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人政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午夜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解放了苏、浙、皖、赣、鄂等省。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妄图盘踞西南，建都重庆，进行垂死挣扎。为歼灭盘踞在西南的残敌，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二野战军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向西进军。10天后，中央军委再电示“小平准备入川”。由西南山山水水养育、对西南情况较为熟悉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去解放、经营大西南，是众望所归。邓小平与刘伯承一道，运筹帷幄，除军事上进行解放西南的部署外，还着重解决西南解放后的接管和发展、建设中之干部缺额问题。

选干典范——组建西南服务团

邓小平认为，干部问题关乎革命战略问题，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接管和建立人民政权，搞好西南的工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是不可思议的。进军西南，当时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

南京解放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兼二野前方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便与刘伯承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于5月上旬组织发起上海战役。5月26日，上海解放，邓小平亲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他才得以定心解决干部缺额问题。

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南京主持召开二野前委会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与会同志就如何解决西南随军干部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各抒己见。经充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后，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解决干部的缺额，是墨守陈规，伸手向上要，还是善于从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尽可能地依靠自力更生去解决？西南需要的干部全数请中共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已没有可能。而且，据当时从解放军已接管的苏南、皖南等地区的情况看，南下干部中，有部分干部由于文化较低，很难适应工作的需要。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文化经济较发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依靠当地军管会、人民团体选拔一些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南下干部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他不但思考着如何解决干部缺额问题，而且还在思考着如何借此机会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和整体素质问题。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刘伯承及与会同志的赞同。

5月29日，邓小平亲自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郑重建议：二野进军西南最大问题是干部问题，手中无一地方干部。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在等待中央批复期间，即着手招收学生的工作。

从新解放区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当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干部政策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完成好此项带战略性的任务，邓小平指定由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和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负责，并调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南京市副市长张霖之，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中共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等同志组成领导班子，负责组招工作。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其中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指示：“从沪宁吸收6000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鉴于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加快了此项工作的步伐。在研究新招收这批青年干部的组织名称时，邓小平强调说：叫西南服务团好，这样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的解放和谋幸福而服务的宗旨。他指示先在华东局所在地上海打开招收工作局面。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新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和学联的积极配合下，数以万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等纷纷报名。经严格挑选，上海吸收了政治素质比较好的2600名团员。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大夏大学成立，曹荻秋任团长；而在宋任穷领导下，以南京市军管会发布通告形式，公开招收学员，共招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大中学生、专业技术人员2300余人。6月25日，第二团在南京成立，宋任穷任团长；7月12日，1000多人的苏南服务团在无锡成立，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武任团长。7月28日，二野政治部和南京市委隆重举行“西南服务团南京团开学暨欢迎上海团大会”，刘伯承莅临并作动员讲话，指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已经从它的名字上说明了，就是为西南7000万人民大众服务”，一是消灭敌人，去做武的工作；二是建设西南，去做文的工作。各位是去唱最困难的文戏，要有信心唱好。会上，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总团主任，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任副主任（后改称西南服务团团长、副团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在中央批准“从沪宁吸收6000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从今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自主多招收了4000余名青年学生，总数达11000余人，展现出战略家的气魄。

8月，二野前委确定了西南服务团负责人的去向。服务团即按工作去向将建制内各团改建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贵州干部队和西南局直属队等。宋任穷到云南，张霖之、曹荻秋到川东和重庆，彭涛到川南。

为了使进军西南的干部结构更趋于合理，在大量招收青年学生的同时，邓小平报请中共中央在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地、县、区级以上干部及公安、新闻、财经、广播、邮电等专业干部以及二野军政大学约6000余人进入西南服务团。同时，为今后便于打开西南工作局面，党中央又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川、滇、黔籍干部数百人进入西南服务团，而后被委以重任。如任命川籍干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为川南支队政委，滇籍干部、东北军区骑兵支队支队长刘林元任云南支队支队长等。

由此，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亲自筹划、命名、组建了以革命老区干部为骨干，以大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南服务团，改变了干部队伍的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

谆谆教诲——“早日成为革命的有用之才”

邓小平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注重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开发干部潜在智力、能力的重要措施。西南服务团以1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不留恋舒适生活，告别繁华的大都市，投身革命，到荒僻边远的大西南工作，精神十分可嘉。但他们要想真正成为革命者和一名合格的干部，还需经过严格的教育培训和艰苦的磨炼。为此，二野前委决定对西南服务团在南京进行3个月的集中训练，邓小平亲自主持“集训方案”的审定。对团员除进行军事训练外，着重组织进行政治教育与训练，以胜任今后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艰巨工作。

此时，邓小平既要全面负责华东局的工作，又要负责二野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在异常繁重紧张的工作中过于劳累，病倒了，但他强支病体，坚持工作。他抽出时间从上海赶到南京，先后给西南服务团作了6次报告。此举对于一个刚组建的机构来说，如此关注与倾注大量心血，实属罕见。

早在7月上旬，邓小平即在南京给初建的西南服务团部分学员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而中共中央指令邓小平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改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后，8月20日，他莅临西南服务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并讲话。指出：中央命令二野到西南去，任务很艰巨：一是要背背包走几千里路；二是要消灭敌人；三是接管好城市；四是重点做好农村工作。你们要充分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早日成为革命的有用之才”。

西南服务团团员们都想一睹邓政委的风采和聆听他的教诲。9月6日，团员们翘首以待的愿望终于变为现实。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为团员们学习好毛泽东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辅导报告。团员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身着整洁的土布军装，脚穿布鞋，扎着腰带，平常得几乎跟团员们一样。可他神采奕奕，和蔼可亲，说话铿锵有力。他指出，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总结了我党28年的历史经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的纲领问题。学习这篇文章，要弄清革命的性质问题，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发展的前途等问题。报告行将结束时，他精要地概括说，“革命要分清朋友和敌人，对朋友要民主，对敌人要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的言谈举止，使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年青同志们感受到共产党、解放军的高级干部是这样平易近人。

9月20日，邓小平再次莅临西南服务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并讲话，指出，这次二野进军西南是八千里路的小长征。去解放西南地区，去接收国民党丢下的很大、很烂的摊子，并把那里巩固、建设起来，这是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概括起来讲就是8个字：“前途很大，困难很多。”接着，提出克服困难3个法宝：

第一，要注意搞好内部团结。这次到西南去的有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有外来同志与当地同志，有老同志和新同志，我们的干部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团结不好，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关于干部即将面临的工作分配问题，邓小平指出，到了西南，工作不一定能分得人人满意，还有可能把党员安排在非党员领导之下，但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应当服从组织分配。到新区去工作，现有干部不够，不要伸手向上要，要依靠当地地下党解决。特别是云南，那里有9000余名地下党员、2万多游击部队，解放区人口300余万。建立了专、县级革命政权二三十个。所以，到云南的同志更要依靠当地游击部队，共同搞好工作。讲到此，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又接着讲。

第二，紧紧团结依靠西南人民。这次去西南，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到新区，大家一定要与当地人民建立起血肉关系。

第三，把统一战线搞好。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好，少树敌人。讲到此，邓小平顿了顿，形象地比喻说，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最后打倒敌人。总之，同志们去西南，要准备吃苦，要向西南人民学习，增强工作能力。他的谈话似乎平淡，实则意味深长。

9月21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中央大学广场，再次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作报告。广场中央摆着一张课桌，大家围桌席地而坐。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走到桌前，以特有的清晰、响亮的四川话，掷地有声地开始了寓意深刻的讲话：“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论老实’”。“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要一辈子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他还指出，你们应该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此时，国民党的飞机来袭扰，四周的警报声阵阵，广场听报告的人群中有人惊动起来。可是，邓小平全然不顾，诙谐地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敌人的飞机经常光顾，已成“老朋友”了，哪有怕老朋友之理。说罢，他又镇定自若地继续侃侃而谈。与会同志都为邓小平临危不乱的精神所感染，会场立即恢复了平静。

“知识青年刚刚参加革命时，往往背着各式各样的包袱。”邓小平风趣地问，“你们各人摸摸背上，有没有包袱？”大家面面相觑，一下哄地笑了起来。“没有吗？不见得。我看有些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年龄变成了包袱；有些人可以因为其家庭出身不好，有自卑感而背上包袱。”“对我们革命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老实，要放下包袱。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就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邓小平还提醒说：你们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比你们强。因为有一点知识而骄傲，而轻视工农干部，也是青年容易背的一个包袱啊！所以，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一定要丢掉这个包袱，轻装上阵。”不知不觉，时间已晚。邓小平顶着烈日，一直站着讲了约3个小时，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上空。但他的报告还未讲完。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央大学广场，继续昨天的话题作报告。他谆谆告诫说：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认真学习，虚心学习，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要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赢来阵阵掌声。他进而指出：中国青年应该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辨别革命与不革命的界限。真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青年的责任。年青同志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充满马克思主义的、娓娓动听的报告，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邓小平给西南服务团作的几次报告，循循善诱，有鲜明的针对性，凭借真理的力量启迪人们的思想，体现了革命长者对后辈的真正关怀，产生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成为同志们今后战胜困难的动力和忠贞不渝为革命而奋斗到底的宝贵精神财富。

攻艰克难——八千里“小长征”

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首要任务，是要彻底歼灭盘踞在西南的90万国民党军。为圆满地实现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为出奇制胜，二野前委大摆迷魂阵。蒋介石原判断，解放军入川的方向，“或北或东，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他认为，川东方向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当时有白崇禧集团在湘桂地区组织防御。因此，他判定川北方向虽然地形也很复杂，但有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所以，认为川北是解放军入川的捷径。而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为迷惑敌人，造成解放大军将由陕入川之假象，九十月间，二野部队公开由南京乘火车北上，从津浦路至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途中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首长一再公开露面，并在郑州发表演讲，公开宣布刘邓大军即将入川。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但随之，二野三兵团等部队则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鄂边，为实现出奇制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大喜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有30万军民参加的盛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野刘、邓首长此时与毛泽东及其他战友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广场上鲜艳的国旗在阳光照耀下冉冉升起。这一天，西南服务团来不及与人民群众分享新中国诞生的欢乐，陆续从南京出发。一群年青人，舍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告别了温馨的家园，听从党的召唤，追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步伐。

在行军途中，山重水复，层峦叠嶂，道路险阻，但同志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川南支队新闻大队在行军途中，遵照邓小平“既是服务团，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的指示，充分利用所携带的一部电台和10箱报刊资料，采取放广播、贴标语、街头宣传、出快报等形式，边行军边做宣传工作，以鼓舞同志们的士气和向各地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宣传西南服务团。

11月6日，邓小平在长沙湖南大学给西南服务团部分团员就搞好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1月8日，邓小平到达湖南常德，又向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形势和新区政策报告，再一次分析部队面临的困难：“城乡政权要我们去建立，残破的城乡经济要我们去恢复。总之，开辟接管这场斗争极其复杂艰巨”，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11月9日，解放军解放了四川第一个县城秀山后，小平同志亲自视察了由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建立的第一个县人民政权，并部署立即开展征粮，以供随后入川过境的大部队之需。

11月，刘、邓首长指挥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迅即从敌人意想不到的、也是敌人在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湘边直取贵州、四川，给敌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五兵团一举解放贵阳，而11月30日三兵团则解放了国民党陪都重庆。

在西南诸省中，由于云南情况更为特殊、复杂，邓小平对云南支队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怀。

由2600余人组成的云南支队于9月26日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宣告成立。10月下旬，云南支队在支队长刘林元，政委、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马继孔的率领下抵达湖南长沙。邓小平为了保证云南今后建设工作的需要，又批准在长沙整顿和扩编，将二野军政大学第一团两个营998人及事先招收的100余名青年学生增补入队。此外，又由老区抽调来的财经干部组建250余人的财经大队。全支队人数增至3800余人。10月27日，他又亲自到云南支队驻地看望同志们并作报告，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去实现这个方针？第一步，接管城乡，重点是接管好城市并建立政权。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主要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第三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

宋任穷完成组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后，鉴于云南与越南、缅甸、老挝三国毗邻，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情况，西南局及邓小平重用宋任穷，即采取别具一格的方式组建中共云南省委。一是先工作后成立。即先指定由宋任穷亲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赴滇负责中共云南省委的组建工作。1950年1月5日开启中共云南省委名义行文，2月24日才宣布云南省委正式成立；二是先指定后任命。即先指定宋任穷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任第二书记，便于开展工作。尔后直到1950年2月28日西南局才拟定《云南省委人选及分工》报中共中央，3月6日中央才正式批复。这种“先行后奏”、时隔3个月后才正式任命的做法，在全国实属特例。

邓小平对宋任穷的安全及支队能否顺利抵滇非常重视，亲自命令从二野警卫团抽调1个连承担护送任务。该连从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横渡长江，一直跟随二野首长担任警卫任务，立过功，受过奖。警卫团领导奉命以该连为基础，在全团抽调军政素质较好的160余人、选配团里最好的武器装备编成加强连。后该连遂行8000里，将云南支队安全护送到目的地昆明。

在邓小平等二野首长的指挥下，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宗南部被聚歼。云南、西康、四川省政府主席卢汉、刘文辉、邓锡侯于12月9日率部起义，解放了西南除西藏以外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而西南服务团历经艰辛，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8省、历时3个月，先后于1949年11月20日、12月8日和1950年2月20日，分别陆续进抵贵阳、重庆、昆明。随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冒着叛乱匪徒袭击的子弹，接管、征粮、剿匪、建立新政权……演绎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为世人展现了一幅用鲜血和智慧谱写的壮丽的革命史传奇画卷，为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议组建西南服务团，是具有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开创了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建设的先范。

几十年后，邓小平仍然情系西南服务团。1988年，为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40周年，由西南服务团史研究会编辑了回忆录《走向大西南》一书，当时，邓小平已寿登耄耋，早已谢绝题词留字。但当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说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很想念他，并殷切希望他能为该书题写书名时，便欣然应允，于11月2日精心题写了“走向大西南”5个苍劲有力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