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书与匾额文化摭谈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8年4期 作者：李念 林婥琴
摘 要：中国的匾额文化作为一个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形态，它博古通今、涉猎广泛，涵盖着书法、雕刻、建筑以及装饰等多领域的文化知识和传统技艺，而在这些领域中与其关系最为紧密的非书法莫属了。榜书以博大厚重的字体形态在书法诸体之中崭露头角，担负着题署之效用。故此，榜书便成为在匾额上呈现的惯用书体形式，也是古往今来的俗成之约。自然而然，榜书与匾额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由此展开。
关键词：榜书；匾额；书法艺术；传承
[成果来源：西华师范大学英才科研基金项目17YC286《当代榜书创作中的意境探究》]
何谓匾额？康生以为：“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1]匾额作为题署于建筑物之上的文字匾牌由来已久，遍布广泛，无论是宫殿樓阁、院校堂馆、摩崖石刻又或是园林亭台都可觅其影踪。它以匾文启迪、教化、感染着今人，来往之客也潜移默化地受其拂熏。在这其中，榜书功不可没，它使得匾额为游人所识，为观者所赏，为学者叹服。集实用性和审美性高度融合的榜书艺术，在匾额入人眼帘之时也彰显了榜书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人驻足于前，感怀倍增，颇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2]的情怀。本文对榜书与匾额文化的考究就从匾额的三个方面谈起：
一、密而无间之结体
置于高大建筑之上的匾额，题字当以宽博为宜，易于浏览，而榜书体高气逸、雄劲厚重正合乎其理。在书法中，至大和至小之字最难于把握。苏轼曾论及“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3]榜书虽然字势博大，却不能在小字的结体规则上同比增大，因为榜书是大字，可大字并非为榜书。二者在大小上相关联，但若直白地等同就差之千里了。榜书的布篇谋局、用笔结体、墨色尝试和变化出新都需要书写者成竹在胸，不可径直地将小字扩大。于是对于榜书的技法掌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广艺舟双辑》中谈到书写榜书的关键有五处：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此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精熟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4]同样米芾也指出“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5]也足以证明，在学习榜书时，切莫出傻力，而需出巧力。巧力从何而得，匾额藏其奥秘。
近来《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国家宝藏》等综艺栏目以其生动地介绍我国各大博物馆的馆藏珍品、相关的历史文化典故以及在文艺、考古等方面对后世的影响而迅速蹿红，当然这也足以表明人们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之后，于精神方面的不舍追求，这也为复兴传统文化辟出新径，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故而笔者将从这里开始探寻匾额与榜书之间的渊薮。故宫博物院这个牌匾，先后历经了两个版本。一是在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当日，神武门外的花牌楼门洞上镶嵌《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图1），此匾额出自李煜瀛之手。该匾额是由颜体楷书书写而成，气势笃厚，凝重深邃。在历来采用楷书入匾的作品中，颜体算是出现得较为频繁的。颜体楷书结体方正博大，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开阔。将颜字写成榜书，即使字迹偌大，也不失其稳重，不显纤弱，而更觉高古之气尚存。如若以宋徽宗的瘦金体写榜，其笔迹瘦硬，纵使是风格独具，但在榜书的范畴，还是不大适宜。就在解放后的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得以重新开放，此次启用了郭沫若先生书就的故宫博物院新匾（图2），此匾的风貌与李煜瀛所题之匾别有二致。
新的匾额由左至右书写而成，更趋现代行文之规范。以行草见长的鼎堂先生采用了行书入匾，笔力爽劲洒脱，运转畅达，寥寥数笔既能显其笔画之间的俯仰、顾盼，又略有飞白之处，昭示其苍劲气，别具一番神采。此匾虽以行书书就，但不乏其稳重，究其缘由，在于其用笔之遒劲，浓厚宽博之处多于飞白牵连，造就了此匾肃穆端正也富于嬗变，回味有余。
二、楷隶行书之通识
匾额在古代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人所识别，给人以指引、阐释。基于这样的属性，在书写匾额时采用的字体就应该诸多考量。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之中，隶、楷、行更趋大众化，让来往之人易于识别。在古代，匾额的使用遍及各处，除宫殿、园林、寺庙之外，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户店铺也以匾额作招牌以显示自家商铺的名望，一块得体的匾额不仅能让路人驻足品评，还能为店铺招揽潜在的生意，所以商家对匾额十分看重，更有商人专门请当代书家题署匾额。一般的店铺喜用正统的颜或欧体楷书，一是楷书容易辨认，二来饱满的楷书象征着物阜年丰，财源茂盛。北京有名的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创立于1669年，可谓历史悠久，店铺的匾额最早由康熙壬戌科状元孙岳颁题写，此匾由楷书写成，白底黑字，端庄大气，加之书写者的状元身份又使匾额增色不少，此匾在同仁堂历经了200余年的兴衰后仍未幸免于流离之火。庆幸的是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又重新题署了《同仁堂》三字楷书匾额，将老字号重塑起来，神采奕奕。启功先生是当代书家中颇负盛名的题署匾额的高手，这大概与他在学书前期用功于碑帖有关，其榜书大而博、豪而壮，书写匾额再适合不过。启老不吝啬笔墨，在《文天祥纪念馆》《琉璃厂小学》《邯郸古观》《民间艺术博物馆》《北京博文书社》《王府井食品商场》等都有他留下来的翰墨瑰宝，除了向人们告知场所商号之外，也给诸地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让今人也能窥其风貌、耳濡目染。
三、人文教化之效用
匾额在我国的公众场合几乎是随处可见，其影响是深远的，同样它也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通过匾额的普及来探究榜书文化，浩如烟海的匾额正是学习榜书的不二参选。
首先，匾额在我国的大山大河、古迹名胜之中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匾额与景致交相辉映，又为景致平添几分翰墨清香。建于东晋咸和元年的灵隐寺坐落于杭州，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纵然来访者众多，也依然是极尽清幽、古意甚浓。在古刹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就是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图3），此匾长8米，高3米，每字约1米见方，其自称“我写此匾，如牛耕田也”。[6]由此可见，体力也是书写榜书的重要保障。细细品味此副匾额，能留意到哪怕字势再大，结构也相当精严，厚重稳健亦富于巧妙变化，气势连贯又灵动自然，神采不免跃于匾额之上，在世人感叹其精妙绝伦的榜书佳作之时，更令人钦佩的是如此硕大的榜书，竟是沙老先生以原大进行实写，着实印证了“海内榜书，沙翁第一”[7]的美誉。也是在杭州，西泠印社的门廊处，有《西泠印社》的匾额，亦是沙孟海先生所书，此匾与前者相较之，更趋硬朗，笔画凝练、爽逸。二者之对比，又可感知老先生在书写两幅榜书作品时，意与无意之中，结合了建筑物以及周围环境的特点确立不同的书写风格。大雄宝殿庄严肃穆，故匾额偏笃厚。西泠印社位临西湖，植被葱郁，湖水清幽，故匾额偏清丽。景和文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此类与景相融的匾额仍有更多，诸如《第一禅林》《东坡祠堂》《颐和园》《沧浪亭》等。
其次，匾额还具有教化众人、启迪智慧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的众多祠堂府第、私塾学堂中都有不少匾额是勉励后人树立良好品德，勤奋学习，懂孝悌，知礼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道德观念，也是族人或前辈对后辈所寄予的希望。这一类的匾额多为当地德高望重之人所题署，虽非出自于名家之手，但这却标志了匾额文化和榜书艺术走向大众化的现象，毕竟榜书是尚实的，作为雅俗共赏的传统艺术，它也以服务于世人来凸显自身的社会效用。再从匾额本身而论，这一类散见于民间的匾额，其作者或许未尝可知，但就其榜书而言，也都尊崇了古代传统的书法技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路子正”。如《忠厚传家》一匾（图4），虽看似平淡无奇，但却稳健无比，足以见作者的笃定和稳重，给人以古拙雄劲之感，用此匾悬挂于家族宗祠之上，能让后辈萌生敬畏之心，独善其身。
匾额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在为人们所用，说明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不可小觑。我们可以通过一块匾额探寻到建筑物的历史、故事以及人文风貌，也可以通过它来警醒后人，代代兴盛，传承我国优良的道德品行，在实用性来看，它能为店铺作以标志，广而告之。当我们将匾额往下一代进行传承的时候，榜书艺术也随之得以延续。当他们再接触到匾额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前人在书写榜書时候的精诚。既要有大笔书大字的豪情，又不乏细微之处的深思考量，对书写极为慎重和细心，先成竹在胸，后付诸于笔墨，并不是随意将小字放大，唬弄一番。正如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的一段论述：“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8]。学书之人无论是对待任何一种书体，都应秉承其精诚之心，勤于练习，方能接过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参考文献：
[1][4]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张伯龄.书法教学中榜书的六个基本特征[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10）.
[3]苏轼.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梁德水.米芾《海岳名言》解读（上）[J].青少年书法，2007，（06）.
[6]马锋辉.沙孟海书作赏析[J].今日浙江，2014，（11）.
[7]萧时明.感悟榜书[J].中国书画，2007，（08）.
[8]孟会祥.笔势[J].青少年书法，2011，（10）.
作者单位：
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