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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董必武诗的用典

 
心潮诗词评论杂志 2016年3期 

 

雷于怀

浅谈董必武诗的用典

雷于怀

董老是从湖北黄冈走出去的一位历史伟人,也是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朴实淳厚,质而不俚,文而不丽,有汉魏之风,董老的诗用典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诗更加简练;二是使诗更加形象;三是使诗更加含蓄;四是使诗更加典雅。但典又不能多用。用多了,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

董老是从湖北黄冈走出去的一位历史伟人,也是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朴实淳厚,质而不俚,文而不丽,有汉魏之风,深为读者喜爱。

董老是前清秀才出身,古诗文功底自然十分深厚,对各种历史掌故也很熟悉。因此,董老的诗有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常常会引用到许多典故。请看他在1943年3月5日写的《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

七年犹作抗倭谋,五载渝城强滞留。

乍暖乍寒更气候,忽张忽弛度春秋。

曾闻宋国驱狂狗,莫讶韩生笑沐猴。

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

这首诗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董老在重庆的斗争生活,抒发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颔、颈二联就连用了四个典故:

“乍暖乍寒”一句,语用宋代词人李清照《声声慢》中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忽张忽弛”一句,语用《礼记·杂记下》孔子的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曾闻”一句,涉及到《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一个故事:宋国有个叫华臣的大臣,哥哥死后,他欺负侄子年幼,趁机霸占哥哥的家产,杀死哥哥的家人,在朝中也是飞扬跋扈,于是引起了众怒。一天,一只疯狗乱窜到他家,许多人撵着追打,华臣以为是来捉杀他的,赶紧跑到陈国去了。“莫讶”一句引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故事:项羽打进咸阳后,有人劝说项羽定都咸阳,以成霸业。项羽不听,意欲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个人只好叹息地说:“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看来确实如此。”这是在奚落项羽虚有威名,其实像个不懂人事的畜牲。《汉书·项羽传》中说这个人叫“韩生”。

诗词用典,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其实用典是诗词一种特有的修辞手法。它通过引用历史人物故事或经典诗文,能更好地表现出诗的内涵和主旨,有着其他艺术手法难以替代的作用。从董老的诗看,用典起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使诗更加简练。中华诗词,特别是格律诗,在字数和长度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力求语言简练,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丰富的内涵,是诗的基本要求。用典则是达到这种要求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拿董老的《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来说,它所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重大题材。当时日寇入侵,国家危亡,本应举国团结,一致抗日。但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总想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借机打击、消灭共产党。因此陪都重庆的政治局势时好时坏,变化不定。共产党派驻重庆的办事处,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形势与斗争十分复杂,反复变化,决非一两句话所能叙述得清楚的。董老借用李清照的诗句和孔子的话,清楚明白地写出了当时重庆变化不定的政治气候,以及我党针锋相对、时紧张时缓和的斗争策略。语言十分简练,内涵也十分丰富,可以引起读者对当年许多史实的联想。

二是使诗更加形象。诗要有形象,要用形象来打动读者,切忌抽象化、概念化。董老的诗,大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处理不当,难免出现抽象议论,甚至出现标语口号的倾向。董老很注意避免这种弊病,常常采用典故,把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转变为生动具体、读者可以感知的形象。比如《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的颈联二句,董老用“宋国驱狂狗”的故事来比喻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要将日寇赶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用“韩生笑沐猴”的故事,揭露和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卑鄙伎俩。“驱狂狗”与“笑沐猴”是十分具体的动作,与抽象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自然增强了诗的形象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又如写于1947年10月的《晨起书感》,是一首感时抒情之作。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政府即将垮台,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社会上也有少数所谓“中间派”人士,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存在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放下武器,停止内战,在中国组建多党政府,实行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专政。针对这种政治形势,董老在诗中用了两个典故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举世已看鹏展翅,有人偏与虎谋皮”。“鹏展翅”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与虎谋皮”出自《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符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后作“与虎谋皮”。董老用“举世已看鹏展翅”,形容全国人民都已认识到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用“有人偏与虎谋皮”,批评“中间派”人士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将抽象的政治内容转化为“大鹏展翅”、“与虎谋皮”等生动具体的形象,避免了抽象化、概念化的政治议论,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三是使诗更加含蓄。诗贵含蓄,就是苏轼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可咀嚼可回味之处;忌浅陋,忌一览无余,忌淡而无味。为了做到含蓄,诗人们往往采取用典的办法,将要说的事拐个弯说出来,让读者去思索、去领会。如董老的《次韵和朱总司令出太行七绝四首》。当时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太行山,到抗日第一线去抗击日寇。这一行动深得老百姓的赞许,他们纷纷送粮食、送猪羊犒劳子弟兵,并送自己的亲人参加八路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的感人场面。董老在诗中用“箪食壶浆迎道左,欢呼甘与子同仇”两句,将这一生动感人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盛赞了朱总司令和他统帅的八路军。“箪食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个典故描写出老百姓对所爱戴的军队热烈欢迎与犒劳的场景。“与子同仇”语出《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它表出了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两个典用在这里,不仅十分允当,而且增强了诗的含蓄性。比起直说八路军怎样为民抗敌,老百姓怎样感激八路军,怎样送子弟参军,确实要含蓄得多,收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再如《闻杜斌丞先生在西安遇害,为长句吊之》,杜斌丞是爱国民主人士,西北著名教育家,曾向杨虎城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抗战时期,他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董老在诗中赞扬他:“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这里用了两个典:据《新唐书·房杜传》记载,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共掌朝政,房多谋略,杜善决断,人称“房谋杜断”;另据《新唐书·杜牧传》记载,杜牧早年就胸有大志,关心国家大事,做幕僚时,不顾位低职微,给朝庭上《罪言》书,对修明内政、平削藩镇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董老在诗中引用杜如晦、杜牧等历史人物的典故,盛赞了杜斌丞有谋略、有决断,敢于就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给杜斌丞以很高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用典来表达的,因而显得十分含蓄,给读者思索与联想的很大空间。

四是使诗更加典雅。这点很好理解。因为典故大都涉及到历史书籍上的人物故事和经典诗文。从内容讲,丰富深刻;从语言讲,简洁精当。它们有着浓郁的书香气,给人们高雅之感,绝无村鄙粗野、浅俚低俗的味道。比如《挽李克农同志》,中间二联:“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颔联盛赞李克农的杰出才干,颈联表达对李去世的无比惋惜。由于四句都用了典,而且对仗工整,的确使人感到十分典雅,不禁吟咏再三。

用典确实有好处,不可不用,但又不能多用。用多了,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因此,历代优秀诗人在用典时很注意三点:一是尽量用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少用生僻的典;二是将选用的典与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尽量融合起来,做到用典而不见痕迹,读者不知典也可以理解诗意;三是尽量有所变化,用其典而不完全就其意,妙在意翻新奇。董老诗在用典时也很注意这几点。他用的典虽多,但大都为读者所常见。比如“兄弟阋墙”、“箪食壶浆”、“与子同仇”、“同心断金”、“鹬蚌相争”、“乍暖还寒”、“一张一弛”、“问道于盲”、“闻鸡起舞”、“雪泥鸿爪”等,只要稍微多读了几句书的人就不难理解。在许多地方他虽然用了典,却做到不见痕迹,使读者浑然不觉。比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挽沈骊英女士》)、“倚树看云身影没,飞鸿踏雪爪痕余”(《宿罗浮山朱明洞忆亡友林伯渠同志》)、“今夜鄜州看明月,得无清皎与延同”(《过劳山寄延安诸同志》)、“河山破碎劳收拾,田土纠纷要试均”(《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等诗句,你知道是用典可以懂,不知道是用典也可以懂。还有些地方用典,董老加以点化,做到另有新意。如《忆王尽美同志》中的“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语用杜甫的“济南名士多”(《陪李北海宴历下》)。杜甫的原意是赞颂包括李邕在内的济南名士很多。王尽美是山东人,邓恩铭1927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牺牲)。董老借用杜甫的“济南名士多”,却反用其意,说像王尽美、邓恩铭这样杰出的革命者在山东也并不是很多,用另一种语气赞美了王、邓二人。再如《金门遇陈志蘧诗以赠之》中的“高卧豪情百尺楼”,典出《三国志·魏书·陈登传》:一天,刘备同荆州牧刘表、谋士许汜在一起评论天下名士。许汜说他曾投宿陈登家,陈登十分傲慢,自己睡上位床,让他睡下位床。刘备说:“你求田问舍,言无可取,陈登当然看不起你。要是我,会自己睡在百尺楼上,让你睡在地下,岂止上下床之差?”董老在这里用这个典,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正面肯定陈志蘧同志为国为民,豪情万丈,高瞻远瞩,如立百尺高楼之上,与“群儿争取烂羊头”的有着天壤之别。

(作者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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