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各族人民在开展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积极发动和开展农村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广大农村和边疆民族地区建立了连片根据地，解放了省内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积极对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在野战大军进军云南的形势下，促成卢汉率部起义，实现了昆明及云南局部地区和平解放。

“一支人民的军队”诞生

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10月，中共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广大农村积极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一方面，发动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反“三征”）；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统战人士和统战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1947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上海局汇报云南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情况，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布置了在云南发动武装斗争的任务，指出云南已具备在全省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为配合解放军胜利反攻，钳制在云南的蒋系部队，应在全省放手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指示游击队初建时，不要急于鲜明地打出旗帜，待报中央批准后，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武装斗争、开辟第二战场、夺取全国胜利的精神，以及上海局的具体指示，1947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在建水西林寺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在云南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建水会议以后，按照云南省工委的安排，隐蔽在缅甸的中共党员朱家璧、张子斋等立即回国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朱家璧等人于1948年2月秘密到达石屏宝秀。与此同时，省工委和滇南工委从昆明、宁洱、建水、石屏等地抽调近百人政治骨干、武装骨干到石屏宝秀集中。省工委决定将已集结的武装组成基干队，转移到弥勒西山、路南圭山一带，与当地党组织和武装汇合，发动武装斗争。

1948年2月29日，朱家璧、张子斋率队到达弥勒西山勒克村，决定将弥勒县党组织发动的农民武装和从滇南带来的武装共200余人集中整训，编为3个中队和1个政工队，进行战前动员和军事、政治训练。整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分三路向西山扑来。游击队在西山各族群众的支持下，灵活作战，打退敌军的进攻，圭山、西山起义获得成功。游击队迅速发展到300多人。3月初，省工委指示迅速抽调弥勒西山、路南圭山、陆良龙海山和罗平钟山乡的民兵骨干组建一支主力部队，部队番号暂称“一支人民的军队”，朱家璧任司令员，何现龙任副司令员，张子斋任政委，祁山任副政委。部队建立党的总支委员会，由祁山任书记，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在南盘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部队发展到3个大队400余人。按照省工委的决定，4月，“一支人民的军队”进入陆良龙海山后，将党领导的地下武装编为第4大队；将从宣威宝山来参加主力的部队编为第5大队；将师宗原滇军军官、彝族进步人士何占先集结的农民武装70余人编为第6大队。部队到达罗平后，党组织从钟山乡基干民兵中抽调150余人参加主力，编为第7大队。至此，“一支人民的军队”发展到了7个大队，1000余人。

5月11日凌晨，“一支人民的军队”一举攻占师宗县城，歼敌100余人，生擒县长保国强等敌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师宗县城系云南人民武装攻占的第一座县城，游击队和当地各族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一支人民的军队”从师宗转移到龙海山游击根据地后，研究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游击队主力由朱家璧、何现龙率领返回圭山、西山，在南盘江两岸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队于6月初抵达泸西舍得（今属丘北县），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为了便于指挥，部队整编为3个支队9个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朱家璧（兼）；第二支队支队长何现龙（兼）；第三支队支队长杨体元。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尽管党的组织在部队中尚未公开，但党的意图和重要决定通过军政干部和党员、民青成员的活动去实现，从而保证了党对部队的坚强领导。舍得整编使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有了提高，战斗力得到增强。

1948年5月，中共桂滇边工委委员郑敦来到昆明，向云南省工委口头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钱瑛的指示，要云南省工委把滇东南地区划归桂滇边工委领导，并将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交由他带往广西靖镇区与桂滇边部队会师整训。云南省工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会师整训问题。6月13日，“一支人民的军队”在丘北县温浏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正式改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随即兵分两路，大部由朱家璧率领南下广西，少部由许南波、杨体元率领返回南盘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7月1日，游击队在富宁里达宣布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的番号和军政领导人员名单：司令员朱家璧，政治委员张子斋，副司令员何现龙，副政委祁山（杨成明），同时公布各支队领导的名单。纵队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祁山任总支书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建立了弥（勒）泸（西）根据地、开（化，现文山）广（南）根据地、罗（平）盘（县）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滇南工委于1948年5月在元江发动撮科起义，组建了120余人枪的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建立了滇南根据地和思（茅）普（洱）根据地。1948年八九月，在自救军第一纵队第3支队的策应下，宣威宝山中学、沾益播乐中学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滇东北地委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建立了滇东北根据地。1948年11月，中共滇中地下党在自卫军第2纵队的策应下，发动峨山中学起义，组建了峨山游击队，建立了滇中根据地。

滇桂黔边纵队驰骋大西南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将战斗在桂滇黔边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桂滇边部队，以及党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的弥泸、罗盘、开广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委周楠，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政治部主任杨德华（先）、张子斋（后）。下辖各部队由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广西左江指挥部、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以及云南的开广区、弥泸区、罗盘区等地区的人民武装组成。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在桂滇黔边纵队的配合下，滇东南人民武装解放了罗平、泸西、弥勒、路南、丘北县城。1949年3月，中共滇西工委祥云分委发动祥云马街起义，组建了滇西人民自卫团，建立了滇西根据地。1949年4月2日，中共滇西工委领导发动了剑川暴动，随后又发动了牛街暴动、通（甸）兰（州）暴动、维西暴动等斗争，组建了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建立了滇西北根据地。1949年5月，滇北地下党组织在桂滇黔边纵队第3支队的协助下，组建了滇北游击队，建立了滇北根据地。至此，云南人民武装在省内建立了10块革命根据地。

1949年7月6日至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桂滇边工委、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在砚山县阿猛等地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将两个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林李明为书记，周楠、郑伯克为副书记。会议研究了滇桂黔边区的工作方针，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和政策，作出了建立游击队主力的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桂滇黔边纵队和滇南、思普、滇东北、滇中、滇西北、滇西、滇北的游击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朱家璧任副司令员，郑伯克任副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张子斋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的原则，会议决定将滇桂黔边区部队编为12个支队、2个独立团，其中云南省内有10个支队、2个独立团，任命了各支队和独立团的军政领导人。为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决定成立12个地委和1个市委，确定了地、市委书记的人选。云南境内成立了昆明市委和开广地委、弥泸地委、罗盘地委、滇东北地委、滇南地委、思普地委、滇中地委、滇西地委、滇西北地委、滇北地委。会议还决定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建立10个行政专员公署，其中在云南成立了弥泸、罗盘、开广、滇西北、思普、滇东北、滇南等7个专员公署。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动员全边区军民，做好迎接南下野战军的准备工作，继续扩大和加强反蒋统一战线，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北、西南、华南进军。蒋介石企图凭借在西南的张群、白崇禧、胡宗南等部近百万兵力，拼凑西南防线，滇桂黔成为敌我力量在大陆最后角逐的重要地区。蒋介石为利用云南的国际通道和地理条件负隅顽抗，一面诱迫卢汉在昆明镇压中共组织和进步力量，一面调集川滇黔3省5个军的兵力，对滇桂黔边纵队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从9月中旬开始，在解放大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在云南城市民主运动的有力配合支援下，经过“边纵”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各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逐步打通了根据地之间的通道，许多根据地连成一片。到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前夕，滇桂黔边纵队主力部队发展到45000余人；县区游击队发展到10万余人；解放了滇桂黔三省的91座县城，其中云南有63座县城得到解放；建立了89个县级政权。这支诞生在西南地区、由20多个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人民军队，活动遍及滇桂黔3省区的147个县境，为解放滇桂黔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加快云南解放进程的昆明起义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卢汉的统战工作。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多渠道、多层次的争取工作，卢汉不得不对自身前途和云南军政人员的去向作出认真考虑和选择，政治态度逐渐从“拥蒋保己”向“反蒋起义”转变。1949年2月下旬，卢汉秘密派遣民主人士宋一痕为代表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联系，转交了他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件，表示了反蒋的意愿，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云南。4月，卢汉再次派宋一痕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联系，表示愿意按中共八项和谈条件起义。在云南省内，卢汉派人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两次派龙泽汇为代表与“边纵”领导人会谈。按照“边纵”的要求，卢汉派人先后两次给“边纵”送去枪支、弹药等武器。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争夺云南，加紧了对卢汉的逼迫和利诱。1949年8月底，蒋介石两次电召卢汉赴重庆开会，甚至派儿子蒋经国到昆明亲自去请。卢汉以种种理由推脱不过，只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卢汉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以云南地方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拨给经费银元100万元和武器装备为条件，要卢汉反共到底。卢汉被迫答应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随即，国民党大批特务抵达昆明，督促卢汉反共。经卢汉批准，9月9日至10日，国民党军警查封了云南省参议会，封闭报馆、学校；逮捕地下党员、民主人士、进步分子400余人，同时调集部队对“边纵”进行大规模“围剿”。这就是卢汉在昆明发动的反革命“九九整肃”事件。蒋介石还企图借卢汉之手屠杀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将卢汉“绑”在即将倾覆的战车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加快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步伐。形势越来越严峻，卢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命运选择。他一面派人与中共昆明市委联系，表示起义决心；一面加紧调集部队，准备起义。12月7日，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抵昆明，再次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情况十分紧急，卢汉决定适时起义。12月9日下午，张群等人到重庆接受蒋介石指令后返回昆明。卢汉权衡利弊，当机立断，决定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市委通报情况。卢汉先把张群软禁起来，然后以张群的名义通知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召开紧急会议。当晩9时，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空军第5军副区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等应邀来到青云街卢汉旧公馆开会，早已埋伏在会场周围的卢汉警卫部队冲进会议室，将其全部扣押。随即，卢汉起义部队解除了蒋系驻昆明军事机关的武装，逮捕了特务头子徐远举等多人，控制了机场和市区的军事要地。

1949年12月9日晚上10时，卢汉正式宣布起义，向全省人民发布了布告，发表了《告驻滇各军官兵和特务人员书》，并通电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12月1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指挥；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解放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逮捕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卢汉宣布起义后，省内各地，除“边纵”已经解放的地区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

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为最后反共基地的梦想。蒋介石恼羞成怒，宣称要“炸平昆明”，指挥部队讨伐卢汉。命令将第8军、第26军、第89军合编为第八兵团，以王伯勋为司令、汤尧为副司令攻占夺取昆明城。汤尧在曲靖设立指挥部，由宜良、呈贡及滇黔路一线向昆明反扑。此时，南下野战军尚未到达云南，“边纵”部队还在广大农村，驻守昆明的起义部队只有10个团，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卢汉一面急电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请求野战军驰援昆明；一面组织起义部队抵御敌人的进攻，展开了昆明保卫战。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发动昆明各界群众，积极协助起义部队保卫昆明。昆明地下党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负责城区的治安保卫工作，还有部分队员直接参加了对敌作战。12月13日，国民党进攻部队推进到昆明城区外围。16日，敌第8军、26军分左右两路抵达昆明近郊。在敌人猛烈进攻下，部分前沿工事被摧毁，起义部队伤亡较大，仍坚守阵地。在战斗最激烈时，中共昆明市委发动全市学生、教师、职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组织支前慰问团、医护队、担架队、政工队，赴前线展开工作。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鼓励，使起义部队士气大振，更加坚定了保卫昆明的决心和信心。敌军经数日进攻仍未能攻占昆明，于是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一度攻占昆明火车北站。起义官兵浴血苦战，有的与敌白刃格斗，多次打退敌人冲锋。

在昆明保卫战的关键时刻，二野五兵团第49师奉命从贵州向云南快速挺进。12月22日，野战军在“边纵”部队配合下，占领沾益、曲靖、陆良县城，逼近昆明。敌军慑于解放军的威力，深恐遭到夹击和包围，随即仓惶向滇南撤退。紧张激烈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卢汉宣布起义后，云南人民又配合野战军胜利进行了滇南战役，解放了云南全境，终于迎来彻底的翻身解放。

解放云南的最后一战——滇南战役

卢汉率部起义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38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云南，在滇桂黔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发起滇南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残敌，迅速解放了云南全省。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敌人慌忙退向蒙自、个旧、开远、建水一带，企图能守则守，不能守则从蒙自机场空运逃往台湾，或从陆路逃往越南、老挝、缅甸。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对华南、西南地区之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二野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从广西境内分兵两路进军滇南，准备消灭国民党盘踞在云南的武装力量。

1949年12月27日，配属二野四兵团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38军114师、151师，由副军长刘贤权率领从广西田东出发，与“边纵”第1支队、第4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线。1950年1月7日，114师341团在边纵第16团配合下解放文山县城。114师从文山出发，一路翻山越岭，直扑河口。9日，在边纵1支队配合下，攻占南溪火车站。11日凌晨，114师341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切断国民党第八兵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敌人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26军到红河蛮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从蛮耗渡口渡河南逃。114师即令341团在边纵1支队16团配合下，火速向蛮耗疾进。341团于15日夜赶到蛮耗，攻占蛮耗，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

1月18日，151师452团从屏边赶到蛮板渡口。此时，敌26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掩护敌主力逃跑。在大雾的掩护下，452团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敌军过桥的队伍里，控制了桥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蛮板渡口，歼敌4000余人。18日夜，452团攻占红河另一座浮桥，歼敌2000余人。至此，红河沿岸各渡口被左路部队全面封锁，截断了敌人逃往越南的通道。

二野四兵团第13军为中路部队，由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前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担任前卫的13军37师神速行动，1月14日，部队进至距蒙自县城80里的鸣鹫，发现敌军驻有1个警戒团。为不打草惊蛇，师长周学义命令110团绕道石洞，主攻蒙自飞机场；令109团绕道东山，前出蒙自机场南侧，配合110团歼灭机场及其南侧之敌。各团绕过敌警戒团后，110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利用夜幕掩护包围了蒙自机场，趁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110团在109团的配合下，于16日拂晓攻占蒙自机场和蒙自县城。至此完成抢占蒙自机场、拦腰截断滇越铁路的任务，封闭了敌人由空中逃往台湾或从滇越铁路逃往境外的通道。

蒙自一战，彻底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敌军陷入崩溃混乱状态，纷纷向西、向南逃窜。陈赓司令员命令各部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继续追歼残敌。中路以4个团的兵力向个旧、建水方向追击；南路以占领河口部队为主力继续沿红河西进；北路由滇桂黔边纵队经玉溪向石屏兜击。接到命令后，各部队战胜饥饿，忍受长途奔袭的疲劳，克服重重困难，迅猛追歼逃敌。

四兵团13军37师副师长吴效闵率109团和110团各一部，迅速向个旧急进，于17日拂晓对个旧守敌发起攻击，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13师师长周学义率师指挥部及109团1营乘刚缴获的寸轨小火车，由蒙自迂回个旧，在鸡街车站与敌第26军161师1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退敌人，占领重要交通枢纽鸡街火车站，拔掉了前进路上的一颗钉子。19日夜，13军113团在38军340团的配合下，全歼宜德山之敌近2000人，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企图。20日，在建水安边哨的敌第8军田仲达部2000余人、在沙白大山的敌第26军279团1200余人，在野战军和边纵部队的围歼下，被迫投降。边纵第2支队歼敌1000余人，解放了开远。

右路部队在“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的指挥下，堵击西逃之敌。1月19日，汤尧逃到石屏，收拾残部，企图渡过元江，从滇西南逃往缅甸。汤尧将170师、教导师、3师残部组成右路纵队，由170师师长孙进贤指挥；将第8兵团部、第8军军部及42师组成左路纵队，由汤尧和第8兵团副司令曹天戈指挥，向元江溃逃。21日，敌170师和教导师共4000余众，向元江铁索桥扑来。守卫桥头的卢汉起义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很大伤亡。在敌密集炮火下，元江铁索桥被敌军攻占。逃过元江的敌第170师和教导师惧怕被野战军围歼，师长孙进贤命令炸断元江铁索桥，将汤尧等兵团机关和大部队甩在元江东岸。

1月22日夜，汤尧率领的左路纵队逃到元江东岸，发现元江铁索桥已被炸毁，发誓过桥后逮着孙进贤“就地正法”。曹天戈一面急令工兵抢修铁索桥，一面令部队沿江寻找浅水处徒步过江。此时，野战军第13军37师“夜老虎营”和“边纵”部队已控制了桥头和制高点，“洛阳英雄连”渡过元江，封锁了敌人的去路。经第13军37师、38师与敌两昼夜的麈战，汤尧率领的左路纵队被分割包围在元江东岸荒无人烟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濒临绝境的敌第8军军长曹天戈、参谋长杨也可及1000多人束手就擒。曹天戈供出汤尧正带着42师向二塘山逃窜。13军110团、114团、“边纵”一部迅速向二塘山合围，经过5个小时激战，全歼敌42师。藏在深草丛中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被俘。

滇南战役自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历时55天，全歼国民党陆军第八兵团及其所属第8、第26军共3.2万人。参战部队为二野四兵团13军第37师、38师，四野38军所属114师、151师，“边纵”有6个支队、1个独立团和卢汉起义部队一部。在滇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有700余官兵伤亡。滇南战役的胜利，保证了云南全省的解放和野战军迅速推进至西南边防前哨，为新中国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迎军会师庆解放

为迎接野战大军早日入滇解放云南，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1949年12月7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发出《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会师的指示》，指出：“对于大军，应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帮助与配合大军，使大军行经之地，所到之处，均能了解情况，得到帮助，有茶水，有粮食，有慰劳，有安适驻地，有驴马可用，有好道路与桥梁可通，给予大军以行军和作战的便利，迅速歼灭蒋匪残余”。边区党委提出了“迎接大军就是迎接胜利”的口号。

“边纵”部队和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边区党委号召，全力进行迎军支前工作。与广西接壤的开广地区，是野战军进入云南的第一站。迎军工作团和各县的迎军委员会深入县、区、乡、村，发动群众，宣传全国的大好形势和迎接野战军、解放云南的重大意义，发动群众踊跃迎军支前。据全区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筹粮805万斤、肉71210斤、猪500头、牛50头、蛋7000斤、豆类25900斤、柴1222万斤、布鞋17893双、草鞋8716双、蔬菜19.2万斤、水果600斤。中共开广地委还动员民工抢修了百色至滇东南的3座公路大桥及境内大路230公里，保证车马和辎重武器通过，并在沿途组成洗衣组、慰问组、服务组、文艺宣传组，为解放军服务。

第13军37师轻装兼程进入蒙自、个旧、开远时，受到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先头部队路过个旧老厂锡矿，数千矿工连夜煮好饭菜迎送；开远电厂的工人自愿捐献大米、面粉等物品送给解放军。部队途经石屏宝秀时，群众将煮好的白米饭和各种咸菜摆在路上，部队随到随吃，边走边吃，为追歼残敌赢得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蒙自、建水、石屏、元江等县筹集粮食180万斤、柴草100万斤、布鞋几千双。

1950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赓、宋任穷、郭天民、周保中、张冲、刘林元、林李明、郑伯克等相继到达贵州省安龙县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2月7日，宋任穷在安龙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会师、统战及财经工作，制定征粮、税收、金融、贸易等各项政策。这次会议为顺利接管云南和建设新云南，从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盘地区是二野四兵团由黔入滇的必经之道，中共罗盘地委全力开展迎军工作。罗盘支队22团为入滇部队开路，发动群众修通山区公路200公里、修复修建桥梁40余座。罗平县迎军支前委员会成立后，筹集粮食1万公斤、布鞋2.2万双以及大批物资。师宗县迎军支前委员会下设军粮、招待、慰问、运输、总务等5个部门，共筹集谷子1.2万斤，大米1565公石，黄豆40.95公石，蔬菜5万斤，猪、牛、羊肉1.2万斤，鸡蛋11630个，柴草25.5万斤，布鞋4620双，草鞋1万双，席子3575床，锦旗70面，灯笼390个，组织乐队5个约70人，秧歌队10个约75人，设茶水站20个。运输团共有长途运输员722人，短途运输员1487人，骡马285匹，牛车260辆，担架79副。罗盘区还动员群众修通了被破坏的长底大桥，当野战军进入罗平县境时，从长底大桥到罗平县城近80里的道路上，罗平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热烈欢迎亲人解放军。

在弥泸地区，弥泸地委及边纵第2支队为迎军积极筹集粮秣给养，赶制大批军鞋和慰问品。广大军民节衣缩食，准备了大米16252公石、谷子300公石、马料650公石、马草36150斤、木炭18万斤、布鞋12万双、猪肉50825斤、活猪274头、黄牛22头、山羊249只、活鸡16070只、鸡蛋13万个、香烟1037条、松瓜子207斤、慰问旗450面、慰问袋2642个、慰问信2056封，还有大量的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在陆良、宜良，大军受到弥泸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路南石林附近，数万彝族青年载歌载舞，表达全县人民的敬意，并向首长们敬献了石林风景照。从盘江大桥到宜良县城，兵团首长受到沿途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面对开广区、罗盘区、弥泸区和滇南地区各族人民纯朴热情的欢迎，南下野战军指战员的心中温暖如春，他们深情地说：“我们又回到太岳老区了！”

在云南省会昆明，中共昆明市委动员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和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1月7日，以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昆明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联”）为主，组成“云南各界欢迎解放军莅临筹备会”，统一领导迎军工作。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人联”于1950年1月上旬派代表到曲靖，欢迎和慰问入滇解放军先头部队。当了解到解放军行军作战、追歼残敌，最需要鞋子和面食时，“人联”即加紧动员妇女做军鞋和准备面粉面食。1月28日，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人联”再次派慰问团到开远、蒙自、个旧迎接慰问解放军，希望他们早日进驻昆明，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2月中旬，卢汉派龙泽汇到宜良，向四兵团首长汇报情况，研究进驻昆明的有关事宜。2月17日是春节初一，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昆明近郊呈贡，全市30万市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人联”派出以何保光为首的代表团一行400余人，到呈贡迎接解放军，昆明各项迎军工作进入预演阶段。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商店、街道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扎起了松柏牌坊，有的挂上五角星、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有的单位和店铺门口，用彩色电灯装饰起来；家家户户贴上了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的春联和门画；到处是醒目的大红布标和标语。

2月20日，云岭春城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陈赓、宋任穷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部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一大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昆明大街小巷，人们穿起节日的盛装，抬着各色各样的布标、旗帜，手捧鲜花或拿着写上标语的小纸旗，排成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赶赴指定地点，迎候亲人解放军。在解放军即将经过的街道两旁，挤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沿街楼房的窗口伸出观看的人头，连屋顶上也站着人。下午一时，隆重的入城仪式正式开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率起义军政人员、云南各界迎军筹委会成员、“人联”负责人等在昆明东郊的菊花村迎军台迎候。当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时，在地面鸣放礼炮27响，两架飞机低空飞行，并向地面抛撒彩色纸花和传单。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领导人快步走到迎军台前，与卢汉将军和各界代表热烈握手。卢汉致欢迎词，陈赓、宋任穷作了讲话，随后在卢汉的陪同下乘车进城。部队按预定的路线经金碧路、近日楼、正义路向云南大学运动场行进。当天，昆明市有15万人夹道欢迎野战军，占全市人口的一半，欢迎行列长达十余里。在震天的鞭炮和锣鼓声中，人们挥舞着彩色小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尽情地抒发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千万张笑脸挂着兴奋的热泪。工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涌上前向部队首长献旗、献花，要求签字留念。一束束鲜花、一捧捧花生糖果、一个个鸡蛋，盛情地送到指战员的手里。此情此景，让长途转战的野战军官兵激动不已，许多人脸上挂着激动的泪水。入城仪式历时3小时，到下午4时，各部队才到达早已为他们准备的宿营地。

2月22日，昆明各界10万余人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解放大军。卢汉、陈赓、宋任穷、周保中、庄田等先后发表讲话。2月24日，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在昆明庾园召开。会上，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周保中传达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云南工作的指示。陈赓在会上庄严宣布：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云南全省解放日。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带领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云南各族人民开天辟地地实现了企盼了千百年的彻底翻身解放，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平等，云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