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短短数月，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占领地。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多起事端，侵占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而蒋介石却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的7、8月间，蒋介石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周保中
就是在这样严峻局势下，周保中义无反顾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最前沿。
受命于临危之际
1931年12月中旬，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保中，几经周折来到工人区一户人家门口，推开虚掩的房门，只见一位中等身材、相貌英俊的男人站了起来，定睛一看，是三年前给周保中更名（原名奚李元）并送他去苏联的周恩来同志，周保中激动地上前拥抱着周恩来说：“伍豪（周恩来）同志，送我出国的是你，迎我回来的还是你”“是啊，我的周老弟，我如没有记错的话，你大概是1902年生，我大你4岁，不会有错吧！”周保中顿感惊讶和温暖。招呼坐下后，周恩来沉痛地讲了三年前周保中妻子、儿子和小弟乘坐的新华轮在香港附近遇难的情况，周保中悲痛地点了点头。接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经过护法战争、北伐战争，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又去苏联学习了三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犯，蒋介石不但出卖了东三省，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不断围攻。国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关键是要建立一支由我党领导的队伍，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东北开展工作。
1928年5月，周保中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周保中（左三）与前来上海看望他的妻子金阿喜（左一）、儿子（右二）及五弟奚李兆（右一，共青团员）的合影。同年12月，周保中妻儿及五弟乘船返乡途中不幸在海事中遇难。
1932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周保中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次月，周保中按照联络暗号，来到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街口的一个文具店，他拿起不同的钢笔反复比较，一副难以选择的表情，同时又不露痕迹地观察着周围环境和人员，确认安全后，便径直走进了文具店后面隐藏的满洲省委秘密机关。一身教员打扮的新任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组织部长何成湘早已等候在那里。罗登贤简要介绍了东北反日斗争，以及前任省委书记、军委书记被叛徒出卖等情况，宣读了中共中央任命周保中为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的决定。罗登贤指出，满洲省委的重要任务是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组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要求周保中重点学习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的周恩来同志撰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认真领会党中央精神。何成湘告诉周保中，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公开身份是体育教员，暂时住在地下党员袁品富家里。
谋划统一战线策略
时局在一天天恶化，抗日救国的出路何在。当时，为保卫家乡，凡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都有东北民众抗日武装奋起斗争，自卫义勇军纷纷兴起，其组织不一，名号繁多。各路自卫军人马多、有装备，士兵爱国积极性也高，但由于脱离群众、内部矛盾多，加之没有统一领导，局面混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奉天市委、大连市委、辽西特委、南满特委、东满特委、北满特委等基层组织，仅有党员2千多人。为此，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不断安排党员进入自卫军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在一次中共满洲省委特别会议上，大家充分讨论了满洲省委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以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为指导，拟定《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提纲，并由周保中亲自执笔起草。提纲明确提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党领导的武装队伍，才能保证抗日救国的彻底胜利”“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这些主张在1933年1月26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中得到明确和进一步完善，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不难看出，周保中协助罗登贤同志起草的《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提纲，是满洲省委制定的第一个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先行组织者。
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为贯彻落实好《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精神，周保中奔走在基层一线，组织地下党员搜集情况、秘密开会、研究斗争对策，脚踏实地开展工作。
1932年2月底的一天夜里，周保中乘车前往珠河县，开展武装力量发动工作。在听了地下党员汇报后，周保中提出，要争取在自卫军的一个步兵团建立党领导的核心组织，做宣传鼓动工作。当即确定了一名年轻同志为核心组织成员，商量了行动计划，周保中还给这位年轻人传授了地下工作要注意的事项和防人脱身术。
之后，周保中启程赴延寿县。延寿县的日军活动频繁，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周保中根据可靠消息推断，日军要把自卫军主力压缩到方正县及其以东松花江右岸狭长地区加以歼灭，占领松花江右岸的依兰县城和牡丹江市，形成南北呼应的一条战线。3月下旬，周保中返回哈尔滨，向满洲省委汇报了各路自卫军撤退情况及日军意图。针对东北党组织在各地区的领导力量薄弱、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等特点，周保中提出了迫在眉睫的中心任务是，要脚踏实地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着手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随即向组织提出到前线去组织抗日军队的请求。周保中的主张和请求，得到罗登贤等同志的大力支持，随即决定先派周保中到吉东地区，省委军委书记一职由杨靖宇代理。
杨靖宇，原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1932.8—1933.3）。1932年11月到南满地区巡视工作时，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和海龙工农义勇军分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先后担任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牺牲。左图为杨靖宇画像，右图为青年时期的杨靖宇。
临行前，周保中和杨靖宇彻夜长谈。周保中说：“与君相处几个月，胜读马列多年书”。杨靖宇说：“我们是反对旧礼教的，但是可以这样理解，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改作‘劳动人民之寄希望于共产党，党的寄望于共产党员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而临阵脱逃的，有如朝露见阳光即散失，有如秋草经风霜即枯萎；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况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对党的革命事业必须具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杨靖宇一番肺腑之言，给周保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智入义勇军
1932年4月初，周保中来到吉林省管辖的宁安县。这里是东北边境七大重镇之一，是满族、朝鲜族等聚集的地方。初到宁安的周保中，在宁安团县委书记苏北虹的安排下，住进了其祖父苏喜亮家中。两个月后，眼见苏家人为自己的食宿而典当借贷，周保中拿出仅剩的10元钱，与苏喜亮一起凑钱，在当地租了3间草房，买了几床旧苇席，借了些破壶烂碗，以苏喜亮名誉开起了“苏家老店”，周保中当会计。这个店不但解决了苏家生计问题，还解决了周保中的合法身份问题，这里也成了党的情报交通站。
为便于工作，周保中努力学习地方方言，把纸烟换成小烟袋，和当地人一起狼吞虎咽吃高粱米，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像当地人。他一有时间就去赶集，走访乡里，搞社会调查，很快便掌握了当地抗日力量、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等。
周保中一边积极组织赤卫队、抗日救国会，一边寻求到自卫军开展工作的机会。5月10日，周保中在宁安东一个老乡家里，正和老乡说着话，只听到几声狗叫，几个端着枪的士兵已经闯了进来。看到头戴礼帽，身着中式袍褂，外搭灰色大衣的周保中，他们围上来就搜，什么都没搜到。从周保中的打扮、南方口音和身上带着的药棉花，他们认定周保中是日本探子。于是用枪指着周保中说：“你是日本探子！这棉花是你们的联络记号对不对？”周保中说：“这棉花是擦眼睛的，我眼睛不好。”眼看士兵不但不听解释，还拉开枪栓，推上顶膛火，对着周保中就要抠。急中生智的周保中连忙摆手道：“我是关内来的买卖人，到这里来贩人参的。”这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周保中的任何解释，齐声说“是个大探子，拉出去毙了”，推着周保中就往外走。周保中急忙改变说词：“不能毙，不能毙！我有要紧事见你们长官，反正我又逃不掉，你们着急毙我干什么”。就这样，周保中被他们绑去，从排、连、营一级一级送审，最后被带到铁岭河旅部高级军事会议现场。在满屋子挎军刀扛将校肩牌的官员面前，周保中以标准军人姿态，两脚一并，脚后跟一碰：“报告，我不是日本探子！”带周保中进入会场的那位参谋长说：“哟，你还是个军人的样子呢！”周保中回答：“是的，不但是个军人，还带过几千人呢。”接着，周保中陈述了自己的履历，告诉他们自己1918年参军，参加过北伐战争，打长沙负过伤，在程潜、林祖涵（林伯渠）的第六军部下当过团副、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部队。如今，为了援助东北军抗战，从上海来到了东北。其中一位将领问周保中：“既然是来抗日的，那为什么不参加抗日队伍？”周保中说：“我原想找马占山参加抗日队伍，但马占山投降了日本人，听说你们抗日才奔你们来了。”周保中对答如流、镇定从容。自卫军军官们显然不相信周保中的话，但说话的语气已不再那么生硬了，于是又问：“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周保中不慌不忙地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形势，从自己的抗日主张讲到自卫军应采取的救国方案，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周保中深刻透彻的分析把自卫军的那些将领给镇住了，他们相信周保中不是什么日本特务，而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周保中提出的七点救国方案得到了自卫军中路副总指挥邢占清等人的重视，而左路总指挥马宪章等人则咬定周保中是共产党，坚持不予重用，最后周保中被安排在中路军宣传部工作。
他们在共同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周保中凭借其勇敢和智慧，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后又进入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同年6月，经吉林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推荐，周保中来到王德林救国军总部。王德林出门迎接时风趣地说“这是李杜用绳子绑来的军师，今天竟让我挖墙脚给挖来了，欢迎、欢迎！”。
李延禄，1932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到王德林部帮助组织救国军开展抗日斗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补充团。1933年1月以补充团为基础组建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不久又以游击部队为骨干组成东北抗日革命军军长、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
在救国军中，周保中先后以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和救国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工作，健全了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周保中率部在吉林东部和南部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游击战，组织攻克了宁安、东京城、东宁、绥芬河、安图、敦化、额穆、抚远、桦南等城镇。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影响推动了各地群众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至1932年11月，东北三省义勇军较大的队伍增加到10多支，人数达30余万，比年初增加了一倍。这些义勇军队伍，后期留下来的队伍大多改编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
周保中在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抗日斗争中，组织反日救国会，积极团结争取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以及大刀会等抗日救国团体，促进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有效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党的威信，推动了救国军的许多士兵和一部分中层领导者走上了坚决抗日、反封建的道路，为以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