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胜海

1987 年9月15日，43岁的任正非集资2.1万元在深圳创立华为公司，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全球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导者和世界500强前百强企业，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5200亿元人民币，其中销售收入65%都来自海外市场，创造了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个43岁的男人，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200万债务。创立华为公司时，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看谁都比他强的一个人，成功逆袭，用27年把华为带到世界第一！任正非创办华为30年是如何一步步让华为由弱变强，称霸世界？

贫穷中度过童年，最大的理想是能吃上白面馒头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镇宁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靠近黄果树瀑布）。他的父母是乡村中学教师，家中还有兄妹6人。从小就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所以任正非的童年虽然是在贫穷中度过，却是快乐美好的。

中、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區的少数民族县城。因为父母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吃不饱，穿不暖。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穿过一件衬衣，夏天，他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家里几个人合用一条棉被，在地炕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他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高中那年，一家人穷到得去山上挖野草根煮来充饥。偶然有一个馒头，母亲也会切成九等份，每个人只有一口，为的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活下去。

1963年，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但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弟妹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母亲竭尽全力为他买了两件衬衣和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陪伴任正非度过了四年艰苦的大学生活。

他学习很刻苦，在大学里自学自动控制学、逻辑学、哲学和几门外语。

苦难是人生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任正非说，“如果没有经历童年的贫苦饥饿以及人生的挫折，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不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

遭遇人生第一个“陡坡”后，不惑之年开始创业

大学毕业后，他入伍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兵。1983年，国家调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他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在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一笔生意中被人坑了，导致公司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那时，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只100多元。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被南油集团“炒鱿鱼”，成为了一名失业者。

一波接一波的波折中，直达人生低谷。失去了经济来源，妻子与他离了婚，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他和父母当时租住在一小房里，阳台当成了厨房，生活陷入窘境。

处于中年危机之中的他没有时间去感伤，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其迫不得已，走向了下海干实事的道路。

1987年9月15日，43岁的任正非找朋友凑了2.1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将公司起名为“华为”，寓意“中华有为”，并愿为中华的崛起而为之！

就这样，深圳少了一个国企干部，中国多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创业初始，他的所思所想并没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仅仅只是为了糊口、为提高家人生活品质。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决心自己干的想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后，任正非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对于任正非这样的通信技术的门外汉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的。

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43岁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决定自己做研发。

军人出身的他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华为发展迅猛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也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会打起地铺，外国小伙伴无不惊呆称赞。

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外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1991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当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直接面临的就是破产。幸运的是，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公司得以正常运营。

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

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盛况只属于那个时代。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

走出国门，与狼共舞争夺“三分天下”

任正非说：“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走出国门，主动进攻，在市场搏击中学习，熟悉市场，赢得市场。我们决不后退、低头，不能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

1994年，华为推出了C&C08;机，刚刚在通信行业立稳脚跟，任正非就发出“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

当然，对于要“三分天下”的华为来说，不可能将市场局限在“农村”。事实上，华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华为选择的市场战略。

在做好“农村”市场的同时，华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希望从技术上迎头赶上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以便实施“包围城市”的战略。

“农村”市场的成功为华为积累了必要的资本和人脉，让华为有实力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城市”通信市场打持久战。其次华为最擅长的是价格战，对于以高利润率为目标的国际巨头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无解的竞争策略。华为又凭借其立体式的营销体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本土化优势，先在“农村”布局，随后以低价策略进入“城市”，逐步打破了国际巨头的垄断。

进军国际市场，华为采用的是务实的“先易后难”的战略。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海外”翻版。

华为“先易后难”的国际化道路具有两层含义：在国内，华为通过先做县城再做城市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创建了企业的国内市场；在国外，华为避免与欧美跨国公司争夺欧美市场，迂回侧翼地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企业国际化的起点。

华为从1996年初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这一年华为在香港完成了第一单海外业务，1999年迎来了国际市场上真正的零突破——在也门和老挝正式中标。

在这个阶段，已经发现华为同国际大公司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交货时间和研发周期都比对手时间长。1999年华为的海外业务收入占其总营业额还不到4%。华为以机动策略开辟海外市场，躲过国际巨头的视线，通过提供一应俱全的产品以及难以置信的低价，尽管“屡战屡败”仍执着地坚持“屡败屡战”的国际扩张。

自2000年起，华为开始在海外市场全面拓展，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特别是在华人比较集中的泰国市场，华为连续拿下了几个较大的移动智能网订单。此外，在相對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沙特、南非等，华为也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在发展中国家的连战告捷，使华为信心倍增。此后，华为在关注已久的发达国家市场上开始行动。在西欧市场，从2001年开始，以10GSDH光网络产品进入德国为起点，通过与当地著名代理商合作，华为产品成功进入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华为认为最难啃的骨头是北美市场，它既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思科等跨国巨头的老巢。华为生产的无线、NGN（下一代网络）数据通信、光网络产品在北美已经实现销售，但进展相对迟缓。

任正非回忆说：“华为刚走出去的那个阶段是很艰苦的，一个人在几个国家来回转悠，但是一直没有单子。第一次中标是在1999年，越南和老挝两国招标是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第一次真正中标。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华为的重心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阶段，任正非已经在寻找华为同国际大公司之间的差距。其中华为的交货时间和研发周期是最突出的毛病，都比其他公司的时间长。

2009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已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仅次于爱立信，成为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华为真正实现了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三分天下”。

而到了2013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达到395亿美元，其中66%来自海外，华为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同行业的老大，从追随者变成领导者。

2016年，华为的销售额突破5200亿元，跻身世界500强前百强企业（居世界500强第83位），主设备商中，爱立信以260.044亿美元排名第419位，甩开爱立信300个身位。

或许很多人很难想象，从两间简易房里走出来的华为，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和世界百强企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奇迹，也是中国科技企业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