑制作所取而代之的严峻挑战。随着电脑文字处理技术的推广使用和升级换代，亲笔书写活动正离我们越来越远。依靠几乎无所不能的电脑技术完全可以做到将各种字体的小字等比例放大到几十倍而不变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提倡榜书创作。其实不然，因为技术永远代替不了艺术，正象照相机的发明不能取代绘画一样，电脑只能作为榜书创作的辅助工具而不能取代艺术家具有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
榜书艺术理应在我们的坚守下焕发出往昔应有的光彩。
苏显双(1971—)，男，长春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长春1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