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劲呈，胡洪基

（1.贵州财经大学 体育工作部，贵州 贵阳550025；2.昆士兰大学 经济与法学院，昆士兰 布里斯班551002）

国际上的体育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经过近4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模式。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其体育旅游的实践也始于探索。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的产业转型、文化塑造等工作逐渐提上议程，我国“美丽乡村”“城乡一体化”等重要建设内容纷纷表明乡村旅游对本土的经济、文化具有较强的塑造力。国际乡村旅游起步较早，在资源利用、产业形态及乡风文化等方面具有相对较早的经验优势，并且在生态体育、低碳生活等方面具有引领作用。通过文献资料对国外乡村体育旅游的经验进行总结，进而将有益的途径借鉴到我国乡村体育旅游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供给的质量；也将农村全民健身、户外运动产业、体育文化传播等内容进行有效整合，破除现有的乡村体育旅游发展散点化、单向化等矛盾。其经验总结有助于消除城乡体育二元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充分激发体育旅游的流动性。

1 乡村体育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19世纪60年代末，人们开始关注因为运动参与而实现的空间移动，这使得体育旅游具有了真正的定义，一些大型的体育集会、赛事活动逐渐受到关注。1994年世界经合组织与欧盟将发生在乡村的体育活动归类于乡村旅游，随后的学者提出了农业旅游、观光旅游等形式，但在乡村范围内的体育旅游研究依然较少［1］。众所周知，乡村旅游研究源于农业集会、贫困困境、生存策略和第二居所等重点问题。其中，乡村的农事体育、运动居所、区域拓展与生活改善使得体育旅游得以发展［2］。旅游中的体育活动作为绿色、研学、观光等旅游的组成部分，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分支或学派，但是体育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此外，乡村体育旅游研究的另一理论来源是地理学系统，乡村旅游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它与运动体验之间的关系是其他旅游无法比拟和实现的。特定的运动参与环境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滑翔伞、漂流、溯溪等［3］，而这些地理资源往往远离市区，使得人们在休闲游憩的途中能获得不同的体验感和流动性。与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乡村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制定了战略部署，乡村作为城镇人民生活的非惯常环境，给人带来安逸、闲适、幽静的体验。在拉动消费、增强体验、刺激流动及重复参与等方面具备特殊功能。研究表明，通过参与体育运动逃离喧嚣、放飞自我是去往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4］。在我国，村落体育、乡村赛事、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扶贫等问题一直受到体育学界的关注，但如何将这些体育特有的功能与旅游结合起来，目前还没有特定的模式或方法。本文以国外乡村体育旅游研究为依据，为后续我国整合乡村体育旅游资源提供参考。

1.1 国际上乡村体育旅游的内涵与特征

乡村体育旅游的内涵源于休闲观，乡村为体育旅游者提供了宽松舒适的环境，为他们的身体带来放松、心灵带来洗涤。Stebbins认为依附于村落环境的锻炼活动创造了幸福感和人生意义的个体化，人们去往村庄中探险、谈论文化、同化自我并开启运动生涯，便是回归村落的旅游方式［5］。在休闲观念的影响下，乡村体育旅游的概念尚未得到统一。但体育活动开展的范围始终限制在countryside（郊野）与rural（农业的、乡村的），随着乡村体育节庆、中小型赛事及游憩活动范围的集中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村落（village）体育旅游，这使得乡村体育旅游的研究层次更加微观，但并没有改变乡村体育和旅游的直接联系［6］。从供给区域的主体角度看，乡村体育旅游是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体育可用资源，如森林、溪流、高峰、草原等，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运动经营、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的新兴旅游经营性活动。相对的，世界旅游组织（WTO）在1997年界定，旅游者在乡村（或在与偏远地区的村落之间进行往来过程中）参与或观赏体育运动项目，以实现学习、体验和适应乡村锻炼环境及生活方式的目标。传统的体育旅游具有参与性、观赏性和怀旧性，而乡村地域具有“中心性”与“延展性”，其与城市体育旅游的“圈层性”相似，但乡村体育旅游更加凸显了旅游主体与地方主体的属性差异。

1.2 国际乡村体育旅游的研究描绘

乡村体育旅游的研究被大部分乡村旅游研究所覆盖，根据语义检索了“rural sport/sports tourism；sport tourism&countryside/country area；sport village tourism”，Sport Village与Rural Sport是核心研究对象。因为乡村体育旅游的国际概念不曾有所共识，检索对应语义获取文献374篇，检索库WOS数据库基本囊括了国际核心与一般刊物、会议及社论等。结果显示，在摘要中同时出现rural&sport&tourism词义的文献有228篇，分别以运动项目为主题的研究较多，综述型研究较少。文献分别刊登于120本期刊，引用最高的文献发表于《可持续研究》（SUSTAINABILITY）、《旅游经济研究》（TOURISM ECONOMICS）和《国际当代酒店管理杂志》（INTE 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排名前5位的体育关键词分别是“Hungting；Recreation；Events；Fishing；Mountain sport”。研究总体被引量从2009年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19年达到峰值（659次），2020年关注度略微下降。研究范式以解释范式为主，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分析法，现象观察法与基础描述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约67%的文献采用了简单统计、定性描述的方法，除乡村运动消费市场、运动旅游社区两类研究采用了成熟量表结合回归分析（多为简单回归）以外，多数研究的目的在于归纳、构建定性模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梳理，发现研究内容集中于5大方面，即乡村运动消费市场、乡村体育运动旅游社区的构建、乡村体育赛事文化附着力、乡村体育旅游中的人地（居民）互动、乡村绿色（生态）体育可持续发展与减贫效应。

2 国际乡村体育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乡村运动消费市场

乡村运动消费市场的形成主要依靠小农场主和家庭小商户的自发性组织。在实现经济目标过程中，乡村的运动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末，运动经营为萧条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营生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转移劳动力和获取额外补贴是经营者与当地管理者的主要想法。人们开始征集促进旅行者流动的办法，在克罗地亚戈尔斯基·科塔的郊野，小型体育社区活动对农村自发组织形成体育旅游行为有着强劲的杠杆作用［7］。小型家庭性质的农场主逐渐发现了打猎、探洞和钓鱼中的商业价值，尤其在器械支持、经验解释方面为外来人员提供了较大便利，共同的运动探索逐渐演化为一种商业行为［8］。由于个体对运动需求的差异，因此体育旅游市场细分的主要依据是运动习惯，消费者主要有长期参与型、适当观赏型、短期体验型3种。其中，长期参与型消费者是少数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体育旅游者，他们具备较高的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在钓鱼、狩猎、浆果与蘑菇采摘等运动中实现自由追求，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运动职业生涯，一些家庭因为运动的需要购置了第二居所，常驻于特定乡村［9］；观赏型消费者注重对乡村文化的理解，参与体育运动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其主要消费特征是边缘化、传统化支出比例较高（如餐饮、住宿等）；短期体验型消费者是乡村体育旅游的潜在力量，多数人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及偏好，选择了距离合适、生活方便的乡村参与体验，便捷、快速和兴趣是主要动机，这部分人群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场所的经营主体往往不在意乡村文化、生活风貌对运动市场细分的影响，而是关注参与群体的运动行为、情绪和游客信息来源［10］。因此，在乡村运动消费的群体中分层明显、流动性强，消费者受运动参与特征影响较大。

2.2 乡村体育运动旅游社区的构建

运动服务、赛事举办等体育活动为社区提供了志愿服务、媒体参与等众多机会，2002年以后，固定区域的社区发展与体育运动间的关系成为了热点话题［11］。大型赛事与城市旅游社区的互动研究已经维持了近30年，随着小型体育活动的数量、规模不断丰富，乡村小型社区的运营方式得到不断完善［12］。与城市旅游社区所关心的问题一样，体育赛事助力乡村发展是不变的主题，在乡村特定的环境中所面临的情况是：1）乡村体育赛事与当地社区的互动点位发生于哪些关键环节（如在赛事筹备中与社区决策的冲突等）？2）开展体育旅游活动在当地会导致哪些经济结果（为社区增加就业等）？3）乡村社区通过体育旅游积累了哪些社会资本（导致运动、消费观念的改变等）？4）创造一种长期性的运动旅游社区需要具备的条件及发展方式［13］。有学者发现，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形成对特定区域中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接受程度的理解。经验表明，每周定时参与俱乐部比赛的运动员和外来人群在乡村社区中形成了长期、固定、持续和频繁的互动，这为开展某种特定的运动项目提供了社会网络、权利关系和资本注入的机会［14］。积极有效的锻炼环境为落后的乡村社会注入了信任感，以体育活动为载体去评价乡村社区中的集体信任感成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不仅如此，体育运动加固了居民、企业、公众和私人商户的关系，运动协会、俱乐部、艺术团体及文化慈善机构开始关注体育运动在落后乡村中的社会凝聚力、互信、合作与开放的程度，体育事件的反复性和网络性价值得到了开发，逐渐成为乡村社区与外界实现价值交换的重要途径［15］。然而，在活动规模不断扩张时，混乱、拥挤及多个社区沟通障碍等负面影响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抨击，社区活动的全面规划、实施细则及决策执行等方面亟待改善。体育企业社区参与（CCI）管理的模式一度成为扩大运动社区规模的方法，其强调社区参与决策、公开透明的筹办流程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持来源于大量的本土知识资本及供应商［16］。如流动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如自行车、徒步、垂钓、漂流等）需要穿梭于乡村异地，强制管理显然不是构建运动社区的最佳选择。多项评估表明，乡村运动社区的构建以自发性为中心，建立协会、俱乐部与社区的互惠渠道，在社区参与型决策基础上，尽可能通过自由设计、协商与监督予以实现。将有益主体间的资本、信息进行有效桥接成为了社区网络形成的关键，无论运动项目牵涉到何种组织，有效沟通的互惠关系必须得到建立［17］。运动旅游社区涉及的组织比单纯的旅游社区更繁琐，各类关系的粘性更强。

2.3 乡村体育赛事旅游及其文化附着力

乡村体育赛事曾被认为是乡村体育旅游的缘起形式，此类研究代表了赛事对乡村经济、文化影响的特征。Getz首次在“赛事旅游：涵义、评价与进展”一文中归纳了体育赛事旅游在事件旅游中的地位，体育赛事在旅游史中大致发挥了转变公民观念、提升经济附加值、教化育人和地理探索的功能。如今，乡村旅游借助体育和旅游者主动参与运动会或户外项目是乡村体育旅游的两大形式［18］。其中，赛事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和间接传播价值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Castaneda认为体育赛事为伊朗马赞达兰的贫困乡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赛事旅游更能迅速提升旅游营收的效率［19］。政府的举动也充分证明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越来越多的竞标国为了实现振兴乡村的目标，将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与乡村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南非的乡村社区期望并相信国际足联可以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收益［20］。对克罗地亚乡村小型冬季运动会的调查表明，不断通过组织谈判、资本注入的方式可以将Chalip提出的赛事杠杆框架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提升乡村赛事流动交付、社会组织和流程执行的质量及效率［21］。另外，赛事的中心地理性显示出较强的辐射效应，举办地周边贫困乡村的服务供给能够促进新兴劳动力发生转移，发挥人口红利作用，展现出投资新自由主义的精神［22］。当然，体育赛事不管是作为乡村旅游的构成元素还是支撑项目，显现出来的经济作用并不足以支撑整个乡村的发展，这就使得关注收益的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微观经济的范畴（事件杠杆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基本围绕家庭收入、个人意愿等，最终导致赛事对整个乡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

随后，不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赛事特征上，其季节性、重复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乡村赛事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点缀，展示了乡村风貌和乡风形象。到马来西亚观看民俗体育节的6 000名游客表现出了民族间的差异，人们受到异国风情的影响，在个体认同方面不断寻求与赛事活动相接近的价值观，高质量的赛事水平也提升了马来西亚本土乡村人的参与感与心理福利［23］。另一类型是体育跨文化交流带来的粘性，在芬兰-俄罗斯对口乡村试点协议中，由芬兰主导引进的运动娱乐场、拳击场培训课程及附属文化活动激活了俄罗斯聂宁格勒州乡村的手工艺传统变革与教育创新，实现了知识转移，丰富了乡村生活［24］。当然，体育运动开展的规模过大也会对当地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体育赛事中的商业符号、运动群体价值观等对民俗传统产生了较大冲击，观赛人流过于密集导致了偷盗、抢劫等行为的发生，甚至出现由于意见分歧导致的打架斗殴事件，不少村民在人身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产生了顾虑［20］。运动员、球迷和观赏氛围所构成的文化场景瞬息万变，没有单纯的优劣评价，这为乡村生活注了入别样的风情，体育与乡村传统文化融合时，两面性特征尤其显现。

2.4 乡村体育旅游中的人地（居民）互动

由于体育活动在乡村中的开展具有比普通旅游更高的“流动性”和“具身性”，因此其体验感极强。旅游主体与地方形成的关系逐渐成为各项活动最为关注的领域，其覆盖了动机、居民感受和主动参与3个方面。在南非，内陆渔业资源从未考虑过因为钓鱼活动而产生的影响，调查显示，参与垂钓旅游的人们有99%是当地人，均居住于10Km左右的区域，其出游垂钓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近4成的垂钓者为了休闲娱乐，这类旅游者基本上都将捕获的鱼放生［25］。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娱乐、增加见闻或者回归自然，尤其是去往乡村体验不同的体育传统，可以填补现代生活的知识盲区，增进社会交往。在智利，多数户外运动全部在乡村开展，马甲拉尼地区利用农场狩猎、荒野旅游和极限挑战等创新活动，综合了越野跑、攀岩、跳伞等运动，在国内建立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强化了地方对游客的吸引力［26］。

居民在被作为参与主体及研究对象时的感受截然不同。主动参与型农户通常在指导、陪同游客时能接触到较为先进的运动装备及知识技能，提高了对于乡村体育活动的认知，最终获得较强的自我认同感，但也有少数居民认为乡村体育活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如伊斯坦布尔的Polonez村庄的狩猎运动形成了独特文化，村庄中划分了历史观景区、野餐区和狩猎区，三大区域均遵守当地“自然保护区”的法则。几十年来，村庄并没有因狩猎运动的开展影响村民的真实生活，但在未来发展中，有村民担忧过度发展会打破宁静。村落文化发生细微变化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表明体育活动目前尚未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但国际上已引起注意，其地方修正案正处于激烈讨论状态［27］。

2.5 乡村体育旅游的生态可持续与减贫效应

在乡村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体育运动的条件通常比较苛刻，需要对实际绿色资源进行勘察，甚至需要建立较为长期的生态监测系统，并详细对比开展运动前、后的生态影响［28］。在运动项目产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乡村中，周期性和重复性显示较高的消费粘性，此时，气候变化、土壤监测、水质变化逐渐成为焦点，白水运动的开展需要尽量维持自然河道的水文规律，利用商业竞争的手段淘汰生态观较差的运营公司成为了保护生态多样性的第一道屏障［29］。为解决狩猎运动导致的物种不平衡矛盾，有乡村政府采用了养殖低成本的蹄类动物和食肉动物作为替代，通过在国家公园中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域，使畜牧、狩猎和野生繁殖得到较好的延续。发达国家对乡村环境的关注基本都在预先阶段，防护策略的控制在运动项目开展的事前阶段就得到了协商及安排，体现在划分运动区域、标识系统建造和人员保障方面，这使得滑雪、狩猎、攀岩等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运动在普及前就得到了各方认可，当地政府也无需担心积雪减少、地表破坏和岩石开采等问题的发生［30］。红十字会、野生动物保护会、环境保护协会及公益爱心组织十分关注体育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生态维护，不少团体在海滩、雨林等区域定期举行环保宣传活动。地方筹集、预先管理和居民参与使得乡村体育活动得到了健康发展。

此外，国外不少乡村已经将体育运动作为减贫的重要策略，非洲联盟制定了内陆垂钓业的减贫计划，以垂钓运动在农村的开展成就垂钓运动与渔业的快速融合，以运动项目撬动渔业成长，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并尝试带动落后乡村的销售与物流［31］。不少参与体育活动的农户在生计水平上得到了改善，体育活动为贫困乡村的交通通信、设施改造带去了公共福利，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同时也增加了贫困家庭生活的多元性。运动空间的扩大改变了贫困农户与城市沟通不畅的刻板印象，使得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文化间隙得以缩小。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是，体育运动在改善人的精神贫困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自我实现、社会化和价值观改善方面，这种教化功能区别于普通旅游，对坚韧、和蔼等人格品质具有较好的塑造功能。国际研究提供了很多先进的生态治理及评价的方法，预先管理和实时评价在运动项目开展时十分重要；乡村体育旅游对脱贫的效果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减贫上，丰富了居民生活、加强了城乡对话。

3 国际乡村体育旅游研究对我国本土乡村的实践启示

乡村体育旅游虽然在理论、方法上并未形成独特的范式，但是围绕乡村区域的体育旅游研究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某种运动项目或中小型体育赛事为典范的研究备受关注。乡村体育旅游起源于某种运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并且遵循人们自发组织、相互学习及农户参与的规律，通过不断组织和引进不同级别的乡村赛事，扩大其举办规模并接纳该运动的文化要义，使之渐渐成为乡村社区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并得以传承，这便使得乡村运动社区在20世纪末逐渐得以形成。乡村居民、参与者和管理者逐渐在乡村资源的置换中受到了关注，因为他们的主动参与程度、沟通程度与执行效率直接决定了某项运动是否可以得到长远的发展，乡村体育旅游行为导致的生态可持续及减贫效果也成为了当今国际重点关注的领域。居民对待体育的态度多采用因子、聚类等定量方法，资源评价多采用地理学定量方法，其余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在现象转化为规律的过程中，还有待达成共识。多数描述性研究仍对我国乡村发展体育旅游有着重要启示。

3.1 匹配乡村实况，加速乡村运动项目产业化进程

乡村运动消费市场的形成是以某项运动及对应人群的特征为基础的，源于供给同类“运动项目”产品及服务的经营性主体，某种运动项目的诞生、成长甚至消失都伴随着特定的经济形象，倚重某种乡村资源的户外项目通常可以创造较为可观的收入及就业岗位［32］。尽管体育类经营性主体的业务范围很少涉及乡村，但这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开拓有着无限的潜力，乡村越野跑、泥泞跑、徒手攀岩等娱乐性极强的项目在推动企业竞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以漂流运动为例，涉及河道施工、器械运输、安全培训、医疗救援、洗浴康复和媒介赞助等非旅游常规行业，再加上赛事报名、漂流随同等附加值较高的服务，这便使得漂流运动项目所需的上游企业及下游服务内容截然不同。中心地理论认为，点轴式分布的某种业态有利于凸显其在城市中的价值，同样，体育用品制造、竞赛表演、休闲娱乐服务及运动培训等形式的经营性主体散布于不同乡村可以迅速推动某个中心区域的项目产业发展，在区位上、福利上提供消费平台，促进乡村运动消费市场的形成［33］。结合乡村自然、人文资源的属性，积极推广与之相匹配的运动项目，利用冰雪、跑步、户外和探险等项目吸引成熟企业，构建运动项目创业平台，嫁接城乡体育产品链、服务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要充分发挥乡村地产、文化、教育和传媒等业态的功能，积极探索参与度较高的运动项目关联产业，给予企业政策鼓励，推动装备生产、工艺创新、健康服务等新资本的参与介入，不断实现劳动力转移以及项目产业拉动服务业升级。

3.2 积极打造乡村运动社区，达成文化共识

乡村运动社区在国外被定义为以运动文化为核心的村落生活共同体，但在国内的实践中尚未形成这样的环境。乡村运动社区的建设需要乡村政府、社会组织和商业团体的通力合作，以及大量非政府（非营利目的）组织参与其中，如环保委员会、学校志愿团等。在主体关系协调上，乡村运动社区通常遵循“自发性”特征，即社团自主参与的文化形态，不少基于运动行为的调查发现，自发性组织的活动比机构引导的活动更具有生命力，运动精英在社区中具备领导力。乡村社区活动可以培养当地人对体育的兴趣，创造居民与运动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机会。基于此，我国乡村应当在组织层面树立积极、健康的科学运动观，如建立乡村乒乓球室、乡村健身房等，成立多个乡村公用的运动中心，定期组织户外活动并传播体育文化；加强城市与乡村间的体育来往，尤其是团体性、群众性体育活动，通过城乡居民大联赛、民俗运动观摩等节事活动吸引游客。树立运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的理念，激发居民引领游客外出的意愿，促进本土锻炼氛围的形成。由于我国乡村体育的管理尚未上升到制度、立法层面，再加上其在精神塑造、行为动向和物质文化方面有着较大的滞后性，而缩短人际交往距离、消除差序格局是体育文化的功能。因此要尽量在乡村发展中树立“运动有益”的文化认同，积极改善生活区域的集体意愿，不断加深运动团体、普通游客与居民的接触机会，搭建乡村健康指导、体质改善服务平台，使得参与运动的个体化特征逐渐向社会的统一认识转变。

3.3 打造乡村小型品牌赛事，丰富体育研学活动

我国乡村赛事的关注程度远不如城市赛事，在小型赛事尚未形成规模和品牌之前，基于乡村运动社区的赛事体系有待搭建。一方面，统一乡村小型赛事的执行标准，控制赛事对乡村经济、文化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使得赛事在引进条件、收益衡量方面有所倚重；积极融合乡村民俗活动与赛事，形成具有“乡风特色”的体育旅游节事活动，嫁接乡村人文资源。另一方面，引进适合乡村禀赋的成熟赛事，打造与城市大型赛事配套的小型赛事，利用成熟赛事的影响力，提升乡村赛事的知名度。最后，做好乡村赛事的评估工作，总结和反馈每届赛事的经济影响及社会价值，为尝试开展其他运动盛会积累经验。搭建体育、旅游、研学相结合的活动，发挥“运动树人”的功能，积极建设乡村体育旅游研学基地，为外来及本地青少年提供运动培训、体育教学及文化思辨的健体型场所，树立“身心一统”的运动研学观念。

3.4 关注体育旅游可持续，注重体育减贫效果

不合理的体育旅游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如强制改变山体结构等。参与运动的重复性会对乡村自然、人文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在国外，发展某项运动前的资源评价十分严格，需论证开展该运动项目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如雪场地表监测、水质监测等。同时，国外在体育设施改造方面具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应杜绝在山区、水域附近建造大面积硬化型体育场所。将乡村附近的废旧小型工厂改造为运动中心和联系点，为国家公园中的游客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为骑行、徒步和漂流等“流动性”较强的项目提供了休息补给场所。积极打造村落附近的运动中心对保障游客安全、实现绿色旅游有着重要意义。

在经济可持续方面，经营者应尽量发挥体育的多重功能，注重参与型运动与乡村风貌的结合，改善乡村运动环境，结合农事种植、特色培训等行业满足农户生计的需要，提升运动经营服务的附加值。另外，建设乡村体育社交网络，以运动商业为中心，不断拓展运动交流、沟通创造的空间，引进创新型运动项目（如航模探险、小铁人三项等），为周边城市的持续消费提供新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减贫的效果集中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普通增收的减贫方式区别较大。乡村运动会、户外拓展和身体培训所需的劳动力要素极为复杂，体育旅游专业人才、运动志愿团、主办社区管委会等机构纷纷参与，较长的筹备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空间，有助于快速促进劳动力转移。政府应当积极鼓励贫困居民参与体育旅游经营，促进贫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农村人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改善村民的身体素质（协调性、爆发力和激素水平等），不断实现高质量减贫的人口红利。

4 结语

虽然国外乡村与本土实践的参照系不同，再加上国外乡村体育旅游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对象、目标导向与我国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但二者依托的村落资源大致相同。国外乡村体育旅游正处于“丰富形态”阶段，开展航空、水上和路上运动项目的标准较为固定，其关注的运动社区、地方互动、乡村赛事、文化附着力、可持续与减贫效应对我国乡村体育旅游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乡村体育旅游发展应当关注新时代的消费需求，重点拓宽运动项目产业的辐射面，不断发挥运动制造、户外探险和农耕观光等行业的旁侧效应，进而实现多维可持续并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旅游减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