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瑛 邓晓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重庆西南服务团移民及文化研究

何瑛 邓晓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西南服务团组建于1949年6月，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它是在南京、上海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形势下，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中心工作转向城市的精神，为满足即将解放的西南广大地区对干部的需要，由第二野战军组建的，具有军事移民的性质。在解放、接管和建设新重庆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就这次移民活动的形成到完成进行了全过程、多视角探讨。

西南服务团;移民;重庆;文化

西南服务团是在南京、上海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形势下，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中心工作转向城市的精神，为满足即将解放的西南广大地区对干部的需要，而由第二野战军组建的。它组建于1949年6月，旨在为解放、接管和建设西南服务。这支军事移民队伍进军大西南后，与主力部队、地下党一道，迅即投入接管城市和开辟新区的工作，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西南服务团的组织建设

西南服务团的组织建设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它的初创时期，二是它在常德的整编时期。

1949年5月，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形势，决定第二野战军向尚未获得解放的大西南进军。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大量吸收和培养革命干部的任务迫在眉睫。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特地发出了《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教育的指示》(1948.7.3.)、《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通知》(10.28.)、《关于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1949.6.11.)等文件，“决定由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调配、招收3.8万名干部，但因当时各新解放区所需干部缺额大，一些原抽调给二野的干部又补充各新解放区去了”［1］(54)。为解决二野10000名干部缺额，刘、邓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决定以老区干部为骨干，在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文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招收一批进步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组建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并肩负“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重任。1949年6月12日二野做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决策，并按军事编制，将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

西南服务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的骨干，他们是分别来自东北、华北、中原等老区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共6000余人，主要担任西南服务团各支队、大队、中队的领导。二是作为战士的11000余人(上海4800人，南京3000余人，其余来自苏南、皖南等地)中则包含了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各产业工会职工，各社会团体以及厂矿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专家、教授、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服务团占随军入西南四省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此可见，“这支以6000多名老区来的干部为骨干，以南京、上海、苏南、皖南、北平等地招收的11000多名大、中学生和青年职工为主体的干部部队，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隶属于二野建制。”［2］(1)

对于西南服务团成员的军人身份，我们可以从当时颁发的军属证上看出:“兹有宋武均同志系安徽省皖南地区宣城县七区双桥村人，此次随野战军向西南进军参加本团工作，现已编入一支队四大队二中队，依据安徽省政府优待军人家属条例之规定予以军属待遇。特此证明团长曹荻秋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日。”［3］

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为保证党对服务团的绝对领导，“邓小平指定由原三野副政委、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负责，并调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南京市副市长张霖之，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原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政委、中共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书记万里，二野后勤部部长段君毅等同志组成筹建西南服务团的领导班子”［1］(55)。1949年6、7月，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团长曹荻秋)、第二团(团长彭涛)、苏南团(团长宋学武)分别在上海、南京和无锡成立。7月28日，西南服务团总团在南京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总团长，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任副团长。不久，三个团又按去向改建制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贵干队和西南局直属队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继后，为保障四川、重庆的接管工作，“四川干部工作队”也被编入西南服务团。

在随后的7、8、9三个月，汇合后的各团在南京二野军事政治大学进行了集训，以加强服务团的思想建设。邓小平等二野主要领导都前往授课，课程内容为革命理论、形势、仼务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二野政委邓小平在9月12日为全体团员作的“大报告”中，就曾以“过关”为题，要求革命青年要过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个大关。他强调“这三个大关是每个参加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过的关，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在做革命工作当中，有无数的关要过，但是这些无数的关都可以包括在刚才说过的三个关里面……”［3］当时军大的校长兼政委是刘伯承，教育长为徐立行。

西南服务团在经过艰苦的行军之后，于1949年10月底至11月初，陆续到达湖南常德。先后到达常德地区的有川东、重庆、公安支队和文艺大队(驻常德)，及川南支队(驻桃源)，共计10375人。在常德，“曹荻秋同志从华东带领华东支前司令部一批地方干部和上海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所组成的西南服务团，与二野的部队会集在一起，准备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4］(3)在常德，全团对徒步行军进行了总结，对接管重庆进行了全面布置。11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干部大会，会上“西南服务团副团长张霖之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大家明确了接管城市特别是接管原国民党陪都重庆的方针、政策和纪律”［1］(67)。团员们学习时事政策，听了常德地委的新区接管工作经验和川东地下组织对四川情况的介绍，学习了《重庆简介》，对重庆社情、敌情动态、物产、风俗等有了初步了解。

在常德期间，服务团组成了新区地、县领导班子，并定位到人到单位，明确了接管任务。同时重新编组了重庆支队，新编组成了公安、财经、房地产、文教、新闻、工会、青委等专业接管队伍。以公安支队为例，1949年，中共南京市委从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学校抽调1125人，组成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作为解放重庆后各级公安机关的基本力量。此时，该支队又会合了从二野三兵团等抽调的136名干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的干部班子，任命二野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明辉为重庆市公安部部长。［5］

如果说南京的初创构建了西南服务团的基本组织，明确了其主要目的与任务，并为随后艰难的西进做好了思想准备;常德整编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它不仅是对前一阶段的休整，更为接管重庆奠定了具体、细致而有力的组织基础。从1949年的6月中旬到12月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西南服务团完成了它奇迹般的组建及迁移过程。

二、西南服务团在重庆的接管工作

西南服务团在重庆的接管工作，从1949年12月3日开始，到1950年1月23日完成，历时53天。整个工作具有有序、深入、高效三大特色。

西南服务团在重庆的接管工作，是在军管会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的。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接管工作从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开始。军管会“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巿长，主管军管会工作;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任市委书记，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曹荻秋任市委书记，主管政府工作”［6］(34-35)。该人选中共中央与二野前委早在南京时已经确定。

重庆军管会下设政务、军事、财经、交通、文教、后勤6个接管委员会和1个公安部，接管步骤亦分为政务、军事、公安、财经、交通、文教及后勤七大系统进行。北碚划归重庆后，又于12月12日设立北碚军管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6］(37)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12月8日、16日、28日分三批抵达重庆。

接管重庆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以深入细致的态度来完成。重庆城市接管任务复杂而繁重:“大批匪特四处潜伏，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窜街头，骚扰滋事;起义、投诚、被俘的90万国民党军队急需供给、改造和改编;10万左右的旧人员等待接收。工商业极度萎缩，80%的工厂停业关闭，全市失业员工及停业待工者达22万余人。”［7］(3)对此，军管会先后采取了13项治乱措施，从而确保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刘明辉回忆到:“整个接管时期，我们在对敌斗争上基本上是做到了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起到了确立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的目的。”［4］(25)

1950年1月9日至13日，重庆民政局、劳动局、建设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卫生局、人民法院等单位成立。其间，服务团成员们被分配到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西南局、市委政策研究室、妇联、工会工作，参与了金融、地税、邮电等各行业的接管工作，重庆及附近区县的工改工作。服务团集体的军事行动由此结束。

由服务团专门人才组成了4个财经大队(税务、银行、房管、工程)。组织接管重庆银行的是北平合作银行行长邓辰西，其下组成了以合作银行南下干部为核心，包括老区银行人员、西南服务团同志和部分旧银行人员的接收队伍。其任务为“接管旧银行、清理整顿私营银行、钱庄以及包括银楼在内的金融市场，并建立人民银行”［8］(79)。他们接管了以四大银行为主、在渝的数十家金融机构，并对各私营行庄、银楼等进行了监督清理，其工作的艰辛与细致是不言而喻的。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分行、川东和重庆分行正式宣告成立。正是由于接管队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稳定货币金融的斗争，从而为重庆地区以至整个西南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条件”［9］(43-44)。

还在上海，邓小平就请陈毅的堂兄、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为修筑成渝铁路，带动四川经济复苏出谋划策。陈修和答应制订修路方案，并推荐和物色了50多名专家，合并组建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技术大队于1949年10月6日由南京出发前往重庆，抵达重庆时已扩至近200人。在重庆“根据各人的技术专长，分别分配到西南铁路局、西南交通部、西南水利部、西南农业部、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西南或重庆建筑公司等部门参加接管工作”［2］(62)。他们以军事联络员身份完成接管后，又投身恢复发展生产第一线。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在直接参加其修建的西南服务团战士100多人中，技术大队就占了80多位(其中高级工程师16人)。

军管会下属文教委员会先后接管了正中书局、文化服务社在渝的分支机构，独立出版社、中训团、益世报、民言报、时事新报、时与潮杂志社以及世界书局等单位。其间，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中“多数同志参加了于12月25日成立的重庆文艺工作团，部分同志参加了西南和重庆市文教部门的接管工作”。新闻队所属的出版人员“一面开始接管工作，一面着手组建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2］(62-63)。1950年1月3日，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正式在黄家垭口原正中书局的地点营业。此外，西南服务团邮电大队分别参与了新成立的电信部、邮政部的接管工作，工会和青委大队到重庆后也立即组建了重庆市总工会和共青团重庆市工委。

重庆的接管是高效的。从1949年12月3日始，到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止，仅历时53天，接管工作便宣告胜利完成。在会上，市长陈锡联作了题为《关于重庆的接管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此期间“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公共场所、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员工(包括学生)100 647人;接收的物资主要有黄金10 796两、白银8 555两另777公斤、银元148 690元、美钞50 218元、食米6 762石另17吨、稻谷15 561石、食盐95 758担、大小好坏汽车1 883辆”［6］(37-38)。在接管的过程中，西南服务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既是重庆接管工作的结朿，也是重庆走上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开始。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今后的工作是:“在重庆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卫治安、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以渐次恢复起来的人民的重庆，来支援即将完成的解放战争，协助农村土改，发展农业生产，然后在农村土改与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庆市的生产建设，使之稳步地繁荣起来。”［4］(10)在此后的新重庆建设时期，西南服务团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虽然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它的团员们却在各行各业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管工作是有组织、按计划、有步骤高效率地进行的，而重庆接管的主要力量正是西南服务团的团员们。他们是顺利接管重庆的重要功臣，由于他们的努力，重庆这座千疮百孔的城市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新旧社会的蝶变。而作为军事移民的成功范例，这一时期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西南服务团移民在重庆的守望

在重庆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西南服务团的移民精英又坚定地扎下根来，转业到各行各业，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留在重庆。

建国以来留在重庆的西南服务团成员，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为了文化科技战线的骨干，也有的在普通行业中默默地奉献了一生。据统计，当时西南服务团约有7000多人到重庆工作，后因工作调动、过世等原因，至今约有3000多人留在重庆。目前，该团史研究会已联系上老战友2800多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已有76岁，最大的有90多岁，平均年龄80多岁。

在西南服务团随同二野解放大军西进的过程中，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个中队负责接管和政权建设。几乎重庆每个区县和部门、工矿企业、学校都有西南服务团战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业，但在军队中形成的作风与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们。曾任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任白戈后来评价说:“当时，无论是军队干部、西南服务团干部或地下党的骨干，绝大多数同志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涨的革命热情。……这支可爱的干部队伍是当时接管山城的主要支柱，并且在接管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当前四化建设中的领导骨干。”［4］(15-16)

勿庸否认，也有少数团员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冲击。究其原因，是“一些来自京(宁)、沪等地区的知识青年，文化水平较高，在旧社会家庭较为殷实，有的又出身于地主、资本家或反动官僚家庭，或者有亲属在港、澳、台或海外，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就较多地成为斗争的对象”［2］(84)。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错误处理同志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服务团成员们经中央批准享受转业军人的待遇，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抓紧解决原西南服务团部分成员落实政策遗留问题的通知”［10］。

近些年，西南服务团移民的历史价值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重庆市各级政府曾在不同场合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1989年，西南服务团纪念建团40周年大会在市人民大礼堂举行时，市委书记肖秧曾出席祝贺。

1999年5月，2000多名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欢聚在市人民礼堂，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团50周年。［11］

2004年6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西南服务团成立55周年，“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论坛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千余名服务团老同志出席了论坛。市委书记黄镇东、市长王鸿举为此发来贺信。［12］

200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60周年大会”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举行。400多位西南服务团老战士、老干部欢聚一堂，共同回顾当年西南服务团重庆分团进军山城、扎根西南、建设重庆的辉煌历程。市委书记薄熙来出席并作了讲话。“薄熙来说，西南服务团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3200万重庆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今天，我们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60周年，不仅要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更要把老一代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发扬光大。”［13］会上，服务团的老同志们还领到了“入渝60年纪念章”。在此前后，重庆不少区、县也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团60周年大会或座谈会。

金戈(西南服务团成员原南岸区区长)在“风云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忆中谈到:“据统计，1950年以来，扎根在南岸区工作的176名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中，有45人先后担任了区级机关党政各级领导职务;有45人担任了事业单位的职务;有28人当上了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律师、作家;还有更多的同志战斗在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财税金融、商业贸易、文教卫生、公安政法等各条战线上。”［14］留在重庆的西南服务团团员中，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人物:刘谷音(“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宫家和(“国务院三峡移民工作特殊贡献奖”获得者)，章增荣(“全国减轻农民负担”、“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先进工作者)，金戈(“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的尖兵”)，林定恕(重庆市软科学一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赖宝珍(曾荣获吉林、四川省两省劳动模范称号)，钱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誉证章获得者)，杨德俊(以《化学元素行列表》获国际学术贡献金奖)，张民生(“全国公安功臣模范二等功、公安部二级金盾奖”获得者)，丁国均(中国科技出版社“突出贡献工作者证书”获得者)，孙绍文(国家一级律师，获国家司法部表彰)，杨殿贵(“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获得者)，朱培德(中共中央组织部“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获得者)，袁毅平(“中国人像摄影大师”获得者)。此外，还有国家一级律师、市人大法律顾问冯世奎，全国舞协副主席邢志汶，著名美术家朱宣咸，篆刻书法家孙德均，重庆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徐雄，原重庆市民政局长重庆市慈善会创建者朱一心，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儿童诗人张继楼等等。［3］荣获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杰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魏仲云，在2009年还光荣入选了重庆党史人物传《解放60年重庆英雄谱》。［15］(386)以上所述，仅为不完全统计。

西南服务团的大多数留在了这座城市里的各行各业、从事领导或普通工作，成了真正的移民。在建设重庆的日子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坚持起着模范和带头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老有所为。

四、西南服务团移民文化探讨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建国初期新旧政权交替历史的深入关注，随着团史研究会自身不懈的宣传与努力，西南服务团的历史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探讨与研究西南服务团的历史与文化业已成为当代史学界的任务之一。

笔者以为，分析西南服务团移民文化，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内涵:首先，其作为一种集体军事移民，在整体上有着二野军大所培育、在7000里行军中得到发扬光大的革命文化传统。该传统在重庆接管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在其后团员们于各行业的独立工作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持或传承。其次，作为个体的聚合，绝大多数团员为下江人，有着相似的江南地域文化背景，该固有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对年长者而言其文化与习俗可能伴随一生。第三，服务团来重庆后，成员们又以骨干的身份被分配到不同的区、县行业，并被要求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因而对本地文化持主动接纳态度，其大多数早已“入乡随俗”了。

我们注意到西南服务团的纪事仅从1949写到1950，这是因为随着西南城市接管工作的完成，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主要领导后来成了地方政府及军队的高级首长，一般干部及普通成员也多成了地方各行业的领导或骨干。作为一个移民整体组织及依附其上的独立文化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个案研究，其文化与精神在其每一个独立成员身上依旧长期体现，并不妨碍其研究价值。

此外，自上世纪末80年代以来，在渝的西南服务团的团员们不但成立了团史研究会，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自身文化的重建。［16］沙坪坝区团史研究会成立于1988年1月，在2004年该会回顾成立16周年的历程时，强调要继续围绕中心工作，坚持开展团史研究活动，要以“三关心”为重点，强调:“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始终是团史研究会工作重中之重”;“从政治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老战友，是团史研究会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关心下一代“是团史研究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7］(239-240)我们由此强烈地感受到了团员们始终如一的理想追求和历史使命感。

为此，团员们纷纷著书立说，有力地推动了对西南服务团史的研究。近20年来其主要研究著作有:由宋任穷亲提书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史编委会主编，1995出版)，全书共有:组建西南服务团、整训与整编、走向大西南、毕生奉献在西南、历史的回顾等五章。《火红的岁月》(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沙坪坝区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主编，2004年印刷。)内容包含:西南服务团的组建，战斗的历程，团史研究活动，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公安支队首批参加重庆市原十三区、十四区人员名单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战斗在重庆》(周红原主编，2009年出版)是一本关于重庆解放接管建设60周年的纪念文集。该书收录了50篇西南服务团团员、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丹心铁骨曹荻秋》(蓝祯伟、魏仲云著，2009年出版)讲述了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团长、建国后重庆首任市长曹荻秋波澜壮阔的人生。《解放重庆》(张卫、冉启虎著，2009年出版)是作者沿着解放大军挺进西南之路寻访，以真实的笔录再现了刘邓大军指挥二野从南京出发，经湖南、湖北入川，一举解放重庆的伟大历程，其中不乏西南服务团的事迹。正是作者们辛勤的努力，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西南服务团厚重的文化，并对那次当代史上重要的、特殊的军事移民有了更多的认识。

剖析西南服务团的移民文化，其形态是相对稳定且具有灵活性的。就稳定性而言，其“军大”文化传统因为政治、宣传等因素的需要而不断地得到重温甚至强化，并且长期保存;同时，以下江人为主体的西南服务团移民与迁入地的文化差异大，且文化载体自身在移民前已基本成熟，因而其中年长者得以长期以至如今仍较多保留其原文化内涵。该文化的灵活性则主要源自三方面的影响:其一，服务团移民队伍人数不多、来源较广(包括部队、学生、企事业人士)，且主要为临时聚集，虽经正规集训，但时间较短;其二，他们很快被分散派到不同的区、县及岗位，缺少其原生文化传承的外在环境;其三，作为领导者，他们被要求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因而需对本地文化持主动参与的态度。这种相对稳定与灵活性交溶的结果便是，团员们在军大文化的基础上加进了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而在生活上则除年长者“乡音未改”外，大多数人都已“入乡随俗”，彻底地融入了这座城市。

西南服务团文化具有军事移民文化的性质，它由地域传统与革命精神二元构成。在接管重庆及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地与重庆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着。在给重庆增添活力、并丰富其文化内涵的同时，最终溶入了当代重庆文化。

［1］ 邓小平与大西南编委会.邓小平与大西南［Z］.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史编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史［Z］.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3］ “走向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团60周年纪念展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9.6.30-8.5。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J］.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 “重庆公安局公众信息网”，chongqing police online。

［6］ 俞荣根，张凤琦.当代重庆简史［M］。重庆出版社，2003.

［7］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半个世纪看重庆［Z］.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99.1。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四十辑［J］.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 川委办［1989］31号文件.

［11］ 重庆档案信息网.

［12］ 重庆市人民政府网中国·重庆＞政务公开＞政府公报＞2004年＞第十二期.

［13］ 重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60周年大会［N］.重庆日报，2009—07—03.

［14］ 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2009 www.cqna.com.cn.

［15］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60年重庆英雄谱［Z］.重庆出版社，2009.

［16］ 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重庆)成立大会”在市文化宮举行，会长由原重庆市民政局长朱一心担任。继后，全市不少区、县陆续成立了团史研究会.

［17］ 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沙坪坝区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火红的岁月(1949-2004)［Z］.2004年印刷(内部资料).

Research on th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s Immigration and Culture in Chongqing

He Ying Deng Xi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 sets up in June，1949 and is termed“Chines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It w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beration of Nanjing and Shanghai and the being born of new China，and was built by the second field battle soldier and had the military immigration’s quality.I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cess of liberation，taking over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hongqing.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mmigration activities from its formation to completion.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immigration;Chongqing;culture

G127

A

1673—0429(2011)04—0044—07

2011－05－19

何瑛(1963—)，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邓晓(1957—)，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三峡移民史》(CQZDZ11，2008－12－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