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方敏 姚宏志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数万老解放区干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南下。这些干部被称为“南下干部”。1949年4月一支南下干部队伍挺进安徽。由于当时安徽以长江为界划分为皖北区和皖南区(1)《人民民主政权在安徽地区的建立和巩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皖北区已于同年1月底全境解放，因此他们挺进安徽的主要任务是接管皖南。鉴于干部南下的历史贡献，学界颇为关注，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尤其在政权接管方面，如干部南下接管浙、沪、闽、湘、赣政权的研究均有所建树。但是对于干部挺进皖南，学界关注不多，研究成果甚少。本文旨在发掘、整理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其来源、规模、分配任用以及接管皖南政权作初步的研究。

一、干部南下的时局背景

1949年南下干部挺进皖南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大规模干部南征的壮举。其组建既有中共中央接管长江以南新解放区的重大决策，也有老解放区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的现实基础，同时还有渡江战役胜利后600余万人口(2)《皖北、皖南的解放》，《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安徽通史》第10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的皖南地区接管和建设的形势需要。

(一)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接管长江以南新解放区作出的重大决策。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在总结大别山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如有可能，最好能从老区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充任，以免过于削弱野战力量”；“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为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25、129页。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要求抽调5.3万名干部，明确指出：“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5)《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版，第428页。可见，中央为了接管长江以南新解放区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为干部南下做好了充足准备。

(二)老解放区为南下培养了大量治国安邦人才。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伟大成就。根据地和解放区除了充当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载体以外，还是党管理、建设城市和乡村的“实验室”，也是实践各种制度、政策、办法的“试验地”，培养治国安邦人才的“大学校”。以华北解放区为例，时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6)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据统计，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超过21499人。(7)周聪聪：《干部南下：千里“大输血”》，《河北日报》2019年1月24日，第11版。这些南下干部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血雨腥风，积累了丰富的老解放区剿匪反霸、征粮支前、建政土改等工作经验。例如，冀中区九分区专员张亮，后南下任皖南芜当地委书记。抗战时期，他任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带领队伍与日伪战斗，经历了“五一大扫荡”，取得了“安平县保麦运动”的胜利，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中九分区专员，组织开展的土地改革、征粮支前等工作成效明显，得到了军区和行署的表扬。(8)怀念张亮同志编委会编：《怀念张亮同志》，1994年印，第22、34页。南下任芜湖油盐商店经理的冀中八地委南下干部赵文波回忆：“南下时各方面干部都有配备的，既有搞行政工作的，又有搞财贸工作的，搞经济工作的，不仅是组织县区班子、政权建设。我是属于财贸工作的，因为我在北方就搞财贸工作。”(9)《赵文波采访录》,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可见，老解放区为南下接管和建设新解放区培养了大量的各方面人才，为干部南下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皖南新解放区接管的形势需要。皖南是渡江战役的主要阵地，又是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沪宁杭的“西大门”。国民党对其控制异常严格。因此中共皖南地委及其领导的地方游击武装力量多处于广大农村地区，对城市管理、建设缺乏经验和直观的认识，亟需抽调富有城市管理经验的干部。此为其一。其二，皖南本地干部偏少，远满足不了皖南地区接管和建设的需要。早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皖南地委就认识到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并于1949年2月7日提出：“干部的准备方面，各地区首先将区以上干部向地委作具体的介绍，并应注意物色、培养、提拔区以下干部。”(10)《皖南地委对1月8日指示的补充指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4卷，2004年印，第639页。但是本地培养干部速度远赶不上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亟需补充大量干部。其三，皖南是著名的徽商所在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芜湖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屯溪是全国著名的“茶市”，具有“小上海”之称。芜湖和屯溪更是连接安徽与沪宁杭的重要通道，富甲一方。但因国民党吏治日益腐败，皖南地区物价暴落暴涨，苛捐杂税奇多，田赋军粮繁重，工商业破产。再加上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兵对皖南城市的大肆焚烧、掠夺，导致商人外逃，店铺关门，市场萧条。例如，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第66军刘汝明部溃逃经过屯溪时，纵火焚烧民房306幢，受害者323户。(11)《屯溪市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概述》，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安徽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所以亟需一批商业人才整顿市场，恢复财经秩序。

二、干部南下的组建

1949年4月26日华北南下干部纵队挺进皖南。这支队伍主要来自于华北冀中区和北岳区(12)1947年11月，察哈尔省委与冀晋区委合并为北岳区委。1949年1月15日，北岳区委和冀热察区委合并，重新建立察哈尔省委。这意味着在抽调华北南下干部时，北岳区委尚未撤销。而在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出发前，北岳区委撤销并入察哈尔省委。所以本文中出现的北岳区实指察哈尔省一部。，由中共察哈尔省委副书记牛树才任纵队长，冀中行署副主任魏明任副纵队长，冀热察区党委副书记马天水任政治委员(因此得名“牛马纵队”)，其中冀中区十一地委、八地委、九地委分别编为一、二、三支队；北岳区3个支队，即察哈尔各县和省委党校两个支队为四、五支队，察哈尔省贸易公司南下干部组成第六支队(也称直属队)。(13)有关入皖南下干部来源问题详见：《皖南区党委组织部五六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7月1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1-2；《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一九四九年第一批南下之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2-5；《冀中区党委各部门抽调第一批南下干部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59-23；《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关于第一批干部南调工作的汇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27-10。

(一)干部南下的规模。关于挺进皖南的干部规模，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1500人。《安徽通史》第10卷记载“纵队下辖3个支队，每个支队500人，共约1500名干部”。(14)《皖北、皖南的解放》，《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安徽通史》第10卷，第27页。二是2643人。1949年7月1日，皖南区党委组织部在给南京市委组织部并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中指出，“华北南下干部2643名”。(15)《皖南区党委组织部五六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7月1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1-2。三是近4000人，周聪聪指出：“冀中区和察哈尔省合派干部近4000人，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牛树才任书记。”(16)周聪聪：《干部南下：千里“大输血”》，《河北日报》2019年1月24日，第11版。哪种观点更符合实际呢？本文根据现有史料作一简单梳理。

1948年10月30日，华北局下发《关于外调干部配备的通知》，对外调一个区党委的干部职级及数目做了明确规定：“一个区党委应含一个区党委架子和5个军分区干部，一个区党委架子65人，每个军分区干部424人，所以干部人数应为2185人。”(17)《华北局关于外调干部配备的通知》(1948年10月30日)，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5页。

鉴于各区实际情况，1948年12月底华北局制定了《对南下干部各区分配数目之决定》，要求北岳区、冀中区、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冀鲁豫区党委各出3个分区级，北岳区、冀中区合出1个区党委架子的干部。(18)《华北局对南下干部各区分配数目之决定》(1948年12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013年印，第23—24页。这意味着外调一个区党委架子由“5个军分区”变为“6个军分区”，也就是说干部人数应该是6个分区的人数，为2609人。

根据1948年10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每县应配足精干而武装弹药齐全之民兵40人左右，随干部同时南下。(19)《华北局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1948年10月)，《建设周刊》1948年第3期。另根据《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办法规定》和《察哈尔省政府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的通知》(20)详见《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办法规定》，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110-1；《察哈尔省政府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5-1-66-5。规定，南下干部队伍随行的还有警卫、通讯、卫生等人员。所以，华北南下干部组队时人数应该是4000人左右。

鉴于以上分析，第一种观点1500人仅指冀中区南下干部，未包括察哈尔省的南下干部；第二种观点2643人是指进入皖南的干部人数；第三种观点近4000人是指组建时干部人数。那么，组建时和进入皖南的干部人数为何相差1000多人？原因有三：一是冀中八地委组成的第二支队一部进入了南京。如1949年2月冀中区八地委建国县县长于国华以残弱之躯，率该县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华东的战斗。4月23日，南京解放，他任该市公安局局长；(21)河北省河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间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92页。二是南下干部在南下行军路途中有一定的伤亡和“开小差”现象。如1949年2月13日牛树才给华北局的《南下干部情况报告》中写道：“估计在集中前后及正定途中请假不归、躲避、开小差等不良现象仍难避免(省委党校南下干部，由涞源到蔚县途中已逃亡七名)。”(22)《关于南下干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2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4-1-38-4。三是少量留在合肥、安庆等地。如10名南下干部留在安庆。(23)《安庆市委4月23日至5月22日综合报告》(1949年5月30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安徽卷》，第332页。

(二)干部南下的组建。华北局通过思想上动员、生活上关心、组织上决定等多种方式动员干部报名南下。在思想动员方面，各分区机关多以支部会议的形式、县区以集体动员和分组讨论的方式，并结合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感想，在漫谈中表明态度；在生活待遇方面，为了解决干部南下后顾之忧，华北局将南下干部家属一律以革命军属待遇。如冀中区发文明确了南下妇女干部及南下干部家属待遇；(24)《冀中行署关于规定南下妇女及南下干部家属待遇办法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1-27-4。在组织决定方面，一方面是县区以上主要干部南下的抽调，如《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二月份月终工作报告》详细记录：“在组织部长会议上对抽调南下干部任务作为专题研究，对于抽调之县区主要干部，在此会议上做了研究决定。”(25)《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2月份月终汇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4-3。另一方面增设副职，弥补干部人数不足，解决地方稳定和干部南下的问题。1948年10月华北局进一步指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增设副职(如副书记、副专员、副县长、副部长、副科长等)，扩大党委会人数。”(26)《华北局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1948年10月)，《建设周刊》1948年第3期。这样既解决了干部南下的问题，又解决了当地干部不足的问题。当然在组建过程中也少不了老解放区干部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坚决服从党的调动。如饶阳五区区长王志英回家告别时，家人不让他离开，把被子藏起来并把他锁在屋里。他是跳窗户跑到机关，机关里给他解决了一条被子南下的。安口政府交通员田志才南下前回家时，他媳妇不让他走，说你要是去我就和你离婚，田志才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去。安口八区副区长王将节说：“调南下呀，提困难呀，要提困难还有个完。我有六个小孩，走不走在个人。”(27)《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2月份月终汇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4-3。南下干部董振轩回忆道：“当时我孩子还不满2个月，要南下就不能带孩子，不给队伍增加负担，只能托放在农村由老百姓喂养。我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唯一选择。”(28)董振轩：《我的1949年》，1998年印，内部资料。

干部南下组建形式是“成建制骨架式输出”，其特点为“两区合出，整套组建”。所谓“两区合出”，是指由冀中区和北岳区合出。所谓“整套组建”，是指入皖南下干部以一个区党委级干部架子成建制抽调而成的。在干部抽调方式上，分区党委、地委、县委、区乡四级抽调，主体在县区级，占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以冀中九地委为例(该地委入皖接管芜当地区)，在抽调的区乡级以上干部中，从地委抽调了29名，从县区抽调了122名。(29)《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关于第一批南下所调区以上主要干部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2-5。在干部抽调类型上，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等方面的干部，也有专业性比较强的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方面的干部。在干部抽调特点上，学历上以初小和高小为主；年龄上以青年为主，其中青年干部占80%，中年占15%，老年占5%，平均年龄27岁左右。(30)古培霖：《南下干部参与皖南新区政权建设纪实》，政协芜湖县文史委员会编：《芜湖县文史资料》第4辑，1994年印。干部比例上，四级配备中党委部门干部齐全，人民武装和公安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财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例如，1949年4月26日，芜湖解放的第三天，一批南下财经干部进驻芜湖城。(31)《商业新生 涅槃腾飞》，芜湖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芜湖商业史话》，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34页。以上充分说明在组建南下干部时，华北局充分考虑到新解放区实际情况，有侧重点地抽调干部，事实上也证明这种抽调和组建方式有利于新解放区的接管。

三、干部南下路线与教育培训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干部南下在即。1949年2月5日，冀中区发出《关于执行华北局南下干部提前集中的紧急指示》，要求所有此次南下干部必须于2月底以地委为单位整队赶赴正定集中，待令出发。(32)《冀中区党委关于执行华北局南下干部提前集中的紧急指示》，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59-25。于是，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南下的序幕正式拉开。

(一)干部南下路线。考虑到伤病员、儿童和不能随军的妇女，此次干部南下分为两批。

第一批是主体。这些人员于3月初从正定西柏棠集中整训出发，途径山东的德州和微山湖附近的临城，并做短暂停留。4月初到达安徽蚌埠和合肥整顿集训。其间，纵队接到命令，改归渡江战役指挥部统一领导，一切行动听从渡江战役指挥部指挥，接管皖南地区。随后纵队从合肥出发，途经六安、舒城、桐城，在枞阳镇跟随陈谢兵团渡江至贵池乌沙镇码头，并从池州出发以支队为单位分赴芜当、徽州、宣城、屯溪、芜湖等地参与接管。

第二批是伤病员、儿童和不能随军的妇女(怀孕等情况)。这批“留守处南下干部”由魏安民(33)马鞍山建市后第一任市委书记。负责。留守处设在石家庄附近小村庄。所有留守处同志于6月底到达芜湖，胜利完成南下任务。(34)王鑫：《魏安民同志在南下留守处》，《魏安民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魏安民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为了便于南下行军，纵队成立了南下区党委，各地委也成立了南下干部党委会。如冀中区八地委2月6日开会，研究南下干部的组织领导与当前工作问题，决定建立南下干部党委会，由各级党委组成。(35)《冀中八地委南下干部(第1号)关于第一批干部南调工作的汇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27-10。冀中区九地委编制了行军组织计划草案(36)《中共冀中九地委：南下干部行军组织计划草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40-2。，明确了机构设置、工作职责、人员构成以及人员数量，充分保证了行军的高效和安全。在行军中，南下干部克服了种种困难，发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从获鹿南下池州至德县的干部刘宝恩回忆：“有的女同志生孩子刚满月，丢下孩子立即赶到集中地点”;“一个槽车一百多人，坐也坐不下，只能一个人挨一个人立着，整整站了一夜”;“衣服、被子淋得湿得透，鞋子坏了就赤脚”;“我们一路唱着‘提防着陷阱，跌倒了爬起来，挺着胸膛走，黑暗有尽头’的歌声前进”。(37)刘宝恩：《获鹿干部下江南》，鹿泉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鹿泉革命传统录》，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85页。

(二)干部南下的教育培训。干部南下的教育培训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抽调组建期间的思想动员。区党委主要从党性教育、思想教育等层面上动员干部南下，并制订了相应的优待政策。如1949年1月，冀中区各级党校和训练班培训干部6471名。(38)《关于党员干部训练及中等学校学生数字的报告》(1949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121-8。冀中区和察哈尔省还分别制订了《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办法规定》《察哈尔省政府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行字第37号)。(39)详见《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办法规定》,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11-21；《察哈尔省政府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行字第37号),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5-1-66-25。各地委主要从思想动员、业务技能和纪律教育等方面加强南下干部教育培训。如冀中八地委印发了《冀中八地委组织部关于对南下干部的教育及调垮干部处理的通知》。(40)《冀中八地委组织部关于对南下干部的教育及调垮干部处理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90-11。察哈尔省四分区南征干部还制定了“南下6条誓言”(41)张培绪：《回忆随军南征》，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66页。，要求南下干部集体宣誓表明南下之决心。县一级也开展了学习培训。如石家庄各县先后开办了干部训练班，提拔培养干部，并发动全体党员完成这一任务；(42)《第一批南调干部总结报告》(1949年3月1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藏，档案号：3-1-1。阜平县召开了全县干部动员南下大会，四地委副书记张斌(43)后南下任池州地委副书记。作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的动员报告。(44)《阜平南下干部情况概述》，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61页。

在抽调动员期，各级党员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一线做思想动员工作，取得了很好成效。如安国县姬明德，动员了数次不行，他母亲也阻拦。安国五区区委书记吕璞(南下干部)亲自到他家中去动员，说我们一块去，要他母亲不用惦记他，最后他母亲说:“今天你来了,我真把他交给你了。”很快就动员好了。(45)《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2月份月终汇报》(1949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4-3。

第二阶段为行军期间的形势教育与业务培训。1949年2月13日，牛树才在给华北局报告中建议：“南下干部在各分区集中期间短促，只进行了一般的动员教育，许多思想问题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因此，除应在行军中随时抓紧教育与加强支部工作外，最好集中正定后能有一定时间(最少需七天与十天)进行较深入的动员教育(着重形势教育)。”(46)《关于南下干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2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4-1-38-4。华北局同意后，要求南下干部于2月底在正定集中学习。在正定期间，南下干部主要接受形势教育与接管城市的业务培训。全纵队听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和市长柯庆施的城市工作报告，还听了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形势教育报告，学习了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等，参观了石家庄的工厂企业。据南下干部许春波回忆：“在参观电厂时，地委组织部部长田光同志的警卫员不知道电的危险，用手触摸有电的地方，结果被电死了。”(47)许春波：《回首七十年》，1999年印，内部资料，第54页。这说明当时一部分南下干部还没有城市生活经验，所以开展接管城市工作的相关学习培训十分必要。

在南下行军过程中，南下干部本着学习和行军同步进行的原则，全纵队边行军边学习，主要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各类上级文件，明确了进城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及今后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在合肥期间，全纵队中队以上负责人于4月12日在“合肥电影院”(其实是个稻草棚子)听了陈毅的报告。(48)甄尚义：《陈老总作报告——南下途中忆闻》，《党史纵横》1993年第5期，第36页。陈毅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当时战争形势和城市工作特点，介绍了南方与北方的不同之处以及接管皖南的主要工作。陈毅的报告使全队对皖南地区接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事实上，入皖南下干部与入闽的长江支队、入西南的云南服务团等其他地区的南下干部不同，他们在组建时并不知道具体接管什么地方，只知渡过长江去，接管江南大城市，直到合肥整训时，才被告知承担接管皖南新解放区的任务。

第三阶段为接管初期的调查研究。1949年5月，皖南区党委一经成立就发出指示，要求南下干部与皖南地方干部相互介绍各自情况，并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合并组成千支工作组，深入区、乡，从调查研究入手。(49)《人民政权的建立和三年经济恢复》，中共宣城市宣州区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宣城县地方史》第2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7页。例如，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于5月1日进入芜当地区，并于5月3、4日与所辖各县原地坚持斗争的组织会师，相互介绍干部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并进入区、乡调查研究，着手工作。(50)《中共皖南关于芜当地委五六月向党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2-2-1。因对皖南比较生疏，南下干部害怕违反城市政策，加上语言不通，入城初期处处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宣传党的政策，仅是个别访谈，群众不敢接近，工作成效不理想。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各级政府采取成立工作队、召开各类会议等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如芜湖市第一区召开商人会、洋车夫会、手工业座谈会等各种小型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在会议中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51)《芜湖市第一区两月来干部思想工作情况》(1949年7月13日)，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1-64-2。

四、干部南下后的分配与任职

1949年5月7日，南下区党委与原皖南地委负责人胡明、熊兆仁等会师于屯溪。会师中，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气氛融洽。宋任穷回忆道：“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解放军南下干部同以胡明为首的地下党在皖南的会师是最成功的。”(52)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会师后，双方立即制定了干部配备原则：“第一，两地组织合并，华北南下干部与皖南本地干部适当调整配备，力求做到各级各部门均有；第二，根据条件两方干部相互比较，如条件大致相同则以皖南干部为正职位；第三，交通要道、城镇及公安、财粮部门配备较多较强的干部，配备方法一般采取逐级配备。”(53)《皖南区党委组织部五六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7月1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1-2。

(一)干部南下后的分配。南下区党委将原来在华北已组织好的干部架子整建制分配到皖南各地。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大致分配如下：第一支队接管皖南徽州地区，支队政委郝化村任地委书记；(54)《郝化村同志生平》，《档案工作》1991年第12期，第9页。第二支队一部参与南京接管工作，另一部分留在芜湖。如冀中八地委黄骅县委书记崔玉堂留芜湖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55)《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安徽省芜湖市组织史资料》(1926.4—1987.11)，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第三支队接管皖南芜当地区，支队长张亮任地委书记、支队政委马金池任专员；(56)《中共皖南关于芜当地委五六月向党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2-2-1。第四支队接管皖南池州地区，齐维礼任专员；(57)《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第五支队接管皖南宣城地区；(58)《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第六支队接管屯溪市，王知行任市长。(59)《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阜平县、涞源县、唐县、望都县、易县、完县、曲阳县、高阳县南下干部分别接管青阳县、泾县、郎溪县、宁国县、广德县、宣城县、石埭县(石台县)、芜湖县，灵寿县、获鹿县南下干部接管东流县、至德县，井陉县接管铜陵县(60)《人民民主政权在铜陵的建立和巩固》，中共铜陵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铜陵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新乐县和安平县接管南陵县(61)详见《南下干部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组建经过及到达南陵情况》，中共南陵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南陵党史集萃》，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一九四九年第一批南下之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2-5。等等。

(二)干部南下后的任职。纵队一级干部进入皖南区党委、皖南行署和皖南军分区，支队一级干部主要进入皖南区所辖的地委和市级领导机构，大队一级干部主要进入各县级的领导机构，其余干部主要是在区、乡的党政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从干部总人数看，1949年7月，皖南干部总数3148人，其中华北南下干部2643人(62)《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南下干部占皖南所有干部的83.96%。可见，在皖南政权接管中，南下干部占了主体。从干部任职情况看，按1949年7月皖南区及其所辖的4个地委1个市22个县计算，地委级干部49名，内皖南干部11名；县委250名，内皖南干部59名(均任职地、县委，不包括直属机关相当地委、县委条件的干部)。(63)《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地委级干部中南下干部为38名，占总数的77.56%；县委级干部中南下干部191人，占总数的76.4%。这表明，当时皖南主要干部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南下干部。另外，区党委委员中南下干部占75%。1949年7月份8位皖南区党委委员中南下干部有6位，占总数的75%。其中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和行署主任魏明均是南下干部，另外负责组织人事、宣传以及社会治安的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公安局局长也是南下干部。从年龄情况看，最大的为41岁，最小的为31岁，平均年龄36.3岁。(64)《皖南区县委以上干部登记表》(1949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3-1。可见，这是一批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池州等5个地区10位地委书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中，南下干部占50%。皖南区所辖22个县的44名县委书记、县长中，南下干部25人，占57%。可见，区、地、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中南下干部仍占多数。这表明，一支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皖南干部队伍已基本形成。

五、南下干部接管皖南政权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6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会师后，皖南区党委组建了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这批来自华北平原的南下干部凭借着丰富的老解放区革命与建设经验，主导和领导了皖南政权接管工作。

(一)开展城市接管工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因此，1949年干部南下的工作重点是接管城市。早在会师前，南下区党委就下发了《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接管工作不仅包括大中城市还包括小城市及较大市镇，不仅包括一切官僚资本，一切公营企业还包括一切伪政权系统。”(66)《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1-2-2。针对《意见》中的要求，南下干部分步骤地开展城市接管工作。

第一阶段主要是加强政策学习与开展调查研究。南下区党委首先对入城接管人员进行城市政策再学习，重点学习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等文件，对所有勤杂人员都进行了入城的纪律教育。同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搜集城市各方面情况，向熟悉城市的人士请教，摸清了解城市大致情况。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大致将城市接管任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旧政权机构，包括政府机构、武装机构以及各类协会组织等；第二类是旧政权物资，包括钱粮、房产、厂矿、交通工具等；第三类是旧政权人员，包括机关行政、军事机构、工矿企业等部门人员。并结合接管任务，提前划清接管部门范围和明确分工职责，以免接收时发生不应有的混乱现象。(67)《芜湖接管工作报告》(1949年)，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1-72-2。

第二阶段主要是制订接管方针与明确接管方式。入城后，南下干部遵照华东局和南京市委的指示，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实施分类接管。一类是成立军管委员会接管大城市。所有接管工作在军管委员会领导下展开。如屯溪和芜湖均成立了军管委员会。1949年《芜湖接管工作报告》中详细记载：“芜湖市军管委员会于4月28日正式成立，开始正式接管工作。”(68)《芜湖接管工作报告》(1949年)，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1-72-2。1949年《屯溪市军管委员会四个半月工作报告》中也详细记载：“华北南下区党委与皖南地委会师后，华东局决定本市军管会改组，并由华东军区委牛树才任主任，胡明任副主任，王知行、余华、刘凯、苏杰等为委员。”(69)《中共冀中九地委组织部2月份月终汇报》(1949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1-54-3。其中牛树才、王知行、刘凯、苏杰均是南下干部。另一类是对未成立军管委员会的较小城市或县城，则由刚成立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分头接管。

第三阶段主要是开展分类接管工作。对于旧政权机构，南下干部入城后立即宣布其为非法组织，解除一切非法武装，收容国民党散兵和枪支弹药，要求在军管时期停止任何其他党派活动，成立了相应的人民政权，并根据当时工作需要设置相关部门，维护社会稳定。南下干部甄尚义回忆：“对于县政府的机构是，我们从伪政府那接收过来后，取缔了伪政府的机构，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了我们自己的机构，当时县政府设置了四个科、四个局。”(70)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1986年3月4日)，中共石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石台党史资料》第2期，第2页。对于旧政权的物资，采用登记造册、接收看管等方式，一律没收。尚不能确定是否是私人的物资，采用先监管后处理的方式。同时南下干部还特别注重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争取群众参与到接管工作，发动群众检举瞒报、伪造、篡改物资数量等行为；对于旧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分类甄审方式，罪恶极大的旧职员移交军法部门，一般人员按照“量材录用，原职原薪”原则，并根据工作特点进行分配，一般不担任骨干人员或不在要害部门任职。为了确保城市接管顺利开展，南下干部还以“恢复生产、恢复城乡交通”为口号动员工人阶级复工复业，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为口号肃清城市匪特势力，以“统一货币、兴办供销社”为口号整顿经济秩序。南下干部杜宏本在回忆筹办合作社时说道：“过江后，经青阳、太平、歙县抵达屯溪，大家按组织安排奔向各自的岗位。我先是在屯溪市工商局，不久要成立市供销社，决定我担任主任，和南下的另八九位同志一起进行筹办。”(71)杜宏本：《八十回眸》， 2005年印，内部资料，第39页。

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南下干部接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下干部王知行所做的《屯溪市军管会四个半月工作报告》记载，屯溪市军管委员会接管了屯溪镇公所等行政部门10个单位共175人、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司令部等两个军事部门共37人、中国银行屯溪支行等16个企业部门共212人、省公路局等15个交通部门共557人以及大米241337斤、稻子27514斤、杂粮3044斤、食盐373533斤等。(72)《屯溪市军管会四个半月工作报告》(1949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安徽卷》，第365—370页。《芜湖接管工作报告》(73)《芜湖接管工作报告》(1949年)，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1-72-2。及《清理物资小组九月至十二月工作总结》(74)《清理物资小组九月至十二月工作总结》(1949年12月31日)，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1-72-3。也详细记录了芜湖市接管情况与成效。

(二)开展农村接管工作。进入皖南后，南下干部便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广大区、乡进行调查研究，开展了以改造农村基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接管工作。由于皖南地区农村较其它区域不同，“半城山半城水”的特点十分明显，八百里皖江沿岸多为圩区，水患一直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皖南腹地徽州、宣城、池州又多为山区，自古匪患频发，加之国民党残余势力钻进山林，与土匪狼狈为奸到处流窜，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因此，南下干部将治水患、治匪患作为改造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改造农村基层政权。他们进入农村后立即向当地群众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揭露国民党和美帝反人民的罪恶，阐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号召人民恢复生产。如甄尚义、刘国印率领40多名南下干部于4月30日到达石埭县，第二天就张贴布告，宣布新政权成立，安定民心，打消群众害怕的心理。(75)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1986年3月4日)，中共石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石台党史资料》第2期，第2页。同时他们还取缔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保甲制，迅速改造村级政权，建立农协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人民群众组织，以保障农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50年3月份全区已有3200余村建立了农会组织，占总村数80%；会员60余万，占总人口15%。妇女会会员18万余人(多在农会中)；青年团支部204个，团员4790名(包括机关的团组织在内)。村政权经过改造的3600余个，占总村数80%以上。(76)《一九四九年皖南工作初步总结和今后任务(经华东局修正)》，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2-5-1。

进行抗洪救灾工作。1949年6月份皖南地区发生了严重洪水灾情。这为南下干部接管农村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据史料记载，“皖南区灾情相当严重，沿江受水灾人口约七八十万人，占全区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减少产量，则约占总产量的五分之二，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77)《一九四九年皖南工作初步总结和今后任务(经华东局修正)》，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2-5-1。面对严重灾情，南下干部战斗在抗洪一线，带领广大人民开展抗洪救灾工作。如芜湖县防汛指挥部南下干部孙玉和(后任安徽省水利厅厅长)、蔡繁惠、魏健民分别任指挥长、政委和副指挥长，日夜奋战在防汛一线。(78)魏健民：《脚踏着祖国大地——南下纪实》，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186页。据中央党校原校长高扬等人回忆：“南下干部芜当地委书记张亮同志率领抗洪人员，为抢堵决口，奋不顾身，首先跳进激流，以身作则，他被激流冲走两里多路，幸免遇难。之后又跋山涉水，深入重灾区，领导群众生产自救。”(79)高扬等：《鞠躬尽瘁为人民》，怀念张亮同志编委会编：《怀念张亮同志》，第41页。经过这次抗洪抢险工作，皖南区委决定利用冬季时节开展修堤复圩工作，并指出：“这是带有历史性的一个大的战役运动”“沿江修堤复圩，必须为压倒一切之中心任务”。(80)《皖南区修堤复圩会议结论(草案)》，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571-W01-68-10。可见，南下干部治水患的决心。

开展剿匪运动。在解放初期，皖南匪患严重，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统计，仅宣城地区有番号的土匪武装就有34股，匪徒837人，各类枪支500余支。(81)《安徽全境解放》，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页。徽州地区除屯溪、绩溪外，共有武装匪特16股，900余人，其中危害较大的有9股。(82)《徽州地区剿匪斗争纪实》，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安徽剿匪纪实》，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64页。如反动分子洪国顺为首在贵池、东流、至德、石埭等地区组织了土匪，妄想颠覆人民政权。石埭县的横渡、杨坑两个乡一度被土匪控制。(83)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1986年3月4日)，中共石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石台党史资料》第2期，第11页。南下干部长期生活在敌后根据地，很多人都是在地方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积累了大量武装斗争经验。他们挺进皖南后，首先发展地方武装，提出“以整理为主，注意阶级成分，结合个别发展的建军”措施，在原有的游击队基础上建立与壮大了地方武装。截止1950年3月份，全区民兵共34244人。这些民兵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4)《一九四九年皖南工作初步总结和今后任务(经华东局修正)》，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2-5-1。其次他们坚持以“军事扑灭，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而以政治为主”的剿匪工作方针，率领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截止1949年底，计消灭股匪4100多人，皖南境内股匪基本肃清。(85)《一九四九年皖南工作初步总结和今后任务(经华东局修正)》，芜湖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W02-5-1。在剿匪过程中，南下干部做出了巨大牺牲。如南下干部、宣城孙家埠区区长李海东在剿匪中牺牲。(86)《王成乐采访录》，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130页。南下干部、当涂县合作社主任刘殿选在十里区和大桥区中间区域搞救济贷款时被两名土匪用枪打死。(87)蔡繁惠、郭青英：《回忆张亮同志南下几件事》，怀念张亮同志编委会编：《怀念张亮同志》，第91页。

在政权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始终坚守南下的初心和使命，战斗在最艰苦的一线，有的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拥护。这为后期皖南乃至安徽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