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福， 李鸣宇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学术界有关入浙南下干部的研究刚刚起步，刘定卿、阮发俊、包晨岚、李立军、饶泰勇、黎荣等分别就南下干部的政权接管、选调与任用、队伍建设及南下精神等展开了初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某些方面有待继续深化。①本文主要从入浙南下干部的抽调、分配及融合角度作进一步分析，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入浙南下干部的抽调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尤其是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已成定局。新解放区的接管和建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华东地区长期来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浙江省更是其所谓的“示范区”，共产党力量相对比较薄弱。要接管新生政权单靠本地干部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1]1347因此，必须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提出为迎接胜利必须做好各项工作的准备，要有计划、系统地培训和抽调大批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1]1347同年10月28日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出根据以往解放区的经验，按照区委、县委、地委、区党委、中央局所需干部的逐级划算，新解放区共需干部约五万三千人左右，其中华东地区需分配一万五千人。[2]111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为贯彻中央决议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指示》，决定把一万五千名干部的抽调任务完全交给山东来负责。[2]114并要求“既要做到一万五千干部都很健全，都很称职，都自觉自愿的到新区去工作，又要做到各级党政军民各项组织仍能健全的发展工作”，[3]114依据指示，南下干部的抽调工作很快有序地开展起来。

一是政治宣传，组织动员。山东省委根据中央部署的任务，开始了积极的动员、宣传和筹划。先后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全县干部大会、各支部会议，通过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前途教育等，强化干部的组织观念。再通过谈心谈话，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真实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消除顾虑。明文规定，“凡过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南下干部为工作方便起见，一般“暂不带爱人孩子，待到新区开辟工作环境安定之后，才迎接其家属去，因此对调往新区工作干部家庭的爱人孩子必须很好暂时安置，必须迅速以地委为单位设立新区干部家庭管理处，以照顾其生活教育与将来集中行动”。[3]118通过思想动员与物质上的适当照顾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

二是成建制抽调，形成输出骨架。“即按照原有的区、地、县的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整套抽调南下。”[4]每套班子骨架配备完整，例如县级班子要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组织部长等，每个县除了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方面干部外，还要配备通讯员和炊事员。②实践证明，成建制抽调适应当时迅速接管政权，开展新解放区建设的需要。它不但便于工作、管理和指挥，协调性较强，也方便以此骨架为基础扩充各机构，避免各部门大量缺人缺岗现象。

三是认真调研，选优配强。华东局指示，要切实开展干部的调研，熟悉党员干部的数量与质量，“除必须进行研究党员干部的优点和缺点。特别着重研究各级各项担任主要工作责任的干部，熟悉他们是否忠实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其组织观念及遵守纪律的精神，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情况等等”。[3]116在此基础上，选优配强南下干部，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及生产救灾等斗争，“在考验中表现忠实勇敢完成任务有功绩，并在人民中有威信者，都应迅速的有计划的正确的按级提拔起来”。[3]116据《山东分局调一万五千干部情况补充报告》，南下干部“其质量比一般留职者强”。[5]鲁中南区党委指示，对南下干部要严格筛选，“发现缺职或任职不当的以及身体病弱的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调整，使调与留的工作两不误，保证工作不受影响”。[6]可见，南下干部不但要政治觉悟高、思想坚定，对国家忠诚，而且要具备相当的工作能力和身体资本，能够胜任南下后的工作，干部的选拔不会因急缺而随意降低标准。

四是自愿报名，审慎考察。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比较重，少数干部存在“老不上北，少不下南”的乡土观念，不敢报名。但大多数同志受革命激情的召唤，情绪高昂，志愿南下。针对这种情况，山东分局坚持自觉自愿与服从组织相结合的原则，“既不勉强南下，又不放任自流”，[7]尽量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在选调干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报名同志都能够南下，组织部门要经过审慎考察以防被材料或印象所蒙蔽而草率作出决定。

经过短短3个月的努力，一万五千名南下干部已组织就绪，1949年3月，经华东局批准，南下干部纵队在山东临城成立，一万五千名南下干部统一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下属四个支队：鲁中南区为一支队，华东局机关为二支队，渤海区为三支队，胶东区为四支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华东局决定：一支队和三支队去接管浙江。由鲁中南区党委组建的一支队，负责提供区委级党政班子1套，地委级班子10套、县区班子40套，组建8个大队。由渤海区党委组建的第三支队，负责提供区级党委1套，地级班子5套、县区班子50套，组建4个大队。[8]34这样由一支队、三支队为主体，加上部分学校学生组成的，共计八千多人的南下干部成为接管浙江政权的主力。南下干部整编后在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进行整训学习，为南下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二、入浙南下干部的分配

渡江战役开始后，与百万渡江大军同步，南下干部也相继开赴南方新解放区。1949年5月5日晚，谭启龙率南下干部一支队、三支队的主要领导抵达杭州与谭震林会合，此后南下干部相继抵达浙江各地。

浙江解放初期，中共浙江省委共选调干部9 083人，其中山东南下干部8 584人(先纵财办1 051人，一支队4 656人，三支队2 877人)，另有杭州市原地下工作干部246人、七兵团60人、浙东及其它地区干部193人。[9]根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南下干部调动分配统计》，干部分配去向如下：省委直属228人，杭州市军管会2 505人，吴嘉1 085人，宁绍1 018人，衢州632人，建德454人，温州912人，临海502人，金华749人，临安549人，直属工委(杭、萧、绍、诸)449人。[9]

省委分配干部遵从一定的原则：一是迅速分配，掌握重点。“迅速依接管工作需要，将二、四、五3套地委干部分配到杭州军管会各部门，并首先满足财经、工业部门之急需，次为公安、政务，再次为军事文教。”[10]二是尽量避免拆套。“尽量少变动，减少拆套，便于熟悉了解；耐心地了解说服，由各单位负责同志相互研究配备。”[11]三是尊重干部愿望。“力求安心，不必勉强(尽可能满足各部工作需求)。”[11]四是规定相应的配备级别。“军管各部部长一般相当于区党委级，处长相当于地委级，科长相当于县级。”[10]按照上述原则，南下干部的分配进展迅速，并体现出以下特点：

1.按编队整体配置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三支队接管浙江时，将浙江省分为10个专区，初步规划是每个大队接管1个地区，每个中队接管1个县。实际接管过程中，由于各地情况与预判有出入，分配方案稍有调整：由张劲夫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分为8个大队，其中一大队接管宁波地区，二大队接管临安地区，三大队接管金华地区，四大队接管杭州市区(其中抽1个中队去接管临安地区的于潜县)，五大队也分配去接管杭州市区(其中抽调2个中队去接管绍兴县和萧山县)，六大队接管台州地区，七大队接管建德地区(抽调1个中队接管嘉兴海宁)，八大队接管嘉兴地区。由刘格平等率领第三支队一、二、四共3个大队。其中一大队分出7个中队去接管衢州地区，2个中队接管嘉善和武康县，剩余干部分配到绍兴地区和宁波地区；二大队的大部分留在浙江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工作，剩余干部分配到绍兴地区和宁波地区。四大队一分为二，分别接管温州和丽水地区。[8]40

2.地缘因素明显

南下干部入浙前按成建制抽调，入浙后尽量减少拆套。因此接管某一地区的干部来源是基本固定的，同籍贯的南下干部接管一个县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接管金华地区的干部主要来自山东临沂、淮安、新泰等县，来自临沂的干部接管兰溪县，淮安的干部接管武义县，新泰的干部接管东阳县，安丘的干部接管金华县，临朐的干部接管浦江县。其它地区和属县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来源于同一地区的南下干部大部分为同乡同事，原来一同工作已比较默契，相互熟络了解，有利于在新环境下快速开展工作，减少配合阻力(见表1)。

山东南下干部中有少数浙江籍的干部(共36人)，他们早年在山东解放区工作，随军南下后，除分配到省直机关的外，大多回到原户籍地工作。他们对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又没有语言的障碍，可以更好地展开工作。

3 .充分考虑干部原来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匹配度

省委在配备干部时，“照顾干部情绪，力求保持原单位，减少因变动而产生的混乱”，“干部提拔基本按照原有配备，但经了解不称职的不要勉强硬替，配不齐可由主要干部兼任”。[10]因此干部的分配充分考虑干部原来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匹配度。以宁波地区为例，地委秘书处16人中10人南下前从事过助理员、文件员工作；地委组织部和宣传部12人中9人从事过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工作；粮食局17人中9人有粮食局工作经历，粮食局局长阎康侯南下前为山东博山粮食局副局长；宁波军管会财经部209人，其原来从事的职业大多为会计、审计、通讯员、征收员等；宁波军管会职工部50人中多数南下前从事过妇联会长、农会组长等工作，宁波市民运工作团34人均由原民运干事、乡主席等组成。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干部一到新单位即可适应新环境，从而节省接管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表1 南下干部地区分配表

4.充分考虑对妇女干部的需求

在众多南下干部中，有不少妇女干部，她们有的是随配偶南下，如鲁中南区章丘中队的韩寓吾、李爱华夫妇，莱芜中队的张兆万、朱庆香夫妇等。有的则是因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具有相应的技能被派往南方，如省直机关就分配了155人，其中不少受过大学、党校、干校的教育。有的具有一技之长如从事工商会计、医卫、妇联或宣传工作等，成为各地各部门的业务骨干。妇女在解放之前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后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但是重要的劳动力，而且在稳定政权、社会治理、思想宣传、妇女工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南下履职的过程中，不少妇女比男性干部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着超负荷的压力，可以说她们为浙江省政权的接管和建设尽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协调与融合

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接管和解放区的建设，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有效贯彻和行动，任务能否顺利开展。正如《省委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所言，“只有依靠军队干部、外来地方干部与杭州本地干部三者结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12]136可见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协调与融合是极其重要的。浙江省本地干部由浙江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以前活跃在浙南的武装游击队干部、浙东游击纵队干部等组成，他们长期坚守革命第一线，功不可没，其领导的游击队还独立解放了24座县城，在南下干部到来之前，他们是中共在浙江省的主要领导力量。

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会师后，总的来说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彼此能以大局为重，努力工作，表现出高度的阶级觉悟，“开始从军事上的会师，逐渐的进到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13]151但“由于大家过去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工作作风某些不同，以及由于互不了解，互不熟悉，语言不通，会师后因形势发展工作繁忙，未能进行很好的动员教育，因此各地已经开始产生某些不够融洽，不够团结的现象”。[13]151具体而言：

一是由于接管过程中沟通不充分，造成一些误解。譬如温州的接管，温州在南下干部到来之前，已于1949年5月13日解放，政权已由浙南游击纵队接管，并配置了各县的主要干部。所以当21军和省委代表到达温州，传达省委有关派南下干部四大队接管温州时，以龙跃为首的浙南地委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提出要查看省委接管温州的手续。他们认为，不管是他们接管，还是南下干部接管，都是共产党在接管，如果说南下干部这时再去接管，当地干部的安排会成为一个问题，会引起当地干部的不满。对此，省委及时认识到这是工作不周、沟通不充分造成的，“主要是由于省委对这个问题事先手续不周，未能把中央、华东局关于成立浙江省委及对浙江工作的指示和决定详细写信告诉浙南地委同志”，“这是一种疏忽”。[14]158在这种情况下省委考虑到温州的特殊情况，从实际出发，将接管温州的方案进行了变动，减少了去接管温州的人数，并照顾温州当地的干部，绝大部分党政一把手以当地干部为主，南下干部为副。这与其他九个地区南下干部为主截然不同，不仅体现了服从组织分配、顾全大局的精神，更体现了省委对团结工作的重视。

二是部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由于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和语言的差异，产生一些隔阂。南下干部对部分当地干部纪律性、组织性和处理问题原则性差，生活水平高，人情来往关系多，在工作中说方言等，“有些看不惯，不耐烦”；而本地干部对部分南下干部知识水平不高，说话不清晰，“死板”难通融，“亦看不惯，不耐烦”。[13]151正如谭震林指出：“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不是各自谦虚的、诚恳的、坦白的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互相学习互相批评，抽长补短，而是自以为是，只看见别人短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这些倾向造成严重的不团结现象。”[15]

三是由于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职位安排的差异，使得少数干部存在一些埋怨情绪。从各地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看，除温州地区外，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县长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南下干部，这种安排虽然是当时的形势所需，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所有工作本地干部都必须请示南下干部；少数本地干部因得不到重用，工作积极性有所降低；部分南下干部位高权重却不了解地方情况，得不到本地干部的积极配合，开展工作比较困难。由此产生了一些相互埋怨的情绪。

为了处理好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会师后的团结问题，中共浙江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早在1949年5月10日杭州召开的干部会师大会上，谭震林就指出，今后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全体同志必须虚心的学习，特别要求我们团结一致”。[16]此后，省委又先后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等文件，除了高度评价浙江地方干部在敌后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南北干部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建设新浙江。浙江省委加强干部团结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首先，加强学习，提高政策水平。省委及时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对华东局和省委的指示、决议进行传达、讨论和学习，要求干部“不管工作如何紧张，每天最少抽出两小时学习，务使全党尤其是各级干部都能领会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13]151部分干部还要求集中起来，有计划地进行短期学习，通过理论与政策水平的提升，达到彼此互相理解。

其次，建立严格的组织与管理制度。省委要求“建立各级统一的集体的组织生活，严格的工作报告请示制度”。[13]152工作报告请示制度规定了请示报告的时间、种类、次数、呈送时间，而且规定报告内容要仔细检查核对，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上级，并坚决批评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不严格的情况。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干部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避免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推脱责任、互不服从的现象。省委还要求建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制度，“地委、县委必须建立集体办公室，废除个人在寝室内办公的老办法”，主要干部每天要有两个小时以上的集体办公，“以便及时研究商量一切有关政策等问题，求得一致”[13]153，从而改变南北干部互不通报的做法，有效减少隔阂与误解。

再次，开展自我批评，通过互相学习达到团结之目的。省委利用各种场合分析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特点与优缺点，强调双方要开展自上而下的思想检讨，敢于自我批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克服一切不团结的现象。本地干部虽存在“对政策不够了解，组织性、纪律性差、生活锻炼不够、建设经验很缺”[13]152等弱点，但他们熟悉当地具体情况，熟悉城市生活习惯，与人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因此，“外来同志必须充分的运用他们的这些优点，尊重他们，虚心的向他们学习，主动的团结他们”。[12]137南下干部虽存在文化水平较低、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与当地群众联系较少等弱点，但“他们的政策水平、建设经验、艰苦老实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好的”，本地干部“必须向他们学习”。[13]152通过双方开展自我批评和互相学习，转变彼此看不惯、不耐烦的现象，达成团结一致之目的。

最后，防止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省委经常提醒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和全党的同志，不要给国民党特务制造机会，要提高警惕，防止其挑拨离间，动摇军心。省委号召双方干部多加强沟通，共同防范破坏，共同进步。通过省委和南下干部、本地干部的共同努力，团结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谭震林后来回顾称：“虽然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山头，各有一套作风”，但在接下去的三年中“始终是团结的”。[17]当地干部和南下干部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患难与共，为城市的接管工作，为浙江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结 语

山东南下干部入浙履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虽然起初由于时间仓促、经验不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干部分配中存在临时变动的现象，“难于避免在分配过程中由于拆套、改行、高低比较所引起的干部思想被动”；“干部分配与使用不尽适当”，部分南下干部能力不足，难以服众；少数干部纪律不严，调动不按规定，存在“不按一定规定请示”现象；部分干部“临时观念较重”，工作不安心，认为一旦接管结束就可以回家继续工作等；[11]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协调现象。但总的来说山东南下干部入浙还是顺利的，抽调、分配工作是成功的。大家能够严格遵照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的指示，遵循干部抽调和分配原则，以大局为重，服从指挥。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通过磨合也逐步走向协调与融合。

八千山东南下干部入浙是浙江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虽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但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对浙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有效地整合了干部资源。以山东为代表的老解放区长期以来培养和储备了大批干部，目的之一就是为新解放区需要时调配干部，八千山东南下干部入浙快速地解决了浙江解放区干部短缺的情况，为顺利打开工作局面提供了最重要条件。二是为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南下干部党性原则强、政策水平高、建设经验丰富，作风踏实，经历长期磨练和锻炼，他们把老解放区的革命经验和方法，与浙江的实际结合起来，接管政权，稳定金融，民主建政，领导民众土改反霸、剿匪肃特，为浙江的新建与社会改造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巨大成效。三是促进了干部素质的提升。南下干部入浙后，先后创办了浙江省干部学校、杭州新闻学校、浙江财经干部学校、杭州青年干部学校、浙江人民警察学校等五所省级干部学校，还创办了党训班(后改名为浙江省初级党校)。通过高密度的集中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浙江干部的政治原则、工作能力、斗争精神及整体素质大大提升。南下干部与浙江本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从而也带动了浙江本地干部的素质和政治觉悟的提升。

现如今仍健在的南下干部已为数不多，曾经意气风发、敢想敢为的青年们也已经淡出了政治舞台，但他们用热血和青春书写的壮丽篇章，仍激励着一代代浙江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南下精神”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巨大的精神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参见刘定卿《山东八千南下干部接管浙江》，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阮发俊《浙江解放的接管工作》，《浙江档案》2007年第5期；包晨岚《选调与任用:解放初期入浙南下干部研究》，《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李立军《试论南下精神与党史文化——以解放战争后期山东南下干部入浙为例》，《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8期；饶泰勇、游海华《新中国成立前后浙江省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黎荣《1949年干部南下：双重逻辑下的选择与演变》，《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②参见鲁小杭《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杭州综述(上篇)》，http://www.wphoto.net/article/show/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