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彦　刘军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邁气概。在此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局从鲁中南等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余名地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此次南下浙江的地方干部，也是鲁中南区历次干部南下中人员最多、建制最全、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

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山东的南下干部分两批抽调。从鲁中南区抽调600多人，从华东局机关抽调700多人，从胶东区抽调1000多人，从渤海区抽调700多人，共3000余人，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先后集结到位于鲁中南区益都县王岗村的华东局党校，编成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从华东大学抽调150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参加南下，到临城后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青年大队，下辖5个中队。

历尽艰辛，兼程南下

近一个月的集训结束后，一支队分两路向江南进军。一支队大部分人员从徐州向两淮地区前进，另有部分人员暂时划归华东支前指挥部指挥。1949年3月30日从临城乘火车到达徐州，31日乘火车到新安镇。在那里接到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支前的新命令。4月2日又乘火车返回徐州，沿津浦路南下，经蚌埠于4月6日到达合肥。4月22日，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渡江。5月6日，由安徽广德县进入浙江境内长兴县。5月11日，进入杭州市区。一支队南下干部丁华山回忆说：“在临城上火车后，把我们拉到新安镇，当夜又拉回到徐州又到蚌埠。在蚌埠只吃了一顿早饭，又被拉到合肥。4月初到达安徽合肥，并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将南下干部

编入三野七兵团各团、营，组织筹粮小组，帮助部队筹集军粮。”“这个时候我们的中队分散了，与军队编在一起，我分在第二十二军炮兵团的一个营。”“在第七兵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由安徽渡江后进军浙江。”

各部南下的路线和方式并不统一，有的是跟部队编排在一块的，有的不是。编排在一块的人员是因为需要做支前工作。但整个行动是尾随部队行进的，不能脱离部队。行军以步行为主，有时也乘火车、轮船，行军路线有经安徽渡江和经苏北渡江两种途径。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筹备渡江战备工作的同时，对进军华东各省市的行军路线、物资保障和新区的接管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3月初，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侧翼南下进至安徽庐江地区。4月1日，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从第七兵团驻地庐江到蚌埠。按照分工，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南下干部带到浙江，按省、地、市、县成建制地组建好班子，分赴各地。他与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研究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安排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及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方案。为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开展工作，渡江前，浙江省筹各委员会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等收集浙江和杭州的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经验，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4月15日至月底，谭启龙与筹委会的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等人先后到界首、高邮、宝应、扬州等地，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及干部纵队一支队、三支队的负责人了解调赴浙江工作干部的情况，重点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干部情况。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2日凌晨，渡江部队突破长江防线，成功登陆南岸。由安徽无为县渡江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追歼南逃之敌至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国民党军。郎广战役结束后，南下干部紧跟部队，在无为刘家渡乘小木船顺利渡过长江，由铜陵冒雨步行一日一夜，经繁昌、宜城到广德。根据华东局的指示，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在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干部，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不久，队伍到达位于宝应与高邮之间的界首地区，从4月30日开始陆续过江。渡过长江后，队伍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领导接到华东局要求队伍开赴丹阳的命令。

建立政权建设新区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三野七兵团所部解放杭州。谭启龙率筹委会及先遣纵队兼程赶赴杭州，与已进驻杭州的谭震林等人会合。至此，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5月6日，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建立。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和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各级干部，共8000人。

1949年5月6日至中旬，日夜兼程入浙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大部人员陆续抵达杭州，开始全面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

1949年5月7日，浙江省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市军管会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和浙江省委的部署，决定按军事、政治、公安、财政、工业、文教六大系统，以南下干部为主，转业军人、地下党员为辅，进行全面接管工作。

接管初始，由于国民党军整体崩溃，加上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国民党内部的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之外，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撤逃，就连国民党浙江省及杭州市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撤逃，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根据这一情况，在接管时，南下干部执行“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接管的步骤和方式上采取“宁慢勿乱”的方针，边接管边维持生产和经营，对企业原有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企业生产不因接管而停顿。

同时，南下干部采取措施解散非法组织，肃清潜伏匪特，收容遣散散兵游勇，开展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登记，取缔金银贩子和地下钱庄，打击盗匪活动，整理户口和建立居民委员会，整顿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消防管理和防空工作，整理公共卫生等，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稳定了社会局势。

浙江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亲手布置下大批潜伏特务，加上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西南与闽赣交界处。这些国民党武装匪特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杀害我党地方干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活动。新成立的地、县、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武装力量把剿匪反霸作为重要工作，组织力量剿灭土匪特务，镇压黑恶势力。在剿匪斗争中，大批南下干部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在浙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