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鑫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夕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其成员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自国统区，他们经历过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思想基础较好，在对他们集中培训时，二野领导亲自讲演，加之热烈的学习讨论和行军途中的宣传，他们的思想完成了转变，很快适应西南地区新的革命工作。

[关键词]西南服务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除了从中央机关和老区选调一批干部外，上海、南京、安徽等地的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对于来自国统区的知识青年，为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的要求，进行培训和思想改造是十分必要的。二野经过近3个月的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10月1日，西南服务团16000余人整装出发，推进西南边疆。本文结合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对西南服务团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行探讨。

一、思想基础：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与对中共的好奇

西南服务团的主要成员是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其中有很多是在国统区就读的大学生，他们思想状况直接决定了对他们思想改造的效果。

当时的国统区虽然在实行“党化教育”，尤其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党化教育的重要阵地。但是中央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思想都相当开放。在中央大学中共党组织活动较为频繁，据参团的中央大学学生回忆，当时学生的大致状况是“一二成的倾向国民党，一二成的倾向共产党，剩下的是中间派”，而中间派学生的态度也多是对国民党当局有相当程度的不满，在“五二”学生运动和“四一”学生运动中学生的表现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西南服务团成员孔德璜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学生运动）基本所有学生都参加了。当时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是知道国民党腐败，年轻学生都有这个想法。参加学生运动的有一部分学生在总统府静坐，被特务用木棒打，很多人受伤。我们参加了抬担架，把受伤学生送到医院。他们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用这种手段，我们很气愤。再加上那个时候听说一些政府腐败的事情，物价飞涨，买米要提着一包钞票。所以参加革命还是有一点思想基础的，对现实不满。参加游行亲身体验到这个东西了[1]p1。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也使学生们受到很大震撼。西南服务团成员，当时的中央大学助教沈昆翱回忆说：南京解放，我目睹解放军对人民的那种亲切、关怀。4月23日早晨我上街，看到解放军就睡在大街上，对民众是丝毫不打搅，我感觉那真是人民的军队啊。解放军里的年轻人很多啊，就在我们中央大学（现在是东南大学校址）学校旁边就有驻军，晚上驻军有各种唱歌活动，非常活泼，我很受感染。思想就慢慢转变了。听说要成立西南服务团，解放军要解放大西南，那是解放中国的最后一仗啊，这是参加革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助教也不干了，就参军了[2]p1。

由于当时出版限制，国统区的大学生看到中共方面的进步书籍机会不多，他们也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非常好奇。徐学庶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就偷着阅读一些中共的相关书籍，对中共的理论有一定的好奇心，尤其是南京解放后大量进步书籍在南京出现，他们如饥似渴地去阅读[3]p2。

当时学生的思想状况基本是对国民党比较反感，对中共缺乏了解而又充满好奇，这也为日后思想改造的成功进行奠定了基础。

二、系统培训：集中学习的内容和效果

西南服务团组建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进行的工作是对新招募的成员进行培训，这是思想改造的关键环节，采用集中学习与课下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学习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社会发展史的学习，直接建立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基础；其次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基本教材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让大家对共产党产生认同感；接下来是领袖著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此外，针对西南服务团可能面对的工作，二野还组织了相关的政策学习。

二野的高级领导对西南服务团的培训十分重视，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亲自为服务团成员上课、作报告或者讲话。早在西南服务团成立之前，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兼任二野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就给即将前往西南的二野军事政治大学学员作动员报告[4]p23。他在报告中从怎样认识解放军和军大、在军大怎样学习这两个方面对大家进行教育。他指出解放军进行的是与敌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斗争[5]p3-7，并简要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同时对大家今后的学习生活提出了要求。7月28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刘伯承也作了讲话，他分析了京沪杭胜利后的形势，并布置了西南服务团的任务：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对西南服务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提出了要求[6]p3-5。

时任二野政委邓小平也多次亲自为服务团成员作报告、授课和讲话。8月21日邓小平的报告分为我们的胜利与困难、向西南进军、“一边倒”问题和团结大多数这四个部分[7]p1-5。9月6日，邓小平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作了“人民民主专政”报告，这次报告是授课性质的，是针对毛泽东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的辅导[8]p839。9月12日，邓小平给军大学员作了《过关问题》的报告，要求学员们过“战争关”“新民主主义关”“社会主义关”这三个“大关”，还要过诸如“家庭关”“恋爱关”这样的“小关”。[4]p249月20日邓小平给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们作报告，主要讲去西南工作以及工作的态度问题，并提出团结、依靠西南人民，做好统一战线工作。9月21日，邓小平在原中央大学广场上给西南服务团全体成员作《论老实》的报告，因停电讲演被迫中止，第二天讲演继续进行。邓小平从老实的角度对西南服务团成员提出要求[6]p1-2。

其他领导（包括三野领导）也给服务团的成员授课，比如张际春作《中共党史》报告、彭涛作《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粟裕作《关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报告[6]p20。此外，不在南京的西南服务团成员的教育也受到了当时领导的重视。当时在山东成立的南下干部团中后来前往西南的一些成员（组成了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曾经听过徐向前、陈毅等领导的报告[2]p2；1949年8月11日，北平南下人员出发前曾受到胡乔木、邓拓、廖承志、陆定一等领导的接见。

总体而言，西南服务团的成员对领导们亲自报告和讲话是非常认可的，认为领导们的讲话“实际，不是官话，深入浅出讲得很好。这算是一种启蒙教育”[1]p2。同时刚刚参军就见到了首长，听大领导作深入浅出的报告，他们表示“很幸福”[9]p4。除了集中上课听报告之外，还有课下的分组讨论环节。蒋钟若回忆说：

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有人提出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妇女等等，大家展开了一场议论，当时我没有表态，最后我记得是彭涛讲话，他是副团长，他避开了这些事情，说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我们还必须维持和苏联比较好的关系。他说美国现在虎视眈眈，我们要随时准备美国入侵[10]p3。

当时的国统区大学生有着一定程度的反苏心理，而西南服务团的领导对这种心理并不是采用压制、批评的办法，而是换一个角度讲道理，这样更有利于学生们心服口服。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人思想动摇的时候，还组织了对思想动摇的人的批评，让大家端正参军的态度。

通过大会学习、小组讨论等形式，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们得到了初步的思想改造，尽管时间很短，但是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三、行军途中：学习与宣传并行

西南服务团10月1日从南京出发开赴大西南，行军途中的思想教育对于西南服务团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首先，在行军途中，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仍然经常给服务团成员作报告。在湖南长沙休整期间，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们进行了相对系统的学习。在行军途中的培训是经常性进行的。即将抵达云南的时候也相应地进行了入城政策教育。

其次，在行军途中进行了模范评比活动。行军途中对服务团成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有专门负责民运工作的人员负责监督[11]p17-18。在行军途中会对表现优秀者进行嘉奖，被评为“行军模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同时，在行军途中的宣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宣传队。沈昆翱回忆说：我那时在宣传队，所以沿途都在那里唱歌啊，宣传啊，讲话啊，行军队伍走过来，我们就敲锣打鼓唱歌，唱革命歌曲，给大家以鼓舞。队伍走过去以后，我们就跟着队伍，所以那时候很辛苦。先是走在前面，大队伍过去以后又在后面追赶，宣传队的工作是相当累的[2]p4。

同为宣传队成员的金一杭回忆说：我们宣传队，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路过的都是新区嘛，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我们就是一路载歌载舞宣传约法八章。到了新区就要宣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策啊什么的，就唱歌：“解放军大炮隆隆响，隆隆响，红旗齐飘扬，齐呀齐飘扬。隆隆响，齐飘扬，毛主席下了行军令，解放大军过长江。”我们二中队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就唱着这个歌，就算宣传约法八章了嘛[9]p6。

这种宣传不仅对新区人民，对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也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在宣传队的加油鼓劲下，行军路上也有了动力，尽管宣传队很辛苦，但是基本上还是实现了宣传的效果。

1950年3月部队抵达云南后西南服务团建制撤销，服务团成员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进行政权接管、征粮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西南服务团主要是由原国统区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且组建很仓促，1949年7月28日正式建立，1950年3月就在云南进行相当重要的革命工作，思想改造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思想改造之所以取得效果，与这些学生本身的思想基础、教育的针对性、二野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行军中的鼓动宣传都是分不开的。作为解放军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服务团的思想改造的模式也相对很特殊，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敌占区进步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从大学生很快转变为革命需要的基层干部，而且可以理清西南服务团这个群体的历史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1]武黎嵩等.孔德璜采访记录[R].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工作组，2013.

[2]赵坤等.沈昆翱采访记录[R].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工作组，2013.

[3]武黎嵩等.徐学庶采访记录[R].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工作组，2013.

[4]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2辑）[C].昆明：内部资料，1989.

[5]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4辑）[C].昆明：内部资料，1989.

[6]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1辑）[C].昆明：内部资料，1989.

[7]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7辑）[C].昆明：内部资料，1989.

[8]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武黎嵩等.金一杭采访记录[R].未刊稿：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工作组，2013.

[10]武黎嵩等.蒋钟若采访记录[R].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工作组，2013.

[1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南服务团史料征集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团史资料选编（第5辑）[C].昆明：内部资料，1989.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