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接管建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农民起义政权的一个显著标识。1948年9月，毛泽东在著名的“九月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议题，即准备好3万至4万名干部，以便能够在战争“第四年内随军南下，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区的广大地区”。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的文件，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政权的序幕由此拉开。

然而，军事形势的发展比党中央、毛泽东预料的更快。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幅员辽阔的南方解放胜数已定。1949年2月3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组织北方解放区的干部南下，正式提上日程。

南下干部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涉及多个省份。本文所要讲述的只是1949年前后南下入湘干部的故事。

组织动员：“你有没有义务解放别个去？”

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下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这时，党中央作出了南下的决定。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党叫南下就南下，但对农民干部来说，因为受到“刚刚搞完土改分了地，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老不征北，少不征南”等世俗、地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流露出故土难离、亲情难分的情感。

按照“抽一半南下，留一半在原地”的原则，各解放区先是自愿报名，剩下的就依靠组织动员。冀中区十一地委的肃宁、饶阳、深县、安平等县，采取了“比一比”的方式，即用南下比长征，用现在生活比过去生活等进行启发教育。

据南下到湖南桃源的山东恩县籍干部李鸿茂回忆，当时他陪一位首长到一个村干部家去。这个村干部对是否南下一直态度不明确。首长先是和村干部拉家常，询问家人、生产收入、村庄里的情况，然后就介绍当时的国内战争形势以及南下的必要性和工作进展情况，问他是咋想的。对方不吭声。首长就问：“你翻身了没有？”“翻身了。”追问：“谁让你翻的身？”“八路军。”又追问：“八路军从哪里来的？”想一想红军从江西、湖南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才有八路军，于是回答：“从南方来的。”首长义正辞严地问：“人家南方的人解放了你，不受压迫，不受剥削，那你有没有义务解放别个去？别个还在那里受国民党糟蹋、欺凌、压迫，你有没有义务解放别个去？你讲不讲良心？！”村干部再也坐不住了，连说：“我去，我去。”

有的人穷怕了，很珍惜土改后自己分得的财产。面对这样的人，首长会改变谈话内容：“你分的谁的土地？”“地主的。”“地主的后台是哪个？”“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蒋介石是谁赶走的？”“解放军。”“如今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国民党、蒋介石还在南方剥削、压迫解放军的亲人，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心安吗？”对方摇了摇头。“我们不一鼓作气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如果他们缓过劲来了，会不会打回来？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你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得住，是不是这个道理？”对方恍然大悟：“是的呀，对呀。我报名南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决定南下的干部在作出选择之前，仍然需要很大的勇气！正如16岁时南下，后任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杨敏之所说：“南下意味着人们刚刚结束了出生入死的游击生活又要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意味着从此将远离养育呵护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意味着将割舍亲情和爱情，远离温馨幸福的家庭……记得当时的确有个别人在南下之前害怕了，退缩了。一个区的财粮助理为了逃避南下，竟然朝自己大腿开了一枪，他本人因此受到处分，成为笑柄。”

当时许多南下干部确实面临着很重的家庭困难和负担。不少干部家里缺吃少穿，有的干部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有的干部，如果家里人把他平时穿的仅有的一套换洗衣服扣在屋里，那他必定出不了门。有的干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如果一走，整个家庭就会失去主要依靠。据资料，河北鸡泽县南下干部共有50多人，得到组织特殊照顾的就超过半数以上。据鸡泽县县委1949年的《三月份工作报告》显示，贾新生、康日新、梁维汉、孟满喜、王英武、王同林等6人得到了组织救济，共救济小米480斤。也就是说每户才救济80斤小米，不难想象当时该县的经济状况和干部家庭的困难程度。南下湖南后，康日新任石门县人民政府县长，梁维汉任石门县第一区区长，后牺牲在石门。

但是，坚决服从组织，身怀革命理想，自愿南下的干部是绝大多数。各级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各解放区基本上成建制地组成了地委、县委和区委等各级南下党政机构的班子。

就在毛泽东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豪气诗篇的前夜，在辽阔的华北平原，“军队打胜仗，干部紧跟上；军队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的口号响彻云霄。年迈的父母送子，年幼的孩子别母，泪湿衣襟，一步三回头的场面到处可见。河北大名县19岁的妇女干部谷清民和丈夫朱金明双双南下，其女生下只有两月，不便随行，离别时，母亲含泪喊着女儿的乳名，一声一声，闻者无不动容。外祖母抱着孙女，蹒跚着一路送行……

开封整编：中央调整去湖南

1949年3月29日，是“山西王”阎锡山携带四万两黄金坐飞机逃离太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这天，中共冀南区党委在离邯郸市百十公里的威县方家营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在村外平坦的原野上，四五千人席地而坐，聚集在一座用木板苇席临时搭建的台前，朴素而不失隆重。

多年后，17岁时南下，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汇泉仍忘不了当时王任重代表南下干部作的一番讲话：“‘我们南下干部好比出嫁的姑娘，嫁给江南人民做媳妇，到婆家要好好地伺候公婆。我们娘家还穷，既没有陪送，也没有车送，我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进婆家去。’他那生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的话，使我终生难忘。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第一次听到一些‘大人物’的讲话，都是手无稿纸，开口便说，从全国形势到南下意义，党的政策，需要注意的问题，条理分明，入情入理，使我从内心里敬佩。”

不久，冀南区党委召开欢送大会后，南下人员就踏上了南下的路途。进入河南新解放区后，冀南区的南下人员遭遇了南下途中最艰苦的历程。据南下到湖南南县的张振华回忆：“我们徒步行军，从考城(今属兰考)往开封方向进发，人不停步，马不停蹄，有时我边走边打瞌睡，真是又困又累，到了住地有时还找不到吃的，弄点红高粱窝窝充饥，硬得像石头，吃了屎都屙不出来。肠胃胀得厉害，晚上蚊子又多不能入睡。这段行军非常辛苦，有个别人还开了小差，六中队就有两个跑了。但绝大多数都是勇往直前。”

1949年3月下旬，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全体南下人员，以南下地委为单位，也从各专区陆续赶到唐山市开平镇集中。在这里，除了时政学习和军训，为南下后拒腐防变，冀东区党委还请文工团和京剧团为南下干部们演出了《李自成进京》《霸王别姬》《白毛女》等剧目。

4月中下旬，晋中南下区党委所辖6个大队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全部赶到石家庄集结，并在石家庄先后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整编、学习和训练。南下湖南，时年28岁，担任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当时就在晋中区南下支队任一地委宣传部部长。

之后，从晋中、冀南、冀东几个老解放区和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城市抽调南下的干部，陆续向中原局所在地河南开封汇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任命的南下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王首道、金明、高文华等先后抵达开封。

其间，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革命形势疾速发展，南下干部去向调整迫在眉睫。在南下干部组建初期，华北局指示冀南南下支队到南京、上海、杭州、芜湖一带工作。到开封后，邓子恢就去向调整问题作了报告。他说：我们向南进军非常迅速，胜利形势出乎意料，京、沪、杭、芜地区已安排华东的干部去了。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决定除部分干部和服务人员到湖北工作外，其余都到湖南去。这让部分南下干部心理落差很大。

开封整编算得上是南下入湘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其间，南下湖南省委明确晋中南下工作团主要进入长沙、衡阳；已经确定进入湖南的冀南支队的南下人员，重组为两个地委建制，进入常德、益阳；原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的100多人进入省直机关，同时调出两个南下县建制的人员，调配到邵阳；冀东南下干部一部分组成一个地委，计划进入永州专区，一部分进入省直机关，还有一部分被调配到了邵阳；豫西区南下人员主要进入邵阳，组建邵阳地委、专署，和邵阳、武冈、隆回及邵阳市党政领导班子。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春到8月间，中央及有关部门还抽调和组建了几支干部队伍，随军南下入湘。如中央组织部从当时的东北局所辖各省市和直属机关单位，抽调了一批湖南籍的干部先后随军南下湖南。这批干部多数都不成建制，但是这部分人员大都为领导骨干，如王首道、袁任远、谭余保、刘型、毛远耀、罗其南、杨第甫等。此外，还从中原大学、豫西行政干校、华北革大、华北大学北平总校一部等学校分批抽调了数千名毕业学员随军南下湖南。这批干部，除少数留在省直机关和长沙外，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地处偏僻且条件艰苦的山区。

1949年7月初的武汉，已是热浪滚滚，这里是南下干部和勤杂人员入湘前作短暂停留的最后一站。6月下旬以来，各路南下入湘的干部有的走东线，即从开封或徐州坐火车到南京再乘船到武汉，有的走西线，即从开封经郑州、漯河、信阳、孝感等地到武汉。还有从北平、河南等地紧急抽调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陆续到达武汉。

在高温的蒸烤下，王首道代表湖南省委向广大南下干部详细介绍了湖南的情况，并特别告诫：我们是为解放湖南人民，为湖南人民服务而去湖南的，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别的目的。其间，南下干部们反复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入城守则》。

此时的湖南，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有大战的前兆，也有和平的契机。就在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胶着较量的时候，各路南下入湘人马已经随着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向各自的目的地悄悄跟进……

原中顾委委员、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南下入湘时还参与了湖南和平起义的谈判：“7月底，我们到了长沙市附近的黄花小镇。此时，党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潜、陈明仁谈判。因此，各项工作都围绕和平解放长沙而努力。首批随军南下的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和我也一同参加谈判。通过多次与程潜、陈明仁谈判，程、陈两位将军深明大义，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

许多南下干部也都经历了当年长沙的和平解放：“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把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画报，贴满全城。从早到晚，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南下干部组织练习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锣鼓声。在酷热的气候和敌机的轰炸下，我们南下的同志坚持工作，整整两个通宵未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春到1950年年底，进入湖南的南下干部有15000人左右。他们途经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跨过黄河、长江天堑，沿路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威胁和轰炸，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和侵袭，经受了饥饿与水土、气候不适的折磨和痛苦。这又需要何等的信念和坚韧!

接管建政：“县长怎么也吃红薯饭”

一般而言，南下干部到达各自的工作地区后，首先与地下党组织会合，然后宣布成立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班子，继而轰轰烈烈地接管国民党留下来的党、政、军、警等各类政权的旧职人员和档案、财务。

究竟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些什么呢?就大多数基层县域来说，实在可怜。拿常德临澧县来说，国民党在此经营22年，留下来的东西极少，县党部就一栋平房小院，再就是县政府唯一的集合场所——会议室，也就是五六间平房。各科局有两栋平房做办公用，县长的宿舍和办公室是修在一起的，有三四间平房，其中一间是办公室兼小会议室，县长有一张办公桌，四周摆放着十几把小圈椅，这就是国民党临澧县党部、县政府的全部家当。

据南下到临澧、任县银行干部的李志新回忆：“财政税收未接收什么东西，粮食方面仅接收一笔‘积谷’和‘教育基金谷’空账，实际上一粒粮食也没有。最有钱的单位是湖南省银行临澧办事处，由冯庆章、田长修、赵志平和我接收。我们接收了行警的两支短枪，161发子弹，两部电话机，35箱国民党的法币和金圆券。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虽然没有接管到多少国民党旧政权的“资产”，但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却让共产党新政权收获了充足的民心，也给旧职人员扎扎实实上了一课。河北玉田县籍南下干部姜振华，南下时被任命为永州地区祁阳县县长。到达祁阳当晚，姜振华带领南下干部住进祁阳县旧县政府院内。姜振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抵达祁阳后他们吃的第一顿饭，就是白菜加红薯饭。“旧职人员看到我们吃饭，他们好像很新奇，说县长怎么也吃红薯饭，跟老百姓一样，跟他的同志都是一样的。”旧政府留守人员诧异的目光，让南下干部感受到人民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差异，也坚定了他们联系群众，建设人民政权的信心。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旧政权都能顺利接管。山东莱芜籍干部李文祥于1949年10月10日南下到邵阳，当时的职务是邵阳市委书记兼邵阳市警备司令部政委。刚到邵阳不久，他们就遇到了麻烦：“住在邵阳市里只有一个政治部主任带一个连，城里没有解放军，邵阳市国民党的部队是跑的不是打的，跑到邵阳市西边六七华里，听说（解放军）只有一个连，他们想回来。”后来李文祥给驻扎在新化的解放军发电报，寻求增援。“到了下午来了5辆汽车的解放军，敌人一听说来军队了，就跑了。”

山东夏津籍干部徐敬民，1949年随冀南南下干部进入湖南接管建政，被任命为安乡县委副书记。开国大典的时候，考虑到湘西还有部分县尚未解放，湖南省委又抽调部分南下干部支援会同地委的靖县、绥宁、通道等县的接管工作。于是，1950年2月，徐敬民奉命率领安乡县部分南下干部前往湘西区党委驻地沅陵报到。“开始土匪多，进不去，后来又退到芷江，在那里帮助工作，一直到1950年10月。”此时，徐敬民被任命为中共绥宁县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师的帮助下，开始了湘西剿匪第四阶段大规模的会剿。“剿匪的时候我们区政府就在河这边，土匪就在河对岸，经常打枪、放炮，我们就躲在碉堡里，停了就出来。部队前方剿匪，我们就做土匪家属的工作。”

湖南省原省长孙国治，南下时分配在会同专区任行署专员。在清匪肃特斗争中，32岁的他荷枪实弹，率领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经常深入湘西大山密林中捕捉匪首和散匪。湘西日报社原社长解道明曾回忆：“当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为了清除匪患，我们钻山搜洞，衣不解带，吃尽了苦头，不少南下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接管基层政权后，南下干部又开始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1949年从家乡山西随军南下湖南，18岁的他被分配到长沙地委组织部工作。回忆当年建政时的情景，刘夫生深有感触：“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但我们南下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帮助清理整顿地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乡、保长换下去，又从农村中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层新政权。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血雨腥风。农村的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

湖南接管建政期间，南下干部身处在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地成了土匪恶霸暗害、偷袭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被土匪、特务等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有1000余名，其中多数为南下干部和南下入湘部队官兵。

筹粮支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仍处于继续南下进军的重要位置。当时，不但有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数十万人进入湖南，还有第二野战军数十万人进军大西南，也要经过湖南。为此，湖南省委下达了1949年度全省征粮12亿斤稻谷的任务。因此，南下干部在到达指定地接管政权后，一个“最突出最紧急的中心任务”，就是筹借粮草，支援前线。

当时，支前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长沙、常德、益阳等专区，各级政权都专门成立了以南下干部为骨干的支前部门。筹借粮食的原则是“多者多借，少者少借，无者不借”。

但是，在一个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的土地上筹借大量粮草谈何容易。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新生的政权半信半疑，不少旧职人员仍处于“墙上一蔸草，风吹二面倒”的观望状态。另一方面，受土匪、恶霸的欺骗宣传和威胁，部分群众不愿和不敢交粮。如盘踞在常德石门县的土匪侯宗汉，就公开散布“凡至人民政府工作者杀，给人民政府送公粮者杀”的“十杀”条令，扬言“谁抓到一个征粮干部，赏大洋五百元”。

在相对偏远的常德、益阳专区，在这场筹粮与反筹粮的斗争中，南下干部和已经加入革命队伍的本地干部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澧县，土匪偷袭四区人民政府，撤退时沿路洗劫，杀害征粮干部6人、收税员2人。

在安乡，惯匪邹永祥、龚寿安等组织千余人集结茶窖，发起“茶客阻粮暴动”，杀害征粮干部7名。

在石门，仅1949年下半年，土匪先后杀害筹粮干部10人。南下到石门的谷清民在1949年初秋曾亲身经历了一次土匪袭击筹粮干部的惨痛经历：“南下干部、县仓库主任兼保管员王兰亭因要保管物资，不幸被捉，土匪硬逼着王兰亭说出光洋下落，王兰亭至死不说。灭绝人性的土匪把王兰亭捆在树上，用刀子割，活生生地把皮剥下来示众，那个惨状，至今还令人发悚。”

在南县，1949年入冬后，三区的一些地主、富农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煽动下出现了抗粮不交的情况，并提出了“反对征粮”“赶走北方人”的口号。1950年1月24日，他们在三仙湖万福桥聚众几千人游行示威，打伤了前往劝阻的县委宣传部长万迁，5名随万迁一道去的战士也被暴徒用梭镖刺死在稻田里，枪支也被夺走。

山东籍南下干部张振华最初南下到南县，后调到津市。他在回忆南县征粮经历时说：“我筹粮的地方，土匪就指名要杀我，时刻都要防备，每晚的睡处都不能告诉别人，有时一夜要换几个地方，入屋后还要看好出路，鞋子注意摆好，急时好穿，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南下到常德县（今鼎城区），任县第四粮管站干部的范瑞智也亲身经历了当年筹粮支前的生死遭遇：“地方残余土匪见我们把粮食外运调走后，便到处制造谣言：‘粮食被共产党运走后会闹饥荒饿肚子，共产党是站不住脚的，蒋介石会打回来。’想方设法阻挠粮食运输，甚至还放话要活捉范瑞智、杀害区干部。为安全起见，我们一般是半夜就起来，趁天不亮就把粮食提前运走。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把筹来的粮食安全运送到常德城区，确保二野大军过境有充足的粮食补给。”

相对而言，长沙专区的筹借粮款、支前工作更注重典型突破与全面展开相结合等办法的运用，这一点得益于南下干部们在老解放区的经验。在长沙，绝大多数承借户能主动上报承借任务。文艺区第六保居民凌霞新在接到通如的第一天，就将应交款的一半 (20万元，旧币)送交人民银行，第二天下午就全部交清。他还到处劝说其他的承借户按时按数上交，从而带动了其他承借户，掀起了争先恐后交款热潮。湘潭县作为二野进军西南的重要通道，在南下干部、时任县长杨第甫的亲自指挥部署下，3个月的时间，共筹集粮食236万公斤，超额完成了筹粮支前任务。

不仅如此，长沙还专门成立了欢迎二野过湘委员会，以南下干部、长沙市市长阎子祥为主任。当二野大军经过长沙时，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纷纷向部队写慰问信，送锦旗、慰问袋等，并组织人民群众沿行军街道设欢迎鼓动站、茶水站。当部队驻扎时，就组织专业剧团去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并组织缝纫队为战士们清洗和缝补衣服，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指挥大军过境湖南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对湖南人民的热情支援深表满意。邓小平就曾对当时直接负责支前任务的南下干部、常德行署副专员孙云英说过两句话：一个是支前工作做得好，二是部队休整得好，你们对于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建设三湘：以湖南为家，奉献青春

“新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要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长沙，南下干部在交通、邮电、金融、煤矿、电力等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

南下干部、长沙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阎子祥说：“1949年10月，市政府首先领导全市人民建起了自来水厂。这是国民党政府喊了20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我们南下干部入湘后，从1951年着手筹建，1952年投产，结束了市民多年下河挑水喝的历史。第二是修建道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市没有一辆公共汽车，道路很差，我们组织市民翻修马路30.8万平方米，新修路面41多万平方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几十年所修道路的总和。第三是开辟湘江轮渡。我们开通轮渡后，平均每天轮渡人数达8000多人次，结束了长沙市民过湘江木筏为渡的历史。第四是整修疏浚排水沟，解决了排除污水的问题，使长沙城市卫生大大改观。第五是抓学校建设。我们接管学校之后，迅速组织中山学校开学上课。湖南大学也相继开学上课。”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令长沙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叫嚣的“共产党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预言不攻自破。

接管城市后，为培养当地干部，南下干部还积极投身筹办了干部训练班。如1949年八、九月间，湖南省委为创办湖南人民革命大学，专门从南下干部中抽调地级和县级领导骨干20多人，担任湖南革大处、部和班等各级领导职务；又从南下知识分子以及湖南地下党骨干中，选调200多名知识分子干部到湖南革大工作。

此外，在省内其他地市和多数县市，南下干部也参与创办了干部学校或干训班，如长沙地委在岳阳县城文庙创办的湘北建设学院，邵阳专区的资江公学，益阳专区的益阳干校，湘西区专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创办的苗族干部训练班等。这些学校为新湖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一批骨干和专门人才。

湖南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基层办公条件更是简陋。如衡山县三区人民政府设在空徒四壁、别无他物的白莲寺向氏宗祠。政委、区长住谷仓，楼板当床，稻草作垫。那时，全省交通不便，乡区干部到县开会，都要自带被子，走几十甚至上百里山路。干部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吃的是红薯杂粮，菜也没有油水，睡在木板或柴屋猪栏楼上。面对这样的环境，绝大多数南下干部经受住了繁重工作任务和艰苦生活环境的多重考验，以湖南为家，扎根三湘，为建设湖南奉献了青春。

1954年，素称“江南粮仓”的洞庭湖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堤垸溃崩。万分危急时刻，中央决定暂时淹没洞庭湖，保住大城市武汉。湖区淹没后，150万人受灾，125万亩农田被淹。这年冬天，为了彻底治理洞庭湖水患，湖南省调集了80多万民工开始整修洞庭湖堤垸，一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治理洞庭湖。

那年冬天气候奇冷，电线被冰凌压断，水鸭被活活冻死。近百万民工被困在工棚，总指挥长夏如爱，副总指挥长李毅之、孙国治、史杰、张勇、王治国等南下干部觉得口头动员，不如带头苦干。于是，他们把大衣一甩，带头破冰，民工们高喊着“人争寒气火争烟，寒冻压不倒英雄汉”的口号，震撼了八百里洞庭! 经过那次治理，洞庭湖的防洪蓄水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为开发自然资源，振兴湖区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一大批南下干部，为治理洞庭湖，根治湖南水患，修复祖国粮仓立下了汗马功劳。洞庭湖工程副总指挥李毅之是河南新乡籍的南下干部，由于长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工程完工刚回来后就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这项浩大工程饱蘸南下干部的血汗，那么60年代修建韶山灌区等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包括湘钢、涟钢等项目的大规模工业建设，70年代的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湖南的改革开放等，无不凝聚着广大南下干部的智慧和心血。

为建设三湘，广大南下干部特别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深有体会。佟景凯是北京房山县人，1949年随军南下入湘，担任过黔阳县（今洪江市）委书记和黔阳地区科委主任。1978年3月，佟景凯和袁隆平一起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是他特意将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样本和图片送到全国科研展览中心展出，由此引起强烈反响。

1979年全国进行职称评审，有人对袁隆平和他的学生、助手李必湖卡这卡那。为此，佟景凯多次找上级领导汇报，最后找到山东夏津籍南下干部、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纪照青，袁隆平的高级职称（研究员）才得以解决。

当时，佟景凯为给科研人员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不惜带病四处奔波，给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解决了一台小车。后来，又因袁隆平住房改善问题，佟景凯为此还找了省科委。

1984年6月，袁隆平被任命为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来长沙前，袁隆平专程到佟景凯家辞行，面对这位南下干部，袁隆平热泪盈眶：“你是我永远敬重的老干部，谢谢您对我的关心。”

15000多名南下人员入湘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后来除去部分返回北方原籍或因工作调离湖南外，大部分都成了建设新湖南乃至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据不完全统计，南下入湘干部担任市厅以上领导干部的有560余人，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2380多人。南下入湘人员中更是涌现了不少模范先进人物，据《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不完全记述，就有李青田、高殿升、姜魁元等30余人。

同时，还有一批从优秀南下干部中成长为省级以上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有百多人。他们先后主政三湘，为新湖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湖南“十年建成工业省”和“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示，做过许多积极的工作。

经历了70年的岁月沧桑，如今大部分南下入湘干部都已离世，健在者仍在为湖南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奉献余热。他们子孙后代中的许多人也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将青春献给了美丽而富饶的湖湘大地。

杨敏之在《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中说：“长征和南下，是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两件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南下是一种精神。”南下精神是什么？笔者以为，它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和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政治觉悟；是不怕艰险、敢于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是艰苦深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是能官能民，甘为人梯，为建设新湖南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

在南下干部入湘70周年之际，笔者挂一漏万地记下这段光辉历史，既是为上万名南下入湘者留下一份长久的纪念，更是希望他们闪光的足迹，能永远铭刻在湖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奋进。