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谦厚，杜晶晶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有关太岳解放区干部南下问题的研究均与对“长江支队”的考察或叙述密切关联，确切地说，前者乃为后者之一部分。而这些成果又基本属于简单的史实描述或历史回忆，如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郭天印《长江支队——1949南下全景纪实》、刘铮《山西南下干部的历史足迹》 《长江支队回忆录》编撰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等。即便具有一定讨论性成分者亦以阐述长江支队历史贡献或精神特点为要，如李晋榕的《长江支队的历史贡献》和《长江支队的由来特点和精神》等。至于专门探讨“长江支队”组织动员及其社会影响者则鲜见，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1 太岳解放区南下干部概述

南下干部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对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建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太岳区作为老解放区南下调动主要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1947年“在刘邓陈谢等将军胜利南下后，在上级党指示下，岳北地委即接连抽调县区村坚强干部四百多名，随在南征大军之后，奔赴‘最光荣的位置’”[1]； 第二次是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示太岳、太行两区调动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并于1949年4月南下福建进行建设； 第三次是《中共中央关于抽调3.8万名干部问题给中央局、分局的指示》要求华北局抽调500名老干部和1 000名新干部去川黔两省建设。[2]326其中，第二次南下调动在规模和地域跨度上胜于其他两次，又因处于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而备受关注，故本文主要围绕第二次南下展开。

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样的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 000万至10 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3]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具体指示华北解放区需备齐1.7万人并在1949年6月前先完成1.1万人左右。[4]428-430华北局在1948年10月29日作出《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外调1.7万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对华北各区外调人数进行规定。在接到华北局决定后，太岳区党委组织部初步对外调组织架构进行分配：一地委出1个地委、7个半县、42个区，共计656人； 二地委出1个地委、3个县、23个区，共计375人； 四地委出1个地委、4个半县、32个区，共计504人； 阳城出1个县、8个区，共计106人； 加上区党委多出35人，总计外调1 676人。[5]最终，太岳解放区南调干部1 563人[6]、杂务400余人[7]，共1 900余人。

太岳解放区调动人员“在3月5日集中县，8日或10日集中地委，15日集中长治县，在长治县整顿1天，17日全体动身赴武安”。在武安集训期间，太岳、太行两区共同组建的南下队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番号，并有计划地学习了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各项政策。1949年4月21日，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这支队伍正式踏上南下征程。长江支队原本预定在丹阳集结待命，接管苏南。但由于形势变化迅速，苏南已被接管，长江支队乃于1949年7月在华东局指示下随第10兵团继续南下接管福建并于8月最终到达。

2 太岳解放区南调干部的动员方式

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干部南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所以，即使太岳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区亦需做好动员工作，不仅要在数量上完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布置的任务，而且要保证干部质量，组织配备南下干部故以多种形式开展起来。

2.1 大力培养干部

学习教育是太岳解放区培养干部的主要方式之一。解放区各地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主要途径有集训村干部与知识分子和加强在职干部学习。

集训村干部方面，一地委一开始未采用党校训练方式，而于第一批土改整党结束后直接从村干部中提拔500人到工作队，在工作中训练与提高。[8]一地委岳北党校后于1949年2月10日开始进行第二期村干部集训，40余天共集训325名村干部。[9]二地委拟于1948年12月底起至1949年7月底止分两批集训村干部，第一批从1948年12月底至1949年3月 15日止分两期训练570人，从中提拔375人为区干部。[10]四地委则抽训村干部323人于1949年1月3日开校，计划到25日结束。[11]150集训村干部目的是使其在思想上、政策掌握上、领导与工作方法上进一步提高，从而提拔一部分人为县区一般干部。至于训练知识分子方面，各专署情形分别为：一专署于2月10日开校训练200人； 二专署训练100～150人，训练时间与集训村干相同； 四专署训练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105人。[8]受训知识分子要求是新制中学毕业、旧制高小以上毕业或确具有同等学历者且确无其他政治活动，以作为提拨干部的基础。[12]

关于在职干部学习方面，1948年下半年太岳解放区党委就专门发出通知，指示“县以上干部按中央规定学习‘干部必读’的12本书，以提高思想水平”[11]150。1949年1月，区党委又根据华北局决定制定并公布《关于春季在职干部学习计划》，要求全区所有文化水平高的党员干部以学习理论为主，以学习时事政策为辅。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则须学习基础文化。[13]因此，各县均先后成立文化补习班，吸收机关内文化低的干部进行补习。文化补习班在成立之前会动员各机关干部进行测验，按测验成绩分班上课，使教学更具针对性，为那些既忙于工作又想提高文化水平的干部提供机会。

1948年～1949年干部教育是在区党委有步骤有安排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提高干部文化水平、建立南下所需知识储备的同时又充实了革命队伍。大家的思想高度在学习过程中同样有所提升，如岳北党校集训的村干部需有10名顶替一般区干部准备南征，负责人与平时表现较好的学员谈话后当下就有 27个学员愿意去。[9]由此可见学习教育对提高干部思想的重要性。

2.2 积极创造南下氛围

舆论宣传始终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有力武器，《新华日报》太岳版作为太岳区党委机关报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动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报定期刊登我方战绩总结与形势分析报告，如在《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形势》[14]报道中则分析到军事形势出现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在质量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并得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结论。1948年底，太岳区二地委特通过报纸指示各县广泛宣传胜利形势以鼓舞群众胜利情绪，从而加速各种工作的进展。[15]此外，报纸还刊登群众以加紧赶制军需、积极献物等方式进行支援的报道，如“崔村妇女纺织军布支援前线”[16]“屯留工读女校捐出心爱物慰劳南征军”[17]等。宣传革命形势有利于干部了解战争走向与形势发展，让干部不要怕“变天”； 宣传群众踊跃支前是让干部认识到群众的积极性，干部则更应起带头作用。通过新闻报道最终使太岳解放区形成“我支前我光荣”的舆论氛围，从思想提升干部对调动的认识，降低干部对调动的消极情绪。

召开会议则有利于干部之间形成南下积极氛围，会议分为县级以上的传达会议和县级以下的动员会议。传达会议一般是解放区主要领导人就中共中央重大会议内容进行转述，如1949年3月太岳区召开地委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第一地委书记刘开基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分析，使参会人员受到胜利形势感染； 之后分析了南方作战条件，以削弱干部对调动至长江以南工作的恐惧感； 再强调为争取全国解放应完成的任务，使干部明白工作重点、增强责任感，提升干部对完成调动任务的配合度。各县动员大会开始于1949年2月25日前后，会议一般从干部思想实际出发，深入动员启发干部自觉及坚定服从组织决定的决心。针对干部提出的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交流存在障碍、工作困难等顾虑，会议从时事介绍、坚定革命人生观、具体分析南北情况和提出南征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等方面进行开导，从而打通干部思想、树立干部信心。参加过会议的干部大都对目前形势和当下任务有了深的认识，增强了南下建设新区的使命感。经过会议动员，有思想顾虑不愿南下的干部在大家积极踊跃报名的影响下亦报了名。如垣曲县二区分委张河林参加动员会自述怕南调，在动员会议上进行时事讨论后思想通了，没啥顾虑，报名南下。[18]

2.3 提供待遇保障

太岳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制定《南下干部生活待遇及装备暂行办法》，又联系本区情况作出如下规定：①行军期间所有人员伙食均按中灶标准待遇，自地委动身之日起发给两个月的。②地委委员级以上干部之乘马自地委动身之日起发给两个月的马料票及马草费。③每人发给两个月津贴费、两双军鞋。④女干部发给两个月卫生费。⑤按照保健条例、保健供给比例发给两个月保健费，谁应保健由专县具体分配。⑥每人发给粗布单制服1套(已有具体指示)。⑦由地委到长治一段每10人雇车1辆拉行李，杂务人员行李自带。⑧从县到刚提升为地委委员级干部者由县带乘马1匹，先从原机关带走，然后由县报呈专署批准，另买1头补充。

以上八项规定均由专署筹发。下面还有七项保障性规定：①医药费、公杂费、特别费由行署准备，带队着统一掌握使用。②每人发给蚊帐1个、油布1条、小瓷碗1个，由行署准备，到长治集合后统一发给(蚊帐拟折款发给)。③每地委所带路上必需之医药拟出计划，由行署批准。④到长治集合后再向东行，专署科长县长级以下干部每20人至30人由公家雇大车1辆拉行李，个人有自行车愿自带者可自带，但公家不发修理费，勤杂人员自带行李。⑤病号由公家雇车转送(4、5项相雇车费由行署准备，带队人统一掌握使用)。⑥从不由政府供给的机关调动组织干部及勤杂人员，其伙食费、津贴费、保健费、女干部卫生费及蚊帐、油布、小瓷碗、单制服、单鞋均由原自给机关发给(如银行、贸易公司等)。⑦我区另有企业处送给每人衬衣1套，毛巾、绸手巾各1条，袜子1双，牙刷、牙膏各1件，笔记本1本，这些东西到长治集合后送给。[19]

上述规定对南下干部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提供了保障。干部从调离之日起，其生活就开始由政府或原机关周全负责，细致到洋瓷碗、蚊帐等具体物件，对于病员亦采取特殊方式妥善照顾。《太岳行署关于重新整理供给标准的通知》指出：“按边府规定，中灶供给限于专员地委及以上干部。”[20]1080而对于南下群体则规定行军期间所有人员均享受中灶待遇，说明政府对南征人员的重视。鉴于杂务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太岳一专署后又在《关于南征干部供给补充的通知》中规定，“杂务人员除发给一套制服外，每人再发给一件衬衣。”[21]此外，政府会发给南调人员自己无法准备的东西。如南调人员中有支局通讯员和炊事员五人新从农村动员出来，因家境贫寒带不起被子，太岳行政公署同意酌情发给。[22]

南下干部所提困难主要有缺乏劳动力、家属无人照顾、家中缺粮等。为解决干部顾虑，政府为家属在物质方面予以保障。早在1947年岳北区干部南征时，一专署就开会制定《优待南征军干属办法》[23]； 之后，太岳行署进一步发出《南征干部家属均按军属优待》指示，着重强调“优待南下干属，应与优军工作同等进行，并作为我们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一，而不是在临行前进行优待，或单纯的到秋后、夏收时突击一下就完了”[24]。针对过去对烈军干荣家属土地代耕不好的情况，政府特“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实行分耘代耕(确定固定带耕人)，采水炭亦固定专人包揽，为此彻底解决代耕问题”[25]。至于干部南下后家属无人照顾问题，以太岳支行为例，调走的宋振声和郝继福之妻都是青年，计划受训参加工作，从而彻底解决其生计问题。[26]太岳一专署为组织南调干部家属救济与生产还专门开办了家属工厂，在《岳北家属工厂初步计划》中明确提出家属工厂组织目的是“解决南征外调干部家属的生活困难”[27]。在地委讨论会中，刘开基着重强调在解决南调干部家属困难方面一定不要夸大，不能承诺难以兑现的诺言，要切实负责。[28]可见组织上对干属认真谨慎的态度。

三种动员方式使南下干部在能力上有所提高，在思想上解除顾虑，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最终太岳解放区干部南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太岳南调干部应调及现有数目统计表

表 2 太岳南调干部态度统计表

从表 1 可以看出，四个单位中除二地委没有完成任务，其余单位均超额完成，除去发生变化情况的人数再加上补调数则实调总数超额完成。从表 2 来看，太岳南调干部对于南下持积极态度的为大多数，占总人数的76.67%，有落后情绪的仅89人，占总人数的5.77%，大部分干部对南下建设较为踊跃。不可否认的是，在南调过程中存在逃跑等变化情况，占总人数的3.26%。这是因为有些人报名时激情满怀，而回家休息几天思想却起了变化，不愿背景离乡，害怕流血牺牲。霍县即是如此，县委组织部长吴文彬宣布获准名单时共有75名，到长治点名时只剩下55名了。[29]268还有一些人在报名时斗争就很激烈，觉得“故土难舍”，如沁水县有24名已批准南下的干部，在回家与亲人辞行时发生动摇，最终没有南下。[30]231但总的看来，太岳南下干部不仅在人数上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多数干部较为热情，这说明前期动员还是较为成功的。

3 干部南下对太岳解放区的影响

为解决新区接管和建设问题从老区抽调干部是历史必然，但干部不同于兵员可以不断输出，干部南下势必会对太岳解放区产生一定影响。

3.1 积极影响

为完成配备南下干部任务，亦为在干部南下后解放区工作能够继续进行，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成为太岳解放区的重要任务之一。除前文提到的加强学习外，设置副职亦是培养干部的方式之一，即“挑选区、村两级的一批干部到县级担任副职，挑选一批地委级干部到区委或省委担任副职”[4]。如太岳二地委要求在区主要干部中提拔县干部，在区一般干部中提拔区主要干部，其所辖翼城、浮山、沁水三县与地委直属机关于1949年1月15日之前副职配备大体完成。[31]设立副职可以使担任副职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提升，以备将来接手工作之用。“参加纠偏基点”是阳城县提出的干部培养新方式，这种方式与设置副职类似，强调在实践中锻炼。[32]过去干部建设总是“向上要干部”，认为群众运动领袖及生产劳动英雄文化低，单纯以文化水平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限定了队伍建设。在准备南下干部过程中，通过设副职等方式让老干部认识到干部建设要眼睛向下，提拔干部方面不能缩手缩脚，纠正了老干部“文化至上”的偏见。太岳行署直属机关邮政局在南调结束后实有干部120人，其中23人就为新提拔干部。[33]新干部的注入不仅使老区在干部南下后维持运转，亦为干部队伍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太岳解放区在配备干部过程中积极开办学校和训练班，为在乡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太岳行政公署关于迅速培养大批干部的指示》强调，主要训练非在职者即在乡知识分子，各地亦需贯彻落实行署指示，集训知识分子。如太岳二专署干校准备开办第二期训练班时，二专署特会同民政科对各县发出动员在乡知识分子参加学习的指示，要求对其应抱团结政策，争取其为人民服务，以利革命建设事业。[34]太岳银行给各办事处和支行通知中指出“必须大胆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与旧职员，加以短期训练和培养改造为干部，以支持工作”[35]。知识分子的加入有助于革命队伍整体水平提高，为建设提供了更多专业人才。通过开办学校和训练班，使干部认识到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能争取与改造的，并对过去打击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了检讨。这样，不仅纠正了过去的不良现象，还有利于新老干部间加强团结。

太岳解放区在配备南下干部过程中亦重视在职干部学习。干部在学习过程中，端正了学习态度，“特别注意提高干部的自动性、自觉性，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工作忙的喘不过气，哪还有时间学习’‘岁数有些大，记性差了，学不会多少东西了’等不正确的学习思想”[36]。许多干部还在学习中激发了工作热情，如一高事务员吉步阁说：“我自己文化低，做事务工作嫌麻烦，不感兴趣，原来想着不在一高干哩，一心想回去做庄稼。但经过这一时期学习后，又感到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就不感困难了，还要好好干哩。”[37]同时，干部文化水平有所提升。学习理论的干部初步了解了社会发展规律、各个社会特点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学习文化的干部在基础知识方面得到增强。

3.2 消极影响

首先，干部南下给太岳解放区革命建设队伍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带来影响。太岳区之前就存在干部缺额问题，以岳北地区为例，“目前的干部现状不适合于今年形势的要求，在数量上仍有很大的缺额，这样严重缺额在岳北地区来说是不应有的现象，因为我们是较老的根据区，按一般正常发展规律来说，在干部的产生上是应该大量地向外输送，但实际上有些县份尚不能自给”[38]。太岳区开始推行新编制后，干部缺额愈加明显。如二地委按新编制在党务、政权、农会、公安、武委会及财经部门应有干部1 472人，实有1 093人，缺额 379人； 若连邮政局、中高校等一起，则缺额总数约450人。[10]虽然太岳区各地都在不断训练提拔新干部，但因配备南下干部是工作重点，即使工作建制受到影响亦需百分之百完成任务。太岳二地委在南下干部离开后对干部缺额再统计，结果显示缺县级主要干部41人、一般县级干部38人、区级主要干部132人、一般区级干部168人。[39]人员缺失使得某些岗位出现空缺，造成工作衔接不畅，“工作生疏……缺额经常不断，是不免有些影响”[40]。

干部南下亦使当地干部质量受到冲击。南下干部是去不熟悉的新区接管并建设，对其思想水平和知识能力有一定要求，且在调动过程中若无干部骨干易调垮，如“高平五区无骨干，一区调垮五个，二三区有骨干，没有发生什么问题”[18]。报名过程中的骨干分子亦能起带动作用，李源同志在其写的文章中回忆到：“不少人对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南方存有种种顾虑，但当听到有‘李政委带领我们’，也就放心大胆地报了名。”[41]62因此，调动干部中多骨干分子。南调干部配备完成后，各部门需进行充实恢复。太岳三专全区调走南下教育干部10人，后虽充实四人，但除教育科长艾林青一人为增派外，其余都是教育部自行调整，实则只增加艾林青一人。[42]吸收新人员方面，存在不分好坏无条件吸收现象。如太岳支行吸收干部时“有的识几个大字的家属，在家无法求生的，将银行当作收容所，有的见人就收，将一些住不起学校的未毕业的小青年或初小学生也收来了”[35]。这无疑降低了干部队伍质量。

其次，南调后干部思想普遍不稳定。南调结束后有些工作人员思想上存在顾虑，怕二次南调。思想有顾虑导致干部无法安心工作，害怕南调的干部有的不愿吃公粮，有的故意消极不钻研，有的不愿做工作，回家不到工作岗位上。沁水、浮山相对严重，约占干部人数的15%，如浮山四区农会副主席葛景珍说：“提拔咱当副主席，还不是抓鳖哩”[43]。在村干部中同样存在“不敢积极”“积极就会被提拔，提拔了就有南下的危险”等言论。[39]调动干部对农村党员亦有影响，如翼城梁璧村“未调干之前有10个人要求填表入党，调干走后不愿入党了，怕提拔调走”[43]。有的干部在思想上则出现悲观主义，如干部通吉在没宣布南下名单之前感觉肯定有自己，但宣布后没有他，便悲观起来，认为自己是事务干部，迟钝不锐敏。[44]同时，“南下干部中还有少数投机干部新人员中途借口不走或装病躺倒不动，甚至尚有出发中逃跑”的[45]，这些投机干部总是找各种客观原因掩饰自己错误，甚至发出“做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等言论。这些言论使新干部情绪产生极大波动，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产生怀疑，有碍工作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