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南下岁月
“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干部南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现象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蕴涵的歷史意义、时代价值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谨以此策划怀念60余年前为支援贵州解放和建设事业的“南下干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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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峰 王兆辉：“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前后
闫峰 王兆辉
“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已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决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贡献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承载了“南下干部”纵队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由于“南下干部”纵队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他们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纵队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贡献。
仅在湖南，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一万五千名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先后从北方各解放区南下进入湖南。从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转数千里，历经艰辛，或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后，“南下干部”纵队又面临语言不通，环境差异的诸多不便。然而，“南下干部”纵队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入湘之初，“南下干部”纵队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三湘尤其是湘西，情况复杂，土匪如毛，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南下干部”纵队迅速展开筹粮支前，土地改革，培训干部，恢复生产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纵队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纵队智慧的心血，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即使现在，仍有一些“南下干部”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发挥着“余热”。
总之，全国解放战争历史语境下的那些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花甲，甚至已经作古。“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然而，“南下干部”纵队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摘自《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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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珉：八千里路云和月
刘厚珉
这是一个红色团队伟大奉献精神的一个缩影。
69年前，1.5万名菏泽干部胸怀一腔热血，毅然放弃业已到来的和平生活，义无反顾地奔向百废待兴的异域他乡，完成挺进贵州、建设贵州的历史使命。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菏泽干部留下了青春年华，留下了赫赫功绩，留下了子孙后代……
一
1948年，冀鲁豫区党委驻扎在菏泽，辖区为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及苏北、皖北的结合部。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石家庄唐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从冀鲁豫区抽人组成一个省的干部班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10个区委共3362名干部随军南下。
徐运北，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华北局决定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由徐运北任政委。会议结束，徐运北返回冀鲁豫区党委驻地单县途中，在鄄城县旧城黄河渡口巧遇从淮海前线归来的刘邓大军。邓小平对徐运北说，全国形势很好，告诉区党委，你们要马上准备南下。
次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由各地委组织部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布置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会议要求，采取公开动员、自动报名和组织确定“三结合”的方法，喊出了“一把手南下，二把手看家”的口号。动员工作成效显著，广大干部显示出了极高的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
1949年3月26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在菏泽晁八寨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宣布南下干部、战士列入军队建制，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政治部主任申云浦。
3月31日，由3960名干部、2027名战士组成的南下支队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高唱战歌，浩浩荡荡，从菏泽晁八寨一带整队出发。
二
在合肥期间，南下支队根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总前委的指示，明确南下支队的任务是随二野五兵团渡江，负责接管赣东北。
赣东北是冀鲁豫南下干部全面接管新区政权的第一次实践。他们浴血奋战，勤勉工作，开局良好，用事实证明了这批干部是党能够信任的干部，具有新区工作所要求的政治素质、求实作风和牺牲精神。
1949年8月，正值南下干部紧张而顺利工作的时刻，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移交工作，随二野五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贵州。
为了扩大干部队伍，赣东北区党委和各地委办了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赣东北军区办了二野军大五分校。根据华东局指示，同时动员各类干部学校的学生参加西进。而对贵州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影响这些青年的报名热情。
9月初，区党委派宣传部长申云浦到上海向刘邓首长汇报干部的思想情况，说到对贵州的种种不好的传闻时，邓小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对申云浦说，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污蔑贵州人的，贵州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贵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需要解放吗？我在这里明确宣布，区以下的同志不去贵州有情可原，如果区以上的干部谁不愿意去贵州，一律开除党籍。
从上海返回后，根据区党委的安排，申云浦先后到各个地区向干部进行了传达和动员。9月10日晚，在上饶广场召开了冀鲁豫南下干部和其他学生干部、战士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徐运北郑重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申云浦作了很有感召力的动员报告。1949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正式组成，包括原南下支队全体成员，赣东北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江西地下党的同志也有49人作为带领江西新干部的骨干，加入了西进的行列。
支队长傅家选，副支队长江乃贵，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参谋长胡超伦，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共计9331人。9月25日至28日，西进支队从上饶火车站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途。
三
西进支队途径湘潭期间，由五兵团转业到地方的1524名干部到西进支队报到，二野西南服务团贵州部的106名干部同时到达。此外，在湖北、湖南工作先后由中央派回的贵州籍的同志及从东北、华北派来的干部加入西进支队的行列。还有南京二野军大的875名学员和南京《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南京分社办的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也奉命集结，进军贵州。
上级将这些干部与原来的西进干部交叉配备，组成了九个大队，为接管贵州建立省地县党政军机构，做好了一切准备。
10月20日，西进支队离开湘潭，开始徒步向贵州进发。这时，第二批从部队抽调的940名干部和军大五分校的1500名学员亦先后加入。至此，西进支队干部总数10719人，加上战士、勤杂人员共1.5万多人。
西進贵州必经雪峰山。雪峰山南北走向，横亘于湘黔之间，绵延数百里，海拔1930米，山势陡峻，坡高路险，一上一下23公里，是西进途中最难翻越的山峰。
11月上旬，西进支队进入芷江。在湘黔边界，部队明确了各中队具体接管的县区，为入黔作好了最后的准备。
随即，西进支队全体干部、战士15000多人按照上级的部署，以大队为单位，紧随解放大军，分数路向贵州突击行进：六大队到铜仁，七大队到贵阳市，四大队到镇远，九大队到独山，二大队到遵义，八大队到安顺，三大队到毕节，一大队到贵阳。五大队是学生大队，分别编入其他干部大队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上旬，九个大队全部进入指定地区，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很快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从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开始，当年年底接管贵州为止，南下西进支队干部从5000余人发展到15000人，先南下经营赣东北，后又西进接管贵州，历时一年，途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八省，过长江，越雪峰，进苗岭，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高山，艰难跋涉，行程8000余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神圣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然而，这只是序曲，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繁重的工作还在后头……（来源：《菏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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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珉：六十余载春与秋
刘厚珉
一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1950年初，南下西进干部陆续接管贵州旧政权，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时的贵州省会贵阳市，城市不大，二三十万人口，而国民党潜伏特务有900人，散兵悍匪9800多人，而我党的接管干部仅110人。此外，贵阳市有1000多家烟馆、几百家妓院。全市5160家工商业，倒闭的有3000家以上，剩下的也大都歇业，失业工人有1万多，包括家属、社会闲散人员等近10万人。
市区全是泥巴路，货物全靠肩挑背驮。农民更是一贫如洗，相当数量的家庭吃的是野菜，盖的是稻草被，盐巴贵到1斤可以换1头肥猪。
在进贵州前，新成立的贵州省委已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广大干部作了省情教育。他们把从冀鲁豫老区运来的3万银元和在湖南筹集的1万多斤食盐，作为与贵州人民的见面礼分赠到贫困群众手中。
贵阳、遵义等城市相继成立军管会，确立了城市接管工作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集中在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在农村则迅速采取一切措施，让农民群众有饭吃、有盐吃、有衣穿。同时多次派出数百辆汽车，到四川武装押运食盐。开辟各地至广州的通道，把贵州的土特产运出去换粮，及时供应群众。
到1950年底，5斤大米可以换1斤食盐；到1952年后，食盐和大米可以斤兑斤，从而结束了老百姓吃盐难的历史。他们一方面组织强大力量到外地省区调运棉纱，平价供应群众；另一方面制作成衣发给贫困群众，到1951年，80%的成人都穿上了衣服；到1952年，大多数人家盖上了被子；1953年，贵州基本结束了无衣服、无棉被的悲惨历史。
二
贵阳市政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从外地调集了一大批粮食，以粮代薪，组织失业工人整修道路、修建桥梁、植树造林等。职工生活安定下来，一个季度后就全部恢复了生产。贵阳烟厂成为第一批恢复生产的企业。
1950年春，贵阳市领导干部率领全体干部及青年学生、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开始贵阳城市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卫生大扫除。一个破旧的贵阳城面貌为之一新。
对吸毒者、妓女、流浪汉，政府也采取多种方式安置，使其各得其所，逐步自食其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好转。
如今，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认为“贵州之变”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干部吃苦在前，事事带头实干，一切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二是相信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三是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让政策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四是大力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南下西进的同志还把正职位置让给少数民族干部，甘当副职；五是传递“民族一家亲”情感，动员、组织各民族同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西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就把西南作为“复活”的重要根据地，所训练的1500多人都是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帮会骨干、特务头子，光电台就有20多部……
大規模的匪乱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对我党政权威胁之重大大超出了预料。匪特组织蠢蠢欲动，逐渐集中成百上千之众攻城掠地，妄图实现建立西南根据地的阴谋。
在进军贵州途中，解放军和南下西进干部伤亡84人，但在贵州剿匪过程中伤亡高达2000多人。
三
1950年的三四月间，全省78个县有31个被土匪占据，广大农村和山区基本被魔掌控制。
南下西进干部到了贵州就分散到县、区、乡接管建政，带的武装很少，大批干部带着一支枪下到基层开展工作。土匪矛头枪口有恃无恐地对准了南下西进干部，扬言“杀死北方人，杀绝土八路”，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为残忍。
贵州匪患惊动了党中央。
1950年3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明确了“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
西南局刘邓首长也发出指示：剿匪已成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贵州省委迅速成立了以苏振华、杨勇为首的25人的剿匪委员会。
铁壁合围与梳篦战术结合，重兵清剿悍匪战役随即打响……
贵州省委及时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很快，大股土匪被歼，残余土匪逃进大山。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共剿灭土匪27.8万名，教育处理30余万名。
一些健在的南下西进干部这样评价自己奋斗的一生：我们给菏泽老区人民争气了，家乡人民没有白养育我们。
南下西进干部已经把根深情地扎在了第二故乡的土壤里。他们与贵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起走上辉煌之路……
冀鲁豫区——赣东北——黔之地，南下西进的英雄们，足下跨过的何止八千里路，又何止六十余春秋……
南下西进，这是一个昂首天宇引吭高歌的民族壮举，这是一种熊熊烈焰熔铸锻造的不渝忠贞……（来源：《菏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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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宾 叶邦华：难以忘怀的南下岁月
向荣宾 叶邦华
我与冀鲁豫南下干部一起走过的岁月，是与党和贵州人民同心、时代同步的岁月，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岁月，是心底无私、成就卓著的岁月，是弘扬传统、启迪未来的岁月，是终身难忘的岁月。
请缨南下
1928年正月十四，我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地区曹县韩集镇向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我的家乡是老革命根据地。1948年11月，鲁西南解放了，组织上任命我当保宁区的组织干事。调保宁区不久，组织上派我去地委（曹县城里）学习，学习内容是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土地法大纲等，此时海政委也调地委任组织部长。在学习期间，淮海战役开始，我们住的地方经常听到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学习结束回到区里，大家踊跃报名南下。
1949年元旦，我在地委遇到海政委，他对我说：“小向，我已经报名南下，你报名没有，我们在这里工作在一起，南下也在一起嘛！”我回到区里，南下的名单已确定，但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理由是我是家里的独子。南下要离别年迈的祖母和孤苦伶仃的母亲，于心不忍，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振奋人心精神的感召下，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主动向组织请缨南下。
漫漫征程
1949年2月，南下支队集中在菏泽城南晁八寨学习，保宁区和范阳区抽的南下干部编成一个班，有十四五个人。2月底，干部南下支队出发前集中在菏泽城南的晁八寨举行誓师大会，冀鲁豫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申云浦（解放后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在誓师大会上给我们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以慷慨激昂的情绪鼓舞我们满怀“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激情，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3月31日，我们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身背手枪、干粮，背起背包，高唱战歌，浩浩荡荡从菏泽晁八寨整队出发。出发第一天住在曹县城里，五地委举行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还会了餐。
在44天的长途艰苦跋涉中，我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经常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带的鞋全都穿坏了，有时打着赤脚行军，脚打起血泡实在难忍，在景德镇我买了一双女式胶鞋。我们在行军途中克服困难，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了高昂的战斗豪情，胜利的完成了行军的任务。正值紧张而顺利工作的时刻，突然接到上级指示、移交工作，开始说叫我们到四川，大家听了比较高兴，四川是天府之国，八百里平川，物产丰富，可是不到两天就变了，叫我们随二野五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贵州。9月底，我们西进支队从上饶上火车踏上西进贵州的征途。
向貴州进发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武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心情万分激动，热泪盈眶。我们从武昌乘坐轮船经过长江洞庭湖、岳阳等地到达湘潭。为了轻装前进，在湘潭进行了整顿，老、弱、病、残、妇女留在湘潭，身体好的同志继续前进，我队的女同志除了陈彬（解放后任遵义地委书记）的爱人李如玉跟着我们继续前进外，其他女同志全部留在湘潭。
在湘潭住了十多天后，我们徒步向贵州进发。到达邵阳时，宣布了贵阳、遵义、镇远、独山、安顺、毕节、铜仁等地领导组成人员。我们艰难地翻越雪峰山后到达了晃县，然后由此进入贵州。
走到黄平县的旧州镇时，遵义地区宣布了各县的组成人员，我被分配到桐梓县建设科当科员，马骏任科长。按照县委的部署，我们两人以军代表的身份相继接收了桐梓县公路段、养护段、红星造纸厂、天门洞兵工厂，邮电局、电讯局、电石厂等，与这些部门办理了相关的接交手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顺利地完成了接交任务。
我于1990年离休，安度幸福的晚年。
回忆我革命的成长史，所走过的艰苦历程，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的。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党就没有我幸福的家。
我与冀鲁豫南下干部一起走过的岁月，是与党和贵州人民同心、时代同步的岁月，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岁月，是心底无私、成就卓著的岁月，是弘扬传统、启迪未来的岁月，是终身难忘的岁月。（向荣宾与叶邦华系夫妇，向荣宾系六盘水市供销社原主任，叶邦华系六盘水市经贸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