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山脉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山脉。这三大山脉连为一体，如图一道天然围墙，阻挡着北方的寒流、风沙和游牧民族势力南下。京津冀地区山地环境优美，资源丰富，名胜遍布，具有重大的地理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 太行山； 军都山； 燕山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01-0067-06

在京津冀2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太行山、军都山、燕山三大山脉逶迤连绵，雄伟壮观。太行山在南在西，燕山在北在东，居中的军都山如同一位“主人”欢迎“客人”一样，左右手分别拉着燕山和太行山“两位客人”的手，显得关系十分紧密，感情特别深厚。当然，在这三大山脉中还有许多名载史籍的山，《大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的山名有110个，保定府的山名有48个，真定府的山名有59个，永平府的山名有39个，等等。这些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山连为一体，如同一个巨大的“厂”字或“广”字，呈半环形耸立于京津冀的西部和北部。在太行、军都、燕山三大山脉中，最高峰应是小五台山，海拔2882米，在河北省蔚县东，属太行山山脉。其他海拔在一两千米之上的山峰还有很多，如北京市的东灵山，属太行山脉，海拔2303米；河北省的雾灵山，属燕山山脉，海拔2116米。京津冀的三大山脉，多由沉积岩构成，山中也不乏局部的火成岩山体。这三大山脉山山相连、峰峰相望，错落起伏、气势磅礴。群山之中林木片片，野草丛丛，颇似一位身着绿装的巨人躺卧在那里。峰峦之间涌泉处处、河流条条，狐戏鼠斗、鸦飞鹊叫，具有优美的环境和无限的生机。这三大山脉如同一道天造地设的又高又宽的围墙，阻挡着来自北方的寒流、风沙和游牧民族势力的南下，护卫着京津冀的安全。这三大山脉也阻挡着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迫使其携带的水汽化为雨水，更多地降落在京津冀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山前降雨多于山后的原因。下面试从山前山后、山上山下、山里山外三个视角，说说京津冀的山。

山前山后 两番天地 共创中华文明

太行山、军都山、燕山的山前山后，是截然不同的两番天地。山前，即太行山以东、军都山和燕山以南，是黄河与海河水系共同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坦坦荡荡，一望无际，土肥地沃，人口密集，道路条条，村落点点，是以汉民居多的重要农耕区；而山后则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高原上或黄土厚积，沟壑纵横，或草原茫茫，牛马群群，是少数民族居民相对较多的重要农牧区。

太行山、军都山、燕山的山前、山后，虽然地理环境不一样，但五六十万年以来，就不断有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位处山前的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距今约十万年前的“新洞人”和距今约两万年前“山顶洞人”。他们已石化的遗骨和使用的许多打制石器，以及其他动物的大量骨骼化石，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在山后，如在山西省的榆社、寿阳、平定、许家窑，在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辽宁省的凌源等地，也都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现。

当中国历史进入距今约五千年左右的时候，中华民族公认的祖先即黄帝、炎帝与蚩尤等，在军都山山后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这里需要说明，《史记》中所说的“阪泉之野”“涿鹿之野”到底在哪里，古今有不同的说法。我个人认为，今延庆西北部有上、下阪泉村，村北有阪山，上文所说的“阪泉之野”应在这里。唐《括地志》所谓“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即修官厅水库前的怀来县城，在水库北岸）东五十六里”可证。至于“涿鹿之野”，应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之矾山一带，因为这里有涿鹿故城，《水经注》谓“涿鹿东北至上谷城六十里”，上谷城即秦、汉上谷郡城，又名沮阳城，在今官厅水库南之大古城。《括地志》也说“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大明一统志》卷5说：“涿鹿山，在（保安）州城西南九十里，一名獨鹿山，涿水出焉。皇帝破蚩尤于涿鹿即此。”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三”记载：“今保安州（治所在今河北涿鹿县新保安）东南四十里有土城遗址，制甚宏阔，中有黄帝庙，《明志》谓之轩辕城，即涿鹿城也。”总之，黄帝战炎帝、擒杀蚩尤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军都山山后，这里有延庆、怀来、涿鹿盆地，是山后的风水宝地。

在太行山、军都山与燕山山前，自古即有南北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和东西向的军都山南麓大道、燕山南麓大道。其中，连接中原与幽燕地区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后来发展成为今京广铁路和京广高速公路的北段。军都山南麓大道也发展成为今京通铁路的南段，燕山南麓大道则发展成为今京哈铁路的山海关内路段。在这些南北或东西向的交通大道上，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城市。例如，沿太行山东麓大道自南而北有：郑州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保定市、涿州市至北京市，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大都是省级和地级城市。沿军都山南麓大道也有昌平、怀柔、密云等区级城市。沿燕山南麓大道则有通州、三河、蓟县、遵化、玉田、丰润、迁西、迁安、滦县、卢龙等区县城市和唐山、秦皇岛等地级城市。这些大、中、小城市好比一颗颗宝贵的珍珠，而这几条山麓大道则好比一条条金线，将这众多的珍珠穿连成串，成为中国地理上很显眼的一大风景。

在太行山、军都山、燕山的山后，虽然没有山前骄人的风景，但是一系列长长的山间盆地也颇引人注目。例如，纵贯山西省中部的晋中盆地，包括大同盆地、代县盆地、太原盆地、运城盆地等。还有斜贯北京市与河北省西北部的延庆—怀来—涿鹿盆地及桑干河谷地等。可以说，这些狭长的小盆地与两侧的山地相比，因水土好、交通畅、人口密、聚落多，是山后的富庶之区，也好比是串串珍珠，星罗棋布，景象万千。

在这里应当特别说一说的是，在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山前，是汉民族的居住地，其首领先后建立了秦、两汉、魏、晋、隋、唐、两宋以及明等政权，这些朝代乃是中国历史的主体，是光辉灿烂的中华历史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而在山后，自古以来多是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地，早期是匈奴人、鲜卑人，继而先后有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后来又有满族人。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分别建立了北魏、遼、金、元、清等封建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其中，北魏与辽、金三朝拥有中国北部广大土地，而元与清则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统治者。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也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积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历史文化是太行、军都、燕山山前山后的民族共同创造的。

山上山下 物产富饶 遍布名胜古迹

在太行、军都、燕山三大山脉的山上山下，可以说是物产富饶，名胜古迹遍布。这是这三大山脉的又一突出特点。

《战国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篇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说客苏秦的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战国时燕国的富庶和实力。当然，燕国的富庶，也包括其山区的物产之饶。

说到京津冀三大山脉的物产，首先应说一说山上的林木。历史上，太行山、军都山、燕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见于不少文献的记载。例如，《水经注·湿馀水》记载的居庸关是“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合，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可见当年的居庸关通道是山林茂密、禽兽众多的景象。《大明一统志》记载：“柏山，在（顺天）府西北清白口社，山四旁多产柏，故名。”“碣山，在平谷县东五十里，峰峦峭峻，林谷深邃。”“白檀山，在密云县南二十五里，山之阳古有白檀树，故名。”“楸山，在灵寿县西北五十里，山多楸树。”“柏山，在行唐县西北三十五里，上有古柏，大数十围。”“都山，在迁安县北一百五十里，高耸秀拔，群山莫及。上多木材。”“偏山，在滦州西北八十里，涧谷逶迤，山下多产果木。”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雾灵山，在密云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南距边四十里。……山之左右峰峦攒立，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元有雾灵山伐木官。”“盘山，在蓟州西北二十五里。……上盘之胜以松，中盘以石，下盘以水。”“黄花山，在蓟州东北四十五里，雄踞平原，路径屈曲，多松林葱翠。”“岣岣崖，即沟沟崖，在昌平州西北德胜口西三里……深山叠嶂，秀石缘空，三十余里悉履石攀葛，始达其巅。清流缭绕，奇树扬芬。旁有兰若数区，为州之胜。”“荆山，在（保定府）满城县西北十五里。山多产荆树，故名。旁有松山，多松树，风雨撼之，每作笙簧声。”著名的《卢沟运筏图》反映的就是元代在卢沟桥附近从卢沟河上游漂流下来的木筏。这些木筏是在卢沟河上游流域（即太行山、军都山山后）采伐的木材，编成木筏，藉卢沟河水漂运至卢沟桥，然后再用人力转运到大都城。元代的《卢沟运筏图》反映了当时卢沟河上游流域即太行山、军都山山后有茂密的森林。

京津冀三大山脉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矿藏，煤、铁、金、银、锡及石材是三山中的主要矿藏。这从下面的文献记载中可窥一斑。《大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的“土产”有铁、煤炭、石炭、琉璃、画眉石等。永平府的“土产”有金、锡、铁、石灰等。保安州的“土产”有银、砺石、石炭等。这些矿藏的开采历史悠久。明初《顺天府志》记载：“煤炭出城西七十里大峪山，有黑煤洞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鎚凿穴，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十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殒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藉此衣食，终不舍也。”

连接京津冀的三大山脉，有许多风水宝地。在这些风水宝地，有的建为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墓，有的辟为达官显贵的家族墓地。历史上，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相继以幽燕为陪都或首都，辽称南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称北京。其中，金、明和清的皇陵都在京津冀山区。

金朝是女真族首领建立的政权，其国都原在上京，即今黑龙江省的阿城。海陵王完颜亮时迁都故辽南京，改名中都，遂将其皇陵建在大房山云峰寺，属太行山区。贞元三年（1155年）十月，金太祖、太宗的棺柩运到中都，十一月以礼安葬于大房山，分别称“睿陵”“恭陵”。正隆元年（1156年）十月，又将金始祖以下十人的棺柩迁运到中都，以礼安葬于大房山，分别称“光陵”“昭陵”“建陵”“辉陵”“安陵”“定陵”“永陵”“泰陵”“献陵”“乔陵”。迁都后的金代诸帝陵墓，除海陵王完颜亮因“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等罪恶，死后远葬于金陵西南四十里之外，金熙宗、世宗、章宗、完颜永济、宣宗、哀宗等皆葬于大房山金陵。此外，大房山金陵还有一些后妃和诸王的陵墓。当年的大房山金陵是规模很大、景象辉煌的一处皇陵，集中反映了金代文化。大房山云峰寺之地，原属良乡县。因为金室皇陵建在这里，故在金世宗大定年间将良乡县西部划出，另设一县，初名万宁县，后改奉先县，以便祭祀和保护皇陵。元代不能再奉祀金陵，遂取大房山之名，将奉先县改名房山县，这就是今房山县、区名称的由来。明末因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后裔满族人的仇视，将金陵焚烧摧毁。清初曾加以修整，但并未恢复金陵的原貌。在今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办事处北部龙门口村以北数百米处，仍可见到金皇陵的局部景象。这里应是金太祖、世宗、睿宗陵所在，地面上残存的建筑条石、柱础、石雕、三合土宝顶、黄琉璃瓦等随处可见。1986年，这里还出土金代“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一座。

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皇后徐氏病故，永乐帝命礼部尚书赵羾带领“风水先生”廖均卿等到北京周围地区选择吉祥之地，以安葬皇后，发现昌平县（当时县治在今旧县村）东黄土山为“风水宝地”，遂封为“天寿山”。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于天寿山营建“长陵”。从明永乐帝到崇祯帝，共有十四位皇帝，除明代宗朱祁钰（即景泰帝）死后葬于北京西山（颐和园北之山）之外，其余十三帝皆先后葬于昌平天寿山陵区，故昌平有明十三陵。所谓“明十三陵”是指成祖永乐帝“长陵”，仁宗洪熙帝“献陵”，宣宗宣德帝“景陵”，英宗正统、天顺帝“裕陵”，宪宗成化帝“茂陵”，孝宗弘治帝“泰陵”，武宗正德帝“康陵”，世宗嘉靖帝“永陵”，穆宗隆庆帝“昭陵”，神宗万历帝“定陵”，光宗泰昌帝“庆陵”，熹宗天启帝“德陵”，思宗崇祯帝“思陵”。明十三陵四面环山，北为天寿山，南为卧虎山、龙山，西为虎峪，东为蟒山，中间是一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的盆地，人称“十三陵盆地”。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位皇帝中，除宣统帝外，另九位皇帝病逝后，分别葬于东、西二陵。清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西北的马兰峪（属燕山山脉），有世祖顺治帝的“孝陵”、圣祖康熙帝的“景陵”、高宗乾隆帝的“裕陵”、文宗咸丰帝的“定陵”、穆宗同治帝的“惠陵”，还有慈禧太后的陵墓。清西陵在河北省易县永宁山（属太行山脉），有世宗雍正帝的“泰陵”、仁宗嘉庆帝的“昌陵”、宣宗道光帝的“慕陵”、德宗光绪帝的“崇陵”。

京津冀山地，可謂青山绿水，环境优美。自古以来，佛门道家都选择一些吉地，建造佛寺道观，所以，在京津冀山地中，寺庙特别多。仅以北京西山为例，明王廷相《西山行》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间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明王世贞《遊西山诸寺有感》诗云：“西山二百寺，蝉缓琉璃刹。”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现在北京西山的寺庙已没有二三百座了，但仍然不少。据北京市文物局编绘的《北京文物地图集》知：石景山区山地有法海寺、承恩寺、慈善寺、双泉寺、兴隆寺、龙泉寺、永济寺以及八大处的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等，海淀区西部山区有上方寺、龙泉寺、普照寺、莲花寺、妙觉寺、大觉寺、十方普觉寺（卧佛寺）等，门头沟区有灵岳寺、小龙门村观音堂、大悲岩观音寺、双林寺、观音庵、南海火龙王庙、天仙圣母庙、三圣庵、盛泉岩道观等，房山区西部山区则有环秀禅寺、常乐寺、圆通寺、灵鹫禅寺、十字寺、北下寺、清源寺、天源寺等。

总之，北京西山中多佛寺、道观及民俗庙宇。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北京西山的寺庙，最早的应是潭柘寺，创建于西晋时期，故古有谚语云：“先有潭柘，后有幽州。”除皇陵寺庙以外，京津冀山区还有一些皇家行宫，其中清代所建的避暑山庄尤为重要。避暑山庄也称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在河北省承德市，属燕山山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后建成，前后陆续营建了八十多年的时间。《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避暑山庄“为时巡、展谨、临朝听政之所。阴阳和会，灵境天开。俯武列之水，挹磬锤之峰。叠石繚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周十六里三分。南为三门，中丽正门，东德汇门，西碧峰门。其东及东北、西北门各一。……宫左湖右山，山势自北而西，曰梨树峪，曰松林峪，曰榛子峪，曰西峪，迴抱如环。湖水自东北演迤而南，至万树园之阳，净练澄空，沙堤曲径，如意洲在焉。其北为千林岛，瀑源来自西峪，垂于涌翠岩之巅，汇注湖中。湖岸曲榭长桥，引而东南，至德汇门之左为出水闸，以时蓄泄。敞殿飞楼，平台奥室，因地形，任天趣，不崇华饰，妙极自然。洵为玉塞之神皋，金庭之奥城”。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在燕山深山区营建的一处避暑休闲的皇宫。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

山里山外 雄关要塞 兵家必争之地

在半环于京津冀的山地里，有许多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山间孔道，有的称“陉”，有的称“关”，还有的称“口”。古籍《尔雅》说：”连山中断为陉。”《读史方舆纪要》引《述征记》说：太行山“有八陉：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第四滏口陉，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第七蒲阴陉，第八军都陉”。除这些“陉”之外，还有一些“关”，如河北省的峻极关、马岭关、倒马关、紫荆关、黄崖关、龙井关、山海关与北京市的王平口关、天津关、居庸关、白马关、将军关等。其中，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誉。其实，所谓“飞狐陉”南端就是紫荆关，而“军都陉”指的就是居庸关。除“陉”与“关”外，还有些山间孔道称为“口”，如河北省的东川口、虎寨口、合河口、吴王口、王林口，北京市的房良口、千河口、沿河口、高崖口、白羊口等等。这些“陉”“关”“口”大都沿长城分布，也是山左山右、山前山后人们往来的主要孔道，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的山前山后国家间、民族间交往和战争的故事。

战国时，燕国义士荆轲从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到当时的国都长安行刺秦王，走的就是紫荆关、易水。当时还流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歌曲。宋、辽时，一些使臣南北往来，多经过古北口、喜峰口等。如宋使《王沂公（王曾）行程录》记载：“出（幽州）北门……过温榆河……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今密云）。……九十里至古北口。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口北有铺，彀弓连绳，本范阳（指幽州）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元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军攻打金国。《元史·札八儿火者传》记载：“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固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札八儿既还报，太祖遂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松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札八儿所说的这条山间小道，史称“札八儿道”，就是居庸关以东通过德胜口或碓石口的一条山路。而当时的成吉思汗则率军向南，从紫荆关打进关内，从而由南向北攻打金中都并取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再次伸进中国大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八路军分期分批地开赴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山区，在晋察冀、晋东南、冀北、冀东、平西、平北等山区创建了多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山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新中国的元帅们和一些大将、上将都曾在太行山区领导和指挥过八路军抗日，同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凶残的侵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辉煌战果，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位处太行山南部、今河北省西南角的涉县（旧属河南省），曾为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指挥31000多次大小战役、战斗，歼敌40多万，收复了98个县城。1943年，时任顺义县焦庄户村村长的马福带领村民挖掘很长的地道，高处有1.49米，低处仅0.60米。党组织领导群众利用地道同日伪军展开150余次的斗争，并取得击毙击伤敌人130人、俘虏敌人100多人，缴获敌车1辆、武器100多支、子弹3500多发、电台1部的显著战果。1947年11月，顺义县授予焦庄户村为“人民第一堡垒”的锦旗和荣誉称号。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将军等曾调集百团人马，在太行山区同日寇进行斗争，史称“百团大战”。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壮举，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某部在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之后因人少力薄，最后五位战士退守易县狼牙山上。当敌人进攻到山上时，这五位战士英勇不屈，誓不投降，遂跳崖自尽。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精神和品格永远教育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坚持正义，为夺取最后胜利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燕山山区曾有多处革命根据地，如门头沟区的塔河、马栏村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驻地。在房山区的蒲洼 、平谷区的鱼子山等地，八路军都设有兵工厂。在房山区的蒲洼村还有八路军后方医院，为伤病员治病医疗。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区诞生了一批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就是典型一例。著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歌也是在北京房山区西部山区创作并流传开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5月，八路军首长朱德、刘伯承等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领导机关也来到西柏坡。就在这里，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三大战役”即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这些战役彻底摧垮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其中，平津战役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于1948年11月23日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向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等地进发，必然要经过燕山、军都山的一些险关要塞。解放军逐次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后，完成了对北平的大规模包围，并于1949年1月21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可见，平津战役的组织部署和进行，与京津冀山地也有密切关系。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向北平转移，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因此，位处太行山区的西柏坡成为永远名载史册的革命圣地。

总之，以太行山、军都山、燕山为主体的京津冀山地，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研究，也对京津冀协同下的山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尹钧科，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副所长）

责任编辑 / 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