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杨

中国共产党自1926 年11 月7 日在云南建立第一个地方组织开始，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相互联结为一个整体，成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云南反动统治的强大武器。云南解放前夕，通过促成东北内战前线滇军相继起义，确定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的方针等，推动卢汉率部起义成功。昆明和平解放后，又组织动员全市人民保卫昆明、迎接野战军进驻接管，使云南各族人民在1950 年2 月24 日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促成东北内战前线滇军相继起义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集团为发动内战，使用武力逼迫龙云下台后，又将入越受降的滇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充当炮灰。滇军被调往东北后，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东北战场的形势，认为滇军占东北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如果能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反蒋起义，对消灭东北敌军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决定把争取滇军作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项重要决策组织实施。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滇军的工作，促成滇军第九十三军十八师七连、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和第六十军相继起义，从而加快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的进程。滇军在东北相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军运工作的胜利，是党对滇军长期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结果，是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滇军将士顺应历史潮流，投向光明的正确抉择。

1946 年5 月，刚被调到东北内战前线的滇军九十三军十八师三团七连和六十军一八四师于先后在高岭和海城发动了起义。滇军九十三军十八师三团七连连长陈禄、副连长白华是滇军中长期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青年军官。滇军到达东北后，七连驻扎在北宁铁路（北平—沈阳）辽宁绥中县高岭车站看守桥梁。由于早有准备，起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全连及配属的重机枪排共200 余人一个不少地到了解放区。七连起义后，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高岭起义虽然是一个不大的行动，但它是滇军在东北的首次起义，牵动着东北滇军这一敏感问题，敌人十分震惊。九十三军十八师三团为了稳定军心，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把七连起义上报为“全连阵亡”，还召开了“追悼会”。

滇军一八四师正式宣布起义后，师长潘朔端和一八四师副师长郑祖志、师参谋长马逸飞、五五二团团长魏瑛、副团长张文蔚联名发表《六十军一八四师反对内战通电》。通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用美国武器残杀同胞的罪行，阐明了一八四师官兵坚决退出内战、实行反内战起义的严正立场，表明了与一切和平民主人士团结一致、反对内战，以保卫人民利益、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起义通电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昆明12家期刊联名致函慰问一八四师起义将士，称颂海城起义是“第二次护国起义”。海城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首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它对于疯狂进行内战的反动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和警告，对于一切被国民党反动派驱迫到内战前线当炮灰的官兵是一个响亮的号召。

1948 年10 月，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率领六十军2 万余人在长春起义。长春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迫敌整军起义，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战例。长春围困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通过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迫使曾泽生率部反蒋起义，新七军及郑洞国兵团部放下武器投诚，使长春市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减少了战争破坏和人员伤亡，还为和平解放大城市提供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据守其他大城市的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滇军六十军长春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

长春起义后，曾泽生偕第六十军全体官兵于1948 年11 月29 日发表《告国民党军官兵书》，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国民党广大官兵，尤其是云南地方部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统战工作和东北滇军起义的影响下，云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龙云毅然脱离国民党的羁绊，1948 年12 月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广州辗转到达香港。不久，他在香港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1949 年4 月，龙云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拒绝了李宗仁“共商国是和云南的一些问题”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8 项和谈条件。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8 月15 日，龙云同其他40 多位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1950 年1 月，龙云回到北京，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积极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1949 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 月1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反动派和平阴谋的同时，表明了争取各个地方实力派的愿望。

1949 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面分析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的形势，根据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己基本上被消灭的情况，认为今后解决残余的100 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让其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在新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在有条件的地区争取中间势力，走和平起义道路的方针。

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了云南形势，作出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在放手发动各族群众，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作好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准备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起义，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的方针。

推动卢汉率部起义，昆明和平解放

在解放大军逼近云南，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云南人民反蒋武装风起云涌之际，在东北滇军起义和龙云公开反蒋的影响下，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局的直接工作和云南地方党组织的积极争取，促使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于1949 年12 月9 日率部在昆明起义，从而加速了云南全境解放的进程。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10 月14 日，解放广州。11 月，发起广西战役。11 月15 日解放贵阳。11 月30 日解放重庆。12 月4 日解放南宁。与此同时，蒋介石企图以云南作为最后反攻的基地。12 月7 日，蒋介石派张群到昆明，与卢汉洽商国民党中央政府迁移问题，提出政府设昆明，大本营设西昌，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或政府设西昌，在昆明办公，让卢汉选择表示意见，以便当晚决定。卢汉以云南民穷、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为由，表示难以照办。张群当晚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命张群12 月8 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 位军长到成都“面授机宜”。8 日晚，卢汉得知张群与龙、李、余等人次日返昆的消息后，认为形势十分紧迫，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得以实现，起义的可能性就将丧失。在这“千载一时之机”，卢汉权衡利弊，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通报。昆明市委得知消息后，认为不失时机立即起义，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只要起义部队和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就能够在南下野战军的驰援和边纵的配合下赢得胜利。市委于8 日晚立即派专人携信赶赴滇中向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汇报，并进一步作了应付事变的部署。

为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卢汉施放烟幕，特于12 月9 日下午在翠湖东路卢汉新公馆大摆筵席，宴请美英法驻昆总领事。下午，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等一行飞抵昆明。卢汉当即软禁了张群，切断了他对外的一切联系；随即又借张群来昆之名，通知在昆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特务头目第八军军长兼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岑、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等于晚9 时到青云街卢汉旧公馆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并出动部队解除了蒋系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和市区军事要地。午夜，卢汉正式宣布起义，并通电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12 月10 日黎明，卢汉率代主席杨文清等来到五华山瞭望台，卢汉拉动旗绳，把五星红旗升上了五华山瞭望台。12 月11 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迎军会师，云南全境解放

昆明和平解放后，组织动员全市人民保卫昆明、迎接野战军进驻接管成为当前重要的任务。

昆明市委组织领导全市人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起义部队保卫昆明。以党员、盟员为骨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组成了3000 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义勇总队），承担护厂保产、构筑防御工事、维护治安、搜捕敌特等任务，有部分队员还直接参加了对敌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1949 年12 月7 日，滇桂黔边区党委向全区发出《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会师的指示》，指出“这次南下大军与南下干部和我们会师，不仅是军事上的会师，而应是思想上以至政策上的会师。又是南下大军与当地群众，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紧密政治联系，紧密团结合作，彻底解放边区以至全西南的重大关节问题”。边区党委宣传部还印发了《迎接大军宣传要点》，提出了“迎接大军就是迎接胜利”的口号。边纵部队和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边区党委号召，全力进行迎军支前工作。由于宣传发动工作广泛深入，各族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迎军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和顺利。

为协同二野进军西南执行作战任务，配合开展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1949 年6 月25 日，西南服务团总团在南京成立，归二野政治部领导，下辖云南、川东、川南3 个支队和贵州干部队，约17000 人。云南支队于9 月26 日在南京成立，下辖7 个大队和两个营。全支队近4000 人。10 月3 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过集中学习后，由宋任穷率领从南京出发，于1950 年2 月到达云南。

2 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相继到达贵州省安龙县城，实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7 日，宋任穷主持召开四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领导人会议。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认为没有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表示一定要把中共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大家还认识到，面对云南的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当前要首先搞好内部会师，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并确定最初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统一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改造好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

2 月中旬，卢汉派龙泽汇到宜良，向四兵团首长汇报情况，研究进驻昆明的有关事宜。2 月20日，野战军正式举行入城仪式。以卢汉为首的迎军主席团在昆明东郊迎候，当时只有30 万人口的昆明市就有12 万人夹道欢迎野战军。2 月22日，昆明各界在拓东运动场举行盛大欢迎会，陈赓、宋任穷、周保中、卢汉等先后发表讲话。2 月24 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市庾园召开。陈赓、林李明、郑伯克、庄田、周保中、宋任穷等依次在会上讲了话。陈赓在会上庄严地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同时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组成。

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的庾园会议是云南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在党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进军云南的野战军部队和云南地方党组织、云南人民武装顺利地实现了团结会师，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从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云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幸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