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板

1258年，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大军包围了阿拨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的骑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墙所阻挡，但当末代哈里发Al-Mustasim打算趁着焦灼的局势求和时，1000多名中国工程师设计的弩炮和早期鐵管火炮进入阵地，巴格达的城门在三周内轰然倒塌，哈里发被迫投降。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达的陷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了无数次的课题，也曾被解读为欧美人骨子里那种“东方恐惧”心理的故事来源。今年，这一段再次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美国哲学家大卫·戈德曼接受《世界周刊》访谈时，把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蒙古人对巴格达的征服。

这种暗藏“黄祸论”的荒谬观点不值一提，不过大卫·戈德曼脑路清奇的一点在于，他把华为比作蒙古大军最锋利的骑兵部队，并称“华为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华为身上的确既有中国性，又有美国性。某家英国电讯公司就曾评价华为是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认为它用西方的管理框架包裹起内在的东方思维。

但现在，华为开始逐步参与决定世界的技术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击垮对手、占领市场，给西方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

能够从殖民地中组建外籍军团为帝国战斗，是帝国的定义范畴。根据华为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公司员工来自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5万名外籍员工，在海外市场的员工本地化率达到70%。就像蒙古大军里有很多异族工程师一样，华为依靠这些“雇佣兵”在全球攻城略地。

 

等到迎来中国经济体量时隔几百年重返全球第一的时刻，华为的问题也会是其他中国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20年将全面涌来。

华为不但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管理哲学，用IBM、埃森哲和普华永道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还高效地利用了外籍研发人员军团：5G标准技术研究中，PolarCode的理论方向由土耳其大学教授Arikan提出，5G的一项关键算法则来自任正非口中一个“不谈恋爱的俄罗斯小伙子”。

但如果华为身上只具有美国性——像某家组装电脑的公司那样，选一个时髦的CEO，穿着精心裁剪的西装，整日在各种论坛上夸夸其谈，用华尔街喜欢的姿势来规划自己的业务发展——那它遭受的阻碍显然会少得多。华为显然不是这样，它身上那种强烈的中国性，才是最令西方困惑的部分。

众所周知，任正非获得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称号，这是“家庭成分不佳”的任正非在1978年之前为数不多的荣誉。受任正非的影响，华为处处都是“毛选”的痕迹：他们将自己的管理培训项目叫作“中央党校”，华为的自我批评会议被称为“民主生活会”，重大的商业交易则是“上甘岭”。

任正非的很多讲话也体现了这种“中西交汇”和“土洋结合”的画风：既有IPD、ISC、LTE、4G/5G等英文术语，也有“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等革命词汇。华为的工程师们则像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一样，农村包围城市，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吃掉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地盘。

西方人没见过这样的公司。《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

身兼中国性和美国性的华为，在向帝国进发的时候，还离不开对手的推波助澜。特朗普的制裁给华为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加冕礼。

贸易摩擦让华为完成了最后的战斗动员。打赢了，华为就是全球制霸的技术帝国;打输了，华为就只是一家商业公司。帝国没有放下身段的权力，所以中兴可以妥协，但华为不行。

但华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己要和世界保持怎样的关系？

罗马曾把迦太基的神庙和都城毁灭，在沃土上撒盐，对人民屠杀的屠杀、为奴的为奴。不过在大部分征服中，罗马都不是靠短剑与长矛，而是用罗马法配合着四通八达的道路，将地中海周围变成了行省，把各色民族变成了罗马的公民。

自晚清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讨论如何在学习西方那一套理论的同时，又保留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靠着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当真正诞生出华为这种拥有全球统治力的公司时，几乎没有殖民历史的中国无法为华为提供理论支持。

华为想要讲的故事和普通的商业竞争有着本质区别：30年来，中国一直向世界兜售“表层商品”，比如衣服、鞋子和手机、电脑，如今华为开始向全球出售“深度技术”，深入公寓、工厂和通信基础设施的5G网络。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企业家有机会去做这些。

贸易摩擦开始后，华为—直在努力调和其全球抱负与中国价值观的关系，任正非也指示华为的公关部门强调华为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以求达成共识。

在对外采访中，任正非把5G技术比作高速公路，华为做的就是去全世界修筑信息的高速公路，至于上面跑什么车，不是华为能决定的。在墨西哥，华为对当地政府说，“你们的全国性宽带网络让我们来建，你们可以开展电子商务和电子金融业务，我们可以提供配套的物流和融资方案，让你们融入全球市场。”

但很显然，西方固有的成见、保护自己领先优势的私心，以及骨子里的那种对东方国家的不信任，让华为这些公关行为收效不大。

华为日前公布的三季报披露，公司实现了逆势增长，今年前9个月收入6108亿元，同比增长24.4%，前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增长26%。但这种增长更像是中国消费者对华为的特别支持，代价是华为的竞争对手们都惨遭下滑：OPPO的出货量下降了18%，vivo下降了19%，小米下降了20%。

在第二战场欧洲，战局仍然艰难胶着。任正非在采访中承认，由于无法使用Google的GMS服务，华为很可能在欧洲损失100亿美元收入。Mate 30系列手机率先在欧洲发布时，余承东在发布会上说华为的手机芯片“干翻了苹果”，但这款手机其实至今未能在广阔的欧洲市场正式销售。

率领一个帝国应对强大的反击战，任正非肩上的任务很重。法国《观点》杂志问任正非是不是觉得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任正非回答：“我就像兔子一样想找一个角落躲着，现在躲不了，不知如何办。”

帝国的远征从来都是扣人心弦回肠荡气，前提是帝国的指挥官不能犯错误。在21世纪初通信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任正非接连作过3个错误判断：过早放弃CDMA、错失小灵通、拒绝做手机。接连的变故引发了华为在2002年的第一次负增长，让任正非意识到自己的专制已经成为管理的障碍，也促成了华为施行至今的轮值CEO制度。

随着贸易摩擦的持续，美国人和中国人又一起把任正非推上了最高指揮官的位置。《经济学人》杂志小心翼翼地问他，“中国有许多企业领导人退休太晚，以至于对企业发展不利，您会不会考虑更早一点退休？”任正非回答说，“我现在才思泉涌，再待几天吧！”

如今华为面临的问题比世纪之交要麻烦得多：更复杂的市场环境、更强大的对手，以及在任正非之后，谁还能为这个帝国掌舵？

好在华为已经拿下了第一阶段的胜利，5G基站正逐步摆脱美国生产的元器件，华为的手机也在朝着国产化的方向前进。但没人能保证动员的效果会持续多久：几天前，一位离职员工在华为心声社区实名批判公司的企业文化，称华为加班时间超长、底层员工地位低下、人事部门没有诚信。任正非在回复中批示，“战时不宜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波涛滚滚，改革要静水潜流。”

等到迎来中国经济体量时隔几百年重返全球第一的时刻，华为的问题也会是其他中国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20年将全面涌来。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没有一家公司完整地走过这样一条全球治理的艰难之路，这条路怎么走，“毛选”里没有答案，《二十四史》里没有答案，黄老之术和儒道哲学里也没有答案。

帝国不会死在床榻上，帝国的归宿是战场。华为的答卷，也是我们民族热切需要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