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达/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解放战争后期，大批党的干部自山东解放区南下，到南方建设新解放区，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学界对山东南下干部入浙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笔者认为仍有待深化[1]。如何志明所言，对南下干部相关研究存在“重组织轻人事”的问题，南下干部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南下过程中的言行、思想、情感变化等往往为研究者忽视[2]。代雅洁亦指出，从个体生命史角度深化南下干部研究，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应当重视对南下干部个体资料的收集与整理[3]。

笔者购得一部《渡江南下日记》，作者为山东苍山南下浙江干部钟儒（1926—2011），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萧山县临浦区首任区委书记、浙江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等职务。这部日记起止时间为1949年2月10日至1949年8月1日，系2009年钟儒住院期间阅读整理后最终形成的。1949年山东干部南下之际，钟儒担任苍山县磨山区区委副书记，有幸被选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任组长，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南下渡江。《渡江南下日记》主要记录了南下动员、行军学习、政权接管、剿匪等内容，提供了不同于官方宣传的看待革命的视角，笔者认为对研究山东南下干部入浙的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南下动员与行军学习

1949年2月10日，山东省苍山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决定抽调干部随解放军南下，钟儒有幸被选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他在日记中记载：“我对南下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命令一下达，即整装出发。”[4]次日正式宣布苍山县南下干部名单时，钟儒观察到同志们“有的高谈阔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愁眉不展，低头看地”。当日下午钟儒组织磨山区干部讨论此事时，有几名被抽调干部“思想比较沉闷”[5]，其中一名廖姓干部因对南下思想不通，甚至与其所在乡的乡总支书记借故吵闹，“纠缠了很长时间才闹完”，产生了不好的影响[6]。经过10天的教育，磨山区的抽调干部“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既要说服自己，又要说服家属”，对于这些从未远离家乡的农民出身的干部而言，离开家乡渡江南下确实“是件难事”。但革命需要克服个人儿女情长，抽调干部们最终统一思想，服从分配[7]。同时，对个别没有被抽调而感到闷闷不乐耍小脾气的干部，钟儒等区委领导也做了思想工作。

伴随抽调南下干部决定一同到来的，还有要求全县各区筹备南下军粮的任务。然而，在此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倾家荡产支援淮海战役”的号召下，山东各解放区的群众在人力物力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据钟儒观察，磨山区“群众家里不仅没有余粮”，许多人家“麦收前三个多月的口粮也不足”，因此许多干部对完成借粮任务都感到困难[8]。2月16日下午钟儒召开全区干部大会，在布置借粮任务的同时阐明渡江战役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得到各乡总支书记响应，有的干部还风趣地说：“请指导员放心，我们决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过长江。”[9]1949年2月22日，苍山县南下干部出发。

为《渡江南下日记》撰写后记的原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王凤贤指出，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把学习作为统一思想认识、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是钟儒“一以贯之的优点”[10]。南下行军伊始，钟儒即认识到要到城市工作需要大量涉猎知识的重要性。1949年3月1日钟儒参观江苏徐州贾汪一座发电厂，深感自己对现代工业知识的匮乏，在日记中指出：“长期在农村山区工作，初到城市，各方面的知识都很缺乏。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摆到了我们面前，要努力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否则就无法工作。”[11]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需要，南方新解放区与北方老解放区不同，所以党要求南下干部在城市中要主要依靠工人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到农村不要急于减租减息和发动土改，暂时利用伪保长甲长[12]。在行军学习过程中，苍山县南下干部对要不要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作进行激烈争论。有的干部认为只应该依靠贫苦工人，反对依靠产业工人；有的干部认为到城市还是应该依靠贫雇农开展工作。钟儒认为产生这种疑惑，缘于许多干部本人出身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城市工人不了解、不熟悉，“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和现代化的生产观念”，这种疑惑不独钟儒的小组有，各组情况均“大同小异”[13]。

关于到南方新解放区农村暂不进行减租减息和土改，也是学习过程中“争论的焦点”。有的干部指出土改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有的干部认为在南方新解放区土改有助于发动群众。钟儒则在讨论中认为土改固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否土改要依据新解放区实际情况出发，不可操之过急。在钟儒的教育下，他所在的小组很快统一了认识，在中队学习测验中成绩最好，得到上级表扬[14]。

此外，钟儒等干部还对江南（苏南、皖南、浙江等省）基本情况有了一定基本了解，并在上级通知下注意“中山狼”和“美女蛇”，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渡江战役的胜利，加快了南下干部的行军进度。1949年5月15日，钟儒所在中队被分配到浙江省萧山县。5月19日，南下干部与萧山当地的革命武装金萧支队胜利会师。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下干部即将到萧山开展工作前夕，仍有人希望到农村而非城市工作，提出“在农村工作，到城市逛景”；还有人因为语言困难，产生畏难情绪，这些思想对南下干部其后开展工作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15]。

二、团结当地干部，化解矛盾

由于南下干部多年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解党的政策，对解放区建设有经验，所以浙江省委于5月16日决定在一般干部配备原则上，由解放军干部及南下干部负主要领导工作[16]，部分当地干部（坚持干部）因未分配重要职务而“有些灰心”[17]。18日晚，萧山县委书记沈芸作报告，着重强调南下干部应顾全大局，主动搞好同当地干部的团结，钟儒在19日的日记中表示：“我们要虚心诚恳地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关系，这是搞好工作的关键之关键。”[18]5月22日，钟儒与同事在临浦区区长汤寅介绍下与当地干部会面，表示要虚心向当地干部学习，并希望当地干部在语言方面多多给予帮助。

在当时，当地干部中不仅有人对职务分配不满，还有一些战士因为是在浙江解放前夕参加游击队的，产生了革命胜利后理应享乐的错误思想。钟儒在开展工作后很快了解到，部分当地区民运队员与伪乡长、保长一同大吃大喝，区中队很多战士都是1949年春节后参军的，没有战斗经验，且“嫌生活苦”，不愿意每天只领三斤米[19]。在日记中钟儒痛心地表示：“生活苦是原金萧支队干部战士的普遍反映，这同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解放前夕的思想教育不当有关，认为革命胜利后就该享福了。其实每天三斤米的伙食标准是金萧支队规定的。”[20]对此，钟儒一方面同汤寅商议如何加强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思想教育[21]，一方面在6月1日区委书记会议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干部、战士嫌生活苦和职位低的问题[22]。钟儒遇到的绝非个案，浙江省委在1949年6月2日《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坚持同志在接管城市工作中，纪律性、组织性和处理问题的原则性较差，生活水平太高（每人每天吃二斤米，每人每月一斤肉，二十五斤米，比主力还高），来往亲友多……以为解放后可以出头痛快一番。”[23]省委决定适当照顾地方干部的生活水平，“使其慢慢地自觉的降低”，同时要求南下干部保持自身生活的严肃性，巩固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团结[24]。钟儒亦认为，对于地方干部队伍不纯问题，要逐步摸清解决，“不能操之过急”。

1949年6月3日区委书记会议结束后，钟儒得知县大队长蒋某某（原萧山县工作委员会主任，曾对南下干部到来“抵触很大”，被审委组织部部长批评）在5月31日到临浦“前呼后拥，气派十足”，散布很多“不满言论”，还鼓动区长汤寅到县大队任中队长（蒋某某抗日战争时期为汤寅领导）。受蒋蛊惑，汤寅正忙着“抽调区中队的人员武器和处理区政府的物资”，引起区里地方干部“很大波动”，同时南下干部“都很气愤”[25]。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有可能导致区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团结遭受严重破坏的突发事件，考验着钟儒这位22岁区委书记的政治智慧。得知此事后，钟儒第一时间告诉区委南下干部要以大局为重，慎重对待此事，当晚他“想了许多”，黎明才入睡。次日上午，钟儒与汤寅进行了一次长谈，得知蒋确实“讲了些挑拨关系，破坏团结的话，搞了些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26]。对此，钟儒与汤寅推心置腹地交谈，表示党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决不搞山头主义，南下干部一定要依靠当地干部才能开展工作，否则“一事无成”；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蒋擅自要求汤寅调动任中队长违反组织原则；自己作为区委书记，与汤寅配合得很好，希望他继续留在临浦区工作[27]。

钟儒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汤寅“情绪安定”，主动承认自己受蒋蛊惑企图调走区中队人员武器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受钟儒之托答应做其他地方干部思想工作。当晚钟儒即向萧山县委写报告，如实汇报蒋到临浦破坏团结的经过，并建议汤寅继续担任临浦区区长[28]。6月5日，钟儒分别同4名地方干部谈话，针对4人不同情况坦诚交谈，向他们宣传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揭露谣言、澄清事实，“效果不错”[29]。6月6日，区委南下干部中有人建议批判汤寅的错误，钟儒断然拒绝，并表示：“地方同志的分散主义是在游击环境下形成的，允许有个转变过程，不能操之过急。”6月7日，钟儒组织召开全区干部会议，在会上表示建设新中国任务艰巨，不能重蹈历史上李自成进北京后即失败的覆辙，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不动摇，“认为革命胜利后就可以享福了，是不现实的”；同时强调保持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团结，这“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决不能搞山头主义[30]。6月9日，萧山县委书记通知钟儒同意汤寅留任临浦区区长，为使汤寅安心工作、打消疑虑。钟儒第一时间即把县委决定告知汤寅，汤寅高兴之余，表示“今后一定在区委领导下做好工作”。在6月12日召开的全县干部大会上，临浦区地方干部对县委决定都很满意，“情绪很好”，澄清了蒋造成的思想混乱。钟儒认为：“对进一步增强南北方干部团结，搞好工作有利。”[31]一场风波，就这样很快被钟儒化解了。

在处理当地干部嫌革命胜利后生活苦、职位低等问题，钟儒也严格按省委指示，以耐心教育为主，没有强制要求当地干部迅速转变思想观念。如区民运队员黄立人直言不讳地向钟儒表示：“过去我们民运队到村里，保长招待得很好。现在说要防止糖衣炮弹，不准吃招待饭，天天是咸菜煮毛笋。这种革命啥干头，还是回家做老百姓快活。”[32]经挽留无效后，钟儒同意黄立人自行退出革命队伍，并希望他协助当地政府做些工作，“今后如想回来，我们随时都欢迎”[33]。临浦镇副镇长李鹤对自己职务不满，认为“大材小用”，竟不辞而别做了“逃兵”[34]。大约1个月后李鹤认识到错误重返临浦，钟儒在严肃批评李鹤的同时，对其迷途知返表示欢迎，重新给其安排了工作[35]。

三、智擒匪首与发动群众

在处理好同当地干部的关系后，钟儒即着手开展政权接管工作，解决匪患为当务之急。早在行军至浙江长兴县时，钟儒即从当地群众那里了解到土匪伙同国民党残兵在浙江境内作恶多端的情况，认识到剿匪是南方新解放区群众的迫切要求[36]。解放初期，萧山县匪众有3700多人，其中影响最坏、危害最大是为俞继鹏部[37]。俞继鹏（1911—1949）绰号“诸坞阿兴”，率领所谓“诸、萧、绍边区反共司令部执行大队”，拥有长短枪69支、子弹600发，流窜在临浦一带作恶，人称“杀人魔王”[38]。南下队伍到达临浦之初，俞继鹏匪部被解放军第21军第63师击溃，俞继鹏本人联系钟儒、汤寅等人表示希望投降，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处理。钟儒、汤寅等人认为从俞继鹏本人的历史来看，投降不过为一种权宜之计，“决不会甘心放下屠刀”，但为稳定社会秩序，仍在1949年5月25日接受了他的投降，并责令其交出全部武器弹药，收拢旧部投降[39]。

俞继鹏果然贼心不死，6月18日率匪部伏击苎萝乡工作组，随后还杀害帮解放军借粮的保长、抢崇化乡枪支、向临浦义桥二镇商店派款，搞得社会“不得安宁”。匪患还使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不敢向群众大胆宣传党的政策，甚至使个别南下干部产生畏难保命思想，认为革命胜利后死在江南土匪手下“不值得”。钟儒认为：“消灭残匪，发动群众，是当前开展工作的关键。这都需要军队配合，夺取政权靠枪杆子，保卫巩固政权也要靠枪杆子。”[40]7月3日，解放军第35军104师310团3营进驻萧山临浦镇，次日钟儒、汤寅向3营介绍俞继鹏匪部情况与临浦镇当地民情，商讨互相配合工作问题，最终决定把俞继鹏引至临浦镇进行逮捕[41]。

7月9日上午，俞继鹏与另外两名部下来到临浦区政府。钟儒到区政府会客室同三匪寒暄几句后，回区委把三匪特征及所坐位置，向3营郝副营长作了介绍，郝副营长立即带5名侦察兵过去，不到10分钟就将三匪擒拿捆绑，关进木笼[42]。次日，钟儒在临浦镇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明确宣布要严惩俞继鹏的罪行，号召群众积极行动，检举揭发俞继鹏等土匪罪恶[43]。

此后十几天，钟儒等干部在临浦广泛开展宣传攻势，表明肃清残匪、建立革命秩序的决心，同时在贫雇农、搬运工人、手工业工人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建立农会、工会和民兵组织奠定基础，使临浦形势“有很大变化”。广大群众逐渐消除疑虑，认识到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对待土匪的态度完全不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控诉俞继鹏的罪行，俞继鹏麾下残匪也“多数回乡为民”[44]。7月29日上午，俞继鹏等匪首被处决，临浦群众与干部拍手称快，钟儒认为此举打开了工作局面，同时也了解到利用伪保长很难完成借粮任务。8月2日开始，钟儒带领武装工作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汤寅则留在区里主持区政府日常工作，很快临浦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斗争，到1949年底彻底摧毁国民党保甲制度，建立起乡村人民政权。

四、结语

从《渡江南下日记》中可知，在南下行军过程中，以钟儒为代表的干部们始终注意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领导的重要讲话。虽然当地干部中有个别人挑拨离间，试图制造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之间的隔阂，但钟儒始终保持对当地干部的信任感，虚心诚恳请汤寅留任临浦区区长，消除误会、搞好团结，最终二人精诚合作，智擒匪首俞继鹏，将临浦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成为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团结协作的先进典型。钟儒的工作方法，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界应注意收集《渡江南下日记》一类的南下干部个体资料，从微观角度丰富对南下干部群体和地方革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