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春

这些共同称为“南下干部”的老人们，仿佛已被时光带进历史的深处，而成为一种老毕节记忆，所以，我要追忆他们，缅怀他们。

“南下干部”是一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仿佛已龟缩进历史记忆的深处，可它却承载着老毕节发展中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记忆。

第一次听到“南下干部”这个词汇，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晃已是45年前的事情了。

我童年的一个小伙伴名叫刘向东，乳名为小鲁阳，他不是南方人，他常常对我说，他爸爸是“南下干部”。听多了，在我的潜意识中，不觉滋生出一丝对“南下干部”好感。

在后来的人生岁月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关注那些带着浓厚北方口音的在毕节工作的人群。渐渐的日积月累，我发现在毕节的父辈人中，这些被称为“南下干部”的外乡人还真不少。

如今，这些被贴上“南下干部”标签的父辈们，许多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子孙却扎地生根，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毕节人。

在毕节市阳山公园环山公路中段靠右背阴的山坳处，有几所南方典型的坟墓，它们隐藏在绿树掩映之中。许多市民都不知道，这里有一所有故事且承载着一段尘封历史的夫妻坟。他们不是毕节人，却把毕生的事业根植于毕节这块热土，并最终长眠于毕节这块热土之下。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对来自山东单县的老革命夫妻，男的叫刘福永，女的叫王玉兰。

驻足在老革命夫妻坟前，墓碑上有这样一幅挽联：“五十载战齐鲁建乌蒙忠心报国，千秋业赖高风继传统激励后人。”碑联由已故老领导李登峰生前为他们撰写，“战齐鲁”指他们的出生地和投身革命的地方，“建乌蒙”指他们南下毕节并参与建设乌蒙山区的后半生人生经历。

墓碑上还有另一幅挽联：“音容莫睹伤心难禁千行泪，养育未报哀痛不觉九回肠。”这是按毕节民间习俗，表达其子孙对这对老革命夫妻仙逝、养育之恩难报的哀惋之情。

据史料记载，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在此特殊背景下，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当时，山东解放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1947年至1949年，先后8个批次近10万名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军，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其中有1949年南下赣东北和贵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1949年南下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

他们南下，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献了青春献终身”。他们无论是在征战征粮、土改反霸，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各項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革命转折时期，1921年12月出生于山东单县孔店村和1930年出生于张寨村两个贫农家庭的刘福永与王玉兰，分别在1945年和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山东单县湖西支队成员的身份，南下进入贵州，转战金沙、水城和毕节等地的解放事业，并在革命事业生涯中结为伉俪，扎根在乌蒙大地这块热土，参与了毕节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土改反霸、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和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

南下后，刘福永先后任金沙水城等县区委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行署副专员等职，1983年离休后享受正专级待遇，1996年3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毕节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刘福永青年时代积极投身革命，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把毕生精力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良品德，永远铭记在后代心中。

南下后，王玉兰曾任水城县妇联主任、县委福利部长，毕节地区公安处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86年离休，2011年4月2日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2岁。

王玉兰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国家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党性和党的光荣传统，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对子孙教育严格，对亲邻团结和善，慎人克己贤淑可亲的道德风范，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作为父辈一代人的他们，在我成长的记忆中，在毕节还有很多。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老人们的渐渐离世，他们这些共同称为“南下干部”的老人们，仿佛已被时光带进历史的深处，而成为一种老毕节记忆，所以，我要追忆他们，缅怀他们。

（来源：《贵州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