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苦有色，罗西夷

（1.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2.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圣彼得堡市，列宁格勒州 ，俄罗斯 190000）

民族志是英文Ethnography的意译，来自希腊文ethnos（民族）和graphein（记述），这一概念中的关键词是 “志” ，志者，记也。它是 “民族学家对于被研究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文化的描述与解释”［1］，它的原意为 “对某地或某族群的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描述”［2］。人类学家 E·A·霍培尔又把民族志界定为 “人类学中专门属于文化之记述的一个部门”［3］，突出了民族志文化记述功能。大卫·费特曼又提出民族志应该是 “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4］2而在《写文化》总序中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4］1。民族志是由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同时也是这种方法所形成的成果的载体。［5］

民族志于20世纪初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被引入中国，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民族志、科学性的民族志及反思性的民族志（或称实验民族志）。”［6］“前科学性” 时期的民族志有文学 “想象” 及 “虚构” 特质，一些民族志文本本来就有着文学烙印的小说、游记。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是这个时期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但它同时也具有文学性。 “科学民族志” 时期，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一直标榜所谓的 “科学性” ，但从其代表作《西太平洋航海者》来看，其题目就带有航海小说的意味，在描述土著人如何进行库拉时也 “采用了航海历险的文学叙述模式来表述”［7］。后来，格尔茨提出的 “深描说” 认为民族志不是客观地再现土著文化的一门学科，而是阐释土著人行为和其文化关系的一门学科，让民族志文学性有了理论的支撑。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开启了 “民族志” 的反思时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成为 “民族志” 文学转向的关键，文学意识被引入到民族志的写作中，使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志正式交融。

新时期以来彝族的长篇小说大多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彝族作家冯良出版《情绪》开始受到关注，又相继出版了《月亮完全升起来》《彝娘汉老子》等长篇小说。作为在大凉山长大的彝族人，冯良对凉山及彝族的情感使她在心中孕育着某种使命，用近10年光阴写了《西南边》这部有关于凉山这片土地及人的小说，并凭借它获得了 “第十二届民族文学奖” 。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成就在于其庞大的叙事结构，它 “全方位地展现了凉山彝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1］。涉猎到的内容从彝族亲族乡情的细节到彝族的前世今生，同时也描述了大凉山独特的文化现象，包括毕摩传统宗教、民俗、奴隶制度等，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历史变迁中的人物命运，描绘了凉山彝族人英勇、热情大方、倔强的性格和崇尚家支荣誉、归属感强烈及讲究身份等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征。学界对《西南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 “边地” 历史书写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本文以民族志的维度对《西南边》进行研究，以给读者提供新的审美视角。

一、民族志书写中的彝地世界

位于中国西部山脉的大凉山除了位于安宁河谷腹地的西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都相对较差，多山而封闭，生活在其中的彝人为了适应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而锻炼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内在精神。对彝族文化与生俱来的缘分和儿时在彝区的生活体验使冯良的作品大多书写大凉山的人与事，也因此容易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特征， “在当代关于民族志书写方法研究中，最有名的当属格尔兹开创的文化‘深描’法，这种‘深描’是一种在宏观文化背景下对行为进行的微观阐释”［8］。冯良的作品中，不论是横向共时性对大凉山自然地理环境的描绘还是纵向历时性地对人文历史进行书写，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建立在宏观文化背景下对微观的行为进行 “深描” 的基础上的。

（一）民族志书写中大凉山的地理环境

大凉山位于中国的西部山脉，海拔普遍较高，气候差异性较大，其中，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天气多变。在《西南边》中写到： “夏觉仁眼望向凉山青蓝的天空上似涂染着金黄颜色的云朵，慢慢舒卷。还是初夏，山里头的天气到这会儿已经沁凉。没有风，粗大挺拔的柏树杉树向峡谷两边的山坡、峭壁绵延而去。”［9］19彝族人坚韧、勇敢、率性和热情的品格正是由大凉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彝族人们习惯了沐浴日光，性情因此变得有些悠懒。

西昌位于安宁河谷腹地，气候四季如春。《西南边》中屡次提到的尔乌山就位于西昌的东北边，那里林木茂盛，菌类品种丰富，数量繁多。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尔乌山上曲里阿果和夏觉仁充满诗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夏医生木棚子下边那棵青冈树，曲尼阿果有上好的蜂蜜就会挂一陶罐在枝杈上。风吹着，当当当，敲着树干响呢。等到听不见响声，你们再去看，陶罐换成布袋，里面装的不是夏医生新采的松茸、鸡枞，便是晒干的当归、天麻，还常挂只山鸡、野兔，再不然，半爿野羊子。”［9］390冯良对大凉山地理环境的书写是一种宏观式的把握，她遵循了格尔兹所提出的 “文化深描” 的方法，是在她对自然地理环境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族志书写，使得书写更顺畅和真实可信，凸显了大凉山的自然地理特色。

(二)民族志书写中大凉山的历史文化

大凉山作为彝族自治州和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是古代 “南方丝绸之路” 必经地。中国革命史上，大凉山又是一个充满红色基因的地方。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时曾在大凉山会理县举行了重要的会理会议，并在冕宁刘伯承与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进行了 “彝海结盟” 。冯良在《西南边》中描写到这段红色历史，同时也书写了大凉山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历史，民族改革成功废除了奴隶制，凉山彝族人民也因此 “一步跨千年” 地跨进了高级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大凉山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凉山是极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充满了传奇色彩，为冯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给凉山儿女们提供了和外界互动交流和改变命运的机会，正如作者所说的： “凉山解放，凉山与内地、彝族与汉族等民族密切接触、互动，凉山彝族社会更加密切地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因此更加生机勃勃。这也是成长于这光荣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边地人的幸运！” 大凉山不仅历史悠久，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地。冯良对大凉山历史变迁的纪录是一种宏观式的把握，遵循了格尔兹提出的 “深描” 的方法，是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民族志书写。

二、民族志书写中的文化呈现

文化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概念，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文化是行为模式的复合体，格尔兹认为： “文化作为系统，它存在于意义的世界中。这些系统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艺术、常识。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与子系统以及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10］文化是符号的系统，文化被创造，同时也在影响着人的行为，与人类意识形成某种制约关系，以民俗、宗教信仰、制度、饮食等方式呈现出来。民族是在 “在特定的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以共同的语言民俗，或者其他精神--物质象征要素为系统特征”［4］163。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在各个地方的文化也更不相同，并且各自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当中，正如马尔库斯所言： “世界依然充满着文化差异，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已为人所知，或者至少已经被人们考虑到，而且所有的异文化世界都已经被现代生活所渗透。”［10］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文学书写文化，文化是文学的内核，文学书写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文化内核，因此，作为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交叉点的文化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格尔兹的文化 “深描” 说认为文化 “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动、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11］。 “民族文学根植于某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土壤之中，以极具本民族浓郁风格和审美取向的表达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传统，从而将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精神世界和历史记忆存储于多样化的文学文本之中。”［12］《西南边》对彝族独特的文化进行了深描式地深刻细腻的描写，活化石般地记录了彝族在民俗、毕摩信仰、制度等方面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因子也正是格尔兹提出的子系统，它们构成了彝族文化的完整体系，表现出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民族写作立场。作者在面对 “毕摩文化” 时则表现出了复杂的情感，形成了一种以个人的微观视角和人类的宏观视角书相结合的民族志书写范例。

（一）制度文化——彝族奴隶制挽歌

大凉山彝区曾长期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形态。东汉时期彝族先民社会便出现家长奴隶制，公元8世纪，以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地方政权和东蛮三部政权都是奴隶制占主导。据彝文文献记载，大凉山彝族主要支系古侯、曲涅在唐代从云南进入大凉山时便带着奴隶而行，到了元代，以彝族先民名称命名的罗罗斯宣慰司的建立标志着大小凉山片区彝族成为主体民族，而彝族奴隶制在这一区域占据支配地位。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历来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关系表现出来，建立在奴隶主 “对奴隶还有进行经济以外强制的权力，即对奴隶群众进行公开的，毫不掩饰的，粗暴的压迫”［13］223-224之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改革才彻底废除该制度。

《西南边》的叙事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是一部厚重的彝族现代史诗，小说故事的起因就是奴隶主的叛乱。 “小说的叙述始于1950年代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常所说的民改”［14］。男主人公之一的木略是娃子出生，身逢转折时期的他积极主动地响应时代变化的号召，解放后先是当上了解放军359团卫生队的护理员，帮着解放军平定了妄图叛乱的奴隶主而成了平叛英雄，通过自己的觉悟和能力当上了当地的 “县长” ，出身农奴的他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命运。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凉山人们的思想依然处于新旧掺杂的状态，作为黑彝的曲尼阿果此时也依然保有某种莫名的优越感。曲尼阿果的父亲曲尼拉博堪称是《西南边》中这场最精彩的奴隶主 “叛乱” 事件参与者之一，而事实上这是一场误会，起因是曲尼阿呷意外地被山洪冲走，负责送她的盘加因而受到曲尼家人的殴打，红卫兵的介入又使得奴隶主误认为政府要追剿他们，于是黑彝奴隶主们在杀羊宰牛和烧屋毁房之后便逃走，而这让政府以为他们要 “叛乱” 。曲尼拉博实在没有面子才被迫卷入到其中，事件的结局是曲尼拉博的猝死而告终。正如曲尼拉博的最终结局一样，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在大凉山持续已久的奴隶制度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妄图挣扎的奴隶主们也都成了时代的弃儿。

（二）宗教文化——彝族 “毕摩” 文化深度描摹

“毕摩” 文化是彝族人的传统宗教文化，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起源于彝族先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与万物有灵，并认为人的灵魂附于人的躯体，死后人的灵魂则独立存在，这种灵魂论与《金枝》中所提到的 “睡眠或睡眠状态是灵魂暂时的离体，死亡则是永恒的离体”［14］的观点一致。作品中，曲尼阿果在父亲去世时邀请了 “毕摩” 来招魂，要把父亲的灵魂送到祖灵地。彝族先民们 “赖以生活的是自然，对他们生活有直接威胁的也是自然”［15］，于是他们把无法理解的各种自然现象都归因于鬼神的支配，坚信鬼神掌管着他们的生老病死和吉凶祸福，如恩格斯所说的： “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16］于是人们把灵魂鬼分为善鬼、恶鬼，善鬼相当于神，一般正常去世的长辈为善鬼，会庇佑后代子孙，彝族也因此有了祖先崇拜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重葬仪与崇尚祭祖；而非正常死亡的人的灵魂就会变成冤鬼厉鬼，当这些恶鬼到来时，如不请毕摩（祭司）和苏尼（巫师）驱逐就会降灾下来。因此，每当疾病缠身时，彝族人们就以为是恶鬼缠身，于是他们会请毕摩祓禳与除病赐福。当曲尼阿果受打击而变得疯疯癫癫和精神失常时，她的母亲就请了 “毕摩” 给她招魂，文本中也描摹了招魂的详细经过： “毕摩让他揪住毛线的一头，另一头由阿果妈攥着。不是毛线，是毕摩念过经有了灵气的魂线，长及两尺。又让他抓举一只绑着翅膀的白公鸡。然后自持柏树枝，越过魂线，舞了舞，示意他将白公鸡举过魂线晃一晃。再让阿果妈和他同时扽线头，扽紧魂线中间挽的活结，表示曲尼阿果的魂给拴住了。”［9］266冯良儿时亲密接触过彝族 “毕摩” 招魂活动，才能把招魂的过程描写得如此地惟妙惟肖。

彝族 “毕摩” 文化承载着彝族人们的信仰追求和民族认同，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叶舒宪说过 “族群的集体性记忆或是结构性失忆都可以理解为强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族群认同下的历史记忆其实同时意味着同等意义上的历史记忆”［17］。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毕摩” 宗教文化也禁锢了人们思想的发展，这种传统宗教文化也因此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作者正是站在民族和人类立场深切关注这场解构运动之人，在给读者展现彝族独特的 “毕摩” 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做了深入地思考。她在文本中写到连 “毕摩” 自己的女儿得了病也第一时间找了夏觉仁医生医治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第一时间做法事驱鬼。萨义德曾针对弱势文化如何走向开放提出过同样的见解： “全球化背景下，即使面对强势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文化孤立主义也不是弱势文化抵御的良方。真正的出路在于实行一种健康的文化开放模式，能够促进双方或多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18］冯良站在人类精神文明的立场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积极响应，为少数民族作家书写本土文化提供了有效的写作示范，也为民族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民俗文化——彝族传统的延续

由于地形、气候、历史因素的原因，各民族和各区域的饮食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异。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大凉山由于大部分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等原因，主要粮食作物以比较耐寒和适应高山环境的土豆、苦荞及燕麦为主。《西南边》就细腻地描写了这些饮食习俗： “从今往后可能要用一把木勺舀酸菜洋芋汤汤喝，抓一个木盆里的坨坨肉吃。”［9］4冯良准确地提取了本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基因，花笔墨描写了彝族人民独特的饮食文化，也透露出作者对本民族独特饮食文化的认同和彝族身份认同。

家支是大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支架，由原始氏族演变而来，是大凉山彝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联合体，同一父系祖先的家支间互不通婚。家支是家和支的统称，是由血缘集团的家、支、房、户构成的父系血缘体系，如费孝通所言：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会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19］家支人口的多寡和势力的强弱是决定家支力量的主要因素，而家支的势力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每个家支都有为数不多的头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来担任。在夏觉仁婚内出轨后，曲尼家就派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去和夏觉仁进行谈判，这些老辈子认为夏觉仁给曲尼家蒙了羞，要求他同意和曲尼阿果离婚，并要求付一定的赔偿金。

家支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能，对内维护社会秩序和增强凝聚力，对外则用来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当沙马依葛插入曲尼阿果的婚姻时，以家支血缘为纽带的曲尼家姐妹们就给阿果和曲尼家出了气： “送行队伍里突然岔进七八位妇女，面目张扬、激愤，挥舞着黄油布伞，左一下右一下，别开干部的伞，再挤开他们……妇女们七嘴八舌，自称曲尼阿果的娘家人，来替阿果撑腰的。”［9］320可看出这种约定俗成的家支习惯法深入彝人生活的各方面。家支制度文化不仅在法律的逻辑和实践方面打着一个楔子，也影响了整个法律工作的效用，而且法学与民族志分析在讨论方式上也一直被置于互相对立的地位［13］239。因此，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彝族的家支文化对凉山彝族的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及经济繁荣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凉山的发展。

三、民族志书写中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文学人类学最终的目标也是研究人。 “彝娘汉老子” 和 “文化混血”［20］的身份促使冯良书写了的族际之间通婚的故事， “《西南边》整体的叙事架构是围绕三个‘彝汉通婚’的家庭展开，但是冯良着墨的笔力并不均匀，曲尼阿果和军医夏觉仁的故事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21］。其中，彝族人物形象也是对彝族历史流动式的展现，这些人物形象还承载着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作者勾勒了属于彝族异域风情的彝族人物群像，展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一）木略：解放后崛起的娃子

出生娃子的木略在解放前被主子吉黑哈则家压迫、剥削，但他生来机灵聪明，经常帮主子吉黑哈则家出谋划策，是主子家名副其实的 “智囊军师” 。他的父亲是从成都被拐到大凉山来的汉人，其家族世代在成都开药铺，木略也因此生来就会识别草药和治病救人，是大凉山悬壶济世的扁鹊，也会说流利的汉话，这为后来的成功做了铺垫。解放后，木略被解放军359团选中，成了他们团的护理员，从小吃苦长大的他自然懂得抓住机遇，前途也越来越广阔。木略人生的第一次机会来自吉黑哈则的叛乱，在衡量利弊后，作为调解员的他成功地说服了吉黑哈则投降，自己也转身变成了平叛民族英雄，进而开启了仕途的人生。他在紧要关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己，这是木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但他对朋友又很讲义气，如他一直在帮深陷麻烦之中的夏觉仁，使得木略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可信。他最终成了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县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恋爱也修成了正果，成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人生赢家。

（二）古侯乌牛：彝族传统婚姻的突破者

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人是会被影响的，或主动迎接时代的变化而跟上时代的步伐。古侯乌牛就是主动拥抱时代变化的人，青年时期的他正好赶上了好时代，走出封闭的大凉山，到西昌、成都、北京等地读书，眼界变得开阔，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爱情观也都发生了变化，认为不必恪守和曲尼阿果的 “娃娃亲” ，于是娶了一位白彝姑娘，他也因此遭到了传统保守的舅舅的冷遇。在事业上，兼通彝汉、识时务的他步步高升，当上了公安局局长，但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当他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去处理作为 “叛乱者” 的奴隶主舅舅的后事时被开除了职位。他最终的结局是救落水的知青而被水淹死，这样的善举充分体现了古侯乌牛人性闪光的一面。

（三）曲尼阿果：时代变化中的被动接受者

同样是被时代洪流推着向前的人，曲里阿果却是时代变化的被动接受者。她不敢违抗父亲给她订下的传统婚约，甚至为配得上定了 “娃娃亲” 的表哥古侯乌牛而主动选择到成都学习，即使后来被表哥所背叛，她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事实上，她从头到尾没有真正随时代而变过，任由时代的洪水将其淹没。她始终被大凉山彝族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所禁锢，就算从大上海来的夏觉仁被她的异域风情和美貌所迷上而对她死缠烂打，她也不敢带他去见家人，只因彝族传统是不和外族人通婚。曲里阿果拥有天真浪漫的个性， “阿果的羞怯、愧怼发自身心、传统，一派天真，所以动人，也牵动一个男子的爱留连于她”［22］。幸运的是她遇到了痴情的夏觉仁，婚后也得到他的百般呵护，即使她变得疯癫和精神失常，夏觉仁也没有放弃过爱她和呵护她。而她对夏觉仁是真爱还是只是被感动我们也不得而知，只是感受到新旧两个时代的力量都加在阿果身上，这让她应接不暇与眼花缭乱。好在她经历了父亲和姐姐去世的双重打击后也获得了成长，原来那么高傲、天真、浪漫的她也变得通透、沉稳而实在了许多，这从她知晓了夏觉仁背叛了她之后她选择原谅夏觉仁就看得出来。

（四）沙马依葛：时代变化中的主动回应者

沙马依葛性格强势、泼辣爽利、果敢决绝，她懂得审时度势，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和活脱脱凤辣子形象。她面积极主动追求夏觉仁。当她得知夏觉仁在追求曲尼阿果时，也知趣、利索地退了出来，沙马依葛 “似乎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在每一个生活的困难关头，她都能依凭自己，从烂泥里挣扎起来，重新获得新生活的青睐”［23］。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这一切，相比曲尼阿果的天真浪漫，沙马依葛是个现实主义者，她实实在在地和吴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从此过上了妇唱夫随的平静生活。

沙马依葛在职场上顺风顺水，又机缘巧合地捉住了潜藏十来年的土匪，成了人人敬仰的女英雄，又有王副政委的扶持，最终她坐上了县公安局副局长之位。可就这样一位在事业上叱咤风雨的奇女子也受情感的困扰，爱情就像一根刺，当她再次见到夏觉仁时那根陈年老刺就生了根发了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她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惨败，一个春风得意、英姿飒爽的女英雄转眼间变成了道德败坏的女人，这也是作者眼中人性的复杂幽深之处。

综上，青山绿水、人杰地灵的大凉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有异域风情的人。作为彝族作家的冯良有民族志书写和民族认同感的优势，在创作中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大凉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铸就了彝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品格和独特的文化。新时代的到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在带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对此，冯良用现代性的眼光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提倡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融入现代文明，从而共同建构中华文化图谱的华丽篇章，冯良的民族志书也因此具有民族和人类的双重维度，表现了作者广阔的视野和积极向上的文学创作意识。在她的民族志书写之下，读者领略了彝地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