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雅洁 杨 豪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全国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共革命从北方到南方、从老区到新区的战略扩展进程中，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扮演着重要的实践角色，其所主导的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的政治结构、经济格局与社会面貌。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关注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容涉及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政权接管、历史贡献等诸多方面。(1)有关南下干部的研究详见：田原史起 ：《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 ：《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刘大可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丁龙嘉 ：《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代雅洁 ：《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南下干部的整体性认知，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征粮实践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成果依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都割裂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并在较大程度上遮蔽了对其区域性特征的考察。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和亲历者日记等资料，拟从“区域”的视角来探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征粮实践的深度互动，考察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融入性与调适性问题，还原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现现代史与当代史、革命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联接，充分凸显中共革命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一、南方新区征粮任务的繁重与困境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要求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以接管和建设广大南方新区。在此次抽调的5.3万名干部中，“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3)《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华北解放区是此次干部抽调工作的重点区域，这不仅是由于华北解放区南调干部的人数最多，还缘于华北解放区是老解放区，各级干部的思想觉悟较高，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经历过土改、整党等运动的洗礼，华北解放区干部所具备的这些条件被认为是非常有利于革命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的。在中共中央相关决议的要求之下，经过逐级分配、层层动员的成系统、整体性的抽调实践，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相继完成了干部南调任务。从1949年4月间开始，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正式踏上南下之路，辗转数省，历经艰辛，最终到达南方新区的湖南、贵州、福建和皖南等地。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到达上述各地时，战事依然继续，支援战争和保障供给的任务甚重，而且随着上述地区的解放，中共政权又接管了众多的城市和大量的旧政权人员，财政负担骤增，财政赤字严重。公粮是当时中共政权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同时配合与执行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等政策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所以粮食问题成为影响中共政权能否在南方新区顺利扎根的重要因素。

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南方新区征粮任务的繁重与紧迫。湖南省委曾明确指出：“征粮征草，支援前线，是我们进入湖南最突出最紧急的中心任务。”(4)《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58页。贵州解放以后，《新黔日报》发表社论：“摆在我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为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彻底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迅速解放大西南。各级政府、各阶层人士，应即根据新区征借粮草办法，迅速完成征借粮草任务，保证军队供给。”(5)《庆祝贵阳解放，支援解放大西南》，《新黔日报》1949年12月2日，第1版。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到达南方新区后便立即向各地分派了征借粮的具体数额。1949年9月，湖南省委“根据湖南旧有材料，每年生产量为一亿五千八百万市石，全省应征二千五百九十一万四千八百市石(谷)”。(6)《湖南省委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49年9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等编 ：《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1989年印，第69页。1950年2月，贵州省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要求全省征粮“四亿三千五百万斤，一般负担量占收获15.2%，加上柴草是16.2%”。(7)《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2000年印，第296页。

总体而言，湖南、贵州等地的征粮任务是相当沉重的，因新旧政权交替而造成的社会失序局面的出现则更加剧了这一境况。湖南省委亦承认，“在整个公粮任务的确定上，今天应该说明是重的，在新区条件各方面困难很多的情况下面，完成这样大的数字是极其艰巨的，曾有不少地方提出任务过重的意见。”(8)《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1950年1月7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等编 ：《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第168页。除了任务重、时间紧以外，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实践还面临着干部缺乏、南北差异等方面的特殊困难。这些特殊困难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征粮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区域”困境，折射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整合老区经验与新区情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干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南下干部、地下党干部和新干部。南下干部数量有限，大部集中于省市县三级，担任主要部门的领导职务，且“缺乏与湖南本地群众的联系，对地方情况以至风俗语言都感生疏”。(9)《庆祝湖南党的会师》，《新湖南报》1949年8月27日，第1版。例如：贵州一共79个县和1个省辖市，而进入贵州的冀鲁豫南下干部仅有4个地委、24个县委的干部。(10)《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党委关于分批抽调地方干部的指示信》(1949年8月31日)，贵州省档案馆等编 ：《贵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干部的缺乏尤其是基层干部的匮乏成为影响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实施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瓶颈。具体到征粮实践也是如此，干部的缺乏严重制约着征粮工作的顺利开展。长沙地委反思道：“由于我们南下干部缺乏，在税收干部配备不健全，至现在有的县还没有专职局长(但有副局长，如平江、长沙、湘阴、岳阳)，暂时由县府工商科或财政科长兼任。其他干部也极缺乏，而且大多对税收工作不大熟悉。所以，在开始接收工作和开展税收工作上较慢。”(11)《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税务工作三个月综合报告》(1949年11月20日)，湖南省档案馆编 ：《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晋中南下干部葛淇也回忆，征粮工作开始之时“基层干部缺乏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12)葛淇 ：《南下入湘纪实》，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90页。因此，如何广泛地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成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因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当地民众及本地干部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而南北环境的巨大差异与国民党政权的恶意污蔑则更扩大了这种隔阂。南下干部王宜捷在其日记中写道，“有些老百姓不大敢接近我们，许多年轻妇女还躲在家里，不敢出来”。(13)王宜捷 ：《南下日记(1948—1949)》，1998年印，第236页。南下干部魏健民也回忆道，“我们从老区来到这里，敌人就在民间散布一些谣传：什么‘北侉子野，南蛮子蛮，北侉子南蛮子都要完(李步新同志是芜湖南部的江西省上饶人)’，‘共产党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等谣言，甚至污蔑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广大群众对我们还有一个观望、认识的过程。”(14)魏健民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南下纪实》，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新区老区的南北差异不仅呈现在民众基础与政治认同上，亦表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华北解放区多以自耕农为主，自耕农历来有向政府交粮纳税的传统，所以征粮工作的开展相对容易。南方新区租佃制度发达，佃农人数众多，按照以往惯例，佃农无须向政府直接缴纳赋税，所以一旦征粮对象扩展到他们身上，他们势必反对，征粮成本加大。晋中南下干部总结说，衡阳征粮时“群众思想顾虑较多，根据习惯佃农以往未直接交粮，这次交粮引起不满，因而瞒田瞒产”。(15)《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征粮工作的总结》，衡阳市档案馆编 ：《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在华北解放区，村庄是征粮的基本单位，地主和农民大都生活在特定的村庄之中，但是南方新区的城市工商业比较发达，阶级状况也更为复杂，地主兼营工商业者人数众多，很多地主居住在城市。土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隔阂增加了征粮工作的组织成本，冀南南下干部反映，常德“地主多在城内住，他们收租之后，马上出卖粮食，换成硬币到城里享受，很少存现粮，如不抓紧，以后再向其征粮，便增加困难”。(16)《常德地委会“给省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013年印，第245页。南北区域环境的巨大差异对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征粮实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对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如何将这种结构性制约转化为一种结构性机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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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粮实践中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

干部在中共政权的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南方新区征粮实践中也是如此，施政经验丰富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成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征粮政策的主导性力量。湖南省委多次强调，“必须以比较懂得政策的老干部作为掌握政策领导征粮的核心骨干”。(17)⑥《湖南省委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49年9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等编 ：《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第71页。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征粮宣传、培训干部、召开农代会、制定征收方法、挤黑地、反瞒产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发挥了模范带头的作用。

(一)征粮宣传。在中共革命的实践链条中，宣传动员往往是其首要环节。早在进入湖南之初，湖南省委就要求南下干部“在群众中必须广泛展开征借粮食政策与合理负担政策的宣传工作，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懂得征粮是支援战争，与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18)《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59页。皖南区党委也要求南下干部“在征借工作方式上必须向当地人民作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鼓动其为了争取全国胜利努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热情”。(19)《南下区党委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1949年7月1日)，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3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区粮食政策以及华北解放区的征粮经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开展初期即开始进行征粮政策的宣传工作，极力营造革命氛围，让南方新区各阶层民众切实感受到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在各种宣传方式中，征粮布告和征粮口号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主要宣传方式。在湖南，南下干部“根据借粮布告与宣传大纲广泛宣传筹借粮草，对解放湖南人民与争取全国胜利的关系，宣传人民解放军为着解放江南人民而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事迹与模范的纪律，宣传我们的征借粮食政策与国民党反对派‘征借征实’的区别。”(20)《湖南省委关于夏季筹借粮草工作的指示(草案)》(1949年7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179页。在福建，南下干部也积极“宣传秋征政策，提出宣传口号：‘交好爱国粮，保国保家乡’、‘交好翻身粮，保卫好时光’、‘交好爱国粮，人人都有责’。”(21)黄泰平 ：《三区土改、秋征、互助组工作片断》，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南平文史资料》第10辑，1989年印，第27页。经过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宣传动员，南方新区的各阶层民众逐渐意识到了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交粮纳税，征粮效果明显。

(二)培训干部。尽管南下干部是征粮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但是南下干部毕竟数量有限，有时难以兼顾基层，所以培养和争取征粮干部遂成为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湖南省委曾明确指示：“以党的当前任务与政策、群众观点及征粮政策办法作一星期至十天短期训练(每县至少二百人，大县应三百以上)，组织临时征粮工作队。以带徒弟办法，现教现做，使之成为征粮工作中做具体工作(保管、检查、过秤等)与督促、监督保甲长执行任务政策的机动和辅助力量。”(22)⑥《湖南省委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49年9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等编 ：《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第71页。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采取了各种培养干部的方式，以适应南方新区的征粮需求。晋中南下干部在湖南长沙地区的合理负担斗争中，“结合着培养了5500多个新干部(11月份的尚未统计在内)”。(23)《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76页。冀南南下干部在湖南邵阳“开办知识分子培训班，知识分子可以做为我们联系群众之桥梁，将来使他成为地方干部或者群众领袖；各县一上来可以开办短期训练班，使其参加征粮，在征粮的后期更可吸收一批有前途的贫苦的积极分子，开办农民讲习所，进行发动群众的专门教育”。(24)《关于进入邵阳地区的初期工作布置》(1949年9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325页。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干部是实施社会治理与社会改造的重要主体，而新干部的培养和生成则为征粮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三)召开农代会。南方新区建政初期，农代会是南下干部联系农民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相当程度的过渡与统战性质，也是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基本方式之一，“当农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和发动起来的时候，乡和村的农民代表会议将实际起到乡和村的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的作用”。(25)《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 ：《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1991年印，第90页。贵州解放之际，邓小平曾强调“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26)《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鉴于农代会在征粮实践中的重要性，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纷纷借鉴老区经验，召开农代会，以便于征粮工作的彻底展开。湖南衡阳秋征中“各县先后召开了农代会，攸县召开了七六四人，衡山一九九人，茶陵八八三人，安仁二一九人，耒阳一五四六人，衡阳一三四四人，(除酃、常二县外)共召开了代表四九五五人”。(27)《衡阳专署一九四九年九至十二月四个月总结》(1950年1月15日)，衡阳市档案馆编 ：《衡阳解放》，第142页。南方新区各地农代会的召开，对于征粮工作的作用甚大。贵州贞丰县农代会“在征粮工作中协助政府查出企图逃避负担的黑地达三千五百多担谷田”。(28)新华社 ：《贵州农村工作迅速展开，农民协会正逐步发展，协助政府推进了各项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10月8日，第2版。湖南“醴陵一区汉景乡十保，原来只报田三千亩，召开农代会后，农民代表又带领群众挤出黑田九千亩”。(29)《各界代表会议认真推动，湖南公粮开始入仓》，《人民日报》1950年1月30日，第2版。

(四)制定征收方法。湖南、贵州等地的征粮工作一般采取层层分配、民主评议、三榜定案的征收方法，即南方新区的各级政权根据征粮政策，结合各地的人口、土地、产量、负担力、灾害等实际情况，分配征粮的具体数额，通过区乡保村的民主评议委员会或者农代会，逐级评议。民主评议是征粮工作的关键步骤，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合理负担的公平与否，与各阶级民众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参照华北解放区的征粮经验，并结合南方新区的具体情形，冀南南下干部共制定了两种民主评议的方法，即“一是按照保甲召集各户开会，自报公议，二是召集地主富农自报互评，经农民代表审查。为了赶时间，还采取了先借后征，以借顶征的办法，即先开借条，以后按负担办法顶征粮任务。”(30)王祝光 ：《常德专区解放初期的开创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2006年印，第198页。民主评议的方法考虑到了南方新区各阶层民众的实际收支情况，同时也兼顾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受到了各阶层民众的认可。南下干部王宜捷在其日记中记载，“在出粮户中，即便有三四百石田的大地主，出粮也不过百分之三十。而广大农民，则大都不出粮，农民当然高兴了，改变了国民党时期，不论粮食多少，够不够吃，一律按地亩摊的不合理的办法。”(31)王宜捷 ：《南下日记(1948—1949)》，第252页。

民主评议还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发动民众、动员民众的一种有利途径。冀鲁豫南下干部徐运北在总结粮食工作时指出，“评议会——要成为团结教育农民积极分子的核心”。(32)《徐运北同志关于粮食工作的总结》(1949年5月3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 ：《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48页。经过民主评议，南方新区民众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觉悟上提高了以后，他们行动起来，特别在阶级界限上是非常明确的。如五区一保未诉苦以前是以封建势力为主的掌握着广大群众，普遍瞒产量，经过诉苦，激发了群众的阶级仇恨，广大群众动起来了，不但报实了自己产量，而且彻底的揭发了地主、富农、保长的罪恶。”(33)《贵阳市人民政府郊区工委会对郊区群众工作一年的简单总结》(1950年11月28日)，贵州省档案馆等编 ：《贵阳解放》，第484页。正是基于民主评议的环节，使征粮工作具有了“运动”的色彩。

(五)挤黑地、反瞒产。黑地和瞒产历来是地富阶层逃避国家赋税的惯用手段，也是地富转嫁负担的重要方法。部分调查资料显示，湖南“过去的地主富农普遍瞒田瞒产量，黑地在25%—50%左右，产量少报30%—50%不等”。(34)《解放以来湖南工作概况》，《新湖南报》1950年1月1日，第7版。黑地、瞒产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主导的挤黑地、反瞒产运动不仅关系到征粮任务能否如期完成，而且还影响着南方新区的民众对于中共政权的初始认同。

在贵州，冀鲁豫南下干部即将挤黑地、反瞒产视为解决贵州征粮困难的一种重要途径，“发动农民挤黑地，实行田赋归户，必须认识合理负担是为中贫农最关心的，是可以发动群众的挤黑地”。(35)《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6页。湖南省委也总结道，“依靠和发动群众，展开挤黑田，反瞒产，是我们秋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的重大关键。湘潭易俗乡十七保保民经教育后，在一个晚上就挤出黑田7460亩。”(36)《王首道的工作报告》(1950年1月)，湖南省档案馆编 ：《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871页。经过挤黑田、反瞒产运动，南方新区各地收获颇丰，自清季以来历届政府财粮征收过程中的偷税漏税等固有弊病得到了初步治理。

(六)合理减免征粮任务。针对部分地区、特定时节征粮负担沉重的问题，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采取务实的态度，适时调整革命政策，合理地减免，以减轻民众的粮食负担和征粮工作的压力。

冀鲁豫南下干部在赣东北征粮之时，“正当青黄不接，除了少数富裕地主外，大部份负担户是存粮不多，也有除自己食用粮外已无余粮，为减少继续征借阻碍，特决定征借任务减少一半，并延至7月底完成此决定。”(37)《赣东北区党委关于目前几项工作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 ：《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37页。1949年7月，湖南省委对于灾荒严重的地区进行了征粮任务的减免，“由于今年水灾严重及白匪抢掠所造成的灾荒及灾情严重地区应该免征或减征(但应报请省府批准)，并进行生产救灾工作”。(38)《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59页。1950年2月，贵州各地“匪乱”爆发，征粮工作受到影响，西南局遂要求“贵州完成百分之六十(均包括留待秋后补交的尾欠部分，但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八)，即可全部结束”。(39)《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F-32-11。

三、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完成与征粮实践的偏差

经过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细致入微的工作，南方新区各地的征粮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湖南长沙“从数字上来看，我们全分区的秋征总任务是5.3亿斤，截至15日止，已经收到4.15亿斤，完成总任务的78%强，离81%只差百分之一点多了”。(40)《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76页。从负担面而言，湖南、贵州等地征粮的负担面大体上符合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征粮工作的各项规定。贵州“进行征收结果，负担面县单位以户计达百分之七〇—八〇，以人计百分之六〇—七〇，因佃农不负担不能达到负担面百分之八〇—九〇，地主负担百分之四〇—五二，富农百分之三五—四三，中农百分之一〇—一三，贫农百分之九以下，一般合乎中央规定。”(41)《贵州省人民政府半年来工作报告》(1950年7月8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2007年印，第154页。征粮工作的完成为中共政权成功经营南方新区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征粮实践还是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实施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的第一步，直接影响着南方新区民众对于中共政权的观感与认知。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开展之初，常德地委即强调，征粮是“与群众建立初步联系，这叫组织上的准备，我们一方面要求与群众建立初步联系，分区委以上的干部，必须亲自深入到一个点去，参加搞合理负担的斗争，培养积极分子。”(42)《常德地委会“给省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245页。武光也总结说，“秋征开始时，我们就很明确地指出，合理负担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群众运动。在秋征过程中，多数县都贯彻了这一精神。因此，我们也已初步发动了群众，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由于初步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因而使我们对新区农村情况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43)《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 ：《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76页。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主导和领导的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中共政权开始嵌入南方新区的基层社会，这种嵌入不仅为南方新区土改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中共政权成功实现革命的“区域”流动提供了典型示范与地方实践。然而，因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实践中也出现了土改思维、行政命令等方面的偏差，折射出了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

早在进入南方新区之初，中共政权即反复要求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必须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有关新区征粮的基本政策，但受华北解放区土改经历的影响，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左”倾思想严重，往往过分加重地富的负担。湖南的部分南下干部“在秋征中，老一套土改思想表现极为严重，左的萌芽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完全不根据新区阶级力量对比决定斗争策略，从新区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政策能力甚差，机械搬运华北经验，不少干部主张秋征中地主留生活全部征收，贫农留生活再起征，这就等于在征粮中把地主与贫农推平。”(44)《中共中央华中局致林、谭电：转湖南省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9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编 ：《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713页。地富负担的沉重不仅严重影响到了征粮任务的如期完成，而且会削弱下一步即将开展的新区土改的实践意义，从而影响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的整个战略布局。

除了土改思维外，已经习惯于上行下效、高效统一征粮模式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还出现了行政命令的“另类”行为。贵州“在征粮中主要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不依靠群众就依靠旧保甲长，这样就不可能完成任务，继之而来的则是打人捆人强迫命令，不讲政策，有的地方不分阶级，见粮就抬，有的组织征粮队到处翻箱倒柜进行搜粮，造成群众上山逃反。”(45)《徐运北同志在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194页。行政命令现象的出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征粮困难，反而加大了征粮工作的难度。赣东北区“有的干部就束手无策，而借助于强迫命令。这样一来，有的地方发生了打骂人、乱扣押人的现象，部分地主由消极抵抗变为逃跑，与我坚决对立，借粮工作陷于停顿状态。”(46)侯存明 ：《从赣东北借粮工作中体会到的几个问题》，《江西日报》1949年9月3日，第3版。征粮工作关乎南方新区大多数民众的实际利益，行政命令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到党群关系的和谐。

南方新区征粮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特殊困难，部分南下干部也反复强调“新区环境复杂、任务重、干部少和群众未发动等客观原因，认为命令主义不可避免”(47)新华社 ：《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检讨忽视恢复工商业工作，提出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人民日报》1950年9月22日，第3版。，但是出现上述偏差的原因“主要的是干部水平太低，掌握政策与社会经验均甚幼稚，往往是克服左即来右，反右又左，掌握政策与工作中的盲目性甚大。同时，干部中的特权思想，胜利自满思想，亦是不讲政策，作风恶劣的重要原因。”(48)《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 ：《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10页。对此，冀鲁豫南下干部徐运北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任务太重，而是属于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如粮食任务最重，区党委压的最紧的是上饶地委，但他们打人现象并不严重。”(49)徐运北 ：《对赣东北四个月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 ：《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86页。到达南方新区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依然无法完全找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动员与民主之间的最佳临界点，具体革命情境中的多重目标依旧无法彻底企及。

结 语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保障供给与统一财经的任务造成南方新区征粮任务异常沉重，征粮实践遂成为南下干部实施乡村社会改造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工作，而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南北差异、政权更替等因素则共同制约着征粮工作的如期进行。面对南方新区征粮之困境，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核心的中共政权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利用自身优势，整合老区治理经验，积极融入南方新区，通过政治宣传、培训干部、统一战线、民众动员、合理征收等途径，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有效打击了南方新区的各种地方势力，使中共政权深度嵌入了南方新区的基层社会，实现了革命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区域”流动。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征粮实践的良性互动不仅强化了革命实践的“加速度”，而且初步解决了传统税收体系中的中介掮客、偷税漏税等固有弊病。征粮工作完成之后，国家权力开始直接介入财税征收的具体过程之中，革命实践所需要的物力资源也获得了较为充足的积累。当然，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实践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土改思维、行政命令等方面的偏差，“区域”流动之惑的存在亦反映出南下干部深度融入南方新区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革命促进了南下干部的“区域”流动，而南下干部则加速了革命的“区域”流动，这两种“区域”流动机制互为表里、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革命实践向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