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及当代价值
文/丁龙嘉
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及当代价值
文/丁龙嘉
无论从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的视角还是从中国当代社会需求的视角看，“南下”与“南下干部”的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但学界较少对其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拟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以及当代价值发表一点浅见。
“南下”及其历史意义
与其说“南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如说“南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更为准确。这一历史阶段的上限应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该会议勾画出了全国解放战争进展的时间表，不久又提出了于1949年秋季渡江作战的构想。这一历史阶段的下限应为1952年底。因为“南下”结束的标志不只是建立了新政权，还应是新政权站稳了脚跟。而在西南地区，到1952年5月土地改革才结束，到1952年秋10人以上的股匪才被消灭，新生政权方站稳脚跟。和平进军西藏也是“南下”的组成部分，和平进军西藏的解放军部队于1952 年12月20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因此， 将“南下”的下限定为1952年底是适宜的。“南下”的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渡江南下的决策及筹划；强渡长江，解放并接管宁沪杭；进军东南、中南，解放并接管闽鄂湘赣粤桂及沿海岛屿；进军西南，解放并接管川黔滇康藏。
“南下”的意义是重大的。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方面看，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从中共的变化方面看，全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中共的工作重点的变化方面看，实现了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南下干部”及历史贡献
历史表明，构成“南下”群体的是三部分人员：一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是担负战争勤务工作的民工；三是接收新解放城市和乡村的干部。因为后二者是随前者行进的，所以称随军南下民工、随军南下干部。
据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共中央关于筹派“南下干部”的决策性文件，主要是1948年10月决议、1949年2月指示以及1949年6月指示。这三个文件是研究“南下干部”的重要历史文献。
从这些文献中可知，中共中央筹派的“南下干部”，第一次是5.1万人，第二次是近3.8万人。各野战军抽调了相当数量的人员参与开辟江南新区，他们也是“南下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接触到准确的数字。
“南下干部”群体的人员，来自于长江以北的不同解放区，有的来自华北、华东、东北，也有的来自西北、中原。这个群体的人员来自不同层级，有中央局、区党委、地委级别，亦有县委、区委级别。这个群体的人员出自不同的领域和行业，包括军事、党务、政府、群团和经济、财政、银行、贸易不同行业以及教育、文化等领域。
这个群体的人员在呈现诸多差异的同时，也呈现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北地区来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地区。
在谈到“南下干部” 时，常常会遇到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山东南下干部在这个群体中占多大比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以给予准确回答。因为“山东”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指当时的山东解放区还是指现在的山东省？ 二者所辖区域是不同的。1949年春夏之际的山东解放区，所辖区域为山东省内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地区和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既不等同于当时的山东省，亦不等同于今天的山东省。总计：山东解放区（包括华东局机关）第一次抽调“南下干部”为22968名，超额；第二次抽调“南下干部”为350名。这里应该提及1948年7月去中原局的约4000名山东解放区干部。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军实施的第一次战略跃进；1948年初，中央军委提出组成陈粟东南野战军，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渡江南进，但未付诸实施。中央在计划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时，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约4000名干部准备随军渡江南下，但因决策变化，这约4000名干部转调到长江以北的中原局，分散在陕南、桐柏、江汉、豫西地区展开工作。到1949年渡江南下之前，这约4000名干部中的大多数作为中原局的下属随军渡江南下。综上看来，山东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数要超过23318名这个数字。
“南下干部”的贡献是历史性的。这个群体在实现上述三大转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奋斗，就没有三大转变的实现。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铲除了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 二是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恢复和初步发展国民经济；三是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素养和大众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还加强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的当代价值
作为新中国奠基史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借鉴和启示作用。而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亟须从新中国奠基史中去寻找渊源、汲取营养。在这项重大研究课题中，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
“南下干部”同本地干部一起，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为研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颇具典型意义的历史资料。之所以说其颇具典型意义，是因为自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便在长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里开展起来，但这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受到战争的制约。中国大陆解放后，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虽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但是在已有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相比之下， 在江南广大地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革和建设，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于研究中国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建设，就更有研究价值了。
对新民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对今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如由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等人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放弃了呢？毛泽东在1953年6月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批判过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那么毛泽东、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的异同之处在哪里？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与1978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等等。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呼唤着我们下气力去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
其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城市管理、建设和城乡关系。
以城市工作为重心，管理和建设好城市，这对于中共与“南下干部”群体是一个全新课题，尤其是在 “南下干部”的平均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要管理和建设好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南下干部”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南下干部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进行城市的接管和建设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处理好城乡关系，对于中共和“南下干部” 群体亦是一个重大课题。1949年4月至1952年12月长江以南地区的城乡关系十分值得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具有典型性，之后演变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同样具有典型性。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实现城市化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呼唤着历史研究者下气力去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管理、建设城市以及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
再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执政党建设。
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所肩负任务的变化，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转变，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共自身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南下干部”在南下以前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是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中的自然经济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南下以后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在江浙沪地区所处的环境，是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南下干部”在新的环境中面临着“糖衣炮弹”的考验。因此，深入研究“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执政中经受住商品—市场经济考验的历史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大现实问题， 即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防止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执政党建设，呼唤着我们切实、深入、科学地去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江南初期的三大执政实践，即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管理、建设城市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以及执政党建设的实践。如果能从这样的宽阔的视角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那么对“南下”和“南下干部”的研究， 就会显现更加重大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原题为《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