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明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长期工作于乡村的中共干部而言，在短期内接管数量如此众多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顺利接收与管理城市，迅速恢复城市的社会经济秩序，关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立足问题。检视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多数论著大都是以城市接管过程本身而论，强调“组织”而忽视“人事”，而负责接管工作的关键群体——“（南下）干部”则几乎难觅踪影。①笔者对此现象称之为“见物不见人”。参见何志明：《从“见物不见人”到“见物又见人”——对于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1 期。以成都接管为例，根据中共中央安排，接管成都的干部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南下前从晋绥解放区抽调，这些干部群体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山西籍为主，文化程度总体较低；二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而城市经验匮乏。这两大特点在整个南方新区城市接管干部群体中颇具代表性。这提示我们，若从南下干部的角度来分析城市接管，无疑会对后者产生新的认识与理解。接下来，笔者以成都为例，探讨南下干部群体对于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以此来审视中共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②吴珂从政治动员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探讨成都接管的方式与途径。但作为南方新区城市接管的关键群体——南下干部涉及相对较少；笔者曾专题考察晋绥南下干部入川后的地方性调适问题，部分涉及到了成都接管。参见吴珂：《中共对成都接管中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5 期；何志明：《由晋入川：1950 年代初期南下干部的地方性适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 年第5 期。另外，本文的“成都”是指作为“城市”的成都市区，不包括当时温江专区。

一、南下前夕成都接管干部的“准”与“备”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国共产党随即面临准备足够多的干部随军南下参与新区政权接管工作的问题。为了解决庞大的干部需求问题，1948 年至1949 年间，中共中央就调配干部南下的问题做出了四个决议或指示，①这四个决议与指示是《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 年10 月28 日）、《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 年2 月3 日）、《中央关于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所需干部办法的指示》（1949 年5 月30 日）和《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1949 年6 月11 日）。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426-431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105-107、311-312、326-328 页。并从北方老区调配了大量干部随军南下。这些干部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据统计，参加此次大规模干部流动的人员达到了10 余万人之众。②根据《中国人口》丛书的数据，南下干部共约13 万人。参见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0 页。另有南下干部历时三年、分为八批、共有近10 万人之说。参见叶顶编著：《新中国的集结号：南下！南下！》，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年，第299 页。根据中共中央安排，选派入川南下干部的任务主要由晋绥分局来完成。当时中共中央给后者分配的任务是抽调晋绥地方干部随军入川，并配备包括成都市在内的川西、川北及西康省的各级干部。这个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准”（抽调与培训）和“备”（分配）。

首先是干部抽调与培训。晋绥分局要求晋西北、晋西南每个地委、县委都要配备二至三套地、县干部，所配备各级班子中，县级班子人员均基本齐备，而区干部一般亦党政各七八人。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在蓉文艺老战士联谊会编：《挺进大西南》，内部编印，1999 年，第38 页。为此，晋绥分局还制定了抽调干部的原则——“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有调有留，保证质量”④杨万选等：《西北南下工作团入川前后——纪念贺龙同志率军解放川康45 周年》，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第29 辑，成都：成都出版社，1996 年，第57 页。。在抽调过程中，晋绥分局组织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时任组织部长的龚逢春采取了“拆庙撤神”和成建制调配干部的方法：“原来各县的主要负责干部调走，并要他们组建成一个县的架子，到新区搞好接管工作”⑤金昭典：《为党呕心沥血的十一个春秋——忆龚逢春同志在晋绥的革命事迹片段》，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编：《龚逢春纪念文集》，内部印行，1993 年，第124 页。龚逢春（1908-1978），陕西固城人，1930 年加入中国固城，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49 年南下担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在接管领导班子的搭配上，基本都是将原来晋绥时期“地县委班子打乱分配”⑥贾启允：《贾启允回忆录》，陈先哮主编：《灌县和平解放和剿匪平叛》，内部编印，1991 年，第66 页。。经过各地选调，最后集中了3600 余人，他们就成为接管川西（成都市）、川北和西康省的骨干力量。⑦周颐：《贺龙同志动员我们来四川——成都解放前后的片段回忆》，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850 页。

7 月初，全体南下干部集中到位于临汾的晋绥分局党校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校部设在临汾伍默村，李井泉兼任党校校长，晋绥分局副书记张子意⑧张子意（1904-1981），湖南醴陵人，曾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川黔省委副书记。1946 年11 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48 年任晋绥军区副政委。南下入川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兼副校长，教育长杜心源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秦力生和刘文珍为副教育长。党校下属七个部，分别根据干部级别和类别安排干部培训。党校的任务主要是：稳定南下干部的情绪；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了解目前形势和新区的有关政策；分配干部；为在审干和土改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做结论。⑨王敖：《为南下准备干部》，《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372 页。但因为时间紧张，这些大都长年工作于农村的干部基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城市工作的问题。例如据晋绥干部薛有才在临汾培训学习本中的记录，他们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军事技术、誊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听取南下动员报告和介绍四川风土人情等。由于他文化层次不高，抄写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即用去了十余天，而几乎没有针对城市工作的专门性培训记录。①薛有才：《临汾培训学习笔记》（1949年7月27日-8月6日），手稿本。薛有才（1932-），山西偏关县人，1949年南下进入川西北高原，历任理县、红原县区委书记、土改工作队长、组织部、宣传部副部长，1976 年调任四川省广电厅702 台副台长、台长，1992 年离休。这为他们接下来的成都接管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些干部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对于四川特别是成都十分隔膜。他们中的不少人存在恋乡情结。据南下干部白展云说：“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到了四川一辈子休想再回老家了，走要走几个月，没有钱没有粮兵荒马乱怎么回，说不定到了四川，被官兵抓了杀了”，而且交通十分不便，“你回老家，从四川一个乌鸦要飞回去都很艰难，一个人怎么往回走”②笔者2018 年11 月18 日对白展云的访谈记录。白展云（1930-2019），山西兴县人，1943 年参加革命，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绥行署、晋绥第一专署和兴县市政府任文教干事、剧团演员、洪涛印刷厂会计。南下后于西南财政学校、西南革命大学、四川师范学院等单位任职。，而那些刚结婚的“更是舍不得远离自己的家”。为此，晋绥分局特意派出领导干部做报告，打消其顾虑并澄清一些谣言。例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四川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在培训期间让大家“隔一天便吃一次大米饭”，让不少人不适应感觉大米难吃，甚至还有些“烧心”“恶心”。③陈探许：《陈彬南下》，吕梁市政协学习宣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梁干部南下（西北团）》（二），内部编印，2016 年，第307 页。他们纷纷表示“常吃这东西受不了”，领导们只好又安抚大家：“四川也出产小麦，同样有面吃。”这样才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④梁进学：《往事随忆》，内部编印，1993 年，第22 页。后来南下途径西安时，特地训练南下干部如何做米饭。当时宣传的诀窍是“一碗米，三碗水”⑤任柏宗等2018 年7 月2 日对寻文泽的访谈记录。寻文泽（1931-）山西万荣人，南下后在新繁县供销社、运输局、城建局工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口述史实践教学中心藏。。

为了使晋绥干部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四川的情况，在干部培训期间，晋绥分局社会部在搜集国统区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编印了《四川概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对四川的自然气候、山川地貌、产业类别以及物产风俗进行了系统介绍。例如称“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分，境内有长、岷、沱、嘉陵四大江，故名四川”；在物产方面，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当为全国各省所不及。所产谷物以称为大宗”，调查还称，因为四川物产丰富，“所以一般的生活较好。普通食品以大米为大宗，又由于川省气候温暖，特别成都一带，更适宜于人们居住。同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青菜”⑥《四川概况》，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1949 年编印，第5 页，第9 页，第40 页，第42 页。。晋绥干部大都来自气候干旱、物产相对匮乏的晋西北，这本小册子向晋绥干部们描绘了四川富饶和宜居的特点，无疑会给他们南下增加莫大的动力。特别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青菜，对于冬天绿色蔬菜匮乏的北方农村人群来说更具诱惑力。

其次是干部分配。在临汾受训期间，晋绥分局着手对他们的接管地区和岗位进行分配，具体直接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党校教育长杜心源。杜心源根据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个人品质进行工作分配，“大部分干部都被分配到适合自己特长的部门”，同时对这些县级以上的干部进行谈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愉快地到了新的岗位”；县以下的干部则由副教育长秦力生和干部科科长王敖具体分配。在分配过程中大家还因都想要文化程度高且年轻的党员干部而“打架”。⑦参见编辑组：《无悔的人生：传记篇》，《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608 页。当然，这只是大体的职务分配去向。在南下途中，针对成都接管工作的干部分配被进一步细化。

为了解决进军川西北的组织领导问题，1949 年11月6 日，贺龙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与西南局会合前，川西北地区地方工作需要统一部署，进而建议设置“统一的党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①贺龙：《向陕南川西北进军须统一布置》（1949 年11 月6 日），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459 页。。7 日，中共中央回电，决定设立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和民运等项工作”，且不另外成立党委组织。②《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电报》（1949 年11 月7 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57 页。但接管川西、川北区以及西康省和成都市，需要为数众多的地方工作干部。因此除少数人调往重庆的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外，大都分配在川西、川北和西康三个省区。③彭华、周颐、贺慕曾：《晋绥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干部调配情况》（1986 年3 月），铅印本，内部编印，第4 页。

1949 年11 月7 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以贺龙为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作为川西北的最高领导机构。在西安期间，原晋绥分局对进入新区的县以上领导班子进行了配备，大体配齐了川西（成都市）、川北和西康省三个省区党委，政府一级下属的地、县领导班子。据王定一（时任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回忆，当时南下川西的干部主要来自原晋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他们组成了“川西区党委机关的架子”，例如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分别为原一二O 师政治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原一二O 师司令部，主要分管公安和成都市军管会；后勤部除充实军管会外，其余人分别担任公路局和铁路局接管工作。④王定一：《成都解放初期城市工作的历史回顾》，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418-419 页。可见，具体接管部门并非随机安排，而有一定的规律。这些干部随军南下入川，“边走边留”⑤贾启允：《贾启允回忆录》，陈先哮主编：《灌县和平解放和剿匪平叛》，内部编印，1991 年，第66 页。，并根据提前安排沿途接管各地政权。据统计，川西北的南下干部总计为4294 人，其中成都的接管干部为823 人。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给西南局并中央的综合报告》（1950 年2 月5 日），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66 页。

成都是川西北地区接管工作的重点。为此，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早在入川前夕，西北局社会部即对成都进行了秘密调查，对成都市区的党、政、军、民、学以及风土人情、秘密会社等问题都进行了详尽地调查。⑦《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关于成都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报告》（1949 年12 月2 日），成都市档案局编：《成都解放》，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第3-37 页。在干部接管方面，成都为西南大城市，接管工作顺利与否关系到新政权在川西北地区的稳定。因此，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抽调了大量得力干部参与成都接管。

二、1950 年初期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与“管”

成都是四川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植于光辉灿烂的巴蜀文化，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下，广袤的成都平原更被誉为“天府之国”，气候湿润，物产丰饶。入川前西北局社会部的调查材料对成都做了如下评价：“四川省会成都，位于‘成都平原’之东南，频临锦江之西岸，因平原四周为邛崃、九顶、峨眉诸山，故此地无大风，雨量充足，温度高，蒸发量低，农产富饶”⑧《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关于成都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报告》（1949 年12 月2 日），成都市档案局编：《成都解放》，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第3 页。。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该地创造独特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客观条件。

1949 年12 月30 日，第十八兵团在成都隆重举行入城式，受到市民、学生、工人的热烈欢迎。①《蓉市欢庆光荣解放，七十万市民瞻仰解放军》，《西川人民日报》，1949 年12 月30 日，第4 版。由于受国民党方面歪曲宣传影响，一些人依然持疑惧态度，他们将解放军和晋绥干部视为“征服者”而非“解放者”，进而持观望态度（wait.and.see）。②G.William.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Sichuan Fieldnotes,1949-1950,.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7,.p.156..确实，从成都市民的角度观之，这些来自北方的部队和干部，究竟如何，是否如同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然而对于晋绥干部而言，如何对具有悠久历史的成都市行之有效地接管，保证城市秩序的平稳过渡，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与中共在其他城市接管面临的情况类似，“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和能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③（美）胡素珊（Suzanne.Pepper）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第444 页。。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干部曾接管过一些中小城市，但因无法坚守，故而采取了“搬运政策”，最大限度地从城市中获取资源补充自己，例如没收城市工商业等，为此还受到了中央工委的批评。④《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收复石家庄经验的介绍》（1948 年2 月19 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内部编印，1949 年，第96-97 页。南下后，如何接收、管理乃至经营成都这个省会城市，对于这些大都出身农村，缺乏接管城市经验的晋绥干部而言，这不仅是对他们执政能力的挑战，而且还是回应外界质疑的一次重要契机。

南下接管的模式，即先占领城市，然后再向四周乡村延伸，这个模式与北方老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迥然不同。首先就是城市的财政和城乡物资交流问题。南下接管成都，远离后方，新政权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必须尽快恢复物资交流，解决失业问题，否则城市经济必定陷入混乱。据统计，1937 年至1949 年间，成都市的总人口从46 万人逐步上升到65万人。⑤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第5 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12 页。南下前夕，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对这种困难进行了充分的预计：“成都是（市）政治情况极端复杂，又是几乎完全依赖农村的消费城市，而且远离解放区”，更严重的是“远离后方作战，没有线路交通”，尚未深入周边乡村。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关于接管成都应注意事项的规定》（1949 年11 月28 日），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21 页。可见，晋绥干部面临着一场时局驾驭能力的“大考”。

在进入成都后不久，晋绥干部随即按照预定安排对成都市内的党、政、军、群、学、报等各机关的接收工作。成都军管会是负责接管成都的主要部门，军管会的组织架构为：军管会设立秘书处、行政处、交际处等行政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接管单位类别设立政务、财经、文教、军事、房产接管委员会以及公安处、外侨事务处等。为了顺利接管建政，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针对晋绥干部“对情况很不熟悉，且不熟练城市工作”的尴尬现状，采取“原封不动”的形式接管各部门，即保留原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除民政、财厅、建设、市府等需要立即接收的部门外，其余税收、田粮、银行、水利、交通等部门专业性较强的机构，均暂时全部利用旧职员进行各项工作，只委派缺额之正副局处长或军事代表监督执行。⑦《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关于进入成都几个主要问题处置的报告》（1950 年1 月9 日），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37 页。

总体来说，所有城市接管都分为“接”与“管”两个阶段。按照既定方案对各机关单位展开接收工作并无问题，一切可以按部就班。但接收之后就是管理，即保证该单位的正常运行。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机构，例如财经、税收、金融、新闻等机构，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准和专业知识，这是很多文化层次偏低的晋绥接管干部所难以担承的。据成都市军管会报告，由于大部分晋绥干部没有做过城市工作，“表现束手束脚的现象”①《一个月接管工作情况报告》（1950 年2 月10 日），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232 页。。例如接管陆军处的晋绥干部“很老实，有的写不了字，对统计数字上很感困难”，使他们“对问题不会分析研究，发现问题也不知追究，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应付”②《（成都市）一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接管工作总结报告》（1950 年1 月底），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229 页。。文教委员会教育处的干部，“不仅数量少”，而对接管工作也“尚未研究”③《成都市军事管制工作情况报告》（1950 年1 月11 日），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202 页。。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晋绥干部文化总体偏低，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城市工作的隔膜。解放战争后期干部“南下”的过程，本身也是工作环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换过程。

晋绥干部中位阶较高者，因文化素质和阅历差异，实现这个转换并不困难，但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下且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晋绥干部来说却并非易事。为此，米建书（时任成都市政府副市长）特地叮嘱他们“做好新的工作，要经得起城市生活的考验”④段涌泉：《永不磨灭的心碑——深切怀念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10 页。。所谓“经得起城市生活的考验”，就是指晋绥干部应及时适应这种转换。但这种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冲突与不适应。这个特征，在“管”的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⑤例如在接管杭州过程中，由于下级机构的负责干部大都是来自鲁西南地区的农民，他们抵达杭州后，“杭州的市政设施、现代化技术、奇怪的服饰以及语言不通引起的文化冲突”，都使其“因文化层次和处理城市问题能力的低下感到自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放弃了预先安排的职务。参见James.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Hawaii.:.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4，pp.75-76.在接管后期，成都市内很快发生的“黄包车事件”，就是这种冲突与不适应的重要体现。

由于成都缺乏大型工矿企业，解放初期的工业基础薄弱，唯一的工业被称为“三根半烟囱”：一个电灯公司、两个纱厂和半停产状态的染布厂，生产功能低下而服务业发达，例如茶馆、烟馆和人力车更是众多。故而被定义为“消费城市”⑥《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接管成都应注意事项的规定（草稿）》（1949 年11 月28 日），成都市档案馆编：《成都解放》，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第129 页。。特别是人力车，成都的平原地形为该种特殊代步工具的盛行提供了地理条件。人们为了减少行路和搬运之苦，往往会选择乘坐人力车，车夫亦仰赖此种手段养活家人。据舒新城的《蜀游心影》记载，成都的人力车在1925 年春开始出现，⑦据舒新城回忆，1925 年春成都街头出现了“一种为成都当地人士从未见过的东西——就是崭新的十二辆黄包车”。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第160-161 页，第161 页。因此，成都具有上万人规模的人力车夫群体。据1949 年12 月西北局社会部调查，人力车和公共汽车是成都市内的两种主要交通工具之一，1938年全市人力车达八千多辆。⑧《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关于成都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报告》（1949 年12 月2 日），成都市档案局编：《成都解放》，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第257 页。

晋绥干部进入成都后，面对遍布大街小巷的人力车，从阶级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养懒人和剥削阶级的专属。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人力车的就业功能。某日，一位晋绥干部走在街上，见到有人乘坐人力车，他便以“人骑人，是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为由，将乘客严厉训斥了一番。此番变故导致市内无人敢坐人力车，车夫顿时面临失业。无奈之下，他们便“成千的人拉起车子到军管会门口叫嚷，要求拿饭来吃”。军管会解释并无此禁令，但人力车夫生意仍然颇为惨淡。⑨马识途：《成都解放断忆》（1989 年8 月），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409 页。贺龙得知此事后，对一些晋绥干部对于人力车的偏见予以批评，并特意让人穿上解放军服装，乘坐人力车在成都街道上奔驰，这才使人力车行业再次兴盛起来。①马识途：《成都解放断忆》（1989 年8 月），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接管成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409 页。有意思的是，对人力车行业的偏见并非晋绥干部所独有，在河南开封等地，同样发生了禁止乘坐人力车的事件。②李雪峰：《在中南开创时期的卓越贡献——回忆邓子恢同志》，《人民日报》，1992 年12 月10 日，第5 版。

总之，晋绥干部在接收与管理成都的两个阶段表现出来的反差，充分体现了以长期埋首农村的中共干部，在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冲突与不适应。背后起作用的，依然是对于“革命”与“建设”之间尺度的把握与理解。

三、再造新成都：南下干部与1950 年代的市政建设

在进入成都后，这些长年生活在晋西北贫瘠土地上的晋绥干部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毕竟这是除西安外，他们进入的第二个大城市。为此，他们进入成都后不免有些小心翼翼，悄悄地打量着这座千年古城。进城后不久，他们很快感受到了“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与悠久的历史文化，据一名南下干部观察：“在酱园公所街口有一肉铺，并排一溜排着十几扇猪肉，每扇一百多斤，膘肥肉厚，（在）家乡我从没有见过这样肥的猪肉。车由草市街、玉带桥、皮房街、总府街进入春熙路。‘三益公’川剧场门楣上，用彩绘泥塑的立体戏剧人物，栩栩如生，非常醒目。再往前走，看到孙中山先生铜座像，我从小地方初入大城市，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目不暇接，一切都是新奇的。”③王文相：《回忆解放成都二三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在蓉文艺老战士联谊会编：《惊世巨变——回首六十年》，内部编印，2009 年，第182 页。

城市的很多事物对于南下干部都是陌生的，他们为此还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对着灯泡点烟，随处向公交车招手停车等。④笔者2018 年9 月19 日对薛有才的访谈记录。这个笑话在南方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据参加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二野代表马宁（曾任空军司令员）回忆，部队到南京后闹笑话，搭乘公交时，随地招手，“原来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公共汽车要到车站才能停”，到了晚上，战士们拿着纸烟对着电灯泡点烟。马宁：《从战场到会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见闻录》，高中永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1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99 页。据南下干部薛有才回忆，进入成都后，他们出门闲逛时仍然畏首畏尾：“我们左走皇城坝，右去青年路口，唯恐迷失，不敢再多前进一步。”在闲逛中，首先令他深感有趣的是四川方言俚语中的一些词汇，例如“啥子”.“安逸”“打牙祭”“吃嘎嘎（即吃肉——引者）”等，“这些方言的意思让人百思不得其解”⑤薛有才：《往事回望：从黄土高原到雪山草地——一个南下干部的岁月逸事》，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34 页。。在沿海地区，解放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城市后，同样对一切事物充满了新奇和不理解。在官兵中流传着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头发是火烧的——烫发；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⑥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第260 页。

尽管如此，由于受战争影响，物资交流受限，接管之初的成都仍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反对者的暴动等问题亟待解决。据南下干部高富许回忆，成都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乞丐多”。城内民众不少人穿着破烂长衫，精神面貌也不好：“那些（市民穿的）衣服，真正的穿着就是陈陈展展（四川方言——即衣服整齐）的衣服的（人）啊，少的很。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很脏，又脏又烂。”⑦笔者2019 年10 月14 日对高富许的访谈记录。高富许（1929-），山西离石人，1944 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报社工作，1950 年初南下四川后在川西日报、四川日报，788 厂、733 厂等单位工作。此外，成都的市政建设也较为滞后。在基础设施方面，由于战乱，成都市政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公路难行”，水管和下水道被破坏，“自来水不自来，下水道不下水”①马识途：《他与成都同在——悼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49 页，导致市内河流都是“臭气熏天的污水沟”②马俊之回忆，王林整理：《解放初期我在成都妇联》，当代四川编委会编：《信仰的力量：四川老共产党员的红色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40 页。马俊之（1921-.），山西孝义人，南下四川后历任成都市妇联宣传部长、华西医科大学校长等职务。。如何对成都这座千年古城进行改造，成为摆在晋绥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

晋绥干部进入成都后，迅速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志对成都的公共设施与空间进行了一番改造。例如将少城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市立图书馆更名为人民图书馆，民教馆则更名为文化馆等。经过近三年的恢复，成都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而1950 年的成都市政建设，不能不提到先后担任成都市主要领导职务三十余年之久的晋绥干部米建书。

米建书（1909-1987），河北藁城人，1932 年就读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至太原参加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相继担任牺盟会兴县特派员、静乐县县长、晋绥第八专署专员、地委委员，南下后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市长，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常委、第一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为成都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米建书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属于典型“红”“专”结合的领导干部。与很多晋绥干部文化程度较低不同，米建书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对于如何经营城市有着自己明确的思路。

1950 年代初期的成都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特别是缺乏较为健全的排水系统，导致街道上污水横流。为了改善市容市貌，在担任成都副市长伊始，米建书就决定首先疏通成都的下水道。因为整治下水道必须首先将道路掘开，然后埋设排水管道。然而，该措施还引起了一些南下干部的不解，为此他们还提出质疑：“把成都开膛破肚到底想干什么”“花那么多钱把这些大管子埋到地下又看不见是不是值得”③马识途：《百岁拾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183 页。。.但米建书力排众议，坚持推进这一工程，为成都市政建设的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为了对成都市内的污水和垃圾进行清理，米建书动员市级机关干部，动手疏通城区几条河流和下水道，清除了市内堆积如山的垃圾。为了改变市容市貌，他还前往昆明领回了一批梧桐树种，植于街道两旁，“现存的老街道旁的梧桐树，就是五十年代初栽培起来的”④白认：《他无愧于时代——悼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61-62 页。白认，晋绥南下干部，曾任西康省副省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城市发展离不开合理科学的规划与设计。在城市建设与规划方面，自1952 年开始，成都市政府计划南北干道。米建书即表现出了远见卓识。早在“一五计划”时期，他已在考虑第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五年后的城市布局问题。例如在建设人民南路时，他坚持要求路面要宽阔，以适应长期建设的需要；在商定北门火车站的地址时，他坚持要求火车站应离成都市中心较远，以便城市的进一步拓展。这些主张在当时都需要耗费较大的成本，但却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通过成都市的实际建设，已证明了建书同志当时的这些主张和设施是完全正确的”⑤白认：《他无愧于时代——悼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62 页。。

不仅如此，米建书还高度重视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他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好的作战计划，仗就打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城市就建设管理不好”，“城市规划很重要，它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我们要画好这张图，为子孙后代造福”。在米建书的主持下，1953年，成都市编制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195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一规划，使成都的城市建设开始走上“按规划建设的轨道”，而今天成都的“东郊记忆”就是依托当年的东郊工业区旧址而建立起来，而该工业区就是根据米建书“亲自踏勘、定点和组织建设的”①郭付人等：《成都城市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悼念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41 页，第142 页。。可以说，在以米建书为代表的晋绥干部带领下，1950 年代的成都市政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使成都这座千年古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如此，“文革”结束，米建书在重新担任成都市领导职务之后，继续在成都的城市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地下党干部马识途所言，作为城市的决策者，米建书等晋绥干部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不应被历史所淡忘。②马识途：《他与成都同在——悼米建书同志》，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米建书纪念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51 页。需要说明的是，伴随着成都市政建设的逐步完善，这些习惯农村工作环境的晋绥干部也最终实现了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四、结语

由于中国共产党自1927 年后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长期埋首乡村使中共成员结构和群体气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程度总体较低的工农群体成为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据1949 年下半年统计，在326 万余名地方党员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且文盲与半文盲的比例高达近70%。参见安子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问题》（1950 年6 月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 册，内部编印，1986 年，第144 页。尽管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转移这一问题，但因其明显的前瞻性而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明朗，中共中央正式开始着手“进城”即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进城”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城市接管。如何有序地接管大城市，避免重蹈国民党当年“劫收”的覆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考题。因为城市这个特殊的物理空间，已经成为中共“获得新权力合法性的主要场所”④John.W..Lewis,.“Political.Aspects.of.Mobility.in.China’s.Urban.Develop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0,.No.4,.1966,.p.906.。但对于不少中共干部而言，他们有的仅是在农村中的土改经验，而对于如何管理城市并无经验可循，造成“老革命遇到新问题”⑤《新的城乡关系》（1949 年7 月5 日），东北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第12 期，1949 年8 月，第40 页。，即“时常不知不觉的在一些地方把乡村的经验搬到城市中来”⑥.王稼祥：《城市工作大纲》（1948 年6 月），《王稼祥选集》.编辑部编：《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370 页。。

城市工作经验缺乏，文化程度总体较低，且南下前培训时间仓促，导致南下干部对于城市及其接管工作缺乏深入的认识。例如据南下干部杨敏之（后担任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回忆，他们在接管湖南前夕曾进行了一次简单培训，在学习邓子恢的《论群众运动》的报告时，因其中提到“车间”一词，受训者对此一脸茫然，“有的说就是放马车的房间，有的虽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向中队干部请教，“中队的几位同志也说不清楚”⑦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1 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队干部”，主要是指地委一级的领导人。连地级干部都不知“车间”为何物，遑论其他层级较低的干部了。以成都的接管为例，这些常年工作于乡村的晋绥干部，在进入成都后很快面临这一“老革命”与“新问题”的尴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沿用北方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思维来推动城市工作，例如禁止黄包车经营、排斥旧职员、质疑下水道疏通工程等。然而，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的灵活多变、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使南下干部在进城初期遭遇困境后，迅速调整工作路线与方法，最终适应了城市工作环境，进而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在具体工作中落地生根。不仅如此，1950 年代晋绥干部对于成都的改造，为后来成都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