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传世大字行书作品系年初探
《美育》杂志 2021年3期
摘 要：文徵明的大字行书取法黄庭坚，并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享有赞誉。一直以来，此类书作多被归为其晚年之作。文徵明享寿九十，晚年时间跨度较大。这期间，其相关书作风格存有较大差异，而且大量未署年立轴与手卷书作暂未系年。结合文徵明对黄庭坚书风的自运及其书学特点，以及其大字手卷、大字立轴书风的特殊性与统一性，本文对文徵明主要书作系年作出初步推断。
关键词：文徵明 书法 大字 系年
文徵明（1470—1559），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初名壁，字徵明。明正德六年（1511），即文徵明42岁后以字行于世，改字徵仲，号衡山居士、停云生。文徵明起初有意仕途，自弘治八年（1495）至嘉靖元年（1522），九次赴乡试皆未中。嘉靖二年（1523），文徵明以岁贡生诣吏部，未试即特授翰林院待诏，后因对新政与官场生涯失望，[1]嘉靖五年（1526）辞官归里，致力诗文书画，遣兴自娱，后成就不凡。文徵明是明代吴门巨擘中享寿最长的一位，在继承家族与前贤文脉的同时，[2]生徒甚夥，影响卓著。王世贞（1526—1590）评之：“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之手几四十年。”[3]
文徵明起初并不以書名世，19岁时参加生员岁试因书法不佳被置三等[4]，后学书于李应祯（1431—1493），勤奋临池，以达诸体兼擅的程度。他一生从未荒废笔墨，且愈老愈精妙。[5]王世贞曰：“（文徵明）书法无所不规，仿欧阳率更、眉山、豫章、海岳……”[6]“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年取《圣教》损益之，加之苍老，遂自成家。”[7]结合其传世墨迹审视此评，实乃确评。
文徵明书作的审美特征，可参丰坊（1492—1563）之言：“书横卷小幅，宜守规矩，必法二王，书悬轴大幅，则尚雄逸。”[8]经元人拓展，将书法作品单独悬挂起来欣赏在明代中叶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尺幅逐渐展大至丈二巨幅。随着尺幅展大，书作中的字亦增大。这使得观者对书法长卷章法上的跌宕起伏、笔墨节奏有着强烈的诉求与期待。[9]尺牍、信札中微致、烦琐的用笔方法在展大过程中有所减少。书写小字经常使用的微妙、连贯的运笔动作经过展大，易被分解成几个生涩、难以连贯的动作。小字的笔意在此展大过程中多有丧失。为应对此挑战，文徵明聚焦于黄庭坚（1045—1105）的大字行书，取其豪迈、奔放与雄逸之书风。[10]周道振辑录的《文徵明书画简表》中共收录“仿山谷体”作品25件，以此可断虽然文徵明早至弘治十年（1500，文徵明31岁）、正德十四年（1519，文徵明50岁）时就有仿黄书作，但深入临习黄庭坚大字行书的肇端仍在其60岁左右，亦是在此时，社会上有了将文徵明仿黄之书割款充作黄书的情况出现。[11]经过对黄书的揣摩与消化后，文徵明的大字行书在当时已颇具盛名，广受好评：文士如谢肇淛（1567—1624）、宗室如朱谋垔、后世如梁巘（1710—1788）都对其予以高度赞赏，尤以“仿效黄涪翁，犹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与“晚年作大书宗黄，苍秀摆宕，骨韵兼擅”[12]为代表，广为转引。
一直以来，学界习惯将文徵明仿黄书作与具黄书风格的书作归为其晚年之作。文徵明享寿九十，晚年时间跨度较大，而且其晚年各个阶段书风差异较大，这导致其多件未署年作品难以划定创作时间，也给文徵明大字行书作品的鉴真与辨伪造成了困扰。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文徵明相关署年作品，进而总结出文徵明不同年龄段大字行书的特征，尝试为文徵明未署年书作的系年情况作初步推断。
一、署年作品概况
文徵明传世大字行书作品中署有年款的共计18件，除广东省博物馆藏《文徵明行书》卷为绢本书作外，其他均为纸本书作。在18件作品中，1件书于文徵明43岁，6件书于其60至70岁，1件书于其74岁，10件书于其80至90岁。它们均为手卷形制，书写内容主要为自作诗文，通篇书体以行书为主，兼用楷、草二体，单字字径多为9厘米，大小稳定，受纸绢纵向幅宽增缩影响较小。
二、文徵明书风特征的形成
上表中的18件书作清晰地呈现出了文徵明对黄庭坚大字书风的承继与内化。此时，文徵明的大字行书有着从险绝复归平正的整体面貌。文徵明65岁前后的书作多有黄书特征，如颤挚笔的使用，使横、撇、捺如同“长枪大戟”一般给观者以纵横感和被拉长感。其70至80岁的作品只有一件，此作品中黄书特征减少，字体有明显的从扁横到修长的转变。其80岁以后书作共10件，脱胎于黄氏书风的文氏大字行书风格已臻成熟。黄庭坚恣肆、放纵、大开大合的字法与章法被文徵明交融到自己模仿赵孟（1254—1322），上溯至“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合称）的帖学脉络系统中。他在87至90岁时书写的3件作品与颜真卿（709—784）的书风颇有相似之处，即撇、捺画常停顿后再重提起，与《颜氏家庙碑》相似，或可视为其暮年再变之风。
1.对黄庭坚书风的自运
文徵明笔风谨慎、秀丽，字法与章法端庄、严整，个人风格明显，对黄庭坚书风则一直是以自运的态度来追摹和汲取。不“随人脚踵”是文徵明学书于中书舍人李应祯时受到的教诲。[13]由于不拘泥于前人成法，文徵明大字行书的成就获得了高度赞赏。王世贞评之：“文待诏此书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态虽小不足，而风骨遒爽、殆似通之。”而对于文徵明的绘画老师沈周（1427—1509）的仿黄书作，王世贞仅给予了“沈启南之豫章，仅得其似耳”的评价。[14]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推崇理学书法的观点，设立字学，对书法设有规范性、标准性的要求，监生需“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15]。明代宗室朱有炖（1379—1439）曾曰“予平生不乐宋人书”，李应祯亦有“宋元时帖殊不令学”的观点。[16]自明初至明中叶，时人对黄庭坚书法更多地秉持了“扬多学少”的态度。[17]从文徵明仿黄大字书作大量出现于60岁后可见，其时文徵明声名日隆，向其求书者较多。[18]乞归返乡后，其已放弃实用性书体台阁体，初步实现了书法自娱的理想。[19]相较被理学家朱熹（1130—1200）斥为“有欹倾狂怪之势”的黄庭坚，[20]文徵明大字行书的风格更趋向于平稳中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徵明的性格对书风的塑造，二是时代对不同书风的接纳。
从上表所列各阶段书作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单字进行比较，可见其作品在呈现出延续性、渐变性的同时，单字结体对“取势”的处理与把握愈加简洁准确，笔画愈加丰腴饱满，用笔也愈加沉着克制。单字有明显的从短狭向修长发展的趋势。多个笔画的穿插与组合愈加精致，如“水”。颤挚笔的使用渐少，而方笔的使用渐多，如“春”“闲”“开”。从单字整体上看，书写的节奏感已增强，使书作通篇气韵更为贯通。综上来看，文徵明大字行书风格的成熟体现于书法各个方面，具有完整性，而演变过程具有一定连续性。单从其字法来审视，文徵明作品中并没有60余岁时的书作风格依然在80岁后作品中出现的情况。由此可见，文徵明的署年作品可作为其未署年作品系年推断的参照。
2.大小互融的过程
文徵明诸体兼善，行书取法多元，多阅古帖，师古自化，自宋元上法晋唐，[21]深悟《集王圣教序》，入“二王”门庭，具右军遗韵，[22]有日临智永《千字文》的习惯。[23]文徵明书法得力于后天的勤学苦练，其中晚期书作较早年书迹有显著成长，贯彻了赵孟强调工勤以悟笔法的主张。文徵明約60岁时行书笔法已较成熟，运笔沉挚，劲挺圆润，洗却早年笔致纤弱之态，同时深入参学黄庭坚奔放豪迈的大字行书风格，以适自运。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内化，文徵明约至70岁时已可以自出机杼地运用黄书的险绝书风，少有拘谨经营的滞涩，其作品呈文书面貌。步至晚岁，文徵明在章法上的穿插与错位显著减少，形成堂正闲适的风貌。笔法多圆转映带，温润沉着，结字宽舒，无生涩荏弱。大字脱胎且受惠于小字，遒伟雄奇，富于变化。[24]书写大字与小字时的执笔和运笔方式并不相同。如果书者想直接将尺牍、翰札中精微的笔画自如地拉伸或放大，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过程。故文徵明60岁左右的仿黄大字与自书小字相较来看，较显疏离，给人以两种写法之感。文徵明将黄庭坚大字行书的书风化为己用，以大小字交融的方法实现了自出胸臆的再造。
约至70岁时，文徵明大字行书已完成对黄庭坚书风的消化，字迹平稳、笔力遒劲，笔法于自然挥洒中尽显苍遒之气。文徵明逐渐以自己的行书功底将黄字的险峻峭拔之感削弱，添以平正轻快之意，彰显出温文儒雅的风韵。其初期在笔法上学习黄庭坚饱满的线条，迟涩的行笔使主笔更加突出，并尽力伸展，如“花”“长”；而后逐渐削弱行笔过程中提按的轻重对比，使节奏感趋于平稳，将“癸巳”“鹂”与“愿”“得”相较可知。文徵明的大字行书与小字的关联性愈趋紧密，通篇书作章法愈不同于黄庭坚之纵逸而趋沉雄，不散不乱，气势贯通。
与黄庭坚书法相比，文徵明多了些整饬，少了些穿插与纵横。[25]文徵明行书风格的成熟体现于各大、中、小字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宜割裂。除将文徵明署年大字行书手卷作品作为其推断书作系年的依据之外，署年中小字行书亦对其有一定参考作用。文徵明传世书作墨迹以行书为多，而且几乎遍布于其各年龄段，可为佐助。[26]在处理立轴及至巨障作品时，文徵明在章法上常将上下字尽量对齐，减少错落，留出列与列之间的“行气”。为了保持作品的稳定感，单字不宜过于攲侧，但这并不对通篇字体结构与用笔方法的呈现起决定性作用。当推断其未署年书作系年时，既不应忽视因书体与字径大小变化而产生的差异，也不应夸大卷轴形制变化带来的影响。
三、根据书作风格与审美特征推断作品系年
文徵明书写在诗文等相关文献上的署年常常只能视为书写年代的上限，因为文徵明有重复书写旧作诗文的习惯，尤以乞归返乡后为甚。这些诗作书写时间往往跨越了十余年甚至数十年。[27]这一行为被部分论者视为其书写应酬作品的儒雅处理，亦彰显着书者的特殊身份，[28]如抄写担任翰林院待诏时在京创作的与禁林生活所见所闻相关的组诗。[29]在其书作中，改动旧作中一二字及至数字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徵明书》轴所书《西苑诗》之《承光殿》，将起首“小苑平临太液池”改为“西苑平临太液池”，明确了地点，使之可脱离组诗独立成篇。
文徵明对待书法一直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书风衍变呈现出较强的连贯性，具有“多渐变、少突变”的整体特点。大字行书作品系年呈现出线性特征，其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年龄区间内准确年款书作样本的质量与数量。据表1可见，存世署有年款的文徵明书作以62至68岁、81岁、84至87岁三个阶段较为丰富。如前文所述，其74岁大字行书作品与同期多件非大字行书作品书风统一。以62岁、 68岁、74岁、81岁、84岁为节点，将其大字行书作品系年划分为62岁以前、62至68岁、69至74岁、74至80岁、81岁、82至84岁、84至90岁七个区间较符合实际。
文徵明主要的传世未署年款大字行书作品有4件手卷作品、21件立轴作品，共计25件，均被学界定为其晚年真迹。根据前文所述，可根据其署年作品风格特征对此批文徵明晚年书作在系年方面予以适当细化。书风、用笔、结字均接近单件署年作品者，以“近”标出参照物；凡书风、用笔、结字接近单件作品，但笔法顺畅、迟涩与参考物略异者，综合其前后署年作品情况，以“略早于”或“略晚于”标出；结合多件署年作品推断出数年的置信区间者，以“约”标明参照物；参考大字行书外其他文徵明书作的，以“兼参”说明。本文将表1中的作品名连带序号一并列入表4，以便索引。相关大字行书作品系年的推断精度可从十余年提高到数年。表4中所列书作均为纸本作品，品名沿用出版物中的名称，每作列出首句诗文以便区分。[30]
文徵明通篇行书中掺书数字草书的现象亦颇为常见。其多件存世署年大字草书作品皆可互参，如其51岁书《草书七言诗》卷（上海博物馆藏）、60岁书《草书五律二首诗》卷（天津博物馆藏）、67岁书《西苑诗三首》卷（故宫博物院藏）、70岁书《七律诗三首》卷（四川博物院藏）等。文徵明早年受怀素（737—799）影响颇深的细长线条逐渐被丰腴的点画替代，用笔中实，与自身行书体格交融。
文徵明行书笔画变化丰富，在书写大字时对中锋的控制与运用呈现出渐进性。不论是以横画为主，还是以撇捺画为主，文徵明60岁中期和80岁后期作字区别明显。前者驰骋跌宕，多重起急收，锋芒显露，如《行书春晓春夜二曲》卷中的“无”字、《文徵明陆治书画合璧》卷中的“安”字，后趋浑厚，注重回锋起笔，运笔如划铁，慎用提按，筋骨内含，如“一”“人”字例。前一阶段的用笔习惯，如惯用的调锋方向在后一阶段中仍普遍使用，但文徵明晚年万毫齐力、行笔自如的笔墨在前一阶段通幅书作中却较为少见。相比之下，前一阶段的用笔显得更加局促。参照此法，限于篇幅未附书作全貌，列出部分未署年（字母起首）与署年（数字起首）作品的比较字例，制成表5。本表可视为文徵明晚年书风衍变的一个缩影，亦是将未署年作品系年作出推断后与署年作品连贯而视的一例。
四、结论
以C、F、H、X、Y五件系年书作为例（详见表6），C与F、H，X与Y书作整体风格相近，而C、F、H与X、Y存在明显区别。以表1所列署有年款作品3、6、10、16为参照，比较可见这一区别与文徵明60余岁与80余岁大字行书的区别相同。前两件署年作品行笔迅速，发力多用掌与指，少用肘与腕，收笔处偶有贼毫，如“萧萧”“雨”“风”“此”“二”“录”等字。文徵明60余岁大字行书的结体比其80余岁后所书大字行书，如“繁”“城”“飞”等具有更多笔画穿插，缺少对不同势态简洁点画的使用，可见文徵明在60至80岁对大字点画取势的运用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其60余岁书写大字行书时虽用力捉笔，却受限于肘腕配合情况与多角度调锋的熟练程度，通篇结体不能锋势备全，纵横也稍显刻意，有斧凿痕迹。C中“燕”“衔”、F中“双”、H中“万”、X中“萧”“燕”“庭”与Y中“万”单字结体的风格区别与之相通，遂成为判断这些字所在书作系年的依据之一。
书作的行气贯通有赖于行笔的节奏感、字与字之间笔画的呼应、牵丝映带的适当使用等。3、 6两件作品的行气与10、16比较而言，较为疏离。如3中“春雨萧萧草满除”与16中“东面飞轩映水开”比较而视，前者有排算子之感，显得文徵明暂未能有效通过笔画粗细、走势、虚实使字与字产生呼应，行气贯通。由6中的“思”“忠”两字可见，书者尝试通过单字大小对比使作品产生韵律感，“画”字末笔与“必”字首画间的勾连展现出书者试图通过牵丝映带加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以上皆是文徵明60余岁大字行书作品的风格特征，也是将C、F、H归入其60余岁作品，将X、Y归入其80余岁作品的依据之一。另外，如H中疏离的行气和“命”“时”、“重”“渐”、“日”“华”字间的牵丝与6相近，而与Y中“十”“春”两字的顿笔再起不同。又如C、F，通过笔画适当伸缩而产生的纵横行气，缺少因虚实结合而产生的闲适感。这点与3相近，而与10、16、X、Y異趣。X中“闲”“深”“庭”“寒”等字转折芒锷备尽，并通过省略与丰腴笔画使之简洁以贯通行气，尽显“一字中有当写处，有不当写处”的意识，与10、16书风统一，且与10更为相近。文徵明80岁后书作行气贯通，字的大小对比适当，每行字的上下位置与左右关系得宜，并有效避免了莽气和作气。在自然秀雅的整体面貌下，其竖画趋向凌厉粗钝，转折与收笔时着力更大，趋向苍厚。A、B、D、E、G、I、J、W八件与上述同理。
70至80岁作为文徵明大字行书的发轫期，展现出以自身帖学修养平衡黄书险绝之风的诉求。文徵明将小字扩大，因势结字，点画起收处渐多自然率真的笔意，在笔画的引带上渐增因势生发之感，而牵强连带之感渐少。如表7所示，O、R两件书作结体宽舒修长，行笔闲适自得，行距处理得宜且富有韵律感，整体呈现出文徵明成熟的大字行书风格，系年定在其80岁前后较为恰当，如R以9为参照，S、T、U、V四件作品同理。但与9中“杏花飞飞春燕来”相比，O中“惟有觚棱入梦频”行笔稍显滞涩，且顿笔、转折处较轻，亦不同于R中其80岁后文书中常出现的顿笔再起的情况。与其74岁的书作8互参，可见O中尚带有其大字行书发轫期的笔意，如8中“庭”与O中“棱”二字行笔使转以及跌宕顿挫的捺笔的频繁使用，使行气较其80岁后作品稍显局促。因此可以推断，O系年略晚于8，即文徵明74至81岁书，P、Q两件同理。至于K、L、M、N四件书作因兼具文徵明大字行书发轫期与其60余岁书风特征，故系年略早于8，即文徵明68至74岁区间书。
综上所述，可见文徵明书作审美特征的一致性，以及其形成、完善的过程。
（卢宇/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件墨迹研究”（项目编号：2020M670405）成果之一。本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科研经费资助项目“馆藏擘窠大字书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BKX2019Q27）成果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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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凌利中.文徵明家族的文脉及早期艺术活动[J].中国书法，2016（07）.
[3]〔明〕王世贞，《文先生传》，载〔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文徵明集》附录页16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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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黄佐：《将仕佐郞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同[3]，第1632页。
[6]同[3]。
[7]〔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弇州山人四部稿》影印《四库全书》本卷15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明〕丰坊.书诀//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M].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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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惇.中国书法史 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67.
[11]周道振.文徵明书画简表[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4+189.
[12]〔清〕梁巘.评书帖//启功，编.书法概论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321.
[13]同[3]，第520—521页。
[14]同[7]，卷132墨迹跋下56首。
[15]〔清〕张廷玉.明史 选举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3.
[16]同[10]，明代书法概述。
[17]邱美琼.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传播[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01）.
[18]Shou-chien Shih.Calligraphy as Gift： Wen Cheng-ming’s（1470-1559）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 Cary Y.Liu，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M].Princeton：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1999：254-283.
[19]田云峰.文徵明乞歸后小楷书风的转变[J].中国书法，2015（07）.
[20]〔明〕吴宽.题宋四家书//苏轼资料汇编[M].上编3.北京：中华书局，1994：945.
[21]〔明〕文嘉.先君行略//〔明〕文徵明，著.陆晓东，点校.甫田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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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马宗霍辑.书林纪事[M].卷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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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26-127.
[28]崔祖菁.翰林院待诏与文徵明艺坛地位的转变[J].中国书法，2016（07）.
[29]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M].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2.
[30]诗文名用《甫田集》本，并注明所属分卷，同[21]；系年参《文徵明集》，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