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恒涛

符号是文化实践的重要表达方式，“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来衍生意义”(1)[澳]克里斯·巴克著、许梦芸译：《文化研究智典》，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5页。。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积淀的文化，既包括革命遗址、纪念地及革命遗物等物质文化，又包括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制度文化，以及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信仰、精神、制度和规范等观念文化。红色文化符号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建构的符号体系，或者说外在直观表征，它是政治符号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学者指出：“人类的政治活动一刻也离不开符号的运用，符号与政治的连接是人类符号世界的一部分。”(2)[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著，王菲易译：《权力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7页。符号种类繁多，在政治生活中意义重大，“纪念日以及应该被人们所铭记的时代；公共场所和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以及游行、讲演和音乐等大众活动”，这些语言类或非语言类符号，“发挥着建构、改变或者维系权力实践的作用”(3)[英]特德 C.卢埃林著、朱伦译：《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换言之，革命故事或纪念日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对过去光荣历史集体记忆的一种有效途径，历史记忆“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红色文化符号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一种重要工具，作为政党政治文化的一种载体和形式，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不同历史时空中一脉相承，留下了独特的时代与空间烙印。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历史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符号的产生与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涵盖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建构自己的红色文化符号，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文化符号数量上、形式上、空间上不断拓展。

中国共产党早期及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符号开始萌生传播。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象征符号之一。上海石库门、嘉兴红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建筑符号。上海石库门建筑风格的李书城公馆被称为“中共的产床”(5)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 第4331页。，南湖红船被喻为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6)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象征符号。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南昌起义的时间“八一”，衍生出八一精神。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八一”纪念系列活动，“八一”成为人民军队的象征符号。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红色语言符号，强调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属性，是人民军队建设中重要的文化符号。井冈山是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中国革命的摇篮。基于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井冈山火炬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革命精神的经典符号。红都瑞金，中国共产党在此领导全国苏维埃革命，被称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遵义会议与长征，见证中国革命在艰难困苦中的伟大转折，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象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文化符号进一步发展。白求恩、张思德、“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延安宝塔山等，塑造了民主进步奉献的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成为吸引抗战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内在驱动力，有人称之为“圣地洪流”。延安时期，“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7)雨露、杜黎明等编：《何其芳精选集》，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 第114页。。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过程中通过更易地区名称，赋予一些地区以革命英烈的名称，既是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与纪念，也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方式之一，如志丹县、左权县、靖宇县等。

红色革命符号通过各种形式运用于革命实践。在革命文化教育领域，“列宁”这一红色符号被广泛运用，如列宁室、列宁小学、列宁中学、列宁装、“列宁号”飞机、列宁公园、列宁图书馆、列宁市。其中，列宁室是一个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文体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基层单位。苏区各个机关、学校等都有列宁室。每个列宁室都张贴有马克思、列宁的人物像。列宁室是保证人民军队革命本色的重要举措，廖汉生回忆抗战前期“全师每一个连队都建立了列宁室。列宁室是连队学习和娱乐的场所，里面张贴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肖像画”(8)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红军标语口号是革命时期宣传党的宗旨、动员群众的有效形式，写在门板上，刷在墙壁上，刻在石头上，内容如“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等，见证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足迹，成为留在大地上永恒的红色符号。红色符号在服饰、像章、建筑等场域被广泛运用，如把红五星元素融入八角帽、红色勋章中，把象征工农联盟的镰刀斧头等嵌入苏区货币、建筑当中，如印有“工”字、“镰刀斧头”“赤化全川”“苏维埃”“列宁像”等红色符号的各根据地苏维埃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呈现的红军八角帽样式等。这些红色符号以地名、人名、标语口号、证章、建筑景观等蔚为壮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的光辉斗争历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符号广为传播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围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随着中共全国合法执政地位的确立，红色文化符号作为建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手段，在全国各地多角度多层次推广铺陈，形成蔚为壮观的时代画卷。

红色概念、图像、地名、建筑等符号广为传播。红色概念符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如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等大量出版发行。红色符号还有“人民”，在新政权的话语中，“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政治概念。这一符号性的概念广泛运用于新生政权的各个方面，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币、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日报、中国人民大学等。图形图像符号：五星红旗、红袖章、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特别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流行的红色符号，可以说全民佩戴，家家拥有，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装饰物，如当时未婚夫妻定情、日常送礼时，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都必不可少。(9)钱跃、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80—81页。红色地名符号：红原县，红军长征草地行军经过地，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红原县。红安县，原名黄安县，属于大别山老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红色纪念建筑场馆符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1950年始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1959年竣工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成立开放)等，这些红色建筑场馆是保存革命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10)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页。。红色口号符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雷锋好榜样”，倡导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红色人物经典符号：雷锋、焦裕禄、铁人王进喜，由此衍生的红色地名，如大庆、红旗渠；革命精神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的光辉坐标。

各种红色文艺经典符号深入人心。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实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形象符号。红色歌曲《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梅赞》等广为传唱，随着这些优美的旋律，“天安门”“红墙”“社会主义”“红星”等这些红色经典符号不断流传神州大地，深入人心。特别是形象展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红色文化符号“东方红”，更是影响深远。从歌曲《东方红》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深入城市乡村，甚至走向太空。新中国成立后，《东方红》成了中央人民广播台电的呼号，各城市时钟的准点报时曲，以及重大政治活动的仪式性音乐。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概括了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历程。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播送《东方红》乐曲。《长征组歌》是1965年创造的红色经典史诗，以艺术形式再现了长征艰难的历程，其中“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骑兵”“红军都是钢铁汉”“革命理想高于天”等成为传颂至今的革命经典话语符号。电影、芭蕾等形式演绎的“红色娘子军”也成为这一时期经典的红色艺术符号。这些形式多样的红色概念、图形、地名、人物、艺术、精神等符号，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自立更生、发愤图强，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光辉历程。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文化符号的正本清源与推陈出新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走出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经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集体的接续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一伟大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红色文化符号建构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等错误倾向进行正本清源，回归红色文化符号本身代表的科学意蕴，坚守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科学立场。同时，针对各种否定红色文化正当性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和抵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结合新形势，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形成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符号。

随着拨乱反正，“文革”期间被打倒污名的革命英雄人物及故事重新得以彰显。特别是随着一大批革命老同志的平反，伴随着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外交往深入发展，形成了革命回忆录的撰写高潮，大批海外学者深入探访中国革命历史，撰写中国革命经典故事。随着革命回忆录及相关研究著作的不断出现，井冈山、长征、延安、西柏坡等经典红色符号不断发掘建构，形成壮观的文化景观。如美国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突破禁区，采访健在老革命家，重走长征路，完成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将长征比作中国革命的象征，是把红色文化经典长征符号建构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新的红色文化符号不断出现，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圳特区、新长征突击手、拓荒牛、一国两制、伟大抗洪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等。“新长征突击手”这个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红色文化符号，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门词汇，成为年轻一代的标杆。中国女排队员孙晋芳、身残志坚的张海迪、为中国赢得奥运第一枚金牌的许海峰，包括基层技术标兵、革新能手，他们成为时代的楷模，年轻人的排头兵。深圳作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各路建设者汇聚深圳，开拓创新，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位于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的拓荒牛雕塑是深圳开拓精神的象征，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特区精神的符号象征。

伴随着“文化热”，红色文化研究、红色旅游的兴起，推动了这一时期各类红色文化符号的挖掘和建构。如随着海南的开放，海南旅游市场一度火爆。伴随着海南旅游市场的扩大，以“红色娘子军”为核心符号的海南红色文化资源被不断挖掘打造。为了纪念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和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海南琼海市开发了关于红色娘子军事迹的红色旅游。在琼海市嘉积镇中心建立了红色娘子军纪念碑，1998年开始在海南环岛高速旁边的官塘建立红色娘子军纪念园。2002年修建红色娘子军纪念馆。这些纪念设施的建造，扩大了海南本土红色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红色娘子军”这一经典红色文化符号。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符号的承继与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新潮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续写新时代红色文化的新篇章，发展和形成诸多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符号。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不断赋予体现红色文化符号的革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结合新时代对苏区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等进行总结和凝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强化了这些伟大精神符号。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凝练概括，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成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11)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1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3—254页。；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1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1页。；强调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1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浸入心扉”(15)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页。，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1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页。。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论述，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内涵，赋予了革命精神新的时代意义，特别是把革命精神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强国建设等紧密关联，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成为新时代闪亮的红色文化符号。发挥红色节日纪念活动这一红色文化符号建构形式的重要功能，不断赋予红色文化符号新的时代内涵。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开展系列庄重的公祭活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同时，代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想与追求的红色文化符号经典被不断建构与传播，赋予了红色文化新的时代魅力。这些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符号有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劳模精神、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其中的“中国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响亮的文化符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承接历史，指向未来，既体现了当下及未来中国人的理想，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特色经验

(一)注重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丰富性全面性

一是时间跨度全面。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内容涵盖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的百年历程。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段，都有特定的红色文化符号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西柏坡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星红旗、东方红、雷锋、焦裕禄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长征、拓荒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梦等，成为跨越时空、接续传承的红色文化记忆。二是红色符号空间布局全面。红色文化符号如同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胜利，红色文化符号不断增多，为各族群众广泛认同，从城市到乡村，从东北到西部，从内陆到边疆，从汉族区域到少数民族区域，从国内到海外，分布空间不断扩大。三是符号内容及传播形式全面。形式方面设计地名、人名、地理、标语口号、文艺经典、建筑景观等方方面面。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如标语口号、广播、报刊、摄影、漫画、口头传播、文艺传播(电影、歌曲、文艺演出、文艺作品)等。四是红色符号的建构主体呈多样性。有党的组织营造，有党员、革命战士的匠心设计，有民间群众的自发建构。如由西路军被俘战士建的村庄青海循化县赞卜乎村，它在一些建筑中就有红色符号的存在，该村后被称为“红光村”。西路军战士在建造清真寺时，巧妙地将红五星、红领章、镰刀、斧头等象征革命的图案，刻在烧制的砖瓦花瓣纹里，悄悄嵌入大殿的屋脊和墙体之上，有的则直接雕刻或烙印在木料表面。(17)赵济潮：《镌刻在撒拉族小村的红色符号》，《党建》2019年第9期。

(二)官方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相互补充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历史，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从建构主体可以看出，无论是处于局部执政，还是全面执政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军队组织都在红色文化符号的建构方面体现了主导地位。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建军、建政过程中，设计镰刀斧头的军旗，进行“八一”建军节的各种纪念活动，把“八一”符号融入军旗，设计红军帽，结合五星元素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红色文化符号中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在红色文化符号建构的民间参与与官方互动方面，“东方红”这一建国后经典流传的红色文化符号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东方红”原本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民歌，抗日战争时期，陕西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骑白马》曲调编成《移民歌》。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改名为《东方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创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第一台国产拖拉机命名为“东方红拖拉机”等。在民间和官方互动下，完成了“东方红”这一经典红色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长征”红色文化符号的进一步传播过程也体现了官方与民间的相互促进，一方面是官方的各种纪念长征活动，一方面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各种重走长征路，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新长征，各方力量的参与，进一步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革命象征的长征文化符号。此外，从一些红色文化符号的变迁中，也体现了官方的主导作用。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形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不以人名作地名的决定。此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人名作地名这一红色文化符号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体现了红色文化符号建构中的官方主导作用。

(三)始终与时代同步伐，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主题

学者强调中国共产党能在各种不同政治环境中不断调整和建构自己的红色符号，从一个搬抄苏联革命符号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个性和兼具“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共性的红色符号。(18)胡国胜：《红色符号》，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土地革命时期，建党初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党的宗旨和主张为主题，推动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苏维埃”这一红色文化经典符号为例，它从俄国引入，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响亮的政治文化符号。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调整苏维埃政策，逐渐改变减少“苏维埃”符号的使用，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再度改名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同时为了合作抗日的需要，对红军进行改编，忍痛摘下红五星军帽，换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把红军基层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列宁室”改为“救亡室”，里面布置的画像由原来的马克思、列宁换成毛泽东和朱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维埃符号的产生、发展与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19)胡国胜：《红色符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中国共产党调整苏维埃政策，改变苏维埃符号，反映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日益成熟，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共产党人看来“苏维埃的取消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过是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20)[美]尼姆·威尔斯著、马庆平译：《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四)传承红色基因一以贯之，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红色文化符号继承性体现在对红色文化的核心即红色基因的继承上，一脉相承。一是从红色符号本身的颜色、式样，一是从红色符号体现的宗旨上。考察中国共产党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旗帜，无论式样和内容元素如何变，但其红色的主色调始终不变。党旗红色背景下的“镰刀锤子”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传承红色基因，强调革命的红色底色始终不变。学者指出“红色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核突显在红色精神当中”(21)安然、王勃然：《红色文化符号及其介体功能解读》，《红色文化学刊》2017年第3期。。从长征到新长征，长征从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经典红色文化符号，正如学者强调：“长征在今天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具有的影响，或者以中华民族崛起之路的重要标志性符号来定位更为恰当。”(22)刘建民、黄彩英：《事件与符号：长征相关问题的再讨论》，《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继承与创新。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总结长征，组织撰写长征回忆录，把长征比作播种机，宣传队，宣言书，称“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23)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把即将开始的新中国伟大事业比作新长征，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5)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

(一)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永久性历史记忆，彰显中共本色和政党使命

红色文化符号夯实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换言之，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其不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是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追忆和再现过程。社会记忆蕴含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证明了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谁掌握了这样的工具，便具有了改变社会的力量”(26)郭磊：《社会记忆如何可能？——保罗·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的再阐释》，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红色货币作为一种红色文化符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轨迹和辉煌业绩。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标语口号，如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建小康，共筑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为红色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

(二)形塑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立体的政党形象，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进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

政党形象是指“党外力量对政党文化的总体评价”(27)李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红色文化符号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属性、政党形象的鲜明标志和直观体现。学者强调“符号从根本上是与政治生活最核心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8)金鹏：《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复旦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险恶斗争环境，党运用红色文化符号，开展革命宣传，如“广泛运用于红军印制的各类钱币、票证、报刊、证书、民间印染、刺绣等，如在钱币、布币、银币、铜币、税票、邮票、土地证、优待证、绣花枕被、鞋帽、手帕、围裙、腰带上面印有马列头像，中国共产党党旗，工人、农民、红军形象和一些工艺图案”(29)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长征中的文化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人民政党为人民，通过各种红色文化符号，形塑了共产党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先进政党形象，促进了各族人民对党的认同，对党领导的革命道路的认同。正如长征时期侗族青年杨和钧在其诗作《板壁上的指南》中，把红军留在侗寨的标语口号比作行动的指南。斯诺撰写《红星照耀中国》，拍摄毛泽东带着镶嵌五角星帽的照片，把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传遍全世界。再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优秀共产党员的群体形象，像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方志敏、陈树湘、杨靖宇、焦裕禄、雷锋、邓稼先、杨善洲等，他们以崇高的品格，无私的奉献，伟大的业绩，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永恒的丰碑，成为中国共产党良好政党形象的代表和符号。

中共百年历史进程中，在红色文化符号的建构方面，实事求是，剔除红色文化符号中的错误。如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极左思潮下的红色文化符号“忠字舞”等的扬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求真求实，科学弘扬红色文化。这些作法，都是对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红色符号的正本清源，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执政大党形象。

(三)赓续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的革命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前进的永恒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文化符号，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精神的丰富形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念。“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实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30)[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红色文化符号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传承红色记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精神力量。正如学者指出红色文化社会记忆建构的目的“在于借助社会记忆的回溯和重构，彰显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促成当前不同阶层或群体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理解和认同”(31)胡继东：《论红色文化的社会记忆建构——基于符号学的视角》，《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红色是革命精神的底色，百年来红色符号赓续绵延，传承着永恒不变的红色精神。红五星作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红色符号，成为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进的精神动力。老红军杨光明在《红星在我心中》一文中回忆红五星对一位红军战士的重要意义，“在长征最艰难的时期，每天集合继续行军时，都发现有的同志在病、饿、冻中倒下了。但大家只要看到红五星，就勇气百倍、信心倍增”(32)杨光明：《红星在我心中》，《解放军报》2006年10月23日。。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战士身上的红色牺牲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既是对红色精神的缅怀与纪念，又是对红色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五星”这一红色文化符号，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追求革命理想的成长故事。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易服装称谓，但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始终未变。正如陈赓指出：“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33)陈赓：《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内在灵魂的红色文化符号，充实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书写了中国百年红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从此，中华儿女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