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昌

竞争力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断提升、不断培育的过程，也就是不断重塑的过程。华为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企业怎样能够行稳致远、不断提高自己竞争力的过程。对华为事件、华为经历的磨难，重要的是应从事件背后看出“门道”，得到启发，从中发掘企业重塑竞争力的奥秘。

在美国全面围剿的情况下，为什么华为能顶住？为什么华为能那么从容？我们从中应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毫无疑问，从企业角度来讲，可以从华为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从任正非治理企业的经验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智慧。

质朴的哲学信念

大凡要成就一番事业，总有其信奉的行事之“道”。古人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至上之道，当然是哲学了。华为的企业之“道”是什么呢？

华为有自己行稳致远的哲学。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来讲，首先应学习华为的那种至上而质朴的哲学理念。企业做大了，做到一定程度自然都会有自己内在的道理，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主心骨的东西、灵魂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理念和信念。

尽管任正非曾说过华为没有哲学，他也没看过什么哲学著作，但事实上，他在讲话中处处都讲到华为的哲学道理。任正非说，如果华为有哲学的话，那就是“开放”的哲学；如果华为有什么经营哲学的话，那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是企业的生命、至高的原则。如果你抱着自私自利走捷径的视角去看华为的成长，那你永远也学不了华为。任正非强调指出，如果华为有哲学的话，那就是诚信，做企业做人第一位的必须要有诚信；我们没有什么商道，所谓“商道”捷径是要害人的，企业品牌的核心就是诚信。只要你诚信，你就可以活下去。这里的“商道”自然是小九九的赚快钱的“捷径”，是小商人之道，而非商之大理、商之大道。

所谓企业的哲学，就是企业所遵循的基本信条、基本原则。华为坚持以“开放”“客户价值至上”“诚信”为根本，这就是华为的哲学。这些道理简朴而深刻，是企业行稳致远、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理性的政治智慧

企业看起来只是单一的社会组织，但企业经营的过程总是与社会、政治、政府有着内在关联。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经济，也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永远都是相辅而行的“两只手”。美国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美国当局对华为的极限打压，谁会相信纯粹是经济、市场竞争行为呢？

面对美国的打压，任正非如何应对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学问，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这就是华为的理性爱国激情。

面对美国对华为残酷无情的打压，任正非却呼吁大家要理性：他把政治和商业分开，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事实上，华为卖的只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掌控者是运营商而不是华为。

他把爱国和商品分开，不能说用华为的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他把美国和美国政客、美国政客和美国企业分开，不要骂美国企业，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而对美国友商的理解和支持却深表感激。

他把美国与世界分开，欧洲不是美国、世界不是美国，美国人并不能左右一切。

最典型的是，任正非鲜明地把爱国与民粹主义分开，民粹主义祸国殃民，有百害而无一利，会阻碍改革开放大局。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而牺牲国家利益，牺牲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家都明了，如今华为成了中美贸易战的前沿阵地，但任正非表示，华为没有这么伟大，中美两个大板块之间的冲突，怎么会让华为这颗小芝麻夹在中间呢，我们华为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任正非也不是民族英雄。正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市场规则和人类全球化开放大局，任正非理智地防止和拒绝用华为去“捆绑”国家大局。

任正非的上述见解看似轻描淡写，甚至有点不近情理，但这就是大智若愚，就是大事来临仍从容，是一种大智慧。“轻”到极致是深刻，“淡”到深处便智慧。任正非看似不太多讲政治，但处处展示政治智慧。

中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国家，都需要政府“资源”，都不能不讲点政治。企业家也需要政治头脑、政治智慧。走向国际化的企业，就更需要懂一些国际知识和国际政治。

高远的理想主义

企业家当然要善经营能赚钱，但只为赚钱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对企业使命、对人生是有理想抱负的，是有情怀格局的。

任正非就是一个有理想、胸怀、志向的优秀企业家。他说，“我们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他“把钱看得不重，把理想看得很重”，义无反顾地要为人类的信息社会而奋斗。

狭隘的现实主义注定要衰落，理想主义必定有未来。诸如民粹主义、唯利主义、保护主义、优先主义等，都属于狭隘的现实主义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利己主义。任正非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华为培养成一棵理想主义的大树。任正非说：“我们牺牲了个人、牺牲了家庭、牺牲了父母，就是为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站在世界的最高点。”

目前，华为已成长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在电信运营商、企业、终端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为运营商客户、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ICT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华为立志并致力于实现未来的信息社会，为构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而努力。2018年初，华为发布了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任正非带领华为公司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这一远大理想而奋斗，他们不只是为了多赚钱而拼搏。任正非认为，资本至上与理想至上会有冲突。他曾明确表示，“华为不轻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资本是比较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赶快拿走，就失去对理想的追求”。他坚持说，除了资本以外，华为发展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

企业的理想目标是前行的航标灯。企业家和企业发展都应该在赢利赚钱的基础上有更高的目标追求，有理想志向，有格局胸怀，这样才会有诗和远方。

执着的专业精神（工匠精神）

确立理想目标后，关键必须执着追求，精深耕耘。十年磨一剑，几十年干一件事，这就是工匠精神。大家要学习任正非、华为执着的专业精神，学习他们专心致志、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

任正非的远大目标，是华为一定要为人与人、人与物、世界万物之间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也就是万物互联。

为了这个理想，华为人“只傻傻地走自己的路”。任正非曾说过，“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20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各种所谓的风口所左右，只傻傻地走自己的路。”华为不被路旁“鲜花”所吸引，不搞横向平衡——很多企业都在搞横向平衡，搞跨界发展，但华为却始终坚守“纵向突破”——只做通信技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我们很简单的，只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

多年来，华为组织千军万马，投入巨额研发费用只冲向一个“城墙口”。任正非说，我们这30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而且为“炮击”这个“城墙口”备足了“弹药量”。对着这个“城墙口”，华为每年研发经费的投入已经达到150-200亿美元，未来五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敢像华为这样对同一个“城墙口”投入这么多的“炮击量”。

围绕着“疏导信息流量”，华为人从不三心二意，从不“换轨道”。任正非说，信息流的终端就是一个“水龙头”，CNBG（华为三大业务部门之一，主要做基站、网络部署）就是一个“管道”，越这么做，我们越可能领导世界，越容易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炮击量”还会越来越大。

任正非的“城墙口”还有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技术线路与市场线路的“最佳交汇点”。

企业只有专注于一个领域，才能把专业做深做透。没有执着的专业精神，不可能达到山巅高峰。

开放的自主创新

广义而论，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变革创新。新陈代谢、守正出新是一切生命之源，企业更是如此。企业自主创新，通常是指企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过程，这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美国之所以如此疯狂打压华为，就是因为华为在信息技术领域有世界领先的自主创新技术；华为之所以能从容应对美国的极限打压，也是因为华为有自己创新的成果积累和研发能力。这就是华为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经验。我们要学习华为塑造企业竞争力的经验，就要学习华为开放的自主创新之路。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颇令人费解的话：“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明明华为的根本生存之道是自主创新，而且华为的“备胎计划”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实际行动，任正非却说要“反对”。原来，任正非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自主创新，他对自主创新有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同华为的创新实践联系在一起的。

任正非的真实意思是，自主创新应该是开放式搞创新，不要封闭式创新，不要什么都要自己重新来做，人家好的我们尽可能学。开放式创新正在取代封闭式创新，成为全球配置创新资源的新范式。任正非说，不应关起门来自主创新，而应该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水平的时间。在同世界先进同行开放合作中创新，是赶超型国家和企业的正确之道。当然，自主创新都有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越是尖端的技术创新成果越是自我保护。人家有的好东西并不一定卖给你，许多核心技术是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的。这样做并不是搞封闭式创新，它同样需要通过开放式创新才能实现。

图/新华网

其实，华为的30多年成长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华为首先是学习人家、借鉴人家成果，也购买采用人家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华为越来越加大研发投入，重视自己的自主研发，尤其是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华为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就是要追求把这种技术推向最前沿，一定要站在世界最高峰。华为之所以被美国所打压，就是因为它的自主创新成果；华为这次受美国打压能挺住，能够不倒下，也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成果。而华为自主创新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式创新，在同世界先进同行合作竞争中的自主创新。

作为世界一流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自然是一条根本性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华为海思作为“备胎”能持久生存下来，就是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任正非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自主创新，而是反对封闭的、重复的、落后的“自主创新”，他倡导开放的、合作的、世界视野的“自主创新”。

更值得赞叹的是，如今的华为居然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以及6万多名工程师。任正非说，我们自己在编的15000多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是把金钱变成知识，而6万多名应用型人才则是开发产品，把知识变成金钱。华为18万多人，其中八九万是研发工程师，可见其创新研发人员占比之高。华为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一直支持企业外的科学家进行科研探索。

华为每年研发投入强度在世界排名前五，已获得授权专利87805件，其中在美国的核心技术专利是11152件。华为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的27%左右，排世界第一位。华为还参加了360多种标准组织，贡献了5.4万多件提案，在通讯领域其研发能力是世界最强的。

过去，华为的科研投资更多注重工程技术创新，现在则更多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在数学、物理、化学、脑神经、脑科学等领域投资，为未来10年、20年后的长远发展进行战略布局。

清醒的忧患意识

学习华为塑造企业竞争力的经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有备无患，华为之所以能够应对这次美国的打压，就是因为华为和任正非几十年来一直都有忧患意识，有一个应对极限生存的“备胎计划”。

处忧患而生，处安享而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古人的名言。企业家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风险，好的时候一定要有准备，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气馁，要有坚定的信心。但这个信心要来自于风险的防范。华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压还能够挺住，就是因为它有“备胎计划”（1991年成立了ASIC设计中心，2004年成立海思），就是因为它始终坚持“极限生存假设”，并为此而未雨绸缪，精心布局。

“我们的理想，是站到世界最高点。为了这个理想，迟早要与美国相遇，那我们就要为了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任正非的这种超前意识，对华为今天不被滔天巨浪击退起了生死攸关的作用。华为曾准备100亿美金把这个公司卖给美国人，但美国公司因董事长更换而改变了计划，华为后来也就坚持不卖了。任正非就说，如果十年之后和美国人在山头上相遇，我们肯定拼不过他们刺刀，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这样，就准备了“极限生存假设”：当某一天所有美国芯片和技术不再向华为开放时，华为如何生存？于是华为开始了自我研发的备胎计划。2019年5月16日，当美国宣布对华为制裁后，华为的“备胎计划”一夜转正，华为的海思芯片和华为的鸿蒙系统公布于世。“备胎”是为了企业业务保持连续性，备胎就是保证在车子抛锚时换一个轮胎还能继续开。

企业家任何时候都应有超前的、清醒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对核心竞争力、对主要经营业务、对重要的人财物、对国内外发展形势，都应该有“极限生存假设”，有相应的“备胎计划”。这样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大气的竞争逻辑

企业竞争力就是企业的生命力。企业市场经营活动的本质，实际是企业的市场竞争过程。无竞争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但企业同行并不完全是生死竞争、零和竞争，而往往是生死与共的竞争、共生共赢的竞争。因为企业通常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企业家要有良好的竞争观。

我们需要学习华为和任正非的竞争逻辑。从任正非的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奉行的竞争，是一种合作竞争，是一种讲诚信有情怀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有序的良性竞争、有包容性的竞争。任正非说，要“让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有生存空间”，你想活得好，也要让人家活得开心。这种竞争是共生共赢的良性竞争。

任正非认为，华为有“备胎计划”，我们也能做出同美国芯片一样的芯片，但不等于我们就不买美国公司的产品了。我们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芯片，要共同成长，但是如果出现供应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备份。我们在“和平时期”都是一半来自美国芯片、一半来自华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尽管我们自己的芯片价格低得多，但还是采购美国芯片，我们应该融入这个世界，与美国公司友好合作。只有融入世界才能更好生存。尽管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已处在世界前三名，也可能会变成第二名，但没有往外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只在自己的设备上用一些，并没有去挤压美国同行公司，没有造成人家的生存危机。正因为如此，任正非相信，华为与世界同行的这种关系不是一张纸就能吹散的，将来还是要同它们合作的。

很多人不理解华为怎么把手机价格做高了，其实这恰好体现了任正非的全局意识：我们不能把价格降低，降低以后，就把下面的公司全挤死了，就成了“西楚霸王”，最终也是要灭亡的。我们向苹果学习，永远做一把大“伞”，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下去。

任正非从自己的竞争理念出发，希望和美国公司加强合作，共赢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想去挤掉美国公司。比如，华为ARM的CPU比英特尔的X86CPU要先进，但华为决定ARM的CPU不在社会上销售，确保X86的CPU在世界上占据应有地位，并没有想去击跨美国公司，ARM的CPU主要用在华为自己的机器上。

任正非通过媒体反复阐述他的合作竞争观：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什么话，那就是“合作共赢”。因为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在工业时代，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一台完整的纺织机、一辆完整的火车、一艘完整的轮船，但信息社会，相互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只有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更快的进步。人类信息社会未来的膨胀是无限巨大的，任何一个市场机会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独占，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

任正非的这种善良的、合作的竞争逻辑，是不是一种儒家文化的竞争观，是不是改写了西方自利型的竞争哲学？也许是也许不完全是，但他的确是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竞争观。

群体的股权结构

除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外，现代企业大都有个股权问题。股权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智慧。股份搭配好了，钱分配合理了，管理的一大半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要学习华为和任正非的那种企业家情怀，就是企业是成就理想、事业的舞台，是一个社会的命运共同体。体现在股份上，要有或大或小的群体性股权结构。华为是企业内部股，没有上市，也不允许其他外来资本进去。目前，华为公司所有权归属96768名（2019年5月）持股员工，全是本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外部的非公司员工。任正非的股票最多，但也只占公司的1.4%。

钱散人聚，钱聚人散。任正非有句名言：“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人才。”华为人为何拼命工作？因为任正非把98.99%股权分给了他们。华为CFO孟晚舟说：“以前，我们是按学历定薪。现在，我们是按价值定薪。牛人年薪也不封顶。你有多大雄心、有多大能力，我们就给多大的薪酬。”

华为的股权结构是与公司员工的权益高度关联的。这种股权结构使华为员工有着极强的凝聚力。

任正非曾说，一个公司走向成功需要两个要点：方向大致正确、组织充满活力。那么，企业的组织活力主要来自哪里呢？他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拔优秀的人才，二是有效的激励机制。

今天企业的竞争也是企业高管、员工群体的竞争。要想把企业办好，就要把团队内部利益处理好。要使团队和员工有责任有激励有共享，要形成一个企业的命运共同体，风雨同舟，凝心聚力。

自觉的批判思维

有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也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常说，企业家要有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意识，实际上就是讲企业家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是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任正非的思维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鼓励华为人“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把对方向，找准问题，求实前行。我们学习华为的竞争力，就包括华为人的那种自觉自信的批判精神。只有不断批判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才会有新的进步。华为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你骂华为、批评华为，只要骂得对，你的声音都可以得到公开，而且任正非认为，敢于批评公司的干部、员工，只要批评得有理，就应该培养和重用。在他看来，只是表扬说好话的东西没有多大意义。“总说我们好的人，反而是麻痹我们，因为没有内容。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活到今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正非不提倡奉承文化，而是提倡批判文化。这就叫胸怀。

“骂公司的帖子也不会被封。”任正非说，“如果真想了解华为的事情，就请看我们的心声社区。在心声社区上，即使骂公司的帖子也不会被封，反而是人力资源部要去看看他骂得怎么样，如果骂得很对，就开始调查，再看看前三年他的业绩，业绩也很好的话，就调到公司秘书处来，帮助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培训他、锻炼他，也就是给他一个到总参谋部来‘洗澡’的机会，半年以后把他放下去，这些种子将来迟早是要当领袖的。”

任正非说，“我们在肯定一个部门的时候，不能以表扬为主，而是要校正它不正确的地方，使得它往正确的路上走。我们内部自我批判很厉害，常务董事会内部有时候都会吵架，争论到最后达成共识。”

看到问题，才能清醒；有自我批判，才能健康成长。这是华为的成功“秘诀”之一，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宽阔的家国情怀

企业总存在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国度，企业也总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因此，企业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也来自于企业家的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缺乏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是不可能引领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样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成就大事业。

华为和任正非身上的那种家国情怀、那种社会责任，是令人敬佩的。这尤其表现在任正非对教育的认知、对科学家的认知、对人才的认知。这里处处渗透着深厚宽阔的家国情怀。任正非说，民族的竞争、国防的竞争、中美贸易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种教育的竞争。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将在课堂上完成、在老师的讲台上完成，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更是作为杰出企业家应有的一种时代担当、责任情怀。

任正非强调：芯片问题，光向芯片砸钱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砸数学家、砸物理学家。在他看来，中国要想提高竞争力，靠钱不行，得靠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归根到底靠教育，教育发展了才能为国家输送人才。中美贸易战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水平。当然，这是从长远、根源上而论的。

企业家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在事业心、责任心上。虽然我们希望把事业与生活、企业与家庭统一起来，相互促进。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要成就一番事业，办好一个企业，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甚至牺牲家庭生活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这在任正非身上也体现得十分典型。他说，他对家庭、对孩子是亏欠的。“我基本上每天16个小时在办公室，无法顾及这个家，所以我的三个儿女和我都不亲。从父亲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亏欠他们的。我曾经和他们谈过话，我问‘是爸爸小时候天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捉猫猫好，还是像今天创造一个平台给你们提供机会好？’他们说‘还是创造平台好’，所以他们就谅解了小时候我没有抽时间陪他们捉猫猫。”“将来我退休以后，尽可能去弥补关系。”好男儿理应把主要精力献给事业。事实上，多付出才能多收获！

华为32年的发展历程，是奋斗者之歌！任正非先生是奋斗者的楷模！华为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华为的文化是奋斗的文化。未来的华为，仍然是由奋斗者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