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解放初期，征粮剿匪工作成为巩固云南新生政权的核心，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与军事部队、当地地下党紧密团结在一起，迅速完成了征糧剿匪的艰巨工作。在这期间，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做出了重大牺牲。仅1950年4至8月就牺牲了84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长等。西南服务团这个南下干部群体，他们来自老解放区，本来家乡己经解放，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南下开辟新区，重新面对战争，为南方新区的建设做出了名垂史册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征粮剿匪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4-0030-03

云南解放初期面对的最大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所以征粮就成为云南解放初期最重要的工作，而在征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勾结残害我征粮工作人员的现象。于是征粮与剿匪结合起来，成了云南解放初期面临的最严峻斗争。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积极主动要求去征粮剿匪第一线工作。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征粮剿匪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在新中国云南的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征粮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经历了连年的战争，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物价飞涨，投机资本疯狂投机，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财政形势十分严峻。足够的粮食储备是新政权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市场、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但是，老解放区由于征粮任务过重和灾情的影响，导致全国粮食供应紧张，中央政府需要的粮食缺口很大。1950年3月，中央政府决定从西南地区调出20万吨大米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并决定解放西藏部队的供粮问题也由他们驻扎的西南地区自行解决。这样，西南地区在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承担了巨大的征粮任务，不仅要解决西南本地的用粮，还要竭尽全力地支援全国。

当时西南地区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缺粮问题，云南省的情况更为严重。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此时，解放较早的西南区的四川、贵州等地已经开始征粮。而云南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市的粮食储备很少，从原云南省田粮处接收的粮食只有120多万公斤，连同昆明市私营粮商的存粮30多万公斤，两项相加，还不够昆明市人1个月的消费。市场粮价暴涨，投机粮商囤积居奇，匪特造谣破坏，人心浮动。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仅关系到40万军政人员的供给，而且直接关系到民心和社会安定，成为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云南一解放，立即响应中央及西南局的号召，一边进行接管建政的工作，一边投入到征粮工作中去。

二、剿匪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云南解放初期，全省各地匪患蜂起。土匪的构成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和派遣潜伏下来的敌特人员; 二是国民党军队战败后自发沦为土匪的军人;三是起义部队中少数官兵哗变为匪;四是封建地主、恶霸和民族上层支配的武装。土匪特务和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利用各级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征粮征税等工作全面开展之际，公开煽动反共抗粮，烧杀掳掠，大肆破坏。西南服务团团员分配到的滇中地区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匪患尤为严重，他们残酷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干部群众，袭击县、区、乡人民政府，破坏交通和通信设施，抢劫粮食，焚烧民房和棉花等工业生产原料，阴谋刺杀起义将领。土匪特务的疯狂破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彻底剿灭土匪，对于争取全省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全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西南边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征粮剿匪工作的展开

1950年2月，云南省委召开了有中共各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专员参加的征粮工作会议，详细讨论了征收1949年公粮的政策和任务。宋任穷在会议上作了《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征粮任务》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征收公粮的有关政策和办法，布置了总数7.32亿斤的征粮税任务，并特别强调征粮应以税银和田赋为依据发动群众，征粮中应对少数民族予以照顾和采取商量的办法。1950年3月，发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1949年公粮工作的指示》，指出征收1949年公粮是全省当前的中心任务，并对征收公粮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1950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规定：1949年公粮征收，因土地、人口、产量无确实根据，暂以旧赋额计算，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一人分配一次征收，以户为征收单位（一户数，合并计算），凡每户赋额在一元以下者免征，超过一元者依下列累进征收。公粮征收以稻米为标准，但是根据需要与当地实际情况可计征一部分杂粮、柴草等。

随后，全省上下全面开始了征粮工作。各地委县委相继召开了干部会、各界代表会、农民代表会以及士绅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关于财经问题的决议和省委补征1929年度公粮的决定》。会议结束后，西南服务团团员分赴各县开展征粮。各县县委成立了征粮指挥部，各区组建了征粮委员会，并抽调干部进行培训，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各区、乡征粮点。

但是，在解放前就盘踞在云南的土匪们利用人民政府开展征粮工作之际，以抗粮抗税为号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发动反革命暴乱。尖锐的阶级斗争说明，征粮必须剿匪，不剿匪无法征粮。鉴于西南地区匪患严重，1950年2月底，中共中央西南局即召开了西南区的剿匪工作会议，制定了剿匪工作的5项措施：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这5项措施成为云南剿匪的基本方针。1950年5月6日，云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剿匪会议。会议由云南军区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主持，军队和地方近200人参加。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有关剿匪斗争的指示，听取了边纵指战员介绍斗争经验，对全省剿匪被动的原因进行分析，统一了特定条件下剿匪政策和作战指导思想，是云南剿匪斗争中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从1950年6月开始，全省即展开以腹地为主的大规模剿匪行动。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剿匪，云南剿匪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全省普遍举办干部训练班，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政策的教育，在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宣传政策法令;普遍举办农民训练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或农民大会，开展诉苦运动，提高广大民众的阶级觉悟;建立和健全各级农会组织，纯洁农会的领导骨干，树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领导;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逐步把地主掌握的枪支转入到农民手中，建立剿匪自卫队，负责维持农村治安，管制投降自新匪特，深人开展捕捉匪首、肃清小股土匪的斗争;逐步建立起大众情报网，让群众主动向部队报告匪情;吸收民主人士加入剿匪委员会，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影响，用多种形式劝降土匪，形成了党、政、军、民团结战斗的剿匪局面。

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血洒边疆

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所分配到的地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1950年4月上旬，平彝县（今富源县）首先发生了由伪区长、恶霸地主尹烈昭勾结贵州伪保安团长余启佑聚集匪众近千人的反革命暴乱。中旬在通海县东区和西区又发生玉溪地区最早的“四一八”暴乱①。两个月中，在玉溪、楚雄、曲靖3个地区的20个县中，先后发生上百起反革命土匪暴乱。土匪们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只要抓住征粮工作队员就残忍杀害。

在这场生与死的残酷较量中，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团员们为巩固政权，顺利完成征粮任务做出了巨大牺牲，为平息敌特匪霸暴乱血洒边疆。据统计，1950年4至8月云南支队牺牲在云南敌特匪霸暴乱中的烈士共84人，其中牺牲于玉溪地区的41人，牺牲于楚雄地区的28人，牺牲于曲靖地区的14人，武定等其他地区1人。在牺牲的同志中，有县委书记1人（通海县张盾），县长1人（易门县王启勋），县委组织部部长2人（新平县宋传宝、峨山县张逸民），县农协副主席1人（广通县赵铁山），区委正副书记及正副区长8人，其他为征粮工作队队长、队员、财税工作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这些同志牺牲时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其中1人只有17岁。84位同志中有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久经抗日战争烽火、解放战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同志，更有众多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同志们在土匪暴乱时，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率领征粮工作队员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例如，1938年参加革命的张盾同志，到云南后，任通海县县委书记。当通海县恶霸地主吴光鼎、郭增寿于1950年4月18日发动反革命暴乱时，他率领13军一个连和滇中独立团一个连，主动出击。经过三天的战斗，打跨土匪近万人，使全县恢复了正常秩序。7月下旬，他亲自到杨广蹲点，突遭江川县叛匪金绍云部的袭击，不幸中弹身亡。再如，1941年参加革命的王启勋同志，到云南后担任易门县县长，他到通惠区工作时，遭土匪滇西纵队围攻。他立即组织区政府干部进行反击，在与叛徒拼死搏斗中击毙叛徒一人，击伤二人，最后因子弹卡壳，身负重伤而牺牲。

有些同志不求在安逸的工作岗位工作，明知征粮任务重，敌情复杂危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争挑重担，主动要求到环境艰苦的基层工作。云南峨山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逸民，县委指定他留县工作，他却坚持要求下乡剿匪，于是带领起义部队一个团，将攻占甸三区之匪一千多人击溃，先后收复两个区政府所在地，并继续在区乡帮助工作，后因遭另一股土匪突然袭击而被杀害。

一些来自宁、沪等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学习过如何使用武器，不少同志甚至连枪也没有摸过。但是，在征粮剿匪的斗争中，他们拿起武器，勇敢地迎接战火的考验，补上了战争的一课，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应变会主席、南京“四一”示威游行的总指挥董俊松，到云南后被分配到玉溪地区江川县工作。他带领小分队下乡征粮，忙碌了一天，返回渔村时，因不知道起义部队34团已经叛变而被捕。董俊松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向乡亲们告别，牺牲时年仅25岁。这位学生运动的骨干、行军中的模范，实现了他“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切”的誓言。原无锡市忠勤高级职业学校学生谢松涛，到四川后被分配到资阳工作。1950年1月，他带领工作队在城西乡开展征粮工作，29日晚，被叛变的县自卫队副大队长陈专武等绑架到沱江边，杀害后被开腹剖肚，挖出肠胃，塞入鹅卵石沉入江底。1950年2月资阳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原西乡改名为松涛乡，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

这些牺牲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但是立场坚定，斗志旺盛，有的被俘后，任凭土匪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仍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凛然正气。云南禄丰县征粮队员李粹华受伤被俘后，他坚持不泄露其他同志的姓名和地址，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万恶的土匪脑羞成怒，先割下他的耳朵、舌头、生殖器，又挖掉眼珠，直到剖腹掏心。1950年8月2日，中共曲靖地委工作队员李承和到田家堡子工作时，被伪装成农民的土匪突然抱住而被捕，土匪对他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土匪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游村，又将他绑在树上逼他投降。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最后用刺刀挖开了他的肛门，拉出肠子，拴在一根树杆上，然后放手，树杆失去压力往上弹起，就这样将李承和的全部肠子一起拉出，令人惨不忍睹。李承和烈士牺牲时才21岁。

面对如此尖锐残酷的敌我斗争，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克服了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等种种困难，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地走村串户，宣传征粮政策，组织公粮入库，同时与土匪展开生死斗争。

在西南服务团团员和全省军政干部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到1950年底，全省内地军民艰苦战斗1700多次，毙、伤、俘土匪2.9万多人，另有3.3万多名土匪缴械投诚。至此，云南省的内地再无5人以上股匪，腹心区基本净化。从昆明到滇南、滇西、滇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畅通无阻，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内地剿匪工作的基本完成大大保证了征粮工作顺利进行。到1951年1月中旬，全省1949年公粮任务完成98%;1950年的夏季公粮，根据中央统一的新解放区免征的规定，没有征粮;1950年秋季的公粮也入库近30%。全省终于渡过了粮食供应严重紧缺的难关，这是云南新生人民政权取得的一大胜利。

结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西南服务团这个南下干部群体，《沂蒙南下干部》这样写道：南下干部是一个历史称谓，它是解放战争后期这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他们来自老解放区，本来家乡己经解放，战争的硝烟已经离去，但他们选择了南下开辟新区，建设新区的历史担当;他们本来己经迎来了和平，远离了牺牲，但他们却又重新面对了战争，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他们原本在自已的家乡，可以服侍老人，照顾妻儿，但历史却让他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奔波异域他乡，为南方新区的建设做出了名垂史册的历史贡献。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南下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宣传和发扬。

注释：

①“四一八”暴乱：1950年，当时潜伏在滇中地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反动武装，利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策划以通海为

中心包括附近几个县的暴乱。4月18日零时暴乱首先在通海县发生，史称“四一八”反革命暴乱。敌人相继杀害了区长李定一、征粮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共11人。暴乱发生后，在中共玉溪地委和通海县委、河西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玉溪滇中独立团和十三军的部分指战员奉命赶到通海，与两县的护乡团，周密谋划，布下天罗地网，进行彻底清剿。从4月19日下午开始至21日下午，彻底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收复了三区（九街）人民政府和被匪徒占领的村公所，解救了被围困押俘部队官兵，运回了被杀害征粮干部的遗骸。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全县击毙匪徒数十人、俘虏匪徒400余人，活捉郭增寿等大小匪首18人。

参考文献：

[1]闫峰.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历史功勋[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二卷（1950—1978）[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3]马素霞.剿匪征粮巩固政权——邓小平在担任中共西南局书记期间[J].紫光阁，2003（5）.

[4]《当代云南简史》编委会.当代云南简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5]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剿匪斗争[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6]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南下干部[M].济南：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田泽坤（1997—），男，汉族，河南林州人，单位为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