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会说话的石头
《散文百家》杂志 2015年2期 作者：鹿锋
一
泰山的石头与文字有缘。泰山现有2516处刻石与碑碣，其中泰山山下的岱庙里有藏碑三百余通，泰山上的摩崖题刻八百余处。这些刻石与碑碣在不同的时点上诉说着书法的历史，泰山的历史，民族的历史。
2007年10月，泰山被命名为首座“中国书法名山”。在地球上的名山大川中，再没有哪一座山能如此紧密地与书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书法史上，再没有哪一座山上的刻石与碑碣能如此见证古今、震撼人心！
泰山的石头会说话。
二
泰山往南约三十公里是大汶口。人们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表意图形文字，就画在距今约五千年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伴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步履，先人们渐次把文字划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书在竹简上，刻在石头上，写在纸帛上。
刻石的真正兴起始于秦代。秦始皇在位12年，留下7块纪功刻石，而到今天只能见到《泰山秦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实物了。《泰山秦刻石》立于公元前219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又在始皇刻石旁再刻二世诏书。两次刻石均由丞相李斯书写并立于岱顶。一千三百多年后，宋进士刘跂两登泰山考察秦篆，第一次记述了《泰山秦刻石》的形制，制作了拓本。刘跂是发现并传拓《泰山秦刻石》的第一人。
《泰山秦刻石》是碣不是碑。《辞海》谓：“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说文解字》：“碣，特立之石也”。碑与碣有不同的形制与工艺。碣比较粗糙简率且多类柱状，而碑光滑工整且多为方形。泰山秦刻石是有倒角的柱形四面体，石高2.63米，上宽69.3厘米，下宽83.2厘米，棱宽6.93厘米。铭文分别刻在四个主面的上半部，一面棱面上也有字。现嵌置在岱庙东御座后寝宫碑瓮的《泰山秦刻石》是石碣的残存局部。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泰山秦刻石》，应该感谢两个人——蒋因培和柴兰皋。1740年，碧霞祠大火，移置于祠内的秦刻石不知所踪。此后人们一直在寻找《泰山秦刻石》。蒋因培，一个被罢的泰安县令，因喜爱金石，无官后他没回江苏老家，执意寻找佚失多年的秦刻石。柴兰皋，清朝贡生，一位曾在泰山山麓发现唐《开元寺记碑》和元《徐世隆诗碑》的金石专家，多年来，“携斫荷锄，遍历岱麓”，搜寻秦刻石。1814年的一天，蒋因培听说有人在岱顶玉女池中看见过带字的石头。次年春天，蒋因培和柴兰皋上山寻石。几经挖掘翻检，终于觅得残石两块，清理后见石上尚存10字。二人大喜过望，赋诗唱和，感叹“春山踏破旧芒鞋”、“意外翻成一段奇”！在遗失75年之后，《泰山秦刻石》终于重见天日。
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泰山秦刻石》拓本，是明代锡安国藏的165字宋拓影印本。抚读拓本，从秦篆的整饬温雅、方正威严、圆活清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秦帝国威加四海的辉煌气象！那是一个怎样的帝国啊，疆合域、国定制、“皇”加“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篆是威武雄健的秦帝国的鲜活符号！
历史或容细读。在秦篆宏大叙事的背后，我们似乎还能从个人叙事的角度，触摸到一个史书里看不到的李斯。在李斯的书写里，我们能隐约体悟到那些严谨背后的循规蹈矩、端庄背后的束缚拘泥、精致背后的谨小慎微、内敛背后的俯仰承乘，这是一种规范里的压抑、庄严里的依傍、婉通里的智慧！
或许这是一种过度阅读。或许这种诗意阐释有太多的望字生意和敷衍附会。但面对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意象，后人很难不情逸思飞。在那个战后初定的年代，在那种充满尔虞我诈的政治环境中，书家把性情置于规矩背后，可能仅仅是文字实用性的需要。其实即使是这样，李斯还是没逃脱被腰斩的命运，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一切当然不是因为书法！
一个清冷秋日的上午，我再一次来到岱庙。东御座院里建一砖亭，覆玻璃罩，里面镶嵌着残存的《泰山秦刻石》。行人三五，听导游介绍。石碣默默地，在倾听。
三
如果说《泰山秦刻石》是碣以人传的话，那么张迁、衡方两人则是人以碑彰了。
张迁，字公方，今河南夏邑县人，曾在山东、河南两地任县令。衡方，字兴祖，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东汉时九卿之一的卫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警卫部队司令。
如果不是《张迁碑》、《衡方碑》，如果不是两通碑发现得恰逢其时，如果不是两碑的铭额书刻风神独具，则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一千八百多年前有两个人叫张迁、衡方。
碑碣源自葬俗。有推断说“碑穿”由下棺牵引而来。周代方有碑碣之名。秦时立碑树碣者少，到了重名节、兴厚葬的东汉，刻碑志事、述美追功，渐成风气。
立碑人多为门生故吏。门生是弟子、学生，故吏为往日下属。因为有共同的老师和曾经的领导，这些人便成为以老师、领导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被文化认定、被社会认同、被政府认可，甚至老师、领导犯法有时还会追究门生故吏的连带责任。《张迁碑》的碑阴刻有张迁41名门生故吏的姓名及捐资数目，《衡方碑》的碑文内容也表明碑由门生故吏所立。
《张迁碑》大名鼎鼎，但《张迁碑》并不是汉隶的主流风格。最能代表汉隶风格的是《曹全碑》。东汉末年，党锢禁严，政治黑暗。艰难的生存环境影响到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审美倾向。内刚外柔、秀雅温婉的《曹全碑》，从艺术的角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张迁碑》立于公元186年，仅比《曹全碑》晚一年。但它似乎完全没有受到社会风潮的影响，依旧古朴淳厚，依旧挺峻沉着，依旧雄健酣畅。《张迁碑》实是当时的边缘风格。
迄今，我们并不知道《张迁碑》为何人所书。惊世之碑却书家无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汉代十分正常。在汉代，虽然“善史书”是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比起学儒治国之大道来，写一手好字并不是什么惊人的事情。张芝、崔瑗、蔡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后汉书》中只记载他们如何立德、立言、立功，很少言及他们的书艺。汉代的书写者大多是书佐之类的低级胥吏，时代没有要求和期望他们以字立人，他们也没把在碑上写字当作要留芳千古的大事。他们的心态，只是力求把字写得清晰、写得自己满意、写得能让立碑人痛快地给钱。或许也正是这种寻常心态，才使得《张迁碑》有了迥异时尚的笔墨，才使这个不经意间的草根制作成为不可复得的旷世经典！
制碑，一般要经过撰文、书丹、镌刻三道工序。在汉代，撰写碑文是要找名人的，如蔡文姬之父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张迁碑》的撰文者也应是当地有些名望的人。镌刻是专业刻工的事儿。汉代的刻工靠手艺吃饭，技艺多为家传。这些人读不起书，一般不会有很高的学识。虽然文化不高，但那些刀法熟练的高手，还是能将自己的审美情趣融注到作品中去，使铭刻成为书丹基础上的再创作。已有专家分析，《张迁碑》的方笔不是书丹者写出来的，而是刻工凿出来的。
《张迁碑》出土以来，不断有人指碑为伪刻。这主要是因为碑额张迁任职表述异于常规、行文出现常识性用典错误，碑铭误字甚多等。虽然上述质疑不无道理，但倘若把《张迁碑》放在汉末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其撰文者、书丹者、镌刻者的地域性和民间性，再反复斟酌其总体风格特征，当可判断《张迁碑》必是汉人之作。
碑印时代，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四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是个半成品。因未及完工，现在我们还无法准确得知它的刻制时间。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于公元550-577年间的北齐时期，其中刻于570-577年间的可能性最大。此时，正处于南北朝末期。
地有南北，书分橘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再现的是不同于南方纸帛书法的另一种书法风貌。晋室南迁后，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家群的努力下，南方楷行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王羲之以前无古人的智慧和气魄，通而后变，创典立范，成就了中国书法的新超越。在这个文人寄情山水、诗酒流美表意的时代，开始被人们称为“书法”。
在《兰亭序》书写200年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开始镌刻。相映成趣的是，时间在前的是流妍的行书，时间在后的是古朴的隶楷。这种书风的时空错位，既是地域性的必然，也有时代性的偶然。在风格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不仅比南方书法复古，即使与同时期北方庞大的石刻体系相比，它也显得古朴另类。
在北魏书法也逐步步入楷书高潮以后，北齐、北周却又出现了一个隶书的“倒春寒”。《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就是这股复古风潮的代表。《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复古性，显著体现在它融汇了篆书用笔、隶书体势、楷书结构。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品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也亦古亦今，不古不今。
将佛经刻在石头上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个发明比印度的石刻法敕早四百多年。“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无论当政者怎样灭佛，刻在石头上的经文总是不易损毁。找个山，找块石，刻石发布，石头的作用类似今天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
刻经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经石峪石坪平整阔大，约有三亩之多。实施这样一个工程，要有人出钱，要有人写刻，还要有人张罗。出钱的人叫经主。这个人是谁，现在不知道。有研究者说经主是当时泰安最有钱有势的新泰羊氏家族，他们崇佛又有钱，但这种推测尚无实证。字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清朝的一个叫李佐贤的人提出《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邹县四山摩崖同出于一人之手。据诸多专家论证，这个人是一位名叫僧安又名道一的和尚。这个观点被广为接受。虽然现在并没发现更多关于僧安道一的资料，但从泰峄山区的刻石群看，他应当有很高的书法造诣，并在佛门有着较高地位和影响，极有可能是这些刻石的书写者和组织者。
沿现在的泰山中路登山，在路上看不到经石峪。经石峪位于偏离登山道路的一个僻静的山谷。由山下登山，经斗母宫，沿朝东北方向的小路前行，过一道沟，翻一道梁，豁然开阔之时，便见经石峪。一千五百多年过去，经洪水冲击和风雨剥蚀，《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原刻的两千五百多个字仅存1062个。目前，人们在石坪周围修建了护栏，并定期进行维护。
三亩摩崖，隐于偏峪。经以石存，石以字贵，峪以经名。在这里，石、经、书合一，天、地、人合一！
五
榜书，即大字，又称擘窠书。北宋黄庭坚曾说：“大字无过《瘗鹤铭》”。《瘗鹤铭》字径不过10厘米左右，而其时《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已存在500年。可见泰山有大字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世人所知。
泰山榜书可分为两类，碑刻榜书和摩崖榜书。泰山碑刻榜书字径最大者为明山东巡抚李戴所题“万代瞻仰”四字，最大字径124厘米；摩崖榜书最大者为明人万恭在经石峪石坪西侧所题的“暴经石”三字，最大字经185厘米。最具代表性的泰山榜书当属摩崖榜书。现在泰山上有摩崖题刻八百余处，其刊制之古、历史之久、数量之多、内容之丰、水平之高，在名山大川中绝无仅有！
泰山摩崖榜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感怀，状物，志名，谐趣。抒发感怀之作数量最多，如“仰止”、“涤虑”、“天地同攸”、“五岳独尊”、“登高必自”、“拔地通天”、“从此看山”等；状物类题刻，如“天柱”、“松门”、“柏洞”、“飞来石”、“独立大夫”；志名类题刻，如“唐槐”、“瞻鲁台”、“翔风岭”、“丈人峰”等；还有一些游戏性的谐趣之题，如“二虫”、“龙门”、“如”等。
榜书不易写。能写好小字并不等于就能写好大字。由于书写距离太近，书者往往目无全字，心手难一。所以，康有为说写大字“自古为难”。大字并不是小字的简单放大，不能套用小字之法写大字。书写大字需要书法家进行思路的转换、视角的调整，需要书法家以更强的空间感、整体感建构起以近类远、大中见小的打通能力。写大字不仅要在结构上使字密而不滞、疏而不散，而且对用笔的疾徐提按也要作一些权变处理。否则，很难彰显出大字气势。在那个时候，大多碑刻都需要书法家亲自去写。山间野外不是书房雅斋，攀岩附壁不是伏案挥毫。写好榜书不仅是个技术活儿、艺术活儿，而且还是个不轻松的体力活儿！
八百余处摩崖题刻，分布在泰山的峰崖涧壑。它们生动地注解、衬托、装点了泰山，或者说是泰山为这些榜书提供了注解、衬托和装点。泰山与榜书相遇，使山水成为精神辉映的山水；榜书与泰山相逢，使精神成为山水滋润的精神！人文创造、自然赐与、风雨打磨的合力，使泰山成为得天独厚的书法博物馆。泰山榜书，是汉字之幸、历史之幸、山水之幸、泰山之幸！
六
《泰山秦刻石》可敬，《张迁碑》可爱，《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可亲，泰山摩崖题刻可观。
《泰山秦刻石》像一位威武英俊的法官。面对秦刻石，你会觉得秀美与强劲并不矛盾，婉转与力量可以结合。秦篆的那种自信豪气、那种规矩在我、那种细腻笃定，都让人觉得秦刻石肃然可敬！
《张迁碑》如一位质朴率真的农夫。头重脚轻的结体，棱角分明的方笔，洋溢着一种夸张的幽默、朴素的憨厚。《张迁碑》与《衡方碑》虽均属汉隶中壮美的一路，但与《衡方碑》相比，《张迁碑》更显得不那么正襟危坐，透着一种傻乎乎的可爱！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似一位浑穆安详的高僧。他朴茂雍容，不激不厉，神闲气舒，静观世变。浸濡在《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大包容、大气度、大超然中，你感觉不到纷忙，感觉不到戒防，甚至感觉不到智慧。每个人都会在这份纯粹的感召中慕仰他，信赖他，亲近他！
泰山摩崖题刻是一群异彩纷呈的明星。这些明星各有来头，各怀绝技，各有神通。以书家论，他们中既有唐玄宗、宋徽宗以及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又有欧颜赵苏米蔡诸大家，更有出家人僧安道一和书写“如”字的店小二；以书体论，这些题刻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一应俱全；以字形论，其中既有径近两米的庞硕大字，又有数寸见方的纪事铭文；以风格论，有大气磅礴、力透山石之题，又有清新灵动、中和妩媚之作。泰山摩崖题刻以其代表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印证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倍受尊崇与洋洋可观！
七
一座山，一部书，一支笔，一把刀。
一支笔，一把刀，一部书，一座山。
看得尽的泰山刻石，说不完的泰山书法。
泰山，书法中国的骄傲。让我们用心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